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

冯军旗: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

编者按:为撰写博士论文,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   南方周末从他的研究论文《中县干部》中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近几年来流传的“官二代”现象,在这里亦有非常具体的体现。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者更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对作者说:“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   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    (冯飞/制图)   近年来,县域治理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热点,但是焦点往往放在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权力过于集中这一问题上。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和县长常由外面调任,而长期在当地经营的本地家庭政治力量,对当地政情往往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如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官”和“吏”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具有深厚当地资源的“吏”,对地方政情的影响,很多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文中的“家族”,指的是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根据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惯例,本文隐去具体县名,以“中县”代称。因为作者在选取调查地点时,是以典型的中国中部农业县作为标准。文中所提及的各邻县、该县所属地区和该县下属乡镇的名称,也都采用化名。该县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2009年县财政收入2亿多元,支出为8个多亿。   一个县级政权的家族谱系   按照作者的详细统计,中县五人以上的“大家族”主要有以下21家:   1.张家+张家   张泰康,张家的核心人物,曾任白阁公社党委书记、中县县委组织部长、政协主席,汝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北山地区劳动局长。其妹张梅芝,曾任中县棉纺厂党委副书记、副县长、政协主席。张梅芝的丈夫王封文,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卫生局局长。张泰康姑老表翟兵宝,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黄县副县长、北山市畜牧局长。   张泰康有8个子女,儿子张立志,现任北山海关关长。大女婿张保彬,现任北山市旅游局局长。二女婿贺耀华,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许,现任武陵区副区长。六女婿韩明勇,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张梅芝的儿子刘彬,现任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刘彬的爱人杨小丽,现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杨小丽的父亲杨国飞,曾任中县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北山地区二工局局长。   张泰康大女婿张保彬也是一个政治家族。他的父亲曾任中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叔叔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叔叔的儿子张吉现任企业局副局长。大弟弟张国际现任中县人劳局长。二弟张昌河,现任财政局副局长。妹妹张紫雨,现任纪委副书记。张国际岳父张舜厚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县供销社主任。张国际爱人张会欣现任武陵区建行副行长。张会欣妹妹张会丽现任中县人大选工委主任。张会丽爱人江河现任公安局副局长。张会欣哥哥为省某银行投资处处长。   2.王家   王天雨,王家的核心人物,曾任中县革委会副主任,登县组织部长,中县人大副主任。其弟弟王天水,曾任科技局副局长;妹妹王天紫,曾任物资局党委副书记;妹妹王天颖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   王天雨儿媳张晶现任政法委副书记,女婿黄百义现任人大农工委主任。王天颖儿子郑普晖现任航运局局长,女儿郑云波现任残联副主任科员,郑云波丈夫朱凤祥现任西城乡党委副书记。郑云波叔叔郑重社现任北山市商务局局长,郑重社姐夫崔兵曾任中县组织部副部长。王天雨侄子王洛现任正县组织部长,王洛爱人李菊芳曾任发改委副主任,王洛表妹王杨柳现任解放街道办主任。王洛妻哥刘对斌曾任中县县委办主任,社县县委副书记,现任北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对斌弟弟刘向彬曾任中县教育局副局长。王洛内弟李田园现任商贸中心纪检组长,王洛连襟侯长春现任农办主任。   3.卢家+陈家+冯家   卢玉柱,曾任中县夏店乡党委书记、李庄区委书记、县农委副主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其子卢明波,现任司法局长,女儿卢悦现任新华书店副经理,卢悦爱人陈山辉现任华生镇党委书记,陈山辉父亲陈东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陈山辉妹夫王文科现任民政局副局长,妹夫何松曾任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妹夫冯国强现任农综办副主任科员。冯国强哥哥冯国华曾任城关镇镇长、计生委主任,冯国华内弟王一生现任土地局副局长,冯国华连襟梁自强现任检察院副检察长。   4.乔家   乔强立,曾任中县城关镇党委书记,中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北山地委副秘书长。其大弟弟乔光荣曾任深圳市委常委,三弟弟乔东亮曾任中国航天某中心主任。乔强立儿子武阳曾任中县国税局副局长,汝县国税局长,乔强立其他子女在深圳发展。外甥乔一坚现任西城国税分局局长。乔强立老表王鹤宇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统计局局长、档案局局长。   5.吴家+蒋家   吴书林,曾任中县大门公社党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其子吴家明,曾任中县人大副主任,现任安县副县长,子吴家奋,现任原县副县长,外甥张昭林,现任外贸中心主任。吴书林妻哥蒋兴国现任中县政协主席,蒋兴国父亲蒋道林曾任中县党校副校长,党史委主任。   其他中县“政治大家族”还有,以曾任中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民政局局长江明亮和曾任公安局副局长陶民明为主的江家+陶家,以现任武警交通某部部长刘光辉为主的刘家,以曾任北山地区物资局局长高文丽为主的高家,以现任财政局长陈庆林为主的陈家,以曾任中县财政局长张德树为主的张家,以曾任中县纪委书记、政协主席王林原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文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白阁乡党委书记、汝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北山市委老干局局长贺原东为主的贺家,以曾任中县土地局长、现任省土地厅某处处长贺明明为主的贺家等等。   而两人以上四人以下的“小家族”,作者统计出四人型的15家,三人型的35家,二人型的90家,其成员遍及于县内各行各业,各主要和次要的党政职位。   政治家族关键词:世袭、等级分配、核心部门   中县政治家族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张泰康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其女婿张保彬后来也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得彬曾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内弟高玉溪也任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二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就是俗称的“县领导”,其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不少还是正科级职务。   三是政治家族子弟具有向核心部门、关键部门聚集的趋向,比如县纪委、组织部、县委办等等。   四是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同时,作者还从中县的具体情况分析了当地政治家族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是政治录用方面的优势,主要是教育和入伍。对于干部家庭子女来说,一般教育条件较好,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较大,毕业即是干部,还能进入较好的单位工作。通过教育这个媒介实现家族繁殖,这是主要的形成途径。其次是入伍,如果考不上学,还可以参军,然后再从工人身份向干部身份转变,这也是重要的途径。   二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形成了一个熟人圈,互相比较了解,同时,很多领导干部为了子女的进步,会不断对县里的主要领导介绍子女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照顾。很多老干部在和作者访谈时,很坦诚地谈到这些;作者在当地组织部长办公室内,曾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进步说情。   三是政治培养,在领导干部家庭中,父辈的刻意培养加上潜移默化的熏陶,都会使得他们在政治体系内更快成长。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曾对作者说:   “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访谈,2009)   另一位中层干部说:   “现在官场世道真是变了,我当时提拔都是在组织谈话时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你看还可能吗?现在不运作一下,不找关系,是肯定不行的。”(访谈,2009)   作者在调查中发现,政治家族在当地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中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中县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很多背后都是政治家族的势力。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这位领导说,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政治家族还造成了干部仕途上的不公平。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通畅,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不公正。这在中县一般干部中议论很大,特别是很多老县领导的孩子,基本都是副科级以上,并且很多都在关键部门和好单位。   同时,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得县乡政治成为人类最复杂的集合体,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象,作者在西城乡时,一位中层干部曾对他说:   “干部考核为什么考不出真东西,因为县城太小,关系太复杂,说不定考核组的就是那个干部的亲戚,能说实话吗?”(访谈,2009)   江西庐山管理局招聘多名干部子女入围 (沉石/CFP/图)   家族政治的衰落   不过,一个近年来趋于明显的情况是,政治家族在中县呈现衰落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导致政治家族衰落的根本因素。中县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一大原因就是子女众多。而现在干部群体中,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就作者了解到的情况,除了个别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外,其他领导都是一个子女。说明计生政策有一个从宽到紧的过程。   二是干部交流制度,这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是干部群体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中县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   作者在西城乡时,当时乡长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乡党委书记就跟她说,千万不要回来,北山市都不要回。为了乡长女儿就业,乡党委书记特意和乡长一块到省会找老乡运作,最后,乡长女儿留在了省会某银行工作。   干部子女在大城市就业的途径就是高等教育。中县干部都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受益者,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对此有最深的体会,所以在子女的教育上绝对是全力投入。县领导的子女在当地一般上的都是最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受教育初始阶段就已经拥有了最优的教育资源。不少都高考移民,往北京、上海、新疆、内蒙古和海南等等,而且一些家属甚至不上班,去陪读。这是挂职期间最令作者吃惊的事实之一。   对教育的重视加上高等教育扩招,现在县领导干部子女上大学已经基本普及。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县领导子女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人生的现象非常明显,除了几个中等学校毕业,留在中县工作以外,其他都选择在大城市工作。   关系千万重   作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关系”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起着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除了上述所说的突出的政治家族现象,其他关系类型主要有: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而近年来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   很多中县干部都办有经济实体,就是为拉关系奠定一个经济基础。很多干部说,上世纪80年代,生活都有困难,怎么可能去找关系?而现在,经济繁盛奠定的经济基础,使得拉关系不仅盛行,而且愈演愈烈。   县乡官场的过度竞争也是关系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县乡干部是中国干部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中县1万多名干部,却只有30多个副处岗位和4个正处岗位,这种差距带来的就是晋升的残酷竞争,竞争的一个结果就是关系的流行,导致每个干部都要关系运作,以增加晋升的概率。同时,关系确实能够带来干部的晋升。   一位乡党委书记说:“不找人不可能,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人,能不能起作用,谁不找人都不行。”   在这种种关系中,除了血亲是自然的连接纽带,也是最强的连接纽带外,其它都是社会性的连接纽带,都需要编织和维持。   在中县,编织关系网的主要方式有喝酒、打牌和送礼。   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也是中县每个领导干部的必备之课。在酒桌上,不认识的相互认识,认识的感情会更加深厚。酒场不仅是建立关系的地方,而且是信息的流动地,办事的润滑剂。正是在酒场上,每个干部都是透明的,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在北京买了房子,谁和谁有一腿,谁被双规,谁家的子女考上了大学等等。   而如果哪个干部想认识某个领导,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中间人,然后摆上一桌,几杯白酒下去,自然从陌生到熟悉,甚至开始称兄道弟。作者的很多论文资料正是在酒场上获得的。   一个干部请人喝酒,一定是请和自己关系好的干部陪酒,而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艺术,那就是一定要避免关系不好的干部在一个酒桌上,所以,到了喝酒的时候,不仅需要熟悉自己的关系网,还需要了解别的干部的关系网,谁和谁关系好,谁和谁有矛盾,必须灵活安排,如此才能尽欢。   在酒场上,打牌则是不可少的,牌的种类有麻将和纸牌,打麻将一般是在酒前以及酒后进行,打纸牌则是喝酒时进行,谁输谁喝酒。一些干部还有固定的牌友,主要在业余时间进行。   喝酒打麻将是中县干部的主要生活方式。一位干部曾对作者感慨:漫漫时光,何以消遣?喝酒打牌。   而当作者就访谈时间问一些干部是上午还是下午时,不少干部都说,一定要上午,因为很多领导一到上午11点多,就开始打电话联系喝酒的地方,中午喝酒后,要么回家睡觉,要么找个地方打麻将,下午根本找不到人。而到了晚上,则继续喝。所以在中县,中午和晚上,上百家宾馆,处处都是喝酒声,而其中大部分是干部,特别是档次高的宾馆,更是如此。   在干部关系网的编织和维持中,礼物以及货币的流动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一般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进行,所以一到中秋和春节等重要节日,很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在中县,他们在路上,在北山市,在省会,在北京,要么“跑部钱进”,要么为仕途而构筑人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中所用政治家族家庭成员的名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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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最糟糕的税收政策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最近发表了一篇论及收入再分配的文章,里边提到了人们在参与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向下看”的心理效应。   这种心理效应建立在两个货币试验的基础上。在第一个试验里,实验者被随机给予一定数量的美元,然后,每个人被告知有两种再分配的方案,一是自己获得额外的一美元,二是所有人共同减少以部分所得,为美元数量最少的人增加两美元,以达到总体收入的平衡。结果显示,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最不愿意拔一毛而利天下;在第二个实验里,拥有随机货币量的实验者获得了额外的两美元,但他必须将这两美元给予比自己收入较高或较低一级的人,结果再次显示,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更愿意把两美元给收入比自己高的人而不是最穷的人。   文章作者把这个现象归结为一种对落入“最贫穷阶层”的恐慌。一个倒数第二穷的人,他并不会与社会收入链最高端的人比较财富,反而会往下看,与社会最穷的人比较财富,从而寻找自身的安全感。大胆点说,一个社会的次贫穷阶层最不希望再分配政策缩小他们与最贫穷阶层的差距,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实际收入,也给他们造成了恐慌的心理。   再进一步推论,一国的税收政策最应该考量的就是该政策对次贫穷人口的影响。那么,中國的城市次贫穷人口收入在多少呢?新个税法规定,凡扣除三险一金后月实际收入低于3500元人民币的人都不用交税。即是说,实际收入在3500元之下的,就是处于在再分配链条最末端的人。放在前文提到的试验里,他们可以被划归到“最穷的人”之列。   但问题是,试验里“倒数第二穷的人”在现实中是谁?这个问题太难准确回答。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实际月薪只有三千的人固然过得紧巴,但实际月薪一万的人,一定会感觉自己更有钱吗?假设他们把每月比收入三千的人多挣的六七千块悉数存进了银行。那么,一年后,其存款大约有七八万,十年之后,大约七八十万,还不够一套四环外房子的首付。和月收入三千的人一样,他们的命运也只能是望房心叹,唯一的区别在于,收入上万的人在这十年中敢于购买稍贵一些的衣服,进稍高档一些的饭馆,多看几场国产电影。如此而已。有舍得花钱的人兴许会动用这笔存款买辆车,但买车并不代表脱离了贫穷。美国的不少流浪汉也开车,还不一定只开日产车,但开车的流浪汉本质上始终是流浪汉。此理放之中美皆准。   我的意思是,中國的“次贫穷阶层”的收入范围或许会非常大。不少月收入在一两万的人(特别是有家庭的夫妻)会发现钱完全入不敷出,因而整天抱怨。一帮整天抱怨自己收入太少而同时又需要缴纳个税的人,大概就相当于试验中那个最不愿为穷人慷慨解囊的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新税法施行后,据统计将有6000万人免缴个税,实际交税人数为2400万人。姑且信这个数字吧。然而,2400万人中,又有多少是属于本文所说的“次贫穷人口”?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在月收入3500至20000元的人群中,新个税法为他们减少的缴税从105元到480元不等,相当于他们每个月能多下一到两次不太高档的馆子。这笔钱,聊胜于无而已。   而往收入金字塔的上方看,月收入五到八万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的税制依旧没有太大变化,并且税额稳中略有上升。虽然如今民间“仇富”心里颇重,但我不得不说,向富裕阶层征税过重,只会减少实际的税收。经济理论中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告诉我们,当对富人的征税比例超过一定临界值的时候,富人们(这里指靠个人劳动致富的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避税、甚至逃税。中國的税收之“重”,不仅鞭子落在穷人身上,也落在了富人身上。所不同的是,穷人无法规避税收,但有钱人在发现自己的财产权受税收侵害时能够采取措施规避,并且,如果这个过程需要寻租的话,他们也付得起那点租金。   再者,新税法施行后,由于纳税人数减少,国家预计全年税收会减收1600亿。一目了然,税收最大的寻租者,政府自身的名义收入也因新税法而减少。通盘考虑,目前的个税改革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最贫穷阶层是否因此受惠还是个未知数;压力很大的次贫穷阶层依然是缴税的冤大头;富裕阶层缺乏安全感,纷纷避税;政府自身的名义收入也在减少。写至此,我猛然想起经济学者R.J.巴罗在一篇探讨美国上世纪90年代税制改革的文章中描述过他认为最糟糕的税收政策:“如果一项政策使得富人们的情况变坏,但又没产生什么税收增加,从而对穷人没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你认为这项政策怎么样?”巴罗万不可能料到,这句话问出二十年后,离他半个地球远的中國居然磨磨唧唧答应了一声。   作者:孙骁骥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9-0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最糟糕的税收政策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经济随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谁能代表中国纳税人的权利? (0) 请为中产减负 (0) 血色税收 (9) 老婆,快出来看发改委 (0) 美国的收入所得税 (0) 纳税的重担 (0) 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 (0) 穷人的税负比富人高 (3) 穷人存钱,富人借钱——利息税成穷人税 (1) 税收过度增长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7) 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意味着什么? (0) 税制变迁映射中国道路 (0) 税不可漏,富不必仇 (0) 税·义务与权利 (1) 政府“征税意识”再思考 (0) 收取“呼吸税”简直是“谋财害命” (11) 我们到底交了多少税? (1) 实施新税法,国家财政每年减收千亿元吗? (4) 呼吸税——改革精英最后的掠夺 (12) 减负,想说爱你不容易 (0) 减税是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前提 (0) 减税才是最好最直接的加薪 (4) 减税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4) 全球税,抑或地区税 (0) 低廉的著作权,沉重的稿酬税 (0) 为什么我们的后脖子总是有凉风 (0) 中国有不纳税的人吗? (8) 中产万税 (0) 个税征收严重“缺位”的思考 (0) 三亿多“中产阶级”为何消失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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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冯军旗: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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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惯例,本文隐去具体县名,以“中县”代称。因为作者在选取调查地点时,是以典型的中国中部农业县作为标准。文中所提及的各邻县、该县所属地区和该县下属乡镇的名称,也都采用化名。该县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2009年县财政收入2亿多元,支出为8个多亿。           一个县级政权的家族谱系          按照作者的详细统计,中县五人以上的“大家族”主要有以下21家:     1.张家+张家     张泰康,张家的核心人物,曾任白阁公社党委书记、中县县委组织部长、政协主席,汝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北山地区劳动局长。其妹张梅芝,曾任中县棉纺厂党委副书记、副县长、政协主席。张梅芝的丈夫王封文,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卫生局局长。张泰康姑老表翟兵宝,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黄县副县长、北山市畜牧局长。     张泰康有8个子女,儿子张立志,现任北山海关关长。大女婿张保彬,现任北山市旅游局局长。二女婿贺耀华,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许,现任武陵区副区长。六女婿韩明勇,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张梅芝的儿子刘彬,现任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刘彬的爱人杨小丽,现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杨小丽的父亲杨国飞,曾任中县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北山地区二工局局长。     张泰康大女婿张保彬也是一个政治家族。他的父亲曾任中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叔叔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叔叔的儿子张吉现任企业局副局长。大弟弟张国际现任中县人劳局长。二弟张昌河,现任财政局副局长。妹妹张紫雨,现任纪委副书记。张国际岳父张舜厚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县供销社主任。张国际爱人张会欣现任武陵区建行副行长。张会欣妹妹张会丽现任中县人大选工委主任。张会丽爱人江河现任公安局副局长。张会欣哥哥为省某银行投资处处长。     2.王家     王天雨,王家的核心人物,曾任中县革委会副主任,登县组织部长,中县人大副主任。其弟弟王天水,曾任科技局副局长;妹妹王天紫,曾任物资局党委副书记;妹妹王天颖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     王天雨儿媳张晶现任政法委副书记,女婿黄百义现任人大农工委主任。王天颖儿子郑普晖现任航运局局长,女儿郑云波现任残联副主任科员,郑云波丈夫朱凤祥现任西城乡党委副书记。郑云波叔叔郑重社现任北山市商务局局长,郑重社姐夫崔兵曾任中县组织部副部长。王天雨侄子王洛现任正县组织部长,王洛爱人李菊芳曾任发改委副主任,王洛表妹王杨柳现任解放街道办主任。王洛妻哥刘对斌曾任中县县委办主任,社县县委副书记,现任北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对斌弟弟刘向彬曾任中县教育局副局长。王洛内弟李田园现任商贸中心纪检组长,王洛连襟侯长春现任农办主任。     3.卢家+陈家+冯家     卢玉柱,曾任中县夏店乡党委书记、李庄区委书记、县农委副主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其子卢明波,现任司法局长,女儿卢悦现任新华书店副经理,卢悦爱人陈山辉现任华生镇党委书记,陈山辉父亲陈东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陈山辉妹夫王文科现任民政局副局长,妹夫何松曾任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妹夫冯国强现任农综办副主任科员。冯国强哥哥冯国华曾任城关镇镇长、计生委主任,冯国华内弟王一生现任土地局副局长,冯国华连襟梁自强现任检察院副检察长。     4.乔家     乔强立,曾任中县城关镇党委书记,中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北山地委副秘书长。其大弟弟乔光荣曾任深圳市委常委,三弟弟乔东亮曾任中国航天某中心主任。乔强立儿子武阳曾任中县国税局副局长,汝县国税局长,乔强立其他子女在深圳发展。外甥乔一坚现任西城国税分局局长。乔强立老表王鹤宇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统计局局长、档案局局长。     5.吴家+蒋家     吴书林,曾任中县大门公社党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其子吴家明,曾任中县人大副主任,现任安县副县长,子吴家奋,现任原县副县长,外甥张昭林,现任外贸中心主任。吴书林妻哥蒋兴国现任中县政协主席,蒋兴国父亲蒋道林曾任中县党校副校长,党史委主任。     其他中县“政治大家族”还有,以曾任中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民政局局长江明亮和曾任公安局副局长陶民明为主的江家+陶家,以现任武警交通某部部长刘光辉为主的刘家,以曾任北山地区物资局局长高文丽为主的高家,以现任财政局长陈庆林为主的陈家,以曾任中县财政局长张德树为主的张家,以曾任中县纪委书记、政协主席王林原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文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白阁乡党委书记、汝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北山市委老干局局长贺原东为主的贺家,以曾任中县土地局长、现任省土地厅某处处长贺明明为主的贺家等等。     而两人以上四人以下的“小家族”,作者统计出四人型的15家,三人型的35家,二人型的90家,其成员遍及于县内各行各业,各主要和次要的党政职位。           政治家族关键词:世袭、等级分配、核心部门          中县政治家族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张泰康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其女婿张保彬后来也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得彬曾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内弟高玉溪也任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二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就是俗称的“县领导”,其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不少还是正科级职务。     三是政治家族子弟具有向核心部门、关键部门聚集的趋向,比如县纪委、组织部、县委办等等。     四是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同时,作者还从中县的具体情况分析了当地政治家族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是政治录用方面的优势,主要是教育和入伍。对于干部家庭子女来说,一般教育条件较好,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较大,毕业即是干部,还能进入较好的单位工作。通过教育这个媒介实现家族繁殖,这是主要的形成途径。其次是入伍,如果考不上学,还可以参军,然后再从工人身份向干部身份转变,这也是重要的途径。     二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形成了一个熟人圈,互相比较了解,同时,很多领导干部为了子女的进步,会不断对县里的主要领导介绍子女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照顾。很多老干部在和作者访谈时,很坦诚地谈到这些;作者在当地组织部长办公室内,曾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进步说情。     三是政治培养,在领导干部家庭中,父辈的刻意培养加上潜移默化的熏陶,都会使得他们在政治体系内更快成长。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曾对作者说:     “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访谈,2009)     另一位中层干部说:     “现在官场世道真是变了,我当时提拔都是在组织谈话时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你看还可能吗?现在不运作一下,不找关系,是肯定不行的。”(访谈,2009)     作者在调查中发现,政治家族在当地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中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中县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很多背后都是政治家族的势力。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这位领导说,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政治家族还造成了干部仕途上的不公平。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通畅,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不公正。这在中县一般干部中议论很大,特别是很多老县领导的孩子,基本都是副科级以上,并且很多都在关键部门和好单位。     同时,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得县乡政治成为人类最复杂的集合体,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象,作者在西城乡时,一位中层干部曾对他说:     “干部考核为什么考不出真东西,因为县城太小,关系太复杂,说不定考核组的就是那个干部的亲戚,能说实话吗?”(访谈,2009)           家族政治的衰落          不过,一个近年来趋于明显的情况是,政治家族在中县呈现衰落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导致政治家族衰落的根本因素。中县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一大原因就是子女众多。而现在干部群体中,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就作者了解到的情况,除了个别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外,其他领导都是一个子女。说明计生政策有一个从宽到紧的过程。     二是干部交流制度,这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是干部群体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中县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     作者在西城乡时,当时乡长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乡党委书记就跟她说,千万不要回来,北山市都不要回。为了乡长女儿就业,乡党委书记特意和乡长一块到省会找老乡运作,最后,乡长女儿留在了省会某银行工作。     干部子女在大城市就业的途径就是高等教育。中县干部都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受益者,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对此有最深的体会,所以在子女的教育上绝对是全力投入。县领导的子女在当地一般上的都是最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受教育初始阶段就已经拥有了最优的教育资源。不少都高考移民,往北京、上海、新疆、内蒙古和海南等等,而且一些家属甚至不上班,去陪读。这是挂职期间最令作者吃惊的事实之一。     对教育的重视加上高等教育扩招,现在县领导干部子女上大学已经基本普及。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县领导子女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人生的现象非常明显,除了几个中等学校毕业,留在中县工作以外,其他都选择在大城市工作。           关系千万重          作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关系”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起着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除了上述所说的突出的政治家族现象,其他关系类型主要有: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而近年来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     很多中县干部都办有经济实体,就是为拉关系奠定一个经济基础。很多干部说,上世纪80年代,生活都有困难,怎么可能去找关系?而现在,经济繁盛奠定的经济基础,使得拉关系不仅盛行,而且愈演愈烈。     县乡官场的过度竞争也是关系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县乡干部是中国干部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中县1万多名干部,却只有30多个副处岗位和4个正处岗位,这种差距带来的就是晋升的残酷竞争,竞争的一个结果就是关系的流行,导致每个干部都要关系运作,以增加晋升的概率。同时,关系确实能够带来干部的晋升。     一位乡党委书记说:“不找人不可能,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人,能不能起作用,谁不找人都不行。”     在这种种关系中,除了血亲是自然的连接纽带,也是最强的连接纽带外,其它都是社会性的连接纽带,都需要编织和维持。     在中县,编织关系网的主要方式有喝酒、打牌和送礼。     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也是中县每个领导干部的必备之课。在酒桌上,不认识的相互认识,认识的感情会更加深厚。酒场不仅是建立关系的地方,而且是信息的流动地,办事的润滑剂。正是在酒场上,每个干部都是透明的,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在北京买了房子,谁和谁有一腿,谁被双规,谁家的子女考上了大学等等。     而如果哪个干部想认识某个领导,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中间人,然后摆上一桌,几杯白酒下去,自然从陌生到熟悉,甚至开始称兄道弟。作者的很多论文资料正是在酒场上获得的。     一个干部请人喝酒,一定是请和自己关系好的干部陪酒,而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艺术,那就是一定要避免关系不好的干部在一个酒桌上,所以,到了喝酒的时候,不仅需要熟悉自己的关系网,还需要了解别的干部的关系网,谁和谁关系好,谁和谁有矛盾,必须灵活安排,如此才能尽欢。     在酒场上,打牌则是不可少的,牌的种类有麻将和纸牌,打麻将一般是在酒前以及酒后进行,打纸牌则是喝酒时进行,谁输谁喝酒。一些干部还有固定的牌友,主要在业余时间进行。     喝酒打麻将是中县干部的主要生活方式。一位干部曾对作者感慨:漫漫时光,何以消遣?喝酒打牌。     而当作者就访谈时间问一些干部是上午还是下午时,不少干部都说,一定要上午,因为很多领导一到上午11点多,就开始打电话联系喝酒的地方,中午喝酒后,要么回家睡觉,要么找个地方打麻将,下午根本找不到人。而到了晚上,则继续喝。所以在中县,中午和晚上,上百家宾馆,处处都是喝酒声,而其中大部分是干部,特别是档次高的宾馆,更是如此。     在干部关系网的编织和维持中,礼物以及货币的流动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一般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进行,所以一到中秋和春节等重要节日,很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在中县,他们在路上,在北山市,在省会,在北京,要么“跑部钱进”,要么为仕途而构筑人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中所用政治家族家庭成员的名字均为化名)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1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方周末,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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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 | 京东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悲剧

京东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悲剧   2011-9-1 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必须另立标准,另建市场,否则只能在永远落后一步的巨额亏损中,被国际领先企业拖垮。如同美国的星球大战拖垮了羸弱的苏联经济,面板争夺战让中国企业不堪重负。       中国A股市场有一家绝妙的企业,身为历史悠久的国有军工企业,背负中国显示器赶日超韩的重任,投入数百亿,依然在泥潭中无法挣脱。地方政府扶植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企业,却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京东方一个篮子里,最终酿成了中国高科技领域与证券市场的悲剧。       在京东方的豪赌中,中国经济的战略决策并没有实现,巨额投资没有能够换来我国在面板显示器等相关领域的领先地位。       当然,京东方拥有了从4.5代线到8.5代的LCD生产线,京东方拥有5000多项可使用专利,每年新增专利数量300多项,还在2003年整体收购了韩国现代的TFT—LCD技术,但在核心技术上未能获得突破,一直气喘吁吁跟在日韩等国的企业之后,从小屏幕到大屏幕,亦步亦趋,从上游玻璃基板以及化学材料都受制于人。从今年开始,与以往的TFT—LCD不同的新技术正式登堂入室,LGDisplay(LGD)近日表示拟投资28.3亿美元 (约合180亿人民币)批量生产下一代面板OLED,该技术有极大可能成为下一代显示器主流。未来几年将进入量产阶段。       京东方再次紧随其后,在公布2011年上半年亏损12.15亿元半年报的同时,公司计划投资220亿元到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5.5代AM-OLED有机发光显示器件生产线。如果此次,京东方不能摆脱老二位置,与国外企业并驾齐驱,未来又会有数百亿的资金沉没其中。计划投资的220亿不过是初试啼声,更大的支出恐怕还在后面。       鄂尔多斯政府则答应配置给公司一个不低于10亿吨储量的煤矿,该煤矿计划交由同为北京市国资委旗下的昊华能源合作开发。8月18日,京东方公告称,将采取非公开募集出资方式募集约10亿元人民币,组建一只光电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投资方向是围绕产业领域内科技革新的新产品、新技术。这家身负战略重任的企业,正在通过获取资源溢价、进入投资领域等方式,缓解迫在眉睫的融资难题,难道京东方最终也将蜕变为一只频频变脸的A股市场不死鸟?或者说,政府在补贴、允许再融资等方式之后,又给予了京东方一条在低迷股市依然能够生存的资金捷径?       在京东方的豪赌中,投资者未能获益,政府同样未能获利。在资本市场,树立起一个负面标竿,即只要是战略性企业,不管赢利前景如何,都会万千宠爱集于一身。       京东方去年净亏损额达到20亿元。从2005年至今这家企业大多亏损,只有2009年,因获得合肥、成都和国家发改委先后补贴8.3亿元后才略微盈利4968万元——陷入 “越亏越建,越建越亏”的怪圈。截至去年,京东方A上市十年完成4次融资,累计融资额高达171亿元,而其他资金主要由银行贷款与政府支持——合肥6代线中有30亿元是合肥市政府旗下投资公司直接出资;北京的8代线由北京市一副市长亲自挂帅,北京市政府直接投资85亿元作为启动资金,后来又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注资45个亿。       无论京东方是否赢利,据说京东方的项目都大大拉动了当地的GDP,对于社会、投资者不利的项目,对于京东方与地方政府可谓双赢。此次220亿的投资,一半左右又将借助于银行贷款。       起码表面上,京东方似乎对亏损毫无愧疚,而一些业内人士也表示该行业投资巨大是常态,京东方老总王东升曾表示,三星在发展TFT-LCD产业初期曾连续亏损7年,但韩国产业银行始终给予其支持,甚至在亚洲金融]风暴时一次注资上百亿美元,就是因为液晶是半导体技术的前沿,是未来信息化时代的工业“粮食”。京东方曾经让国外竞争者害怕,而现在已经快成为他们嘲弄的对象。       如京东方或者中石油这样的企业往往树起民族与经济安全两面大旗,如京东方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市场给予我们的扭亏压力只是暂时的,更大的压力在于液晶产业对中国工业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京东方绝对不能退缩动摇,否则会使整个产业功亏一篑”。这家把“困难时期即将过去”挂在嘴上的企业,十几年来带给投资者的是苦涩与失望。       京东方并不孤独,日本政府主导的电子产业失败,数字时代是美国企业的天下;美国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抗癌计划同样折戟,有雄心有战略并不等于成功,原因很简单,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乔布斯诞生在哪个车库里,因此所能做的只有让市场给予乔布斯群体更多的空间。       培育高科技产业,首先要建立高科技体制,让风投为新科技插翅,让企业承担成本,让税收显示优惠,让本土的标准呵护企业,而不是让投资者成为风投家,让银行成为高科技企业的出纳,让资本市场成为亏损者弘扬民族大义的演讲场。   注:总算回来。     与企业家交流,再次感受实体企业的不易。     再不易,也不能碰高利贷红线,一些地区已开始崩盘。       康菲石油理应受裁,但中石油的经历,说明了康菲傲慢的底气。     中石油13个月四次惊魂。     7月16日,中石油大连石化公司厂区内1000万吨常减压蒸馏装置换热器发生泄漏着火;     2010年7月16日,中石油大连保税区油库的一条输油管道发生爆炸,泄漏1500吨油入海,大面积海域遭污;     同年10月24日,大连新港码头油库拆除油罐时,引燃罐体内残留原油,再次发生火灾。 再早,2005年11月,中石油吉林石化发生爆炸事故,造成8人死亡、60多人受伤、近百万居民生活受到影响。6年来,国家为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累计投入治污资金78.4亿元,而中石油只向当时的环保总局缴纳了100万元罚款,以捐助的名义支付给吉林省政府500万元。     带血的GDP,必然是破坏环境的肮脏GDP。       环境地雷,遍布内外。     记得数月前去西部某地,被告知当地儿童铅中毒。     但不能说,不准说,一说就没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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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货币问题

接着“遐想”,货币问题,因为复杂,所以只能说是“遐想”。关于“货币”的定义,有许多谬误,我相信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因为这一理论的逻辑是最彻底的(回到了康德的先验系统)。在今天的知识水平,我可以这样断言:我们之所以需要货币,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理由:货币可以应付未来交易的不确定性。每一个人对自己生活中未来要发生的交易,有自己的主观判断,这是不可计算的,因为不确定性是奈特意义上的,它不是风险。货币降低不确定性,因为如果没有货币,未来的任何交易(生活)都只能基于我们偶然遇见的其他人的需求,于是成交的概率大大降低。但我们每一个人对未来的各种事件的不确定性的判断,可以千差万别,至今不可能有一个客观的度量。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微观经济活动的一部分,由于不能有客观度量,故而不可能有宏观集结指标以及宏观经济学。货币是微观的。虽然货币是微观的,但可以有替代它的制度,最著名的就是中央计划对货币的替代。如果国家发改委或其它权力机构显著干预了微观生活,例如,将一部分资源直接控制并通过行政手段加以配置,那么,这一部分资源的配置将减少我们对货币的需求。因为交易以及通过计划完成了,虽然,计划分配之后仍有微观交易,但可以推测,货币可以承担媒介作用的交易机会是减少的。这一过程,极端而言,如果返回完全的并且彻底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时代,那么,我们可以不要货币。问题是:一方面,政府拼命增发货币,另一方面,微观经济活动被政府干预的部分日益扩张。这两方面的联合作用,仅仅是通货膨胀吗?当然不是。它是经济停滞+物价上涨,所谓“滞涨”。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和美国一样。或者,美国与中国一样。    宏观经济学,哈耶克认为不应当有,因为不具有学术合法性。我看,今天也一样。宏观经济学只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部分,或许这样,它可以找到自己的学术合法性。公共政策,最肤浅的办法,姑且分为“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等。经济政策的主旨之一,是降低包含在货币的未来购买力中的不确定性。如果经济政策不能提供这一功能,那么,人们会转向其它途径,例如,营造政治势力或向更安全的地方转移资产(未来购买力)。如果一切可以降低购买力未来不确定性的途径都被堵塞,那么,人们倾向于将购买力完全转为当前消费。在这一情形下,物价上涨的速度最快。 下一篇: 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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