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

中华读书报 | “清污”运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历史

【编者注】原文发表于2009年3月。 27天决定科幻界命运起伏 80后们今天或许已经没几个听说过专有名词“清污”(清除精神污染)了。经历了一个运动不断的时代之后,作为那个时代的尾声和回光返照,“清污”运动来势迅猛却短平快,后劲不足,短短27天后便销声匿迹。除了留下些许谈资话柄外,似乎不留痕迹。 但就是这场骤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创造和出版的历史。 方兴未艾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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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叶永烈:罗隆基“最后的晚餐”

   罗隆基猝死    1965年12月7日。    经过秋风扫荡落叶之后,当朔风在北京街头劲吹,只能摇曳着光秃秃的树枝。虽然已是早上8点钟了,天昏地暗,不见太阳的影子。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似乎还刚从睡梦中醒来,商店店门紧闭,行人稀稀疏疏。    一个60来岁的姓王的老护士,穿着一件风雪大衣,头颈缩在长长的围巾之中。她不紧不慢地穿过王府井大街,来到东安市场旁边一条名叫“迺兹府”的街道,推开一扇红漆大门,那大门上方钉着“迺兹府12号”字样的门牌。迺兹府,过去叫“奶子府”,在北京话里“奶子”就是奶妈的意思。    迺兹府12号是一座四合院,分为前院、后院,四周有游廊,雕梁画栋,气势不凡。此处原是清朝王府,后来成为国民党大员蒋梦麟的私邸。1950年,周恩来把这座四合院分配给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居住——当时,此人在北京无立足之处,借寓于北京饭店。虽然他孤身一人,加上两名警卫、一名司机、一名厨师、一名秘书、一名护士,也不过七个人,成了这个拥有数十间房子的四合院的新主人。    白天,护士来此上班。她很准时,每天上午8点到达,准备好注射器之后,便会敲响那位民主人士卧室的门。他总是在那时刚刚醒来。他睡觉时,喜欢拉上窗帘,屋里昏暗而安谧。一听见敲门声,他便习惯地把手指摁在床头开关上,屋里的灯便唰地亮了。于是,护士推门进屋,给他注射一针胰岛素——因为他患有糖尿病,需要每天注射两至三次胰岛素……    今天有点蹊跷,当护士像往日一般敲响卧室的门之后,屋里仍是黑沉沉的,没有响起那句不知听了多少遍的话:“请进!”护士又敲门,屋里仍然没有动静。    护士等了片刻之后,轻轻推开了房门,一道光线便投进这黑茫茫的屋。护士往屋里一瞧,发出“啊”的一声惊叫:被子掉在地上,他斜着卧于床上,脸朝下,右臂伸向地板。    护士奔了进去,揿亮电灯,发觉地板上散落着几片硝酸甘油片。那是治疗心绞痛的急救药,发病时含一片于舌下,一两分钟之内便可使冠状血管扩张而获救。他患此症,总是随身带着急救之药。这次,大概是夜里发病,他掏出硝酸甘油片时失手落于地上。他伸手去取,却因心力交瘁而无法完成这“举手之劳”,终于垂下了手臂……    护士摸了一下他的前额,发觉尚有余温,当即拨电话给北京医院。急救车把他送入北京医院抢救。经注射强心针之后,他仍毫无反应。就这样,他孑然一身离开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唯一的亲人,是从郑州匆匆赶来的同父异母、比他小16岁的弟弟罗兆麟……    此人是谁?凡是经历过1957年那不平常的春季和夏天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195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曾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他,便是“章罗同盟”的那个“罗”——罗隆基,号努生。    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他担任如下公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他的工资从四级降为九级。没有司机、没有轿车了。他唯一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仍住在红门铜环的迺兹府公馆里,直至他辞别人世。    走访罗隆基秘书与“联络员”    1986年11月23日,北京雨夹雪,颇为泥泞。我在下午来到木樨地,叩开叶笃义先生家的房门。叶笃义曾担任罗隆基的秘书。1957年,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革”后,在1983年12月27日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五届一中全会上,叶笃义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秘书长。后来,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第六届中央副主席。    我请叶笃义先生谈罗隆基。作为罗隆基的秘书,他非常详细向我讲述了罗隆基的生平以及猝死经过。以上关于罗隆基之死的情况,便来自叶笃义的口述。    我问及那位给罗隆基每天打针的护士是否还在,能否采访? 叶笃义摇头,说事隔多年,已经不知那位护士的去向。后来,倒是上海《文汇报》老报人、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谢蔚明先生,在1993年6月18日给我的信中这样写及:“我认识她,姓王。浦熙修和我都叫她王小姐,原系协和医院护士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洛克菲勒在协和安装铁肺后返美,就是王小姐护送的。五十年代初,罗(隆基)、浦(熙修)、老舍注射肝精针剂,都是承她义务帮忙的。我也是请她注射的。罗(隆基)身亡之时,她应是花甲老人了。”    叶笃义告诉我,罗隆基去世之前的那个晚上,在家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有他的老朋友、全国政协委员赵君迈先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及其女儿刘炜等。    叶笃义先生知道我希望深入了解罗隆基猝死的情况,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北京东城区东四六条赵君迈家的地址。我当即赶往赵宅。不料赵君迈先生的家人告知,他因病住在北京军区总院201房间。我问病情如何,答曰交谈无妨。北京军区总院离赵宅不远,在东城区东四十条南门仓5号。这样,我在1986年11月25日上午,赶往北京军区总院采访。85岁的赵君迈,穿着病号衣,披着军大衣,接受我的采访。他听力差,戴着助听器,在病榻上跟我笑谈往事。    赵君迈告诉我,他并非中国民主同盟成员,而是无党无派人士。1957年,他既非“右派分子”,也不是“反右派斗争”积极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新华社在1957年3月15日关于全国政协会议的报道中提到他,只一句话而已:“赵君迈认为,应该提倡好的民族形式的体育运动项目。”所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安然无恙。然而,他却是章伯钧与罗隆基这两位“大右派”的联络员。    也真巧,前一天——11月24日,我在北京拜访当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陈新桂,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头衔”便是“章罗同盟的联络员”。然而赵君迈却是正儿八经的章伯钧、罗隆基的联络员!    赵老先生似乎也看出我的疑惑,便告诉我,“在全国政协设有一个联络委员会,总共有25个联络委员,我名列其中。按照规定,每个联络委员都要联络几个全国政协委员——这些全国政协委员大都是有点‘麻烦’的人物。罗隆基在‘反右派斗争’中遭到了‘大麻烦’,谁都不敢担任罗隆基的联络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龚饮冰问,谁愿意当罗隆基的联络员?我说,罗隆基是我的老朋友。我自告奋勇当他的联络员。”    龚饮冰是龚育之的父亲(龚育之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 )。赵君迈说,龚饮冰跟他是同乡,很熟悉。龚饮冰希望通过联络员了解联络对象的思想状况。赵君迈既跟龚饮冰熟悉,又跟罗隆基熟悉,确实是很恰当的联络员人选。    当时,罗隆基和章乃器,是两个“死不投降”的“右派分子”。尽管罗隆基“死不投降”,毕竟他是 “头面人物”,所以他在成为“右派分子”之后,虽被撤去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但仍保留全国政协委员头衔。他没有被送往北大荒劳改,依然住在北京迺兹府那宽敞的公馆里。他和浦熙修断绝了来往。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孤苦伶仃地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院里。正因为这样,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全国政协觉得很有必要指派一位联络员,关心罗隆基。当然这位联络员必须是罗隆基的老朋友,能够跟罗说上话。赵君迈自愿当联络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全国政协真是求之不得。重要的是,赵君迈不光是罗隆基的老朋友,而且在“反右派斗争”中没有“批判”“揭发”过罗隆基,是罗能够接受的联络员。    除了罗隆基之外,章伯钧当时也被撤销了交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三级降到七级。不过,按照七级的级别,他还有小轿车。章伯钧住的四合院,比罗隆基大一倍,还有个小花园。他和妻子李健生以及子女住在一起,比罗隆基要好得多,但也是终日闷闷不乐。    谁来当章伯钧的联络员?在全国政协的联络委员会之中,无人敢于应承。    赵君迈对笔者说,“‘剩下’的章伯钧,没有人敢要,因为章伯钧在‘反右派斗争’中同样遭到了‘大麻烦’。我说,一不做,二不休,那就把章伯钧也给我吧。这样,我就成了章伯钧、罗隆基两人的联络员。”    赵君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说起了自己颇为传奇的经历:    他出生于1901年,比章伯钧、罗隆基都小;原名赵恒敬,是抗日将领赵恒惕的堂弟,生于湖南衡山县,却自费到日本上中学,在美国上大学。1922年,当他进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时,罗隆基比他早一年来到这所大学,所以他跟罗隆基相识很久。    1926年他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土木工程系,学桥梁工程,按常规应当是做桥梁工程师,而他却又进入美国西点军校学习,回国之后成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队总队长、国民政府军第四师第三旅旅长。1932年,他率部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曾重创日军;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东北长春市市长兼警备区中将司令,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后来国共交换俘虏,他被放回。他觉得作为中将,曾经有过不光彩的被俘经历,不愿再在国民党军队里做事,不去台湾,而到香港经商。    赵君迈先生一生潇洒。据称他自称,“爱游泳,识水性,曾中流击水,是水上自由王国的浪里白条;好柔道,擅摔跤,曾扬名美国,是中国第一个国际自由式摔跤手;骑术高超,热衷提倡近代军事体育;曾学内、外家拳术,领得一身上乘功夫。”大约由于他喜爱体育运动的缘故,1955年当他从香港回到北京,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摔跤协会主席。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出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62年当选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    罗隆基的晚年生活    自从赵君迈担任章伯钧、罗隆基的联络员,便常常登门拜访二人,跟他们聊天,为他们解闷,安慰他们,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赵君迈跟章伯钧原本只是认识而已,属于“点头朋友”,并无深交。经罗隆基介绍,赵君迈也与章伯钧交上朋友。    赵君迈认为罗隆基是书生。“反右斗争”之前,在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是核心人物,而罗隆基是表面上的领导人。    在赵君迈看来,罗隆基始终是爱国的,爱民主,强调人权。    赵君迈以为,章伯钧与罗隆基根本不可能结成“同盟”“联盟”。在“反右斗争”之前,章伯钧与罗隆基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吵架。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之后,罗隆基坚决不承认有什么“章罗同盟”,而章伯钧迫于政治压力承认了所谓“章罗同盟”。    赵君迈跟罗隆基无话不谈。他注意到,罗隆基往日爱穿西装,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则常穿中山装。经赵君迈提议,邀集几位老友,轮流聚餐,在餐桌上联络感情。这样的聚餐,大约每星期一两次,以晚餐为多,偶尔也有午餐。每一回聚餐,不论在北京的和平宾馆还是四川饭店,章伯钧来,罗隆基也来。这样,被打成“章罗联盟”之后,章伯钧与罗隆基倒是常见面,常联络——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争,没有什么可吵的了。罗隆基没有车,通常是章伯钧用车接他,一起去饭店。有时,罗隆基外出要用车,就打电话给章伯钧借车。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康同璧以及她的女儿,还有黄绍竑、陈铭德,也常常参加聚餐。大家一起谈天气,谈种花,谈美食,边吃边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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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叶永烈:他影响了中国

学友讨论 哈哈,沙金!干货,硬通货。这一比,那胡兰成、张爱玲这公开搞婚外情的一对,就更软了![笑] 虎震 2013-05-28 12:56:47 孙中山,其后期所为是有些凌乱。然把苏俄比作国际五百强大公司,高抬了!看看传销的报导,<传销团伙>之名,才更符合马列集团的总部一一苏俄。。。什么“革命”运动,其实只是传销运动!!!一群被传销的说教入了局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为了传销描绘出的迷幻的远景,狂热地做着自认为正义,却反人类历史而动,即反动之蠢事,害己害人害世,害了数代人!毛邓陈那三个,是金大胖子一类,不傻,很精,然选择了反历史而动;以历史功过论之:族群罪人! 大浪淘尽见沙金 老看老想 2013-05-25 06:38:48 抬毛,抬邓,又抬陈!毛邓陈,恐怕均非沙金。 中共是什么?苏俄列宁斯大林”出资出技术”,广州孙中山国民革命政府”出中国市场”的”苏中合资政治公司”。和现今的500强西方大企业中国公司不分伯仲。 所以,沙金是列宁斯大林及革命失意,情场得意的孙中山! 今天,你如果满意党国制,应感恩列斯孙中山;如果不,则归咎列斯孙中山。叶永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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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两报一刊社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

原文地址: 叶永烈:两报一刊社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 作者: 叶永烈 叶永烈:两报一刊社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尽管叶剑英要求“保密两个月”,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因为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惊天动地之举,而报纸天天要出版,广播天天要播出,怎么也无法保密。   就拿林彪事件来说,当时毛泽东也要求保密。令人吃惊的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被关押在高墙深院的秦城监狱,身陷囹圄,居然在林彪出逃后的十来天就知道了这一绝密的消息。   当时,严慰冰在狱中连连大笑。专案组以为动向可疑,便提审了她。不料,严慰冰竟说:“党内出了大事一桩!”   当时,连一般干部都不知道林彪出逃,严慰冰怎么会知道“党内出了大事一桩”呢?   原来,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严慰冰明白:“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严慰冰天天在狱中很仔细地看《人民日报》。那时的报纸上总是提“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她发现,那几天报纸上本来应该出现“林副主席”的地方,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   她又听见狱中的广播喇叭里忽然播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支歌。严慰冰作出判断,党内一定出了不听指挥、不守纪律的人。所以,她得出结论:“党内出了大事一桩!”   确实,“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四天——10月10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便“透露”了“党的最大机密”!   这篇社论是配合两个决定而写的,阐述两个决定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中的一段不平常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历史的经验证明,要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社论中的这段话,显然在有的放矢!究竟谁在“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究竟谁在“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呢?   社论中特别令人不解的一句话是提到有人“篡改毛主席指示”,究竟是谁呢?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韦德看了这篇社论,也意识到中共高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实,这篇社论上的几句话,泄露了中共的“最大机密”!社论中提到的“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指的就是“四人帮”。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围绕着一句“毛主席指示”,曾有过一场激烈的斗争。   这句“毛主席指示”,就连那位英国记者韦德也注意到了:在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王洪文不安地从背后窥看华国锋的讲话稿,关注着华国锋的稿子上有没有那句“毛主席指示”。   这句“毛主席指示”,就是所谓的“按既定方针办”。   首先公开披露这句“毛主席指示”的,是1976年9月16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在“文革”中,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在报纸上,凡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便表明是毛泽东的话。   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三字,以造成毛泽东“临终嘱咐”之感。   对于“按既定方针办”,姚文元在1980年9月4日接受审讯时是这样解释的: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审讯员问:“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   姚文元: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   此后,围绕着这句“按既定方针办”的真伪,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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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永烈,国新办和美國銀行家庫恩有什麽樣的“私交”?

《明鏡月刊》任知晴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這篇文章中的名言,如今用在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和美國投資銀行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這對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的人身上,竟顯得很貼切。雖然“喝彩體”般宣傳中共光榮偉大正確的革命目標如今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越來越難忽悠人,但他們都心知肚明,這並不一影響他們因個人和家人間利益的捆綁而更加矢志不渝的並肩“二人轉”。 2005年5月,一本名為《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的書,因為是中國大陸出版的首部在世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傳記而備受關注,作者庫恩也因此在中國一夜成名。 實際上,庫恩是大陸官方早就欽定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早在1989年3月,庫恩就應當時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請第一次來到中國,成為中國國家部委科研機構的改革、資料重組的顧問。 後來成為庫恩公司重要一員的朱亞當當時受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派遣,成為其翻譯。在朱亞當的印象中,那時的庫恩對中國並不熱情,甚至在趙紫陽會見外國顧問時,庫恩也沒去參加,甚至在中國“大吵大鬧”過。 “庫恩是個乒乓球迷,”朱亞當回憶說,“他最感興趣的是和國家隊隊員打一場乒乓球賽。” 庫恩 當朱亞當表示有外事紀律時,庫恩開始大吵大鬧:“我來給你們國家當顧問,一分錢沒要,飛機票錢還是我出的,你作為一個年輕人,為什麼連這點風險都不敢冒?如果中國的年輕人都像你這樣,中國還有什麼未來?” 在庫恩的激將法下,朱亞當偷偷安排了庫恩和八一隊一名隊員進行比賽。“如果不是庫恩當時將了我一軍,我也不會冒這個風險,”朱亞當說,“我們後來也不會成為朋友。” 1989年之後,朱亞當赴美留學。畢業後,來到庫恩的公司工作。經過幾年的歷練,朱亞當在庫恩的日內瓦公司(The Geneva Companies)裡擔任亞太部經理。更重要的是,兩個人由此結成了一對闖蕩中國的“黃金搭檔”。庫恩的優勢是有錢懂美國並對中國“親善”;而中共體制內出身的朱亞當則諳熟中國國情和政治邏輯。 庫恩曾經表示,他在中國有兩個最重要的人,一個是宋健,另一個就是朱亞當。而輿論則認為他在中國有兩個“貴人”,一個是宋健,另外一個就是江澤民。 雖然朱亞當的記憶裡庫恩一開始對中國並不熱情,但2005年在北京推介自己新書時,庫恩卻說自己一到中國“就被深深吸引”。16年來,“平均每年會來中國四五次,每次一到中國就會感到特別興奮”。 對於自己出版江傳的原因,庫恩說:“我在這裡工作、生活,和各界人士交朋友,在這裡看到許多東西正在欣欣向榮地發展著。然而我的美國同胞乃至西方世界的許多人還陷在對中國認識的迷霧中。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和誤解有時讓我感到沮喪和憤慨!而江澤民是我瞭解中國的載體,他的生平體現了中國的各個歷史時期,從日本侵華戰爭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有近80年跨度。我就是通過他向世界講述中國的歷史,並告訴世界是歷史造就了中國的今天。”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庫恩在中國經商的同時,就與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科技部、原國家經貿委等許多部門進行廣泛接觸和合作。中國政府也給予他“中國綠卡”。 庫恩談到,寫《江澤民傳》緣起2000年9月。“看了哥倫比亞電視網《60分鐘》專訪江澤民的節目後,我才知道其實我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瞭解如何膚淺,我開始想要瞭解中國近代史,用一種新的方式把中國介紹給西方讀者。”於是,他決定通過寫《江澤民傳》折射20世紀中國的時代變遷。 “以前西方介紹中國的書大多是反映中國政治鬥爭的,除了講中國的政治鬥爭就沒有別的。”庫恩說,他熱愛中國。他要跟“反華公司”對著幹。他提出寫江傳也是出於這樣的背景。不過,這一寫作計劃得到了北京方面的熱情支持,有報道稱這與北京方面不謀而合。 傳記作家葉永烈曾在《亞洲週刊》曾譔寫“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一文,披露了另外的內情和寫作的前後經過。葉永烈說,2001年3月12日,他接到北京的長途電話,自稱是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某辦公室Y先生,說有要事相談。葉即趕往北京,被告知將與美國人庫恩一道共同寫作《江澤民傳》,由於這是一個很敏感的任務,以“001工程”作為代號。 葉文中說,Y先生談了寫作《江澤民傳》的緣起,說目前海外出版的各種各樣的《江澤民傳》很多,但內容不是東拼西湊,就是反華反共,影響很壞。必須在海外出版一部觀點正確、史實準確的《江澤民傳》。他們辦公室負有對外宣傳的責任,但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組織寫作《江澤民傳》。正好庫恩作為美國的友好人士,主動提出寫一部英文的《江澤民傳》,由美國出版社出版。於是某辦公室便挑選葉永烈作為合作者,以便使書具有民間色彩。 葉永烈寫道:從Y先生的談話中,我明白寫作《江澤民傳》的始作俑者,並非江澤民本人,而是中共中央直屬的這一對外宣傳機構。他們“自下而上”進行操作,希望能夠得到“江辦”的默許。這與當年毛澤東直接與斯諾談話、江青直接接受維特克夫人采訪全然不同。 不少評論據此認為,中共早就有出版江傳的想法,庫恩只不過是見風使舵,順水推舟而已。(《明鏡月刊》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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