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

又是一国二制！汽油香港连续降价 大陆却岿然不动 (2011-08-07 11:23:19) 转载 分类： 股票经济理财投资       新京报8月1日报道与内地成品油价格已近4个月未调整相比，香港的成品油价格调整非常频繁。中石化在港已于5月9日和7月2日两次下调汽油价格。在内地，发改委于2011年2月和4月两次上调油价，5月之后就再未调整。         从五月开始，国际油价一直都是走在下行通道，香港中石化三个月也随之下降了2次油价，而同时期的大陆居然接连4个月，油价分文未动，稳如泰山。这样有趣的现象，不要说普通公众看不懂，就是国外机构都不理解，他们非常感兴趣的研究这一谜团，期待找到答案。为何在世界油价一片跌绿行情中，中国大陆油价能够一枝独秀岿然不动？         经过国际专家的集体研究合作，他们终于发现了中国大陆油价坚挺的一些奥秘端倪。         首先，大陆油价岿然不动也得益于大陆人的富裕，大陆财政实力世界第二，大陆的千万富翁数以万计，那些太太团海外消费三日都能达过亿美元，承受点高油价应该没问题，想想大陆人在海外消费起奢侈品来都是一掷千金的疯抢场面，能够在乎油价那一毛两分这样小钱的变动？         再次，素闻大陆是文明礼仪之邦，宽容仁厚又大方，可能是最先进的生产关系造就出来的人物素质就是不一样，大陆百姓很少会出现像香港民众那样，一有什么变动，就上街吵闹给当局压力，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钱财更是斤斤计较，就如这个国际油价一下降，他们就会要求当局降价，中石化这些供油公司也不敢怠慢，基本就是同步国际价格。而大陆百姓的觉悟似乎更高，忍耐力更强。香港民众的思想觉悟和忍耐力真是和大陆不可同日而语，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还有，就是大陆推行节约为本的治国理念，中石化中石油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油价高企就是为了让民众少开车少费点油少排放点尾气，多乘公交多骑车跑步，为子孙后代节约能源，为自己净化空气污染，头顶一片蓝天，晚上能见浩瀚星空明月，而香港本来就是人口高密度城市，可能本来就汽车尾气排放就多，空气污染重，所谓债多不愁，虱多不痒，车多再排放一点也无所谓了，所以汽油价就不用涨了，多排就多排点吧。         再有呢,是最令人感动的地方。中石化毕竟是国内企业，对待大陆人民还是更好一点，为大陆人民的健康着想，希望大陆人少开车，多步行，骑自行车，运动有益健康啊，保持油价不降其实是用心良苦，就是让人民多运动，能锻炼出一个健康身体，长命百岁。         显而易见，大陆油价保持一枝独秀的奥秘可能除了国力强胜资本的优势外，可能就是利益于富有又幸福的中国大陆人，热爱环保注意健康珍惜环境，性格温顺思想觉悟又高，愿意享受中石化中石油的油价，为国家作贡献，为自己子孙造福，也为自己健康创造条件。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控股，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作业的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事故2个月。据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7月27日至31日的监测信息，受溢油污染的渤海湾海水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其中劣四类海水面积约6.9平方公里。 　　国家海洋局相关人士8月3日向《经济参考报》独家透露，目前“肯定已经开始准备”海上溢油响应基金，但这并非当前时期的工作重点，下一阶段就要由处置溢油事故转向生态索赔。该人士称，在经过专业检测和估算后，会给出一个科学合理的直接和间接生态损失的赔偿金额。 　　海洋局高调批评康菲公司 　　早在7月6日，康菲中国总裁司徒瑞表示，目前蓬莱19-3油田没有任何溢油情况，清洁工作已接近尾声。然而近一个月后，康菲中国又改口称，初步确认在B平台附近海底渗漏点仍有可能出现少量残留油水渗出。 　　同一天，康菲中国还承认，在海底清理工作过程中，发现还有剩余来自井涌事故所溢出的油基泥浆，目前尚无法估计海底剩余油基泥浆总量，但“估计这会导致原油及油基泥浆总溢出量超出早先预计的1500桶”。这被视为康菲中国在事故后首次对溢油结果进行悲观估计。 　　《经济参考报》获悉，8月1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副局长郭明克签署了内部文件，对康菲公司未按期完成蓬莱19-3油田油污清理作业提出批评，要求康菲公司于8月7日前完成仍有油花持续溢出的C平台的油基泥浆的回收处理，在8月10日前提交清理回收效果的评估报告，并在8月31日前彻底排查并切断溢油源。 　　《中国海洋报》还发表署名文章对康菲中国的处理手法表示质疑。在溢油事故处理过程中，康菲中国每天通过20多条船喷洒消油剂，主要用于处理溢油及清洗油污，为此“要防止消油剂的二次污染”。该文称，消油剂会通过影响食物链对更高层的海洋生物、因而对食品安全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 　　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娄安刚教授表示，过去海洋局对排污企业的批评主要是通过下达内部文件，但这次通过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十余篇通稿，“较为罕见”。此外，副部级的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曾在7月中旬率队赴发生溢油事故油田现场，要求中国海监总队加快案件的查处，康菲中国要积极主动地配合调查。 　　娄安刚表示，由于渤海属于浅海，生态环境较脆弱，因此从地层抽出的油水混合物在提炼为原油后，为避免污染当地内海及造成海底地表沉降，剩下的废水必须重新注入地层中，但由于对地质条件不了解，或者自身技术实力不足，久而久之极易造成海底地层裂缝，造成“渗油”。 　　一位匿名专家透露：“据初步评估，上述原因也是蓬莱19-3平台溢油事故的部分原因，这种‘渗油’很难发现和处理。康菲石油作为国际知名油企，却因中国缺乏强有力的环保约束而犯下低级错误，中海油未来独资开采石油也需要引以为鉴，以避免造成渤海等近海‘油污围城’。”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原副厅长、巡视员王诗成也表达不满：“漏油以来，康菲发布的消息避重就轻，与国家海洋局的信息多次冲突。康菲石油在发布会上称，没有油膜到达海岸。监测表明已有漏油到达绥中和京唐港的两个浴场。渤海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康菲石油还表示不停产，后被勒令停产。” 　　海洋生态损害索赔缺乏国家标准 　　渤海环境保护省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于7月下旬召开，环保部、水利部、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等多位副部级官员出席，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指出，渤海环境保护工作要将制度保障放在首位，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海上溢油事故责任追究和赔偿制度、海洋倾废管理治理等。据了解，这是蓬莱19-3溢油事故后，针对渤海湾环境治理的最高层会议和表态。 　　一位国家海洋局知情人士对此回应称，海洋环境保护司曾经委托多个直属院所进行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方案的研究，但在生态价值的量化模型等方面遇到很大困难；此外，海洋科学技术司在科技部的支持下，进行“渤海生态环境对经济开发活动的承载力”课题，该课题尚处于学术研究阶段。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刘家沂认为，海洋生态损害的索赔内容应该包括为恢复、减轻海洋生态损害而支付和将要支付的合理费用，或者无法原地复原时需要采取异地恢复或区域措施的补偿费用；为上述目的而支付的检测、监测和评估的费用等六个方面。 　　刘家沂曾主持该领域的首个国家级课题《海洋生态损害的国家求偿法律机制与国际实践研究》。她的说法在本次事件中得到国家海洋局官员确认。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主任、研究员崔文林7月8日表示，此次溢油事故对渤海海域生态系统将产生长期影响。 　　早在今年初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海洋局原局长孙志辉就代表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提交了《关于建立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制度，促进海洋开发与保护协调发展的提案》。 　　孙志辉建议，国家尽快启动建立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制度的立法程序，对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索赔的责任主体、赔偿范围及标准、程序以及补偿赔偿金的使用管理等进行明确界定，为海洋生态保护政策提供经济调控手段，为海洋生态保护提供可持续的财政机制。 　　刘家沂则建议，针对海上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应建立专项响应基金，经费用于当次事件所需要支付的清理、控制、恢复和治理的费用，由国家海洋局监管每笔款项的进出，具体工作由专项响应基金的建立者开展。 　　然而，一些海洋生态破坏往往缺乏被害人，有时也找不到责任人，刘家沂为此指出，应要求所有的海上活动人在“入海”之前，先缴纳海洋生态损害责任保险，“在突发性事故发生后，这笔钱可用于无主损害的海洋生态修复费用。” 　　全国通用操作性强的法律亟待出台 　　近几年来，浙江、山东、天津、广东等沿海地区已在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方面作出探索。去年，山东省首次对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合并进行规范，在全国首次明确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的具体评估办法。 　　天津市海洋局内部人士向《经济参考报》透露，从2002年“塔斯曼海”漏油案件发生，到2004年天津海事法院一审判决赔偿4209万余元，再到2009年终审判决赔偿额“缩水”为1513 .42万元，该次索赔工作并不太成功，“主要是在国家层面缺乏法律依据”。该人士称，如果此次通过类似于山东的行政性规章进行索赔，“未尝不是个办法”。 　　《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代表国家向当事方提出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要求。其评估办法规定，造成50公顷用海生态损失，应缴纳1000万元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费；造成1000公顷用海生态损失，应当缴纳2亿元损失补偿费。 　　刘家沂对此持不同看法。“如果不进行国家级索赔，而仅仅根据山东的行政性规章，那么行政手段就变成地方政府对受损失渔民和居民的安抚，或者对排污企业的妥协和谈判。出了山东的管辖区域，这些排污企业在江苏、广东、辽宁等其他10个沿海省市照样不受约束。”刘家沂称，行政性规章缺乏立法依据，“一旦康菲中国因此跟地方政府打官司，不考虑行政干预因素，那么地方政府必输无疑。”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石油开采从陆地转到近岸，随后又依次转向近海、远海。”刘家沂表示，中国近海油气年产量(油当量)从1996年的2000万吨上升为2008年的4000万吨，现在已到了对颁布12之久的《海洋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或者由国土资源部出台海洋环境保护的部门规章的时候，“全国通用、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亟待出台。”记者　梁嘉琳

2011 年 08 月 03 日 | | | 陈破空先生说，腐败是共产党的一个权力斗争的工具，也是一个粘合剂。 [net] 一位发帖人于7月31日在昆明信息港网站论坛上传一条网帖，曝光疑似昆明发改委官员的艳照视频照片，发帖者说他无意中捡到一个USB盘，回家打开一看却是几段自拍的淫乱视频。 在曝光的照片上，多名男女赤身裸体，场面相当惊人。如果算上拍摄视频的人，可以推断照片中共有五人。 有位自称是昆明市发改委官员的男子请求论坛管理员删除艳照帖子，称照片是通过电脑软件“移花接木”完成，并说他已报警。 昆明市发改委早些时候曾在8月1日回应说，昆明发改委没有帖子中所说的人并表示已报警。 中国媒体报道，现在发改委已经改变了态度，成立了工作小组，对事件展开调查。 旅美政治评论家，前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陈破空先生在接受澳广记者方腾采访时就中国官员的腐化、嫖娼等恶行做了点评。 “我想中国官员不管出什么样的丑闻已经是不足为奇了。他们贪污也好、受贿也好、或者是嫖娼也好、艳照也好，我想这并不出奇。说这起事件是有人把相片送到了网站上，所以才暴露出来。因为腐败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陈破空先生说，中国的腐败不仅是由一个缺少制衡和监督的制度所造成的，而且是中国领导人有意制造的一个局面，那就是腐败均摊。他说，“那么只要大小官僚，都能得到一些腐败的利益，他们就能为这个党效劳，就能为这个政权的维护做出他们的最大的努力。只有在权力斗争中失势，或者是一方斗倒另一方时，才会把腐败现象揭露出来，作为一个权力斗争的把柄，来取得党内更有利的位置。” 有人说，共产党哪天都在喊反腐败，似乎在反腐败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成绩。然而，陈破空先生并不是这样看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总是在文字上，或表面上有一套语言、有一套法规、也有一套宪法，更多的是有一套语言体系来维护它的政权。它在语言上一定要提防腐败这件事情。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从共产党的历史来论证他的这一观点。 他说，“他们从建政60多年来一直在提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看到60年来腐败不是越来越轻，而是越来越重。那么说明，他们在内心深处来说并没有真正想反腐败。如果真正要反腐败的话，他们就会从制度改革入手。他们很清楚，中国的这种无官不贪、无官不腐的局面是这个制度造成的。这个制度没有新闻监督，没有司法独立，仅仅有党自己的机构，中纪委来制党的腐败，就像一个人自己打屁股永远也打不疼一样。所以没有一个独立的，外在的机构来监督他们的腐败情况是治不了的。” 陈破空先生说，共产党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它并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而是把维护政权当成重中之重，首要之首。因此，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索性就是能反就反，不能反就算了。陈先生说，因此可以说腐败是他们一个权力斗争的工具，也是一个粘合剂。 他说，“如果腐败均摊，那全党就能团结，政权就能巩固。包括胡锦涛和江泽民在内的，他们的家属都有腐败利益。比方说，胡锦涛的儿子持国外的合同，江泽民家里是垄断电讯系统，李鹏家族垄断电力系统。这都是知道的事情，只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失势，被另一方拿住了，没有办法了。那就成了一个反腐败的过场，看到了反腐败的戏码在上演，就以为还在反腐败。但是事实上，反腐败的存在可能只有5%，而真正保留下来的部分应该是90%到95%。”

涂建军：温州动车事故对中国核电发展的警示 （2011-08-03）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斯蒂芬·罗奇：聆听中国发出的信息 [时事漫画] 亚洲本世纪中叶将像今日欧洲一样富 [总统选举] 总统选举选票将印候选人照片 [中国政情] 王强：刍议新疆长治久安的新思维 ● 涂建军 7月23日，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在温州境内追尾，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虽然大陆很快就为国内媒体的报道划了红线，官方媒体也异乎寻常地指出，事故动车是基于国外技术建造，但席卷全国的网络问责风暴却愈演愈烈。虽然事故发生在铁路行业，考虑到高铁和核电都是成功商业化的最大型、最复杂的工程技术，中国政府有必要深刻意识到，这次事故对中国核电发展的警示作用。 中国高铁从2004年前的一无所有，在短短几年做到运营规模及速度世界第一，走完了发达国家近半世纪的历程。与此对比，中国核电规划与高铁的大跃进式建设，其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2010年底，大陆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不过1082万千瓦。虽然2007年发改委颁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计划在2020年前将指标增至4000万千瓦，不过据大陆媒体报道，可能将这个目标大幅上调至7000至8600万甚至是1兆千瓦。 值得庆幸的是，鉴于日本福岛事故的严重性以及对中国民意的巨大冲击，3月16日中国国务院迅速决定暂停审批新的核电项目，此举标志着政府对核电开发变得更加谨慎。不过很可惜，中国最近又出现了核电大跃进的趋势。7月发布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明确提到，要在2015年前引进消化美国第三代的AP1000技术，并将单机容量由1000提到1400兆瓦。相对中国的“高效率”，同样的时间，可能还不够一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核电投资人申请项目开工的许可证。 中国的核电和高铁行业，在本质上都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手段，从国际引进关键技术。除了国产压水反应堆，中国还陆续引进了法国、加拿大、俄罗斯、美国的多种反应堆技术。但是从设计标准化、操作安全、维护简易性的角度来看，在任何一个国家，同时运行维护过多种类的反应堆，都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核电发展模式。因此，中国需要立即限制堆型“八国联军”化的趋势，并集中人力、物力，专注一到两个标准堆型的研究、开发与推广。 核电大跃进的后果更严峻 据报道，中国可能会放弃第二代反应堆，并转而采用包括被动式安全系统的第三代技术。与此对照，这次温州的事故，动车配备了据说能保证绝不追尾的中国列车控制系统。以此类推，不管第三代核电技术理论上如何安全，中国政府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类没有经过实践充分检验的安全技术，可以轻易地因为硬件失灵、设计错误或操作经验不足等原因失效。 鉴于中国现行体制下社会矛盾的积累效应，中国领导人有必要从政权稳定的高度，理解重大核电事故可能的冲击效应。1979年三里岛核事故后，民间反核的力量导致美国30多年都没有新建核电站。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加剧了苏联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并成为苏联解体的催化剂。2011年福岛事故，导致日本首相菅直人被迫承诺会为此下台，并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中国如果坚持大上快上核电，匆忙上马的大批核反应堆，很可能成为潜在事故的引爆点。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源不足的附加风险，任何核电大跃进在中国都可能以核灾难的发生悲剧告终。 福岛核危机后，德国宣布在2022年前彻底退出核电行业。不过由于中德两国国情差别巨大，彻底放弃核电对中国来说并不可取。为了减缓国内诸多的能源和环境挑战，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进一步增长应该是无可避免的。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必需意识到安全是核电发展之本。脱离开一个稳健的核电中长期规划，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产业升级都不过是镜花水月。 “7·23”温州动车追尾虽然暴露了中国公共项目投资领域，因贪功冒进所引发的诸多矛盾，而且还造成了政府与执政党的公关危机，不过，如果中国领导人能够以该事故为鉴，大力整顿基建投资领域的乱象，并因此能对2020年核电规划目标的修订三思而后行，那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未尝不算因祸得福。鉴于核电开发的巨大风险与不确定性，发改委2007年公布的2020年国内核电运行装机容量4000万千瓦的规划目标，短期内不宜上调。如果十二五期间，国内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引进能够顺利进行，中国2020年核电规划目标，完全可以在十三五期间再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