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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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面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若要问在这千年大变局中哪一个国家对我们影响最大，恐怕非我们的近邻日本莫属。这原因除了地缘上我们都属于东亚国家外，更因为在文化上我们有许多的共同性的同时，又有那么对水火难容的不同，也因此造成了那么多的冲突纠结与伤痕。 首先当然是战争。近代中日爆发过两次大战，而这两次大战都给中国社会造成极大影响，其余痛至今犹存。第一次中日战争发生于1894年～1895年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史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对中国而言无疑影响是负面的，具体说来，甲午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候选国——中国与日本的命运决定战，战胜国日本加入了帝国主义阵营的末班车，成为亚洲唯一晋升帝国主义之国家；战败国中国转为半殖民地的地位，变成列强争夺利权的一块肥肉。日本在一八九八年五月得到的赔偿有：军费赔偿二亿两、威海卫守备军费三年份一百五十万两、辽东半岛退还补偿三千万两，合计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中国在甲午战争时岁计不到一亿两，战费和募集内债都不成，只好向英德借外债六百六十三万余英镑。战败后对对巨额的赔偿更形无力，只好再更依赖外债。此外，甲午战争的赔款除了使日本除了工业化、扩张军备，并建立金本位制之外，在市场与关税方面日本也获得极大好处。所以甲午战争其实是帮助日本现代化，助长了日国内轻工业 的发展，造成日本第一次产业革命。而与此同时，中国则自此堕入半殖民地位，五年之内面临被瓜分命运。包括：俄国租旅顺、大连，德国占领胶州湾，法国占领广州湾，英国占领威海卫及九龙半岛。日本则因为三国干涉还辽而进入对俄十年准备战争，一九○二年英日同盟成立，打破“满韩交换” ，一九○四年对俄宣战，最后因日俄战争成功而取得满州。 还值得一提的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戊戌变法，而且在此后的留日风潮中，大量留日学生的出现还为清王朝的灭亡准备了掘墓人。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可以说，甲午战争不仅在军事上打败了满清王朝，也在政治上打垮了满清王朝。 第二次中日战争发生于1937年～1945年 二战期间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史称抗日战争。此次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重要影响。具体说来，就是日本这次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全面侵略战争，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 ，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 假设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这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4/10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 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 在全面侵华的8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大城市的80%以上。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双方将领中许多都有在日本军校学习的历史。日方就不用说了，便是国民党方面国军将领中，留日群体也最为最庞大。自晚清到民国二十五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就达到1500人以上，还有大量在候补阶段就退学的学生，比如最有名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参谋总长何应钦、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蒋介石侍卫长钱大均，军事教育家蒋方震等等。此外，还有一批曾留学于日军兵种教育学校（日军称之为实施学校）的军官，如刘斐、宋希濂等，以及在日本上过陆军大学的将领，如黄慕松、陈仪、朱绶光等。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其后对中国影响至深的所谓解放战争中，日本在东北地区遗留的大量日式武器以及数以十万计训练有素的伪军，最终成为林彪在东北坐大，并会师南下的资本。 其次是思潮。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界意识到原先的“蕞尔小国”的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远远走在了原本是它文化母国的中国前面，于是，承认风水轮流转，赶紧向日本学习。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就拿近代对中国影响最为深刻广泛的马克思主义而言，中国人正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经由日本中转的。德国汉学家李博教授在其《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一书中特别指出，五四时期“中国人对欧洲各社会主义流派的了解，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日语，或是欧洲语言原著的日文翻译，或是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对此，郭沫若后来的回忆也强调了这点，他说：“中国民众是从通过日语书籍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国记者那里听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书被译成了汉语，于是人们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如果查阅一下文献资料，同样可以得出这一饶有兴趣的结论，即最先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日本知识分子。我本人是在河上肇的书时了解了一点关于马克思的东西。”中国人早期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日本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有重要关系。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翻译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通过自己出版的刊物进行介绍。属于翻译性介绍，中国先进分子充当了先锋。另外，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最后是经济。两次中日战争拖垮了中国经济，延缓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正是日本给了中国最大的经济援助，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据统计1979年至今，中国共获得日本约224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贷款以及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复杂的民族情感，使这个规模巨大的援助行动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之初，缺少大量资金，当时的世界对中国还缺乏明确感。那时，日本是第一个支持中国的国家。不管是对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日本对华开发援助成为早期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也为中国早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89年之后，日本也是第一个恢复对华援助的国家。从1997年到2001年，日元对华贷款进入了高峰期，2001年达到2144亿日元（约142亿元人民币）的峰值。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跳动相一致，30年间，日本对华援助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涉及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从中国早期的能源、运输等基础建设，到农业项目，再到环保、人才培养。迄今在国内已有200多个项目。除日元贷款之外，在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30年间，日本通过派遣海外协力队、年长志愿者等方式，为中国提供大批志愿者、专家，遍布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曾经因历史问题水火不容的两国，因为援助，在扶贫、传染病防治、水资源利用等领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30年后，2007年日本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达到2630亿美元，中国也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2008年3月，日本最后一次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后，日本对华贷款即将结束，不过日本的对华援助还将存在。“雪中送炭”如同干涸的大地，经历动荡岁月的中国需求大笔基础建设资金。日元贷款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雪中送炭。日元对华开发援助的总额在1994年占到中国GDP的0.29％。正如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所言“必须看到，在中国经济的起飞过程中，日本对华贷款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个对我们影响甚深，甚至改变了我们国家命运的国度，我们却知之甚少。甲午海战后，虽然留日学生如过江之鲫，但为人们所常常称道的研究成果只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寥寥数种。非但如此，两本“旧书”———初版于1928年的戴季陶的《日本论》，以及初版于1946年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在2005年仍然颇为畅销。不仅仅是这两本书写得不错之故，更由于这么多年来，在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方面，尚未出现超越性的扛鼎之作。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却非常重视，往往“国家总动员”。在日本，学术界10000多人研究中国，例如史学界，日本研究中国史学的学者分的很细宋史、明史、清史学会都各有几百名专家，日本人口少你想想他们的一亿多人口与我们的十三亿人口来比这10000名学者在中国应该是多少呢？！事实上，中国真正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也许还不到1000人。解放前，尚有诸如周作人、钱稻孙这样真正精通日本文化的学者，现在却一个也没有。日本看我们是透明，我们看日本是铁幕。　　 70多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这样一番话：“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这话至今听来，仍发人深省。

作者：张明扬 对于“带路党”这个几乎等同于“汉奸”的贬义词，我觉得最能帮他正名的是一个正气凛然的成语–箪食壶浆。 事实上，“箪食壶浆”的由来就是一个带路党人的故事。时值战国时代，燕国内乱，民不聊生，齐宣王趁势出兵燕国，谁料燕国民众对齐国侵略军的态度跟对待“人民子弟兵”一样，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不就是带路党么，不仅带路，还送饭送酒，军民鱼水情。 据说在伐燕之前，齐宣王就曾问过孟子意见，孟子的态度基本上和现在的北约一样“霸权主义”，表示现在伐燕就跟武王伐纣一样大快人心。出兵之后，齐军大胜，齐宣王又找到了孟子问计，接着怎么办，孟子的意思是，如果齐军不在燕国大肆屠杀抢掠，而是本着吊民伐罪的高尚情操，对燕国民众秋毫无犯，与燕国民众商量着帮他们再立一位新国君，则就是一次非常完美的国际人道主义行动。 问题是，齐宣王野心太大，想一举吞并燕国，这就好比美国在帮助利比亚除掉卡扎菲之后，竟然想吞并利比亚一样失策，再加上齐军在燕国的表现完全对不起燕国“带路党人”的一片赤诚，结果后来被打得大败，不仅被赶出了燕国，而且如果不是田单的火牛阵，差点齐国自己都被灭了。 重点是，燕国民众在面对齐国侵略军的入侵时，为何纷纷成为“带路党”？对此，孟子给了一个十分夸张但却自成逻辑的解释，商汤在打天下时，先打东面，则“西夷怨”，先打南面，则“北狄怨”，反正面对商汤的“侵略”，周边国家的民众纷纷争先恐后的表示：“凭什么后‘解放’我们”？ 对于这群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带路党”，孟子的形容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总之，在孟子的口中，带路党简直是一群最可爱的人，因此必须用“箪食壶浆”，“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此等华丽的辞藻来献给他们。 当然，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如果齐国解放军背弃民心，烧杀抢掠，那么燕国千千万万曾箪食壶浆的“带路党”们会随时变脸为最英勇的抵抗者，将侵略军们赶出祖国。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成名的“带路党人”应该是伍子胥。伍子胥的祖国是楚国，还是个根红苗正的官二代，但当父亲和哥哥被听信谗言的楚平王杀掉之后，伍子胥一夜白头的逃到了吴国。之后伍子胥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举兵伐楚，攻破了楚国首都，掘开了仇人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 按理说，伍子胥充当“带路党”，引他国军队攻击祖国的行为至少也是个“叛国罪”吧，但问题是，伍子胥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用李零先生在名文《汉奸发生学》中的说法是，“大家对子胥非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 继伍子胥之后，汉朝还出现过一个挺有名的“带路党”–太监中行说。据说中行说因为被迫参与和亲送亲团，到了匈奴之后一怒之下就归降了。中行说后来深度参与策划了匈奴对汉朝的战争，贡献了许多匈奴极其需要的情报和“本地智慧”.与伍子胥不同的是，尽管同为“带路党”先驱，中行说因为身上附带了民族冲突的概念，不可避免成为了早期“汉奸”的代表人物。但即使这样，司马迁在《史记》里对中行说的评价也没不堪到哪里去，还给他安排了一场舌战汉使，凸显才华的精彩桥段。 可以说，一直到汉唐时代，“带路党人”的形象虽然算不上多么伟岸，但还远未沦为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唐朝就不说了，连李氏皇族自己都分不清是胡是汉，民族大融合，也就谈不上去批判“带路党”或者汉奸了。在此之前的南北朝时代，如前秦的王猛，北魏的崔浩，尽管也出仕异族，但形象大多为正面，特别是王猛，在历史更被当作是如诸葛武侯一样的人杰，与苻坚二人君臣相得，在北方力主保护推行汉文化，死前还劝告苻坚不要伐晋，基本上属于那种心系故国的“带路党”. “带路党”的形象逆转应该发生在“儿皇帝”石敬瑭身上。这要说起来，如果要给“带路党”分个类的话，石敬瑭绝对属于“带路党”中的败类，他的带路既没有伍子胥这样的家仇动因，更不是燕国民众那样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给契丹人带路就是为了自己当皇帝，因此不惜将燕云十六州作为报酬送给了契丹。放在任何一个时代，这种为了个人权位不惜生灵涂炭的都属于人中末流，至于是不是带路党还倒是其次了。 不过，即使没有石敬瑭，“带路党”的形象崩塌也属于历史必然，因为碰到了极其讲求“夷夏之辨”和“君臣大义”的宋朝。用李零的话来说，就算是伍子胥，“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稍扯远几句，中国历史上最注重“夷夏”和民族意识的时代，几乎都是衰落时代，如两宋，如明末，如清末，如民国，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你国家越弱，你越强调爱国。 为了收回石敬瑭丢掉的燕云十六州，北宋曾出现过一次非常着名的“带路党”乌龙事件，直接导致了靖康之变。1120年，宋金结成“海上之盟”，相约夹攻辽国。在宋人看来，王师一入辽境，自然是人心所向，“若兴师吊民，不独箪食壶浆当以香花楼子界首迎接也”.也就是说，只要出兵，辽国的汉人同胞肯定会充当带路党，还会在边界用香花搭起彩门迎接，无非还有这样的桥段，“宋军兄弟们，你们终于打回来了，我们等你们等的好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