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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郝建:抗日电视剧:甚嚣尘上,难得反思

“在笔者看来,抗日剧的兴盛表现了中国社会民间与官方多元价值诉求的冲突和对话,抗日剧是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编织,宣传部门大力发扬民族主义的情绪,同时对百姓的各种观赏心理、形式趣味有所妥协和抚慰,对一些纯粹形式需求有所满足。由于主旋律话语在中国大陆的权威地位和弘扬力度,造成了某一种文化形态的非常态膨胀。”   最近,抗日电视剧忽然摊上事情了。 本来,抗日电视剧是皆大欢喜的产品。主管领导喜欢,因为它按照主导说法叙述历史;观众喜欢,它把武打动作、暴力美学、多角恋爱、敌我情侣、真假夫妻、青春偶像演员炫造型、炫演技一并纳入其中;电视台喜欢,因为它题材保险,赢得了收视率,赢得了广告费。可为什么突然间抗日电视剧就四面楚歌?抗日电视剧到底显现出我们文化走向的什么特性?它对大陆的文化格局到底有哪些影响,对于塑造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心态和民族形象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在中国大陆文化格局中,抗日电视剧还真是个事情。近几年来抗日电视剧占据了市场份额的大头。从许多电视剧的剧名就可看到它们的题材和主人公设置甚至大致路数:《向着炮火前进》、《箭在弦上》、《狼烟遍地》、《杀狼花》、《民兵葛二蛋》、《五台山抗日传奇之和尚连》。2012年中国主管部门共审批近代题材电视剧303部,近代革命题材就过半,而其中绝大多数是抗日剧。就经济收益而言,许多抗日电视剧也获得丰厚回报。像《抗日奇侠》和《永不磨灭的番号》等剧目,由于形式元素新颖,给抗日剧题材注入了武打新招数,人物形象朝着青春偶像剧靠拢,剧情编排也走向类型化,营造奇崛效果,均获得200%—300%的收益。 这些老旧模式或花样翻新的抗战剧大部分诞生于浙江横店,那里被称为“中国的好莱坞”。2012年一年,横店影视城共接待剧组150个,而其中48个剧组涉及抗战题材,大约占到三分之一。2013年新年以来,正在横店拍摄的抗日剧依然有增无减。著名编剧高满堂对此小有惊奇:“去横店一看,四五十个剧组都在打鬼子。”最近许多报刊和网络都在传插一个有点黑色幽默的趣闻:据不完全统计,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2012年使用群众演员共计30万,其中60%演过“鬼子”;全年48个剧组在“抗日”。笑点最响亮的是一个26岁的“横漂”史中鹏,他近日突然成了网络红人。2012年,他总共参与演出了30多部抗战戏,演了200多次日本兵,最多的一天“死”了8次。借此,有热心多事的媒体做了明显夸张的计算:如果一人最多一天“死”8次,一部30集电视剧至少拍摄4个月——这样一算,横店去年“消灭鬼子”接近10亿,摊开来可绕地球两圈! 这种统计当然是故意搞笑,但不争的事实是,大陆的抗日剧已经形成一个成熟而完善的流水加工厂,它收获利润,也按照主导文化的要求生产着正义凛然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解释。它是主旋律文化导向和资本合力追逐的产物,与教科书和其他主导话语一起生产和再生产着官方和民间特殊的审美志趣和历史观、战争观。 怨声载道抗日剧 大约从去年开始,抗日剧受到来自各方面出于不同标准和理念的指责。 最早的批评声音来自网络。有网友列举了抗日剧三宗罪:第一宗罪是武侠化。在这些作品里,你能看到抗日英雄仿佛李寻欢附体,飞刀冲进敌军炮火,秒杀数百人。这些剧情夸张、超乎逻辑、与历史相去甚远的抗战剧,收视却常常拔得头筹。在“抗日武侠剧”《利箭行动》中,不仅有飞天打斗的场面,甚至出现了比子弹跑得快的奇人。第二宗罪则是偶像化,偶像派演员的加盟让抗日剧与青春偶像剧完美嫁接。在这个偶像化过程中可以看到,《向着炮火前进》的吴奇隆顶着飞机头耍酷,而《冷风暴》中的朱雨辰更像是在走秀。第三宗罪则是日本士兵的脸谱化。在这些抗日剧里,日本军人总是很猥琐,常常衣冠不整,留着小胡子,一脸邪恶,见到女人就流口水喊着“花姑娘”,见到好人就喊“八格牙路”;而在八路军、民兵等抗日英雄面前,他们不到五秒钟便抱头鼠窜,大呼“饶命”。 抗日剧也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贬斥。凤凰卫视中文台前执行台长刘春说:“每次看抗战电视剧,总能看到一群弱智的日本鬼子和一个弱智的中国编剧,他们共同把悲剧变成闹剧,把一段悲痛的历史记忆变成搞笑的娱乐节目,而且,这些叙事背后都有义和团大师兄的口气:日本士兵都是纸糊的!”2013年3月初,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著名演员陈道明对抗日剧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它的巨大错误是娱乐化:“我们可以演绎历史,但不能扭曲历史。” 对抗日电视剧最有分量的警告和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还是来自权威媒体和主管部门。当然,他们不满的角度与民间吐槽有着很大不同。主导媒体和官员的批评都认为导致抗日剧独大格局和荒腔走板走向的主要原因是消费主义、娱乐化。从这些主导话语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们担心将抗日英雄偶像化会对正面主旋律艺术品所需要的共产党、八路军英雄形象的形成边缘化和解构。 2012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对电视剧制作者和传播平台等从业人员提出警醒意见:“革命历史题材是特殊题材,电视剧创作者对它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开发,已经伤及历史的精神高度。……主创是怎么新奇怎么编,奇侠、土匪、妓女,什么人都来抗日,就连赌博也能抗日。”他还提醒,有些剧对革命斗争的书写,已经不再是敌方和我方,而是变成了甲方和乙方;这种写法的客观效果是混淆抗日的本质。 党报也对抗日题材电视剧提出尖锐批评,其主调还是认为抗日电视剧出现这种偏离主旋律的走向是由于商业文化、消费主义。 不得不拍的抗日剧 在一个正常的文化环境中,大众娱乐产业有自我调节功能,各种说法和艺术品位会经过自发的抵触、对话和交流达成一种多元化的自然氛围。简单考察一下香港、台湾的影视环境也大致可以看出这一点。大陆的文化娱乐业是审查标准一元化,垂直管理的市场。主导媒体不提倡,任何题材都不可能兴盛,主管部门不放行,任何市场需要的产品都出不来。正是文艺审查和宣传导向在最有力地营造抗日剧这个永恒的保险题材库。 许多影视从业人员都指出了抗日剧火爆的政策因素。据人民网报道,曾与张纪中搭档、创作过新版《西游记》剧本的编剧高大庸直言:这个题材安全,收视又高,当然受宠。浙江绿城传媒老总周伟成告诉记者:“古装剧题材过审受限制,谍战剧不让在黄金档播出,不拍抗战剧还能拍什么?” 就这样,抗日剧的一统江山不可避免地建立起来。这看起来非理性的潮流当然是中国电视剧从业人士在题材选择上四处碰壁之后的极其理性的清醒选择。2003年前后,引领收视奇迹的是《黑洞》、《大雪无痕》、《重案六组》、《黑冰》等涉案剧,于是影视制作单位纷纷瞄准这个投资靶心。但2004年,《电视剧审查管理规定》下发,同年,广电总局规定涉案剧不允许在黄金时段播出。于是,一切故事的背景尽量挪到古代和民国。2005年前后,古装剧和民国戏火爆。 2006年,管理部门又出手改方向,按照新规定,在每年播出总量中,古装戏只能占10%,各地方卫视每晚黄金档只能播出两集古装戏。当年内地拍摄的古装剧只有9部。各种题材撞墙之后,《潜伏》、《暗算》等谍战剧目独领风骚。一时间,谍战剧、反特剧纷纷上马,黄金时段打开电视机,几乎每个地方卫视都有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在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各个机构斗智斗勇。但是,谍战剧、反特剧及情感剧很快就被主管部门和专家批评“格调不高”、“价值混乱”,终于由高调风行转入“潜伏”。谍战剧衰落的更重要原因是,牵涉共产党谍报工作的影视剧都要由特定的国家部门来审查,出具意见,谍战电视剧动辄三十集,这项审查工作非常繁重。而特定国家部门并没有繁荣电视剧市场的责任,在审查时首先考虑政策层面的保险稳妥。各个制作公司面对耗时费力的长周期审查和严格的政策把关自然望而却步。 在这样八面来风、多方向挤压的境况下,电视剧业界终于集体奔向这个既有主旋律呼应,又能塞进多项形式元素的题材:抗日剧。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说,2009年以后,他每投拍一部剧,他都会找相关行业部门的领导仔细咨询政策。最终得到的结论是:抗日剧最安全。 时至今日,电视人基本有了共识,谍战审批难,肥皂没有人看,历史剧拍了挨骂且播出有限定额度,名著炒了几遍了,不拍抗战就没得拍了。一位知名制片人表示,“整个行业创作者把握不住风向的脉,现在只能往抗战剧里躲。” 在笔者看来,抗日剧的兴盛表现了中国社会民间与官方多元价值诉求的冲突和对话,抗日剧是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编织,宣传部门大力发扬民族主义的情绪,同时对百姓的各种观赏心理、形式趣味有所妥协和抚慰,对一些纯粹形式需求有所满足。由于主旋律话语在中国大陆的权威地位和弘扬力度,造成了某一种文化形态的非常态膨胀。 抗日剧的形式道理 主旋律文化着力于营造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锻造既定的历史话语,但如果要百姓在日常休闲活动中自然地接受这些主导话语,就必须完成对形式美感的征用。抗日电视剧是在弘扬一种主导话语,但对于晚间坐在沙发上的老少观众而言,他们不会去看宣传理念,吸引他们的是诸多形式美感元素。而这些基本的、常见的艺术形式吸引力在抗日剧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展示。在考察抗日剧时,我们要看到政策限制、宣传话语的导向作用,但必须看到的是,普通观众对其中纯粹美感的追求和一些负面、阴暗的观赏渴求也是其大行其道的底层心理原因。这些都有我们普通观众的心理密码在其中。 首先,就类型而言,大部分抗日剧都有着很强的动作片因素。它们施展暴力美学,营造枪战、武打动作、血腥观赏等视觉奇观。 在抗日剧中,观众可以看到中国的敌后武工队队员在枪林弹雨中不断的前空翻、后空翻。电视剧《抗日奇侠》被称为“抗日革命武侠剧”,剧中人物个个都身怀绝技、武功盖世,绵沙掌、鹰爪功都派上用场,枪炮武装的日本士兵被打得屁滚尿流。但这种打法一看就知道是古龙剧的场面。 在动作片中,机械的运动也是构成视觉冲击力的重要元素,而枪械、机械本身也是具有视觉吸引力的上镜头因素。电视剧《孤岛飞鹰》中,抗日小分队用上了当代才有的越野摩托车,手持美式冲锋枪,人人带着摩托帽,身穿黑色皮大氅。 为了营造观赏效果和给予观众更强的心理冲击,有些电视剧还会将女子受到性侵害的场景作为性欲观赏的替代品,还有的将这种满足我们普通人阴暗心理的性欲观赏与暴力美学结合起来构成视觉和心理冲击力的华彩段落。在抗日剧《箭在弦上》里,一名抗日女侠寡不敌众惨遭日本兵轮奸。之后躺在地上的女侠突然抓起旁边的弓箭,翻身而起,裤子自动穿上,抽弓搭箭,箭无虚发,一众日本兵和汉奸纷纷被射倒。 抗日剧的杀人伦理 杀人是抗日剧重要的吸引力元素和仇恨心理催化剂。许多观众和包括抗战老兵说“八年打死的鬼子还没一部电视剧打死的多”。因“手撕鬼子”的情节广受争议的《抗日奇侠》在多地成为收视冠军。 但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品中,杀人是有伦理的。艺术作品中的惩恶扬善不像左派学者阐释那样是一种庸俗的幻觉营造,而是在叙事中延续一种文明的价值和我们对善的力量的信任。 在抗日剧中,观众看到日本士兵被轻易地、随意地杀戮,从许多段落的设计和观赏反应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和观众的嗜血心理。这种杀戮有一种隐含的内在价值理念,这就是:对于非我族类的人群,就可以随意杀戮。这是一种很肤浅的政治认识,也是一种野蛮的战争观。 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对杀戮和剥夺人的生命,有一种英雄主义情结,在这种理念中,只要是有阶级仇、民族恨,杀戮就是天然合理,即使让少年、妇孺上战场,也是一种天然壮举,而没想到这是一种会给自己民族和普通平民带来危险的反规则战争行为。至今,电影《闪闪的红星》还在我们的许多电视台反复播出。在那部作品中,少年潘冬子手持柴刀凶狠无情地砍向阶级敌人。虽然叙事上交代了潘冬子的杀父之仇,但是这种让少年儿童举刀杀人的情节对任何时代的青少年观众都是一种负面价值灌输和心理污染。 如何对待战争,如何思考与敌对国家及其士兵个体的关系,这些都有严肃而细致的伦理辨析。战争本身是残酷的,将战争戏剧化的作风是在歪曲整个战争的残酷性,让小孩子们看过之后觉得战争跟杀人和枪战游戏一样轻松好玩。这种抗日剧将残酷的战争戏剧化,将有着善恶之辨的人物对抗偶像化,这也许会导致错误的战争观,会引发对于战争的虚幻认识和扭曲的心理感知。 抗日剧与中日形象 从主旋律文化的需求来看,抗日剧可以生产一种民族自豪感和既定的历史阐释,也呼应了当下中日紧张关系中的民族心理导向。于是,塑造单向度的、概念化的日本士兵形象成了绝大多数抗日剧的不二法门。在这种反复营造、单向度书写的过程中,日本士兵乃至日本民族的形象是多少有所简单化、妖魔化的。 笔者采访了一个在北京电影学院留学,毕业后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日本朋友阿平。他向笔者表示,日本对战争的反省和道歉是不够的,但就他看过的一些抗日电视剧而言,有些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例如,“二战”时日本军队没有女性士兵和军官。这让笔者想起,在王志文、李幼斌主演的《旗袍》和其他一些抗日电视剧中,都有身着军装佩戴领章的日本女军官。阿平说,最近日本学界常常使用一个词来批评日本的政客和文化环境:“劣化”。阿平担心,抗日电视剧一味生产对日本的负面情绪,大量电视剧的制作和观赏会让一些观众产生一种唯艺术文本化的习惯,不研究真实历史,不研究国军、八路军、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的实际历史格局和民族心理。阿平还提起他与一个留华日本左派学长的交谈,“一味简单地营造日本士兵和日本人形象,是否会在中日之间都引出一种文化的劣化,”他说,“如果电视剧不符合历史,只是简单地表现杀戮,反而会让更多的中国人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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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要闻(9.9)——李总理的话,各部门应坚决落实

作者: 信力建   1、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将给世界传递持续发展的讯息》。文中写道:“深化改革仍是持久动力。我们已经并将进一步通过简政放权,推进结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办的分给社会,政府该管的管好。我们将继续推进行政管理、财税、金融、价格等改革。 2、新华社及其主办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新华网在报道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时摆了一个大大的乌龙,在国际奥委会还未宣布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时,新华网却已经认为伊斯坦布尔获得了主办权,并在北京时间3:10发出快讯,结果害苦全国报纸,长沙晚报几十万份报纸紧急追回,改版重印。 3、就在上周,中石油系统又有5名管理层人士被有关部门悄然带走。其中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孙龙德,他上月底刚刚接替被调查的李华林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4、广州市财政局确认,仅今年上半年,广州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就达到3亿元,但用在哪里,还是不知道。 5、发改委郭剑英确认“在政府管制范围内的300多种外企原创药中,80%价格确实高于韩国、香港、台湾,但70%低于欧美和日本。”“香港没有5%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没有15%的医院加价,流转费用也不会达20%多,加上这些药价自然会高。” 6、我国控诉日军性暴第1人——万爱花老人今日下葬。“我还不想死,因为我是证人,我还要等到日本政府赔礼道歉那一天。”这是万爱花生前时常念叨的一句话。她曾8次赴日本,三次诉讼三次败诉,至死未获道歉。 7、杨博:微博安静了,城管还在放肆,贪官还在腐败,生态还在遭殃,假新闻还在传播,强拆还在继续,道德还在溃烂,谎言还在横行,二奶三奶队伍还在壮大。不是有了微博才有混乱,而是混乱的社会才有混乱的微博,正本清源,如果没有腐败、没有专权、没有自欺欺人、没有男盗女娼,谣言不攻自破,微博能威胁到谁? 8、小米公司首次对外公开MIUI的WIFI密码分享功能后,很快又在争议声中宣布停止。小米于上周六(7日)表示,已销毁服务器上存储的所有用户分享的WIFI密码。 9月5日,雷军曾向在场“米粉”透露了MIUI系统的一项新功能“WIFI分享”。当小米用户进入覆盖有WIFI的公共场所(如咖啡厅),可以选择一键“分享网络密码”,其他小米用户便可直接连上加密WIFI。 9、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迎来65周年国庆。当天,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作报告。金永南表示,朝鲜是真正的人民国家,实现了金日成和金正日关于“以民为天”的崇高思想。 10、江西省宜黄县档案馆在日前整理民国档案过程中,发现1947年颁发的第一代身份证。有趣的是,这张泛黄的身份证通过登记指纹符号“斗”和“箕”,达到防止他人冒用的目的。 11、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一名男子为了升职,不惜献出妻子给多名上司轮奸,受害人被凌虐长达12年后,终于鼓起勇气揭穿丈夫兽行,在志愿团体协助下上周五到警署报案。受害人表示,丈夫会在牛奶掺安眠药或注射镇静剂令她无力反抗,又恐吓她若不就范,会逼女儿卖淫。该名女子其后在志愿团体帮助下报警,她又怀疑女儿已遭性侵,要求当局为女儿验身。 12、输液超过一定的程度,就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并且可能让患者产生耐药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重症感染无药可用”的危险境地。有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大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每年有10万人因输液丧命。 13、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交通拥堵费”可能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具体方案有望在即将公布的《全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出现,记者昨天就此向环保部进行求证,环保部相关部门负责人明确表示此消息不属实。(点评:这算不算官媒传谣?) 14、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又名丁羽心)涉嫌非法经营罪和行贿罪一案,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目前已提起公诉。据称,丁书苗丁书苗20岁时做过小贩卖过鸡蛋,30岁开始搞煤炭运输,40岁时结识刘志军,之后成为火车运输及铁道项目招投标的“中间人”,事业上开始发迹。曾数次出资安排多名女性供刘志军嫖宿涉嫌非法经营额1788亿。 15、凤凰网资讯报道,广西藤县古龙镇陈平村小学陈山分校的小学生要自撑竹筏上学。陈平村小学陈山分校是藤县古龙镇陈平小学的一个教学点,开设有幼儿班至三年级,有80名学生。其中有30多名学生的家与学校之间,隔着一座中型水库。每天这30多名孩子自撑竹筏渡过约500米的水面上学,来回两次。 16、【奇迹】一荤一素2.7元、一荤二素3.3元、两荤一素3.8元。卤菜、烧菜、蒸菜……光卤菜就有10余种,还有20多种零食小吃,这是四川师范大学成龙校区的食堂。该校食堂不向外承包,由学校管理,价格学校定,套餐价11年没变。 17、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称中国直接税比重低,未来会增加直接税比重,但间接税为主的结构不会变。中国个税免征额已经提高到3500元,当前仅有2400万人缴纳个税,占比约为1.7%,即100个人中缴纳个税的人不超过2个。 18、台湾总统马英九昨天就司法关说案召开记者会,开篇就表明这是一份“沉痛声明”,指王金平涉及此案是台湾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他一再表明严办此案的决心,称若不能严正面对弊案,台湾将走向“无限沉沦”。台湾媒体称,这场记者会标志着马、王二人正式决裂。 19、澳大利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领袖托尼·阿博特领导的反对党联盟在7日联邦议会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将接替陆克文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阿博特承诺组建一个“没有出其不意,没有借口”的政府。据悉阿博特将会将执政重点放在内政上。 20、9月9日上午7时许,在桂林灵川八里街小学门口,发生令人震惊的爆炸案。目击者称,一辆三轮车驶过时起火,引发爆炸。初步统计,该事故已造成2死18伤。伤者已送到附近医院救治。该小学全校停课。 21、【金正恩著作在中国出版】据朝中社报道,《按照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的要求,在国土管理工作中带来革命性转变》单行本9月3日由中国丹东龙山印刷厂出版。该书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作于2012年4月。 22、为治理公车违规使用,山东省章丘市给所有公车统一安装车载GPS卫星定位监控系统,并将50余个大型饭店和景点纳入监管区域,公车一旦进入,监控系统将自动接收车载GPS报警提示。同时统一张贴公车标识,实行节假日公车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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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陈世和:依律当斩还是网开一面——刘志军案之判决联想

  “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间,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    ——唐太宗   原铁道部长刘志军一案,因开庭后披露受贿金额之巨,网上骂声连连,检点案件形迹,该案苟苟营营之勾当,惹得民怨如沸持续发酵,至于罪罚之结果,网友们更是议论纷纷,愤愤不平!   对于刘氏判决之后果,官方老调重弹,处之应然,引发笔者联想。从刑事法层面考量,起诉书列举刘志军受贿罪四个“情节特别严重”,按《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依律当斩。然,中国刑法在死刑之中又有死缓一途,尚可保命。换言之,犯受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摆在刘氏面前的便有两个结果了,即“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是死刑,却关乎生与死两种路径,差别何其大?   刘氏所犯既是死罪,依惯例被判死缓而侥幸逃过死亡一劫的贪官大有人在。因是之故,众人皆曰:贪官多为死缓专业户!   然而,刘氏一案能与死亡擦肩而过远非律典刑条所能概括,冷然回眸,竟发现刘氏一案有以下特殊情形。   首先,刘氏官阶正好够上“老虎”级别,从当下官员的层级看,刘氏若再跃上一官阶,便可进入核心层级。如依律当斩,会让有关方面颜面扫地;若低一级官位,副部副省以下官员涉贪涉腐多如牛毛,且不够当下“老虎”称谓。故,刘氏位阶正符合杀一儆百之震慑效果。   其次,刘氏受贿金额之巨,堪比明之严嵩、清之和珅,即令将刘氏所涉374套房产与8亿资产的巨额款项排除于审理范畴,仅6000多万的起诉金额也可毙掉两个文强。至于文强涉嫌强奸罪名,实为多数贪官恶习,而本案刘氏之德行,借用古龙的话讲,这些贪吏,“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可见,刘氏多方寻花问柳并不比文强差。   再次,我朝反贪气象渐行渐近,刘氏正巧被紫气东来的肃贪风暴裹挟卷入铁笼子中展示,刘氏这只死老虎太符合“老虎”的样品了,如网开一面,还能杀谁呢?如今高他一个档次关在笼子里的只有一人矣……   以上情状,足见刘氏逃过死亡一劫实属奇险无比!   上述特殊情形之类的嗟叹或许有些不太专业,但既然是联想,必不局限于法律窠臼,应放眼历史,举例喻世。   须知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从唐朝的史实观之,贞观年间杀人极其慎重,唐太宗将死刑三复奏改为五复奏便在程序上亲自把住人命关天之生死命门。   比照当下,从朝局议事的种种情形看,估计刘氏一案也须“复奏”,其命运当在最高法院之上一两个层级定夺。   据披露的庭审情状,法庭没有启动量刑辩论这道程序。须知,被告与刑辩律师均不否认控诉罪名,亦未作无罪辩,法庭自当进入量刑辩论程序。然而,本案的特殊性却是刘氏只能被判死刑,至于死刑立即执行抑或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双方没有量刑辩论;又有报刊撇清迷雾,认为检察官没说“从轻处罚”。其实,说与不说无关宏旨。本案没有量刑辩论程序足以证明法庭与检察官做不了主。本案因循历史惯例尚需“复奏”。   试想一下,如是唐太宗处理此案当如何对待?   贞观年间,唐太宗施行宽法慎刑,如对“止盗”,唐太宗认为:“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举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可见,唐太宗对待小民之罪是宽法仁政,他不用重刑治民,轻徭薄赋,实为治本。然而,宽仁慎刑的唐太宗处置贪贿一类案件,却一改“理狱之体,必务仁恕”,而是“弹纠不避权贵”——在他看来,重大贪浊官员,均应处死。当然,唐太宗的少杀慎杀也是做到极致,“待到贞观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或许唐太宗如此少杀慎杀,史书有夸张成分,但他“除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却是事实。   前朝智慧,应为镜鉴,但要达到唐太宗李世民宽法待小民重罪治官吏之境界,为政者非冰冻三尺之历练不能企及。   当下,既不能承袭明君之智,亦不能依西法之衡平尺度,奈何!若一味老调重弹,虽科处刘氏死缓亦符合律法之裁量,然,庶民百姓则心知肚明,别有联想,心领神会之处, 乃上层处置贪贿之底线与最高法之“良苦用心”矣!    注:引文出自《唐太宗传》(中国文艺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联合出版)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77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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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30608】这个女孩对这个世界绝望了:为什么周围的人感觉不到她的痛苦,她就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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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周保松: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进入专题 : 香港    ● 周保松        一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并没想过后来种种。此刻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还在,多年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一己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内地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就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哪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并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便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彷佛并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个移民社会。1949年以降,历经几波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但往往事与愿违。   在过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讨论里,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对社会福利开支带来的压力等。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个体,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经济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却往往被忽略漠视。每当有什么新移民家庭惨剧出现,媒体要么视其为个?e事件,要么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多聘几个社工,增加几条电话热线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岁,从高楼一跃而下,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的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林婕用她宝贵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处境。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社会并没任何改变。人们其实?K不了解,又或不愿意了解,林婕为什么要死。香港这样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没法承受置一个年轻新移民于死地这样一种集体责任。这和东方之珠的想象,实在有太大的认知和情感上的落差。于是,林婕的死,遂被视为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例。而万万千千的新移民,早已安安分分完成改造。   一直以来,我也如此相信。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二十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城市的怨恨?为什么一宗接着一宗的人伦惨剧,总发生在新移民身上?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谁去付这些代价。   今天的新移民面对的困境,很多不是我这个老移民所能了解的。要解决任何问题,了解是第一步。要了解,就必须让新移民说出他们的故事,道出他们的心声。以下所述,是我的移民史。我的经历,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个人经历。我对这些经历的反思,不多也不少,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当然,我们活在同一城市,个人如何分殊,总有时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会,然后咬着牙,说,我不去。眼泪便跟着流下来。   我不愿意离开故乡,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因为我活得快乐。活得快乐,并不是因为富有。事实上,我家里一直很穷。我出生在农村,父母两家被划为地主,父亲1957年更被打为右派?是新中国家庭成分最差的阶级,饱受政治之害。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我那时正在读中学一年级,既没有考试压力,也未懂得为前途担忧,一般同学相亲相爱,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我走的时候,办的是停学手续,而不是退学,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出发那天,全班同学到车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从江中打来的水,也有人递我一包学校的泥土。车站拥挤凌乱,我们执手相看泪眼,初尝人生别离苦。   我能够来香港,是因为父亲早在1981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父亲1951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为人能干正直,在单位受人敬重。他申请探亲时,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伯父却苦苦劝他。临返国内前一刻,伯父写了一首诗给父亲:“扁舟飘忽到桃源,车水马龙别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叹误仙缘。”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亲不要再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几经挣扎,父亲终于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后来才体会到,对父亲来说,这是个艰难的抉择。父亲那时正当盛年,工资虽然不高,但事业发展顺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选择留下来,便等于放弃几十年的事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而他当时在布匹公司做职员,一个月工资1000元,减去租金,早已所剩无几。   我出来工作后,父亲有次和我说,考虑职业时,一定要选择有意义,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这番话,说来轻描淡写,却道尽了他的辛酸遗憾。人到中年而选择离开故土,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地位、社会关系以至事业追求,在不确定的新环境中由零开始,代价不可谓不大。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苦,受到怎样的对待,也是值得的,甚至应该的,因为即使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甚至领取社会援助,收入也较国内高。更重要的,这是他们的选择,因此没有资格抱怨。诚然,选择来的人,必有来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许多好处,更是毋庸多言。但这并不表示,香港社会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对于新移民失去什么和承受什么可以视而不见,因而对他们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选择是否值得,每个人有不同判断。但财富多寡,和一个人是否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并不总是划上等号。我们习惯以金钱作为判断生活是否美好的标准,却忽略了其它价值的重要性,是对生命的一种曲解。     事实上,父亲那一辈其实无路可退。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却又无力在新环境中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他们面对的,是基本的生存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现实,胼手胝足努力工作,并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他们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强烈的自卑感,自觉处于社会边缘,而曾经有过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压抑于心底深处,并随年月流逝而逐渐淡去。第一代移民的名字,往往叫“牺牲”。   经过二十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们家里的经济环境虽已大有改善,父亲却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寂寞。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是和他谈起旧日国内生活种种,例如年少的轻狂,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种种趣事。即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形,父亲回忆起来也津津有味。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香港是否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来港22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问父亲,回首过去,可曾后悔移民来香港。父亲沉默良久,说,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后悔。   严格说来,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个体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场所,本身并非一个实体,更不是休戚相关的社群。人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一切归于个人,与社会无关。因此,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却不能说为香港贡献了什么。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么远。或许正因为此,对于那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我们往往既没同情之心,亦无亏欠之情。      三        未移民之前,我对香港的认识,全部来自流行文化。那个年头,香港电视剧刚开始流行,《大地恩情》、《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出场,便风靡一时。但真正教我们着迷的,还数《大侠霍元甲》。当时这套剧是晚上九点播放,而我们学校的自修课却要九点才完。因此,八时半过后,所有课室便出奇地安静,人人收拾好书包文具,蓄势待发。钟声一响,全校几百人立即蜂涌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园,跨上自行车,在街上横冲直撞,直奔家里。沿途停着叶振棠的主题曲“昏睡百年,国人已渐醒”,待赶到家,刚好正式开始。   香港流行曲也开始普及,张明敏、邓丽君、徐小凤、许冠杰、林子祥一一登场。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有一本歌薄,将自己喜欢的流行曲歌词抄在上面,彼此交换,下课后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课室一角独自吟唱。音乐课上教的那些革命电影歌曲,早已乏人问津。我班上有位同学的哥哥看准时机,开了一家唱片店,专门从香港买回歌星的最新卡式录音带,然后大量翻录转售,几块钱一盒,在小镇大受欢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还数武侠小说。我自小沉迷书本,尤其喜欢小说传奇神话,小学三、四年级时已将《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水浒传》、《镜花缘》、《东周列国志》等一大堆囫囵吞枣地读完。那时找书不易,什么书都读。我第一次读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是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这本书是当时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来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对梁羽生一无所知。谁知书一上手,便再放不下,结果不眠不休,两天内将书啃完。我至今仍记得,读后步上天台,眼前晕眩,心中无尽怅惘失落,书中主角张丹枫和云蕾的影子在脑中挥之不去,只想尽情大叫。在我的阅读史中,那是一个分水岭。我的近视,也因此加深,但当时镇上却无眼镜可配,上课时总看不清楚老师写些什么,结果影响了升中试的成绩。   接着下来,我发觉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更把我弄得心痒难熬。但不知何故,连载几个月后就停了,而我却像吸毒者一样,对武侠小说上了瘾,在镇上四处打探何处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学,一位同样是小说迷的高年级同学告诉我,,镇上某处有武侠小说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绍。我大喜,央求这位同学做我的介绍人。出租屋有点神秘,屋内黑沉沉的,书架上排满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全是繁体字版,封面用牛皮纸包着。那个时代不如今天开放,出租港台图书还有顾忌。租书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两角一天。这是相当贵了。当时租译本连环图才两分钱,而我一个月也不过几元零用钱。但那真一片新天地。为了省钱,我必须每天看完一本。我于是在最短时间学会繁体字,也学会逃课,甚至学会一边骑车一边看小说。在别人专心上课时,我却偷偷跑到学校后山的橡树林,在午后阳光和聒耳蝉声中,沉醉在侠骨柔情和刀光剑影的世界;在夜阑人静时,我抱着书偷偷跑到公共厕所,借着昏黄微弱的灯光,与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除了功夫爱情,同时呈现了一个爱憎分明的世界。对是非黑白的坚持,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是这些小说不变的主题。当我全情投入小说情节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背后的价值。可以说,武侠小说除了带给我无穷的阅读乐趣,也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说来有点好笑,我在逃课中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而我对此却毫不知情。   我们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第一代。当时虽已开放改革几年,整个社会仍颇为封闭落后。历年政治运动磨尽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热情,90年代全面市场经济的时代仍未到来,人人处于精神极度饥渴,却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动状态。香港的电视剧、电影、流行曲和文学的传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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