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但这些远走的知识分子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几十年如一日沉潜于学问，或整理国故，或阐发宏论，继承传统，发扬学术，卓有建树。傅斯年把北大的自由主义校风带到台湾大学，把其办成台湾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钱穆“千斤担子两肩 …

曾经和两位退休的前辈讨论郭沫若 ，过程非常有意思。这两位前辈的观点南辕北辙，一位认为 郭沫若 在1949年之后，辜负了半生八斗才，将其后半生的举动归结在无可奈何的自求自保中，认为郭是值得同情的，不能苟责其人；另一位则认为在 郭沫若 是必然地走向那条 …

他说：我在总的方面是奴性十足地服从谬误的，没有一次按照党性原则去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他说，当时在党员干部中，像他这样的至少要占到90%以上。黎洪设想，如果情况反过来，90%以上的人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中国的历史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

换言之，是在延安，刘少奇才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 长征途中刘少奇分别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不很高。到达陕北后，1936年，刘少奇来到天津，于次年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后来赖以发展的班底开始逐步形成，包括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杨尚昆、杨献珍、林枫、刘宁一、赵林、强晓初等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项英死难。新四军彻底成为毛泽东的掌中之物。1941年1月20日，刘少奇被任命为新四军政委、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央华中局（合并后的中原局、东南局）书记，成为毛泽东在南中国的唯一代表人，地位第一次超过了早在六届一中全会之前就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 不过，他的真正崛起还是在1942年回到延安之后。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于当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得到毛泽东的亲切迎接，据组织这次迎接活动的杨尚昆回忆，可谓是倾巢出动，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列队欢迎这位胜利者归来，这是刘少奇一生最为荣宠的时候，1942年12月31日，专门为 他开了一个欢迎大会，毛泽东、朱德都发表盛赞刘少奇的讲话，毛泽东郑重肯定了刘少奇在华中的工作是“卓越而富有成效的”，他称刘少奇是“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这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另有借重。 到延安后，刘少奇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3年3月16日－3月 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泽东任“主席”的提议（亦即“毛主席”来历）。 我们知道，在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宜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显然，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早期，尽管出现过陈独秀这样的“大家长”、王明这样的共产国际“宠儿”，但他们的权力在组织上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 党中央书记或总书记的设置，一直持续到刘少奇到延安后飞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时，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第一个“毛主席”的头衔是1931年他在江西瑞金苏区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实那时正是他大权旁落的时候，这个“国家主席”有名无实。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后来，七届一中全会进一步设置了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这个职位。从法理上来说，“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这个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曾经胜利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一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之福了。 紧接着，在4月，轰轰烈烈的整 风 运 动全面铺开！整风运动的实质就是彻底清洗王明的旧班底，包括打击一直很有威望的朱德、周恩来，陈毅在二月逆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说出了真相：“整风的时候，谁喊毛主席万岁最厉害？ 还不是刘少奇？事实证明呢？我那时候和总理一样，都是受气包、都要靠边站，结果，我们是最拥护毛主席的！往往表面上喊的最厉害的，实际最可能就是反面······”这句话 后来被说成影射林副主席。陈毅还说：“整风其实就是整人，抢救运动一搞出来，死的比抢救前还多，问题严重到主席最后出来擦屁股，教训有多深刻！”这句话就是著名的反整风论，也是毛泽东后来大为光火的一句，毛泽东后来对陈毅咆哮：“你陈毅说延安整风整错了，你可以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我看，全党不答应！” 整风的矛头直接对准王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任弼时配合毛泽东的讲话，做过几次发言，总结了自从1927年以来党 内 斗 争的复杂性。指出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忠实代表，并且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是刘少奇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字眼！整风运动没有文革那样猛烈，因为大家还都在一条船上，况且，摆在第一位的是全国的解放，因此，毛刘见好就收，把扩大的战果带到了1944年5.21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请记住这个重要的会议！在这次全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了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决议决定在全会期间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由这个主席团来代行一切职权，直至七大召开。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在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时，常常伴随着一个“最”字，使我们联想到这个字眼原来不是林彪的专利。如“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 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与康生同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主任毛泽东推进整风的左膀右臂。温情脉脉的“修养”，使得“抢救运动”棍棒加身的时候也不觉得那么屈辱和惨烈了。这也许可以视为中国几千年“儒表法里”的政治文化的现代翻版。在整风中，劳苦功高的周恩来、张闻天、陈毅、彭德怀等人都受到过火批评并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而康生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当毛泽东亲自出来鞠躬、敬礼、赔不是的时候，人们就把“抢救运动”这页丑恶的历史轻轻地揭过，结果是让康生韬光养晦，在“文革”中再度大显身手。 据说，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过一句话：父亲对于毛泽东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通观刘少奇在延安崛起过程，这话的确有理。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该书首先是一种历史叙事，是对唯暴力史观的颠覆。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至第三部份都是对著名的非暴力运动、最终活动胜利的历史事件的梳理和分析，其大致内容作者在“序言”部分进行了概括性的列举：从1905年一位东正教神父说服俄罗斯工人走上首都的街道开始，拉开了20世纪第一场对独裁政权公开挑战的帷幕；1930至1931年甘地领导印度人民以非暴力方式反抗英国殖民政府；丹麦人民于二次大战遭德军占领期间，曾于1944年夏天使所有城市陷入瘫痪，迫使德军解除宵禁及封锁措施；美国浸信会牧师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奉行甘地的教诲，领导非裔美国人以游行及抵制的手段推翻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的抵制运动发起人、工会以及宗教领袖共同携手以非暴力方式反抗种族隔离制度，迫使政府释放曼德拉并促成了建构未来民主自由的谈判；与此同时，波兰团结工联在社会运动中诞生，并且引领着新的历史发展趋势；在柏林围墙倒塌后，数千名捷克学生坐在布拉格温彻拉斯广场呼喊口号：“我们手无寸铁……全世界都在注视我们”……。随后，作者对非暴力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得出“要发起并维持奉行非暴力路线的群众运动，公民社会的强化与民主制度的建立或巩固，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的结论；同时指出，“真正有效的非暴力行动，其精心策画的成分远高于其偶发部分，技术性也远高于戏剧性。……非暴力运动的重点在于让政府无法遂行其控制人民的手段”（见第19～20页）。整本书的架构已于此可见，第四部份偏重于理性分析和对现实的思考，从历史学叙事回归到政治社会学。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关于权力来源、实现的可能性等问题至关重要，而且充满了认知上的盲点，因此而造成同样深中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头脑的惯性思维。作者透过对非暴力运动的历史叙述而揭示了认知上的巨大变化：“在这两次事件之间（指1905年的俄罗斯彼得堡工人请愿与1991年的苏联政变—— 引者按），世人对权力的认知产生了剧烈的变化。真正的权力源自于其欲控制对象的认可，而非来自对受控制者的暴力胁迫。此一概念衍生自世人对独裁、侵略、以及人权侵害等行为的反抗，并呈现在卓越人物所做出的决定以及他们的成败中”（序言）。权力观之所以会产生巨大的误差，原因在于权力背后的物质力量和获得权力的非常规途径，一切都使人民产生错觉。而在某种以人民的名义书写的宏大话语中，各种修辞方式不断牢固地漂染着、塑造着人民的权力观。美国参议员John McCai认为，该书“为非暴力运动反抗暴政的效力提出了强而有力的论述。无数的诗人及演说家，都曾歌颂过人类即使在最艰困的处境中仍旧坚毅不挠的精神。本书则说明了那些怀有无比勇气的男男女女，对历史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他们勇于追求高于自身利益的崇高目标，因此不会被最残暴且武力强大的对手击败。对于认为权力来自枪杆子的人，我推荐他们看这本书”。诗人与历史学家的着眼点不同，对精神的讴歌与对历史影响与作用的分析同样都是需要的。 在权力观问题上，应该清醒地看到普遍存在的陈旧观念的顽强与丑陋，应该通过历史叙事充分认识对虚假权力观的颠覆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权力观的改变则会改变人们对社会运动、社会冲突的认识、预期和行动准则。作者以打破英国食盐垄断事业的印度民众、阻挡纳粹军事补给品的丹麦人民、群起反抗独裁统治的智利百姓等例子说明，“实行非暴力行动的人多会直觉发现，他们本身采取的行为即可产生权力，而不仅是身处皇宫或总统府中的人士才拥有权力。正如伟大的非暴力运动理论家夏普（Gene Sharp））所言：‘非暴力行动是可行的，而且即使是面对残暴无情的统治者及军事政权，也仍然能够发挥其强大的力量。因为非暴力行动所攻击的目标，正是所有阶级体系及政府的最大弱点：对受统治者的依赖性’”。 因此而引伸到对社会冲突中力量对比的认识：“在有关冲突的观念之中，最大的谬误就是认为暴力是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实现正当理念或者打倒不公的最高方式。不过，俄国、印度、波兰、丹麦、萨尔瓦多、非裔美国人、智利、南非，以及其它许多国家的人民，都证明了冲突中一方的选择并不会受到另一方牵制，而且非暴力手段的威力可能更为强大（以上均见序言）”。从对权力观的颠覆到冲突观的认知，逻辑性与价值观念并行不悖，是政治社会学最基本的启蒙。非暴力抗争行动如何撼动并推翻看似难以对抗的对手，这的确是20世纪历史留给未来的人民的最大遗产之一。 2010,9,22,中秋，风雨之晨 （原载《晶报》2010,9,26,B07，深港书评•海外）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李公明的最新更新： 拆违工程虎头蛇尾会使人心寒 / 2010-10-01 08:59 / 评论数( 4 ) 官员失踪之迷背后是公共监督的缺失 / 2010-10-01 08:46 / 评论数(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