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59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首先要交代的是，本人当时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
阅读更多以1949年为界，中国大陆六十年来似乎已习惯了将1949年以前称之为“解放前”，1949年以后称之为“解放后”。但我讨厌“解放”这个词，谁解放谁呀？这都是哪儿对哪儿呀？这个词，即使是针对当时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乃至工人也一样，纯属精神忽悠。我们不是哭着喊着还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么，但八十年代国门一开，才恍然，全世界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原来全在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解放”什么呀，我看最要紧的还是“解放”我们自己吧，先从言论自由开始。
阅读更多台湾原住民血统的日本警察花冈一郎，是统治者培养的“以番治番”的种子。雾社屠杀发生时，他用铅笔写下十足日本味的句子: “花冈，在责任上，越考虑越觉得非如此做不行。在这里的是全部的家人。”花冈和族人一道承担共同的命运，带着妻子以及一个月大的儿子自杀。这是被殖民者同化后最深沉的无奈，既不得不忠于自己的祖灵，又不能背叛“养育”、栽培自己的统治者。
阅读更多这是朱维铮先生整整52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堂课，地点是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5301室，题目是《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复旦各个院系有200多位学生聆听了这堂课。在历史系副主任邓志峰和姜鹏博士的陪护下，先生提前到达教学楼，走进教室时，他仍不让人搀扶，而是用了拐杖走上讲台。授课时，先生的声音微弱，但他仍坚持讲完了这将近两小时的课程。“就到这里！”先生讲完这最后四个字，起身退场，他仍坚持着不让学生搀扶，缓缓走进休息室。就在先生退场时，闻讯赶来旁听并录制上海电视台《大师》节目组的所有编导都落下了眼泪。其实了解先生病情的人多少已明白，这很可能是朱先生与大学课堂最后的道别。
阅读更多在中国近代史上，“保路运动”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也是最值得史学家和各类人文学者探研的一段历史。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专家和学者多 把研究的热忱及重点放在因“保路运动”爆发才取得成功的“辛亥革命”上，对“保路运动”本身却一直采取相对淡漠的态度。当年“保路运动”的发生背景究竟为 何？现实意义又是怎样？彻底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是正确理解“辛亥革命”的一块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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