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欧语系

　　 摘要：目前我国的全民英语热是非理性的。这表现在人们不顾实际需要和个人秉赋，花费过多的时间精力学英语、考英语。对此，非理性的国家政策—不顾专业需要也违反国际惯例在诸多方面实行强制性的英语考试—负有很大的责任。这种盲目的英语热必须降温。要降温英语热，必须对现行政策进行较大的调整。 　　 关键词：  英语热、非理性、“投入产出比”、资源浪费 　　 19世纪中叶以来，美英等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使英语势力越来越大，目前已成为事实上的世界通用语。当前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但英语在中国也正变得越来越热。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也是一个必须思考并拿出解决办法的大问题。 　　 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有观察和思考习惯的人都不难发现一对对跟英语有关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传统文化正强劲复苏，世界上汉语热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中国的全民英语热越来越热，汉语备受冷落，中文毕业生难找工作，传统价值观正在经受五四以来又一次大崩溃（比之铺天盖地的英语热以及相应的西方文化热，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实在是杯水车薪）。一方面随着国力迅速提升，涉外企业国人的母语自豪感加强，一改先前的做法，在不需要用英语或用英语容易造成混淆或交流困难的地方，开始使用汉语，另一方面社会上英语热却越来越热，许多父母争先恐后将子女送到“英文学校”或“外语学校”读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读汉语著作，悠久的汉语阅读传统正在迅速变凉，另一方面英语热却越来越热，尽管绝大多数学英语的人并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大量阅读英语文献、有效获取信息的能力。一方面是高薪刺激也难以解决的技工荒难题， 1 　　 另一方面全民英语热却越来越热，许多人明明知道自己学不好英语，仍然奋不顾身，一头扎进学英语考英语的盲目潮流。 　　 这毫无道理的英语热有何具体表现？ 　　 无论一个人做工程师、技术员、中文教师、中文编辑的，还是搞内贸（而非外贸），学中医中药的，研究古代汉语或中国古代史的，都得学英语、考英语。只要生为中国人，几乎一辈子都跳不脱英语考试。从幼儿园考到小学，从小学考到初中，从中考和高考的英语考试到大学四、六级考试（英语专业生更有八级考试），还有硕士博士入学的英语考试，晋升副高和正高职称的英语考试，当然还有无处不在的雅思、托福和GRE考试。 　　 目前，英语考试已经与每个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密切挂钩，没有任何人能够摆脱英语考试。事实上，从初中始直至高级职称的评定，英语学习和考试是强制性的，或者说国家体制将英语学习和考试强加在每个人头上，而大多数人既没有外语才能，或学不好英语，也没有必要掌握英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英语必然意味着英美文化的输入，因此国家权力的介入不啻是国家强行征用社会资源以推行文化的自我殖民。还有比这更荒谬的？ 　　 由于国家权力的涉入，更由于英语和西方文化本身的强势地位，社会上的英语热也越来越热。在大城市，某些家庭的孩子一出生，便“从婴儿抓起”，只给他讲英语。这些父母亲根本不顾离开了母语，孩子的认知能力便不可能正常发展这一常识。 2 由于国家并未规定幼儿园必须教英语，家长便必须交一大笔“英语费”，可是除了按国际惯例运行，也主要为外国孩子开办的“国际”幼儿园，我国幼儿园英语教育却并没有成功的先例。 3 即便极少数幼儿园的英语教堂取得了些许效果，那也不可能不以牺牲母语和其他科目为代价。 　　 一些大学甚至违犯高教法，规定不通过四级考试，便不让学生毕业。 4 　　 同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所有在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每篇文章都必须有一个英语摘要，无论那英文多么糟糕，也无论翻译那些摘要浪费了多少人力财力。 　　 据粗略的统计，中国小学生学英语的时间为全部学习时间的四分之一，中学生为三分之一。北大、清华之类名牌大学的本科生只有一个专业，即英语。我国高校的硕士博士花在英语学习和考试上的时间超过了专业学习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水平低下负责。长此以往，中国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生教育。[1]与此同时，真正能达到用英语有效交流水平且能大量、准确获取信息的人却少之又少。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一份调查，56%的非英语专业在校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英文学习上；他们中很多人在各种英语考试压力下，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英文，但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却发现当初所学的“英语”除了应付考试，在实际工作中根本不能应用。[2] 　　 暂且不论这种做法对国人的母语自信和文化自信会造成多么大的冲击，不妨问一问，这种很大程度由国家政策支撑或推波助澜的英语热有没有道理？这种整体性、全民性的英语热有没有必要？这种盲目的英语热造成了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浪费？ 　　 显然，我国当前的英语热是一种极端非理性的社会现象，是一种不顾是否真正需要、不顾个人秉赋、不计时间精力上的“投入产出比”的盲目、变态行为（这种盲目性、变态性在商业利益驱动的已有邪教嫌疑的“疯狂英语”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试问除了在中国，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公民从出生起就得学英语考英语，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考到老，却不问英语使用能力如何？试问除了在中国，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英语考试、英语培训班或学校以及相应宣传信息如此铺天盖地、如此无孔不入地深入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中？ 　　 英语热有多方面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英语国家乃至整个西方在世界格局中占有的强势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赋予英语的重要性。但除此之外也有中国人自身的缘故。中国有大跃进的传统。如果做什么事都是一窝蜂地上，不可理喻的全民英语热便不难理解了。 　　 然而稍稍用心观察一下便不难发现，孩子一生下来就只给他讲英语的做法并不凑效。几年下来，孩子只能勉强说出几个单词，根本不能用英语进行简单的交流。因为孩子在娘胎里时所听到的便是汉语，出生以后所听到的语言仍然是汉语，与玩伴玩耍时所更听和使用的就更是汉语。更应当注意的是，孩子是在地道的汉语环境中学习和成长的，在小家庭范围里把英语强加给孩子，不仅有违语言学习规律，更可能给孩子的认知发展造成伤害。 　　 也不难发现，幼儿园里交了几千块英语费在几年时间里所学得的那几个单词，孩子到了十二三岁时只一两天功夫便掌握了。这是因为十二三岁前，孩子大脑的主要任务是吸收掌握概念本身，而不是学习一门异质的语言，再用这种语言来接受各种概念；也是因为人类的知识接受能力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表现，不到某个年龄段，便很难掌握某种知识或技能。 　　 也不难发现，发表汉语文章时硬加上一个英语摘要，纯粹是做无用功。因为能够注意到汉语文章的外国人必定汉语很好，不必读汉语文章的英语摘要，而不懂汉语的外国人则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汉语刊物上的汉语文章，也就根本不可能读到英文摘要了。 　　 只要稍稍动脑子想一想，便不难发现，硬逼每个学古汉语、中医中药和中国古代史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考英语，不仅是一种变态折磨，更是对民族文化的犯罪。 　　 只有稍稍动脑子想一想，便不难发现，如果大家更多考虑一下英语学习中的“投入产出比”，把花在学英语、考英语上的大量精力、时间和财力用在提高自身的文史哲修养和数理化能力上，中国人的总体人文素质和科技水平不知会提高多少。 　　 大家是否思考过，每个人的才能是不同的，一些人长于数理化，一些人长于文史哲，一些人长于音体美，一些人长于实用技能，一些人长于外语，而强迫每个人学英语考英语，学不好考不好就不让上大学或不让上好大学，不仅是一种资源浪费，也是一种不公？ 　　 大家是否认真思考过，英语活到老、考到老的做法是一种体制性的民族自戕，在此过程中，大量有学术素质、思维能力的人只因英语不好便被排斥在大学和研究部门之外，或得不到应得的职称和待遇，不仅个人前途被耽误，国家也因之失去了大量优秀人材，中国的科学研究因之丧失了巨量的智力资源，中国学术产出的质量和数量因之大打折扣？ 　　 大家是否思考过，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有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如此大规模上用行政手段强迫国民学英语，将大量教育资源—归根到底这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资源—用于民族文化的自我殖民和自我矮化中，而这种自我殖民和自我矮化不正是某些西方人求之不得的结果？中国变态的英语热不正在加强英美霸权，或使这种霸权永久化？ 　　 大家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英语作为印欧语系日尔曼语族的一种语言（当然也吸收了印欧语系中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族的大量成份），在“血缘”上与汉语毫无关系？ 5 这意味着，中国人学英语难度相当大。若想要听说读写四管齐下，在各方面都想有好的效果，难度就更大了。事实上，在一种汉语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们的母语的语言环境中，没有个人语言天赋，光凭个人的热情和努力，是不可能真正学好英语的。缺少了语言环境和个人语言天赋，痴迷于英语的人们所投入的时间精力，与实际可能取得的效果会极其不成比例，而如果能把这些时间精力花在基本来更为善长的方面，在学习效果上便能取得更高的“投入产出比”。 　　 在这方面，不妨看看西方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汉语学习。从总体上讲，西方人不仅学习汉语的人口比例大大低于中国学英语的人口，而且汉语从业者的汉语口语能力和写作能力普遍不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汉语阅读能力比中国人的英语阅读能力差。 　　 为什么这样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因为西方人对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作了明智的区分。所谓“主动技能”，是说、写外语的能力，亦称“产出性技能”；所谓“被动技能”或“非产出性技能”，是指听外语、读外语的能力。虽然主动技能与被动技能相辅相成，不可截然分割，但也不是不能作适当的区分。对于大多数非英语专业人士来说，能真正培养起非产出性技能中的一种—阅读能力—便足够了。因为从根本上讲，阅读能力是英语学习中一种最重要的技能。有了这种技能，就能从英语文献中有效获取信息，就能跟踪乃至赶超国外先进水平。如果工作性质不仅要求有真正的英语阅读能力，也要求听说和写作能力，那又怎么办？完全可以像日本和韩国那样，聘请专业翻译，甚至直接使用西方雇员。 　　 进行主动技能与被动技能的区分至关重要。从外语教学法的角度看，掌握主动技能远比掌握被动技能困难；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企图掌握超出需要的主动技能，意味着投入产出不成比例，也意味着资源被浪费在一种虚妄无谓的追求上。英语在中国热得如此没有道理，而真正具有英语能力或至少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却又如此之少，这与痴迷于英语学习和考试的人们未能意识到主动与被动技能的区别，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降温非理性的英语热，并不是要国人从此不再学英语了。在全球化时代，要回到1978年以前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但是国人至少可以在个人的学习意向和精力分配方面，在国家政策导向或社会资源的配置方面做得更明智、更合理。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降低英语考试的难度，尤其是废除晋升技术职称必须考英语这一天大恶习？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像文化近邻日本、韩国那样，让少量有语言才能的人把英语和其他外语学精，以便将国外有价值的信息即时、迅速、准确地译为本国语，以保持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甚至领先国际，而非在盲目学英语考英语中浪费大量人力物力？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英语学习和考试的权重降到日本的水平或接近日本的水平？据日本文部省初中“学习指导要领”，日本初中每学年有980年学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教育学 > 教育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28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吴稼祥：公天下之重启西周 进入专题 ： 公天下    ● 吴稼祥 （ 进入专栏 ）   　　 　　观点辑要： 　　【要点1】寻求活力只有一种模式：平等的自主。中国西周实现了法人平等的自治，秦帝国实现了个人平等的不自由，但从未实现个人平等的自由。 　　【要点2】在联邦党人出现之前，人们一直没有找到“为超大规模国家安装民主软件的程序”。中国的老祖宗发明了超大规模国家民主软件的安装程序，但没有发明民主软件。 　　【要点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理念的国家，现在要做的，是要把“公天下”理念，从法人，落实到个人，也就是公民，双重落实，就是我所说的“双主体法权”。 　　【要点4】无论是多中心治理还是民主安排都不是价值，而是工具，使这个国家既有强大规模，也有活力，不需要维稳的工具。如果把规模和活力能结合起来，目的就达到了。 　　【要点5】如何实现多中心治理？简单来说，所有政治家要拿出一点勇气，哪个总统说各个省长选举出来后要经过总统批准，就把他干掉，把他暗杀都好，这就是多中心治理。 　　【要点6】邓小平在1980年把所有问题都已说清楚，只是他们不去执行。邓小平政治改革只有四个字：“放权，分开”，八个字是“权力下放，党政分开”。 　　 　　“人类政治哲学基础大约在两个50年内奠定的” 　　 　　吴稼祥（著名学者）：非常惶恐地在聚光灯下，也看不清你们的面容，但我会听是否有离开的脚步声，如果有我会调整自己讲解的内容。到这儿来，基本上都是有追求，有理论基础，在这么冷的下午走很远的路到这里，一定是对中国有梦想，对自己的事业很有抱负。今天讲讲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特点：实际上是研究了宏观民主现象，对民主进行了宏观论证，而非微观。先开始的60分钟讲一下我自己想讲的，你们听得感兴趣为最好，不感兴趣的希望耐心等待后场，我将接受你们的提问。 　　美国政治学家萨拜因写了希腊《政治哲学史》，我推荐大家看看这本书.当时我读这本书时，这本书正在隔离审查阶段，这么好的书怕读完，所以一天读两页。但他所说的观点不在这本书里（在另一篇文章所说）“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政治哲学大约在过去2个50年间奠定的，第一个50年大概在公元前400-350年”，大概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大家知道政治理论不是象牙塔类的东西，它跟政治治理现状紧密相关。所以政治理论家两个眼睛所看的往往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眼睛看一个地方：一只眼睛盯着他所生活的年代、国家的政治状况，另一只眼睛一定要看到政治学说发展史包含的内在矛盾是什么。古希腊时代比苏格拉底更早的是德谟克利特等一些哲学家，但政治哲学那时还没有。他们三人生活的时代正好是城邦制度崩溃时期，所有思考要挽救已经崩溃的城邦制度，所以有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苏格拉底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这三个步骤是那个时代政治哲学思考的典型代表。 　　第二个50年是公元1650—1700年，这是霍布斯和洛克生活的年代。这时最大特点是民主国家君主专制制度面临崩溃。那时霍布斯写了《利维坦》，洛克写了《政府论》上下篇，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一直影响到今天。事实上还有一个人是意大利的马基雅微明《君主论》，介于古希腊和霍布斯之间的政治体，因为他面对的是意大利城邦，比古希腊城邦大，但比英国、法国政治体小，所以不构成一个时代。 　　对这个话语的讨论有两个不同看法：第一是把中国思想家对政治哲学的创建、创见和思考排除在外，世界政治哲学史只能算是西方政治哲学史，或许他们也是这么叫的；第二没有预见到第三个50年，公元1970—2020年，现在还没有终结（现在是2013年），全权政体崩溃的时期，而且全权无政体跟历史上的任何政体都不一样。上个历史时期是民主政治或者政治体从微观到中观、宏观的发展过程，而且每个时代政治学家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照搬照抄一定出大问题。 　　 　　一、规模与活力 　　“国家的规模与活力的冲突与之权衡是政治学的基本矛盾” 　　 　　3个50年的规模不一样，我先笼统讲一下规模。这有一个基本假设，国家的规模与活力的冲突与之权衡是政治学的基本矛盾。以前马克思主义教导大家的是阶级斗争，是一切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基本东西。事实上没有把社会当成宏观的整体看待，如果以宏观的整体来看待，我说的基本问题，不仅涵盖了政治学，也涵盖了城市管理、企业管理甚至公益组织的管理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人类创造的任何政治体、经济体、社区，规模越大，活力就越小，“船小好掉头”就是这个原因。 　　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一是西方的道路，海洋国家。海洋国家一般是内海的内海，古希腊城邦在爱情海，所以古希腊的城邦是内部的爱情海沿海，即内海的内海。城邦分布在地理环境错综复杂、各种岛屿以及海岸线呈巨石般状态，不大可能建立统一的政治体，因为大，信息传递太困难。所以古希腊城邦的模式（公元前800年左右）呈现出是这样的状态。东方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两河流域、印度，一般都是围绕河流建立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一个特点——国家的政治体把河流全领域包括进去。否则上下游之间的战争会一直持续，上游国家会占有优势，把水垄断或者分流。现在湄公河就是这样的问题，中国在上游，引起东南亚几国的抗议。我主张建立亚洲联邦共和国，把它们全囊括进来，这个分歧就消失了。目前为止，分歧一直持续存在。中国的长江、黄河长度在6000公里以上，直线距离不超过3000公里，所以国家规模一开始建立就非常巨大。 　　 　　二、国家规模的三种模式 　　“‘天下’国家的特点是什么？绝对不是民族国家，但有民族意识” 　　 　　根据此来判断，就看出国家因大小不同，三个模式就出现了： 　　古希腊城邦是袖珍国家，一个民族多个国家，从克里特到迈锡尼，最终到公元前12世说希腊语的民族，灭掉了迈锡尼的城邦，陷入了荷马时代。公元前800年古希腊城邦达到全盛时期，有700多个城邦。这个城邦是一个希腊民族（印欧语系中的一支）。 　　中大型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神圣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形成了好几个民族国家，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等民族国家。英格兰经过统一战争把三岛统一。法兰西共和国、荷兰共和国、葡萄牙、西班牙、德国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再是一个民族多个国家，其规模比古希腊城邦规模总和还要大，我们称其为中型国家。 　　另外一种是超大型国家（宏观型国家），多个民族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中国就成为“天下”国家，“天下”概念有政治学的含义也有非政治学的含义。非政治学的含义指的是世间所有一切叫天下；政治学国家是能够表达的规模叫天下。近代俄罗斯和美国接近于“天下”国家，古代中国国家也是天下国家。“天下”国家的特点是什么？绝对不是民族国家，但有民族意识，民族意识一般来自于国家共同体概念。我们国家历史上打了那么民族，现在没有把蒙古人看成我们的敌人，我们民族不是完全政府的，而是靠民族的感召力。我们国家最大的特点是：一个文明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多个民族接受共同文明。而事实大家也看到不管是哪个异族到中国统治必须接受这个文明才能统治好，基本不接受的是元朝统治，连汉语都不学，所以统治时期不足百年。 　　 　　三、活力对规模的寻求 　　“西方在美国联邦党人讨论政治体制之前，基本没有找到一条寻求大规模而不丧失活力的道路” 　　 　　西方国家基本是先有活力然后寻求规模。为什么这么说？希腊城邦有一个特点：永远不离开城邦，认为城邦是宙斯给人间最好的共同体，大于城邦、小于城邦都不能接受。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论》里认为：一个完善的人必须是城邦的一部分，离开城邦这个人就不是政治动物，政治动物一定是以城邦为单位。古希腊不知道“天下”概念，不可能通过联合组成一个大联邦。现在欧洲想到这个概念，通过欧盟方式组建一个更大规模的国家。古代西方人想不到这一点。所以古希腊不断被天下国家所侵略、挑衅、侮辱甚至进攻。《三个壮士》电影是薜西斯军队进攻希腊，差一口气就把它灭了，希腊逃掉一劫，但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所以后来马其顿将希腊灭了。马其顿是一个靠近南欧大陆边境上的小国，因为学会了帝国治理，所以最后征服了希腊、征服了波斯，也征服了两河流域，甚至征服了印度半个国家。但这种征服走的是帝国治理模式，可因帝国太大，没法治理，马其顿去世后分裂成三个国家（托勒密、塞琉古、安提柯）。这时期一般被认为希腊化时期，虽然文明得到了传播，但政治的治理是失败的，寻求的规模未维持住活力，导致长期战乱。 　　西方在美国联邦党人讨论政治体制事情之前，基本没有找到一条寻求到大规模而不丧失活力的道路，即怎样在一个天下规模的条件下，能规模强大、稳定，又能保持住内部的活力。 　　 　　四、规模对活力的寻求 　　“大禹的启示：寻求活力只有一种模式——平等的自主” 　　 　　中国是先有规模，然后对活力的寻求，这与前面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确实有一个叫大禹的人存在，而且在水利治理和疏通河流方面有巨大贡献。治理结束后，按水系和山川的布局，将中国划为九州，然后组建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有三个概念可以进行描述：九五八。按地理面积划分叫九州；兖州居中；雍州在这个角上，青州在东边，还有梁州，一共九州，基本按照地理区域、土地面积、土地成分、人口布置状况进行划分。此划分不是政治性的划分，从生态经济学或政治学观点来看，基本是一个经济地理式的划分，这种划分的目的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划分，更像是为了规划税收、税负而做的。哪里的土地面积、质量、产品怎么样，税交多少，进贡什么物产，基本是经济地理的划分。二是五服，这个“服”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服从，对大禹的统治表示服从；第二个是服务，要完成对中央政府的服务。完成这两种功能的区域划分是不一样的，王畿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首先是大禹完成大概在河南一带，一开始在河南安徽一带，完成500里是甸服（内圈，王畿之地）；之外500里是卫服；再500里是侯服；再500里是绥服（“绥”是保持中原地区、中原天下的王国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关系）；最外的500里是荒服（全部都是游牧民族，对他们的治理是可有可无的状况）。设计概念的半径是2500里，直径是50000里。大禹规划国家设计面积，规模相当大，在古希腊时不可想象。什么叫万邦？那个时代大部分处于氏族社会状态，万邦指的是氏族、部族的居住区、居民安置点或者不同文明，“万”是指多的意思，并不是真正有一万。所以从文明来说，这是中华民族的同化时期，也是巨变时期，在这个面积上生活的有各民族、种类繁多，地理环境复杂，有的是畜牧民族、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大禹用他的概念和理念使国家能产生接近一元化的观念，把大家的民主共同体找到统一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千多年。同化过程中，同化主要是保留种族，保留共同体，经济生活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持续。但文明发展就是千古持续，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其它，文字非常粗略，文明更差。所以在《公天下》说是“平面中央集权时期”，是同化时期。 　　从大禹登基到公元前4000年，没有什么活力，没有任何寻求，所以带来残酷的斗争结果：商纣王暴虐、奢靡、武装到牙齿的状态。武王动员全国，兵马不到7万。众叛亲离的商纣王在郊区打牧野之战居然有7000万军马，武王兵马不到商纣王兵马的1/12。但“倒戈相向”从这里产生了，所有兵马不打，奔向武王。 　　寻求活力只有一种模式：平等的自主。不管任何地方，如果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平等的自主，积极性、创造力、自发性一定能发挥到极致，但这样的设计和渴望在那时不可能实现，相对小。比如三个人出去玩能做到平等自主，张三说向东，李四说向西，王二麻子说向南，没关系，抓阄。抓阄的机会不一样，共同体小。但共同体越大就越难，比如有一万个公民，每个人要当共同体的行政首长，轮着当，一个人一天，365天要换365个人，十年要换多少？很难做到。选举是平等的自主，平等的自主对于个人来说是平等的自由。爱情没什么自主，自主就是悲痛，不自主就是快乐。正常来讲，利害双方一定是平等的自由，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双方都有爱你和不爱你的自由，离开和不离开你的自由。只要有一方提出不爱你了，捶他脑袋那不是爱情，一定是变态。所以平等的自由才能爆发最大的活力。 　　对于法人来说是平等的自治，法人概括了从古到今所有共同体，所有氏族、家族、社团、企业、地方、村庄当做个体组织看，统统是法人，是法律上的主体，我们说的法人是构成人员大于1，小于国家的全体公民，这样的所有组织我们都叫法人。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吴稼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