印度

　　 你想看懂中国吗？你想认识中国历朝历代生生死死的内在规律吗？你想知道中国历来“仇富人、恨官人、爱造反、喜平均”文化特性的由来吗？ 　　 此因中国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此因中国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世世代代坚守着“土地”的文明不放。因此产生特有的因“人口一土地”关系决定的，中国式社会生态链条。 　　 它也叫“人地怪圈”，按照下面的顺序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天下大治一人口激增一人口“拥挤”一挤出“流民”一“流民”暴动一革命“洗牌”。具体描述如下： 　　 等一，人囗与土地大致均衡，天下大体稳定 。 　　 第二，人口激增，土地不增。人口“拥挤”，天下不安。 　　 第三，大量农村剩余人口从土地上“挤出”，形成巨量的饥饿“流民”。危险从这时候开始。 　　 第四，朝廷无良策，官僚贪淫无度，“流民”走投无路。人世“无信仰”，上山为“盗”，下水为“娼”。君子无“共识”，泄恨施狠，内斗不已。 　　 第五，“流民”继续加剧积聚，势如?暴，一触即发。革命爆发，重洗江山。权力与财产发生“洗牌”式再分配。贪官扫荡，土豪灭绝。污秽洗尽，世界干净。天下恢复平稳。 　　 第八，然而铲除商人，消灭市场，进步道路堵塞。国无法制，官权无度，封建黑暗依旧。同時，积弱积贫，经济停滞，落后挨打难免。中国在旧制度的泥沼中打滚。 　　 第七，不知不觉，下一轮循环，又在暗暗准备中。 　　 历史的启发是，打破老一套的历史循环，挣脱“人口一土地”的生态关系，开拓“人口一市场”链接的新世界。 　　 本文是小著《亚洲与东方学研究一一东亚文明的进化》中的一章，此次发表题目与内容有所改动。 　　 一、“土地生态链”及其平衡和失衡 　　 丛林文明、土地文明与市场文明，是由低及高,走过的三个文明梯级。“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休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为生存所组成的不同的“与自然界的关系”，成为人类不同的“生态链接”。三个文明，被三个不同的生态链接决定：人口与丛林的链接、人口与土地的链接、人口与市场的链接。人口与丛林的链接形成丛林文明（原始文明）；与土地的链接，形成土地文明（古代文明）；与市场链接形成市场文明（现代文明）。 　　 这里使用的是具象的“人口”，而不是抽象的“人”。 “人”不仅作为生产力而存在，也作为消费力而存在。人在生产的同时消耗着自己的生产品，消耗着粮食与能源。人不仅生产“生产品”，也生产“生产者”，即“人”本身。把“人口”作为人类生态链接的前项设定，是在强调地说明“人”所具有的三个特性：生产性、消费性与增殖性。 　　 “人口”是人类生态链接的“主体”，而丛林、土地、市场，则处于“载体”的地位。大凡一个文明的存在与延续，取决于生态主体与载体之间的平衡，亦即取决丛林、土地、市场对于人口的“承载”状态。倘若生态载体尚可承载人口而显示平衡，这个文明即可生存与延续。反之，衡量的生态载体无法承载超量的人口，则出现“载体”与人口失衡的信号，这时的文明就会面临消亡与中断的危险。为避免文明的“消亡与中断”，人口与载体之间，会出现生态调节。 　　 “人非土不立”，中国文明是“土地”的文明，体现“人口与土地”的紧密链接，其国家性质是农业国家，其生产方式是自然经济，其社会组成是农民。“农本主义”是这个社会的核心思想。农业为立国之本，民生之基。“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背靠土地，别无他求。《西汉会要》记龚遂为勃海太守，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于是力劝民“卖刀买犊”，回归本业。“凡建邦国，立其社稷”,《通典》解释“社”的字义：“社，或即为之曰土”，所谓“社”，中心意义就是一个“土”。 　　 “人口”一旦与“土地”结成关系，即形成自然法则。这个法则具有以下两个特点：1、“人口的无节制增加”，2、“耕地的无节制递减”。第一，“人口的无节制增加”。在古代，农业人口总无计划可言，而以“不可逆”的方式无限制增长。农业劳动的集约性、季节性与单纯性，刺激了对劳动人口的“无节制需求”；农业社会希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思想传统，成为人口增加的观念原因；地球上最温暖湿润的地带是最适合生物生长的地带，是最适合农耕的地区，也是最适合人口繁育的地带。形成于南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强大的暖湿气流吹过欧亚大陆，南起日本，中经中国、东南亚，北至印度的广大地区，形成“季风地带”。季风地带聚集了古老的农耕国家，培育了伟大的农业文明，同时形成膨大的人口大国。 　　 第二，可耕土地的“无节制递减”。相对于人口的无节制增加，耕地面积在绝对意义上，总处在不断递减的过程中。气候变化及森林植被递减造成土地沙漠化；人口增加，住宅面积扩大；因工商时代的到来,大量土地被圈占等，是造成耕地面积递减的几大原因，而土地肥力的不断减少，也成为耕地绝对保存量减少的要因。一定范围的土地上，由于土地生产潜力的影响，递加投资不能相应增加农产品的产量，达至一定限度后受益必然递减。这条规律成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理论基础。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土地作为人类的生存资源，绝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人口的无节制增加”与“耕地的无节制递减”的矛盾冲突，成为“土地社会”矛盾冲突的生态学原因。由古及今，历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已经看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明代中叶，徐光启提出：“人生之率，大抵二十年而增”，人口增加而土地不增，由是社会由安而乱。汪士铎论清代人口数量每30年增长一倍，“天下入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1644年)一人者，至今(指1855年左右)一百二十八人”。他也看到人口与土地失衡状态，所带来的危害：“地不能增，而人加众至二、三十倍，故相率为盗以谋食。又地皆山，为商贸之所不至，贫密甲天下”。人口既然增加了二、三十倍，而土地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其结果大量农民从土地上流出，而成为流民，“相率为盗以谋食”。他已经看到，商业市场的发展，可以疏散、吸纳与疏导人口，然而如果一个地区，其地处山地，交通不便，商业不兴，那也只能专心务农，结果土地上开不出活路，“贫密甲天下”。就此，汪士铎主张通过“减民”将人口维持于一个可控的常数，“使减其民十之七、八，则家给民足，驱之为乱，亦顾恋而不愿矣”。当然依照他的说法，施行起来自有很大的困难。因为依当时在籍人口4．32亿之众计算，减民“十之七、八”，就是说要减掉3—3．4亿人。 　　 清洪亮吉也具有同样的看法，“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然言其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夫妇二人，宽然有余。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父子四子各娶妇，即有八人。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已不下二十余人。又自此而曾焉、元焉，视高、曾时已不下五、六十倍，不分至十户不止。隙地闲廛，增六倍、五倍而止矣。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钱穆写《国史大纲》，复述洪亮吉以上的言论，指出洪氏值乾嘉盛极转衰之际，他的言论是“指出当日由户口激增而影响一般生活之最好例证也”。 　　 当代罗荣渠认为：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中，人口增长一般都是非常缓慢的。中国从汉代到明初的一千多年时间中，人口变化的幅度大约是四千万上下到八千万上下。但从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人口猛然增长约五倍。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人口增长三倍左右。就清代而言，人口增长最高期是1680年平定三藩之乱之后到1730年代，到1850年前后中国实际人口至少应达到4.5亿左右。罗荣渠强调，这是世界人口学上罕见的奇特现象。虽说这一大增长对清王朝的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有待深入研究。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即到十九世纪中叶时，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与土地产出潜力虽不能说已经用尽，但由于人口增长与耕地增长极不协调，潜在的社会不稳因素与日俱增。 　　 二、社会生态失衡与被动的自然调节 　　 在讨论生态平衡这个概念的时候，所认识到的是自然与生物之间的关系。把自然与生命之物质量与数量的平衡说成是生态的平衡，应该是对生态平衡学说的简约解说。地球的自然环境在变化中，被自然孕育的林林总总的生命物种，必然与自然变化相调适，以求“适者生存”，而“适者生存”的过程，就是“自然选择”的过程。许多生命体逃不过自然选择的关口，而被淘汰。地球生命史学举不胜举的史例证实了这个自然铁则。对自然选择的适应性的高低，决定了生命类型的不同。单细胞类、多细胞类、卵生类、爬行类、哺乳类，以至于人类，生命等级由低及高，形成“生命等级”。人类经历无数的自然选择的过程，成为地球生命世界的胜者与王者。 　　 而当人类这个生命之王一旦加冕，本身又进入第二轮的自然选择之中，这就是“文明选择”。人类在其社会的进化中，选择最佳的生产方式与社会构成，以对应自然的挑战与种群的竞争。有文明既适合自然的选择，也适合种群的竞争，站在了文明的高端；有文明不知进取，而停滞在文明的低端，面临沉沦与灭亡的威胁。从原始的丛林文明到中世纪的土地文明，直到今天的市场文明，这三个文明，是人类进取发展的三级跨越，在进化坐标上注明了不同的等级区位。历史已经说明，高位的文明将战胜低位的文明，一切停滞不前的文明，都将陷落于败亡与悲情。中国自1840年以后的奋起，源于对文明进步与保国保种之间的关联意义的醒悟。 　　 应该看到，人类虽然已经让自己有了“质量”的提高，但也就是这样的质量的提高，导致了人口数量无限制的膨胀。而所谓生态的自然平衡，是说大自然只允许某个生命体保持一定的数量。这里必然有一个数量“极限”，处于这个极限之内，就是生态的平衡，而超越这个极限，则造成生态的失衡。这个数量极限对于所有的生命体都适用，即使人类也概无例外。地球为保证生物数量不至于过限，而设置了“食物链”，这在动物界特别明显，低等的动物是高等动物的食物，高等动物依靠吃食低等动物而维持生命。食物链的存在，使各类生物保持一定的数量。由于人类成为最高等的动物，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这使人口总是膨胀，总是超越自然的“极限”。 　　 人口的膨胀，引发自然的失衡，而自然界总有“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着人口与自然的平衡，对于土地社会而言，总要把人口限制到“土地“可承载的数量之内。这就是人口的“自然调节”。这个自然调节的信号是最初体现的是疫病、灾害和饥馑。 　　 “人口增加力，既如此超越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力量，人类自不免在某形态下发生夭死的情事”，“就有疫病季、流行病、传染病、黑死病，以可怕的军容冲前来，扫除几千万的人”。战乱常与灾荒与饥饿联袂而至，使整个村庄，由于“受到战争、饥荒和疫病的损害，甚至变得荒无人烟。”大自然似乎存心与人类作对，其目的非常明显，非得把人口压缩到一定限度后方可罢手。假如疫病的传播还不能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接下来的就是灾荒与饥馑。“设仍不能完全成功，遂有巨大而无可避免的饥馑，为其后卫，以一有力的打击使世界的人口与食物平衡”，“饥馑似乎是最后而又最可怕的天然手段。” 饥馑、灾害、疫病也同样袭击中国，成为调节人口与土地均衡的自然功能。史载，至于永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455.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矜持的中国商人                                                                       张鸣 大概在古罗马时代，中西之间就有贸易往来了。东西方恰好在同一时段，出现了两个巨大的帝国，一边是罗马，一边是汉朝。彼此也不是不想交往，但两个帝国山川阻隔海洋阻隔，还有中间人的阻隔，一直都没碰着面。从那时起，中西之间的贸易，一直由中间人来操办。先是安息人，后来是阿拉伯人，每当中国人或者西方人想要亲自来往的时候，中间人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将之吓退。所以，无论丝绸之路上一骆驼一骆驼的丝绸，还是海路上一船一船的瓷器，居中主导的，都是中亚商人，这些人，也有定居或者半定居中国的，在汉唐，被称为胡商，在元朝，被称为色目人，跟统治民族蒙古人关系好的不得了，社会等级很高。 中西之间的贸易，总的来说，西边的积极性要高些。所以，各种面目的胡商来的就多，隋唐和宋朝的都市里，熙攘来往的，尽是些高鼻深目而且虬髯的家伙，害的我们的唐三彩里，也尽是这样的形象。中国的传奇小说，也一直都在传诵他们的神奇，如何慧眼识货，如何出手阔绰，还外带守信用。这种现象，反应在贸易上，就是西边要中国的货多，而中国要西方的东西少。在前工业化时代，国际贸易交易基本是是以货易货，但东方的出产，西方要的多，而西方的出产，东方要的少，是会影响交易热情的。更关键的是，西方的产品，中国人拿到之后，很快就会消化，自己生产，而东方的出产，西方却长期造不出来。丝绸和瓷器，西方人喜欢的不得了，但就是弄不出来。好容易打听到丝绸是蚕吐的丝做出来的，但即使把蚕种弄了回去，如何养蚕，植桑，缫丝，纺织，也个个都像巨大的拦路虎，怎么过也过不去。瓷器就更玄，欧洲直到 18 世纪初，才有一个叫伯特夏的人发明了一种玻璃不像玻璃、瓷器不像瓷器的的东西，这种洋瓷器才勉强可以充数算作瓷器。反过来，外面传进来的东西，无论是作物，西瓜、胡麻还是玉米番薯。还是器物，乐器还是棉布，只要你有，我都会有。更要命的是，西方人眼里的稀罕物，在中国一点都不稀罕，丝绸也好，瓷器也罢，都可以大量出产，后来，这样的物品，又多了一宗茶叶。而西方人，偏偏是越来越喜欢这些东西。 这样一来，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商人就变得很矜持起来了。偶尔走出去做生意的中国商人，在西方商人眼里，很不职业。只是把货物摊开，定好价格，等人上门，不推销，也不还价，一副爱买不买的架势。双方言语不通，全凭手势交易，但中国商人，只收金银，从来不买别人的东西，货卖光了，拿钱就走人，真真气煞人也。当然，这样牛气的商人，一般说来，前提是他的货基本上不愁卖。当年来到中国交易的胡商，除了带金银之外，能被中国人接受的物品，就只有中国稀少的象牙和犀角这类稀罕物。了解这一点，你就可以明白，为何缺少象牙，根本就没有犀牛的中国，能留下了和出土那么多象牙和犀角工艺品。 14 世纪的一位佛罗伦萨人，写了一本经商手册，谈到契丹（指中国）时，总是告诫人们要带够金银，从不张罗带什么西方的什么特色的货物。 后来， 16 世纪西方地理大发现，中亚人的贸易中间人地位瓦解。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而后是荷兰人，再往后是英国人。他们的贸易困惑就更大，一方面，由于殖民地的掠夺，欧洲的手工业革命，刺激了欧洲的消费，尤其刺激了贵族和富人对于东方物品的强烈爱好。但日益强大富庶的西方，却依旧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跟中国交换的。由于中国货需要量超大，此前的象牙犀角什么的，根本不足以应付，只能付硬通货。好在被发现的美洲，秘鲁的波托西有富银矿。而欧洲人发明了用水银提炼白银的方法，使得白银的生产大规模增加。于是，西方的商船，就从秘鲁运了白银，来到中国买商品。等到英国人来主导贸易的时候，他们的国民已经养成了喝下午茶的好习惯。茶叶，变成了从中国进口的最大宗商品。但是，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用白银买，还搭上了部分出非洲黄金海岸出产的黄金。有人说，美洲的白银支撑了差不多两个世纪的中西贸易。 17 、 18 世纪的中国人，跟以往一样，不需要西方的产品。倒未必是中国人都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销不对路。作为日常消费品的羊毛制品，不合中国人的口味，一些顶尖的产品，比如《红楼梦》里提到的贾宝玉穿了、被晴雯补好的金孔雀毛的大氅，也只有北方的少数贵族才有需求，少的可怜。大量富人集聚的南方，这样的东西，一点销路都没有。西方来的钟表，倒是抢手。可惜这样的物品，在当时的西方，也是手工制作，出产量不大。而且，中国的工匠，很快就学会了仿制，作为皇家和少数富贵之家的摆设，有点也就行了，这样少量的进口，根本抵消不了大量的茶叶和丝绸。在明朝末年，由于满人的压力，朝廷一度发展起购买西洋火炮的热情。但随着明朝的覆灭，兴起的清王朝，面对的敌人都是武器层次低的游牧人，这样的热情也消退了。 进入 19 世纪之后，英国人在印度发现了罂粟制成的鸦片，在尝试着把这种毒品输入中国之后，意外地发现，中国人非常喜欢。其实，中国人知道这种东西，宋代方勺写的《泊宅篇》，就记载了国人用罂粟治疗腹泻的事。但是，中国人一直不知道这种植物，还可以割出浆来制成鸦片。恰恰这样的技术，缅甸和印度人掌握。于是成瘾的毒品鸦片，逐渐取代了美洲的白银，成为交换中国茶叶丝绸的对等货物，直到中国人出不抵入，只能用自己的白银来换鸦片了。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商人的矜持，也就逐渐没了。再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政府要禁烟，英国人打了一场鸦片战争，从此，中国变成了鸦片的乐土，战后，鸦片进口量猛增。顽强的中国人，不久还是将之本土化了，自己出产的鸦片比如云土，质量据说已经超过了进口的公班土（印度鸦片）。只是，西方来的工业品，逐渐站稳了脚跟，富裕的中国人用洋货，慢慢成了习惯。中国商人，就再也矜持不起来了。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新中国建立以来，西方对西藏、新疆的干涉从未停止过，即使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对华关系总体向积极方向发展，这种干涉也仍未放弃，在特定条件下还会突然强化，造成双方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停滞、倒退。这固然给中国制造了麻烦，但给西方自己带来的损害也不小。那么为什么西方至今不肯或不能放弃这种损人又不利己的行为呢？ 　　 帝国主义政治的延续 　　 “西藏独立”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这两个分裂中国的概念，都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而是伴随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外国输入的。 　　 1888年、1904年英国以被其殖民统治的印度为基地，两次发起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在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英国非法制造“麦克马洪线”，胁迫、利诱西藏少数上层承认英国对西藏9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占领。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把中国对西藏只拥有“宗主权”、“西藏有独立的权利”等虚假概念输入了西藏少数上层头脑。对于新疆，英国在同沙俄的争夺中，一直梦想将天山南麓广大地域划入自己势力范围，蚕食中国领土，无理干涉中国内政，非法取得驻军权。 　　 早在十九世纪阿古柏入侵新疆时期，英国就给予大量经费和枪械支持，并与阿古柏签定瓜分新疆领土的条约，英国同时获得在喀什设立领事、通商、驻使等特权。1933年在英国驻喀什领事参与下，分裂势力第一次在新疆打出“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号并建立政权，鼓吹“一切操突厥语的民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英国又给予大量经费、枪械和兵力支持。原本产生于中亚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及其结合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思潮，由此在新疆扩散并祸害各族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又成为西方牵制乃至分裂中国的重要抓手。美国先是怂恿西藏上层拒绝谈判，并向西藏转输武器弹药，设置军事电台，企图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继而从1954年起由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本土大批训练“藏独”武装特务并派遣回藏区策动叛乱，对中国发动“秘密战争”。1959年达赖集团全面武装叛乱失败后，中情局引导达赖残余力量流亡印度，公开打出“西藏独立”旗号，并支持其对西藏进行长期武装袭扰。从那时到现在，美国一直是达赖集团最大政治后台和金主，而达赖集团则一直充当美国搞乱西藏的打手和在中国版图上制造裂纹的楔子。 　　 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将目光瞄向新疆，设置领事馆，从事间谍活动，拉拢支持有反共倾向的新疆上层人物。新疆即将解放之际，美国领事馆召集各路反共势力制定“独立建国”行动预案，支持乌斯满匪帮与人民解放军作战。“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进入中亚地区，对新疆分裂势力的支持也由幕后转到前台。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一批学者2003年完成的“新疆工程”课题，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中国政府造福新疆各族人民的各项政策横加攻击，挑拨新疆民族关系，甚至为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张目。美国虽然也看到“东突”组织与“基地”组织、塔利班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对美国自身安全构成的威胁，但同时又把“东突”视为干涉中国内政并向中国政府持续施压的可利用力量，对“东突”反对中国政府、破坏新疆稳定的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将中国政府反恐维稳措施统统指为“压制维吾尔人的政治权利”、“压制宗教自由”等等。 　　 在西方支持下，2004年多个“东突”组织在德国慕尼黑合并成立“世界维吾尔大会”，“世维会”各分支机构及传媒中心主要分布于西方国家。2006年美国又在热比娅“保外就医”后安排其定居美国，充当“世维会”主席，主掌“东突”势力全面整合。美国国会、中情局支持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常年拨款和单项捐款等方式持续不断给“东突”以金钱支持。至今对“二战”不肯认错的日本也忽然“人权”起来，不仅允许达赖多次在日本过境、活动，还由一些人出面安排他到议员会馆发表反对中国、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演说，成立什么“日本支持西藏议员联盟”。2012年日本支持“世维会”在东京召开第四届大会，安排热比娅一伙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狂妄叫喊“日本也为了维吾尔而战斗”。 　　 笔者以上粗略的回顾不是为了算历史旧账，而是表明一个基本事实：从来就不是中国插手西方内部事务、加害西方，而是西方国家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加害中国。奇怪的是，加害者可以如此振振有词，如此毫无羞耻感。这只能解释为，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加害是某些国家一种政治传统，是由于基督教信仰而获得的神授特权，根本没有必要顾及受害方的利益和感受。历史与现实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西方在历史上更多是直截了当使用武力，而现在则首先依靠其在国际上的话语霸权，将他们的私利装扮成“普世价值”。 　　 仿佛只要一打出“人权”旗号，所有“真理”就都象土豆一般乖乖滚入其囊中，连对他们所不喜欢国家进行大规模空中轰炸、无人机定点清除都是“人权事业”所需要的。2008年美国一位司法界人士在《西藏和平之战》一文中把“民主”的目标讲得很直白：“一旦中国实现民主化，包括西藏独立在内的任何选择都将成为可能”。只要这种帝国主义霸权心态没有消除，西方与中国就很难从根本上建立互信关系，中国保卫自己尊严、主权的防范意识和必要的斗争就一刻也不能松懈。 　　 “实用主义”的利益考量 　　 基于“实用主义”的利益考量和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划线，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的基本面。这同样体现于美国对“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的决策。 　　 70年代，美国需要集中力量对苏联搞冷战，需要从越战泥潭中脱身，对此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而达赖集团不仅用处不大，相反还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改善。此时利益考量占了上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美国大幅减少对达赖集团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继1965年中情局停止对盘据在尼泊尔王国木斯塘地区的达赖集团主要军事力量的空投后，1974年更听任尼泊尔政府军对这股力量予以歼灭。达赖集团一度在国际上形同弃儿，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得不把“西藏独立”的旗号改换为“中间道路”，走上“大藏区高度自治”的“曲线藏独”道路。达赖对美国行事方式心知肚明，他在其《自传》中多次埋怨“美国政府卷入西藏事务并不是为帮助西藏，而仅仅是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战术需要”。 　　 1989年3月5日拉萨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接着北京发生“六四”事件，此后国际上相继发生苏东剧变，此时美国强烈感觉，对于搞乱、遏制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达赖还是大有利用价值的。于是1989年10月，作为惩罚中国的一项措施，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及时落到达赖头顶上，1991年美国总统第一次接见达赖，由此开西方国家首脑人物会见达赖的恶劣先例。“达赖股”在西方突然大幅升值，西方社会一般民众知道人世间有个达赖的存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受此鼓舞，达赖宣称“三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独立国家”，“不和一个即将垮台的中国政权谈判”。令美国和达赖遗憾的是，这一希望的破灭和它的到来一样快。 　　 2008年西方看准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急切心情，认为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先是2007年美国把只有为美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才能获得“国会金奖”高调授予达赖；继而2008年达赖集团一手制造了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然后是西方一些国家相继发生暴力拦截奥运火炬传递事件；与此同时，西方领导人以集体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威胁、羞辱中国，压中国政府对达赖集团作出政治上的让步。只是由于西藏局面迅速恢复正常，全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侨华人群起发声支持中国政府，强烈反对达赖集团和CNN等西方媒体辱华事件，西方才没敢把事情做绝。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快速的发展使西方陷入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谁都希望搭上中国这趟快车，尽可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利益，特别是从经济、金融危机的泥潭中拔出腿来；另一方面，又由于害怕中国打破西方主导制定的国际游戏规则和利益格局而恐惧和焦虑，竭力利用一切机会遏制中国，并始终存有利用中国多民族的国情使中国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走向分裂的“愿景”。所以人们看到某些规律性现象：当中国平稳发展时，西方领导人登门示好唯恐落后，而西藏、新疆一旦发生一点儿事，这些人立即翻脸不认人，恶言相加，同样唯恐落后，当然这并不妨碍西藏、新疆恢复常态时，他们的愤怒马上又转回到温和，态度转换之快速，往往达到匪夷所思程度。 　　 某些国家新领导人上台时，一定要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会见达赖，然后又私下向中国保证不会再有这样的会见发生，争取两国关系“转圜”，此后便是率领一个庞大的商贸代表团访华，获取商业利益，下一届领导人上台周而复始。当某些国家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的行为遭到中国反击时，其政府、议会、法院以“三权”分立、互不管辖为由互相踢皮球；几个国家领导人在一个时期内先后会见达赖，形成多层次的压力分担“共犯机制”。 　　 对付“实用主义”，完全靠说理是不行的。只有当“实用主义”者感到他的一套不再“实用”，才有改变的可能。也就是说，只有当西方感到“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已经不再具有特殊利用价值，其无理干涉才会消减 ，而要达到这一点无疑还需要假以时日。 　　 “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失忆” 　　 美国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表面以是否实行多党竞争式的“民主选举”为标准，实际上就是看听不听美国的话，符合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由于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经济危机的压力，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国或亲美国家多次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当局不同程度采取了弹压措施，对此美国从不加以指责，包括对过度镇压行为不置一词。但是，2008年拉萨“3·14”事件中，由达赖集团一手煽动组织的暴力犯罪分子半天打死、烧死无辜汉藏群众18人，重伤数千人，西方却一边倒地把暴力犯罪分子描绘成“为藏民族权利而进行和平示威的民众”，指责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平示威人群”。笔者那时访问欧洲多国，没有一位政要、一家媒体对18名死难者表示过半句同情，仿佛这些受害者本来就是该死的。同样，在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中，暴力犯罪分子一天之内残忍杀害无辜群众197人，西方同样把同情心放在暴力犯罪分子一边，相反指责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措施是“镇压”行为，要求中国“克制”。直到现在，几乎每次藏区发生“自焚”事件、新疆发生暴力恐怖事件，西方都把犯罪分子说成“政治异见分子”、“民主人权斗士”、“试图逃离压迫的难民”，相反却无理指责中国政府，要求确保犯罪分子“享有根据中国的国际人权责任范围应当享有的相关保障和自由”。 　　 “双重标准”最近一个例子，是2013年底美国置中国遣返恐怖嫌犯的要求于不顾，将在关塔那摩基地关押的最后3名中国维吾尔族囚犯移交给斯洛伐克，理由是这些人如果被遣返中国可能遭受拷问。此前，2006年美国曾将3名同样情况的囚犯移交给阿尔巴尼亚，此后几年中又有16人被陆续送往其他国家。如果说这些人不构成恐怖活动分子，美国政府又恰恰宣布不允许他们进入美国国境。显然，在美国看来，恐怖分子如果是针对美国的，就必须严惩不贷，而且要求各国必须配合美国“反恐”；如果是针对中国的，就要像宝贝一样保护起来。 为了贯彻“双重标准”，一向以客观、公正、中立相标榜的西方媒体对反映达赖集团本质的种种劣行长期采取“选择性失忆”方针。闭口不谈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及达赖本人就是一个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6000多农奴的大农奴主；闭口不谈达赖集团1959年发动血腥的武装叛乱、长期煽动策划暴力恐怖事件；闭口不谈达赖企图将中国9万平方公里领土出卖给印度；闭口不谈达赖与日本“奥姆真理教”麻原彰晃一伙用沙林毒气杀人的罪犯长期相互勾结、吹捧、利用的亲密关系；闭口不谈达赖在国外藏胞中实行宗教专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作者： 信力建   1、【张松超：大城市不拼背景是假象】同样是需要拼背景，相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大城市的门槛要高得多。不是说大城市不需要拼背景，而是对很多普通人来说根本还没有达到需要拼背景的门槛，一旦到达了这个门槛，在中国这样重人脉的社会当中，能不“任人唯亲”吗？ 2、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接受调查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两个月之后的失业率是17.6%，其中农村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失业率竟然高达30.5%，远高于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家庭城乡背景对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城市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月薪大概是3505元，比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高出了654元。 3、昨天下午4点，广州市政协大会进入重头戏“抢唛”环节，一个小时中12位委员抢唛成功。委员曹志伟调侃住房公积金是“劫贫济富”，“缴费者得了病之后无法用自己的公积金作为救命钱，倘若有幸病死了，恭喜你，可以提取公积金买墓地，而且一次性提取。”“真正的改革是应该将住房公积金改为住房免税工资或者是补贴，直接每月发给个人，国家和企业发展是硬道理，对员工来说发钱才是硬道理！” 4、在香港，港大民意研究计划， 2月7日—12日电话访问1000人，结果市民对新闻自由的评分是6.61分，是97年以来新低。另外，五项核心社会指标中，“自由”录得2004年10月以来新低，民意研究计划认为，市民对香港整体各项自由评价普遍下跌，包括言论、游行、结社、罢工等，可能与近期各项新闻媒体事件有关。 5、香港《东方日报》17日报道，自加拿大宣布终止投资移民政策后，近6万名正在申请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被迫“煞车”却步。大批中国“土豪”将目光聚集到毗邻加拿大的西雅图。有华裔地产经纪表示，近几天订单接个不停，很多都是数百万美元计的豪宅。最受中国富豪热捧的是华盛顿大学区，及微软始创人盖茨也有置业的梅迪纳富人区。也有经纪人指，一座逾千万元的豪宅推出市场仅两日，已有70多人前往看楼，其中九成是亚裔。 6、据朝中社消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8日向朝鲜全国的所有选民致公开信，信中强调举行第十三届最高人民会议议员选举的重要意义，并感谢全国选民推举其为最高人民会议议员候选人，并誓言将朝鲜建设成“天下第一强国、人民乐园”。 7、日前，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武汉5年内的建设计划将花费200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万亿元），接近英国20年支出（英国今后20年计划支出3.75万亿英镑）。据悉，武汉改造得让当地居民都不认识了，有的士司机吐槽“前两年武昌不敢走，如今轮到汉口。”上万个工地同时开工令学生找不到回校的路。另据统计，中国约有10个城市每年城建投资都在千亿规模，个个堪称“豪可敌国”。 8、近日中央第九巡视组公布巡视情况，三峡集团存在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暗箱操作、分包及亲友插手工程建设等问题，还存在办公用房面积过大、公务消费铺张浪费等现象。三峡集团内部人士称，这种现象多得很，基本一查一大片，如果真的要严办，牵连很广。而目前暴露的问题，尚属小问题。 9、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W一个价值100万美元的汉朝陶瓶，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佩雷斯艺术馆展出期间，被当地一名艺术家故意砸破，以抗议该博物馆不重视当地的艺术工作者，而偏重展出国际艺术家的作品。这名画家事后被捕，被控刑事毁坏罪名，面临最高五年监禁。肇事艺术家说自己砸瓶时并不知道陶瓷的价值。（联合早报） 10、【最新落马高官】：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被指涉中石油项目问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祝作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李晓明等人因违背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已被停职。 11、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2163 .97亿元，同比增长8.5%.对比“老二”江苏，广东仍然有3000亿的优势，保住了领头羊的位置。日前，省统计局公布了去年粤、鲁、苏、浙、沪主要经济指标对比，广东全年GDP增速低于江苏和山东，高于浙江和上海。 12、大学生小杨因身份证照片太丑，与本人差距很大，考试时常被怀疑是“枪手”。想重新办一张，但担心会照的更丑。调查发现，8成人认为“证件照是世界上最丑的照片”。武汉警方称，证件照的“丑”无可避免。 13、18日，曼谷2万警察出动，对反对派集会地点进行清场。清场行动中发生暴力冲突事件，目前为止已造成4人死亡，另有59人受伤。4名死者中有3人为平民，另一名死者为警察。有80名示威者因违反紧急状态法令被逮捕。 14、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傍晚与到访的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会见时，表示愿意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同台湾方面针对两岸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但他同时重申：“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我们同属一个国家，同属一个民族，从来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 15、家住重庆沙坪坝区大学城的李先生喜欢在QQ上交友，无话不谈。春节前，他无意中向网友透露自己要出差。他出完差回到家，一度以为走错了房间：小偷光顾搬走了所有家具。昨日，沙区警方已将嫌疑人抓获，就是李先生的网友。 16、北京市教委18日发布2014年中考政策称：今年起北京优质高中名额分配不再“推优”，完全按成绩录取，同时全面取消择校生，并逐年减少各类特长生的招生比例，今年北京示范高中招生计划的30％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校。 17、美国海军计划今年首次在军舰上部署激光武器，并于两年内在军舰上测试电磁轨道炮原型。美联社18日报道，美国海军海洋系统司令部项目经理迈克·齐夫认为，这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海军的作战方式。部署激光武器主要是应对“非对称威胁”，包括无人机、快艇等。激光武器通过发射“一束能量”来烧毁打击目标或破坏敏感的电子系统。齐夫称，这有点类似电影《星球大战》里的场景，但与电影不同的是，人在现实中看不到激光束，只能看到打击效果。 18、当地时间18日，印度最高法院宣布对策划刺杀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的3名凶手减刑，原本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其刑罚被减为终身监禁。1991年5月21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印度南部城市斯里佩伦布杜尔参加竞选活动时遭遇一名妇女自杀式爆炸袭击，当场身亡。印度最高法院在1999年最终裁定，3名来自斯里兰卡反政府武装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即猛虎组织)的成员策划了该起刺杀行动。 19、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美国正在催促日本归还一批武器级钚。这批武器级钚有331公斤，足够制造40至50枚核弹头。据报道，美国在冷战期间将这批钚提供给日本原子能开发机构，用于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的燃料。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推行强调核安全的相关政策。美国说，为避免危险核材料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必须消除或最小化使用。中国则表示对日本保有武器级核材料表示严重关切，要求日方就此做出说明。 20、@老徐时评:人均万元税负高不高？人民日报说这个指标远低于世界主要国家。难道还想加税？中国纳税人的悲哀不在于纳了多少税，而在于高税负为的却是绝大多数人的低福利甚至是无福利，交了税后仍然要面对医疗教育高速公路等方面的各种高收费，享受到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少得可怜。高税负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21、@辛子IN日本：打算邀请母亲来日本小住，两边同时办相关证明，在日本的市政府，我花了不到７分钟时间，就办好了证明材料，手续费２００日元（人民币１２元不到）。而我母亲在中国办手续，大雪纷飞中，６０多岁的母亲来来回回跑了７次——这就是中日的差距。 22、【两个鲜为人知的数据】1、中国的税收高达GDP的34.5%，居全世界第二位，第一位是法国，而法国是高福利的国家。2、三十年来，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9倍，而国家税收则增加了980倍。 （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