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

FT中文网 | 执政合法性:习近平面临的挑战

世界上两个最有权势的机构,罗马天主教会和中国政府,相隔12小时任命了在完全保密情况下选定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尽管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的当选对多数人是个意外,但由习近平在未来10年里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却是在5年多前就决定的,只是在昨日由中国仪式性的立法机构走一下程序而已。 昨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里,习近平作为唯一的国家主席候选人,从全国人大与会代表得到2952票赞成,3票弃权和1票反对。 中国官方媒体庄严地宣布习近平在本来就是由官方决定人选的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但许多普通人的反应似乎介于无动于衷和怀疑之间。 很多人在社交媒体群组和类似于Twitter的中国微博客网站上嘲讽这个程序。 一名自称“鲜豆杯哥”的微博用户写道:谁将成为国家主席?我是那样的充满期待。这场竞赛肯定激烈无比,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还有一些网民搞了一场网上选举,列出多名国家主席候选人,邀请公众投票。 这场选举被中国什么都要管的互联网审查机构屏蔽,截至昨日下午只有大约5000人投了票。但到了那时,台湾总统马英九(Ma Ying-jeou)处于领先地位,赢得大约20%选票。异见人士、艺术家艾未未位列第二,而仍在服刑的作家、政治活跃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紧随其后,位列第三。 自治的台湾岛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启选举民主,但北京方面宣称该岛是其领土,并誓言在台湾无限期拒绝统一的情况下付诸武力。 受过良好教育的网民和微博用户算不上是中国很有代表性的群体,与一般人相比,这些人往往具有更强烈的自由和民主意识。 但网上出现的这波狐疑情绪,突显了共产党在要求较高的城市中产阶层中努力增强执政合法性方面所面临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 “北京空气恶劣,上海的江上出现数以千计死猪,这些问题都是当局管治记录上的污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健在谈到近期在中国引起轰动的话题时表示。“共产党必须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竭力寻求执政合法性。” 他指出,官方媒体近日报道称,中国98%的村子已举行直接民主选举。他说,这是一个例子,说明党如何急于显示自己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有合法性。 乡村选举的候选人需要得到党的最终批准,有关乡村选举存在腐败和裙带主义行为的指控相当常见。 挑选习近平领导中国的过程,除了党内高层的极少数领导人(他们在5年前的一个闭门会议上选中了他)外,对其他人都是一个秘密。 “要我猜的话,可能有30至40人直接参与了选定习近平出任中国下一位领导人的决策,”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社会学教授崔大伟(David Zweig)表示。“当党谈论民主时,他们的意思并不是一人一票;他们是指在领导层内部有一场公开讨论。” 去年11月,习近平从即将离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那里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这两个职务比习近平昨日出任的国家主席更有实权,也更加重要。 中国体制的支持者提出,与多数威权政权或者天主教会不同,中共成功地实行了集体领导制度,还建立了任期限制和强制领导人退休的传统。 虽然中国宪法和中共党章都没有规定任期限制,但预计习近平将像前任胡锦涛一样,完成两个5年任期,然后向新一代领导人交棒。 谷禹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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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 薄熙来提出的三个挑战一谈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政局

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很有戏剧性。因此,舆论似乎也很有剧场效果:台上的表演,也就是官方宣传所定的调子,开始得到台下一些看客的应和,据他们说,新的改革高潮就要出现了;另一方面,由于好戏连台的刺激,同时却帷幕重重看不大真切,观众因此更见浮躁,非理性的喧哗往往更能主导人们的情绪。我更是一个遥远的旁观者,但决不敢说“旁观者清”,只能提供自己的一孔之见,与有心认真讨论问题的朋友相互切磋。     在我看来,要理解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政局,还得从薄熙来事件说起;而薄熙来事件,对中国政治至少提出了三个挑战,中共十八大对此却一个也没有回答。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大是不及格的。     这三个挑战可以概括为:第一,关于权力来源的挑战;第二,关于权力目的的挑战;第三,关于权力行为的挑战。都是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直指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要害。能不能回应这些挑战(还不说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将决定中国政局的下一步发展。本文讨论第一个挑战,后面的系列短文将陆续展开相关看法。 “怎么是你?”薄熙来挑战现行权力规矩     十几年前北京有一个笑话,说的是当时的“今上”江泽民教“小木匠”李瑞环学英语。江主席从最基本的教起:How are you? 李常委说:这个我还不知道?“怎么是你?”江主席摇摇头,再来一句:How old are you? 李常委说:这个我也会,“怎么老是你?”     不知道薄熙来是不是听说过这个笑话?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的硕士和(在任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应该最能体味其中的笑点。谁都知道,薄熙来在重庆折腾,一个基本目标是想在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当然,也有人说他想当总书记。其实,不管是想进常委还是想当总书记,这在政治学上的涵义是差不多的,那就是薄熙来对于在中共十七大上所形成的未来权力格局不满意,也就是对那个时候正潜在成型的十八大权力格局不甘心,而要争取他自己的地位。许多人在这之中看到的是权力之争,这没有错;但是,看深一层,应该说这是他对于现行制度下那种权力分配的规则不满。     现行制度有一套谁谁来干某某职位的规则,至少是“潜规则”。按照那一套规则,十八大上谁当总书记,在2007年的十七大上就已经很明确了;而届时谁有较大的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也是相当有谱了。在那个“谱”之中,薄熙来相对是希望比较渺茫的。可是,薄熙来不认这个帐,他对自己可能难以进入下届政治局常委这个前景非常不满,于是开始借助“打黑”、后来包括“唱红”,继而还有其他的社会经济项目,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和社会威望。到2011年底,这个态势发展到,谁也不敢说次年的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会把薄熙来排除在外。那些分析家在数算下届领导层人头的时候,都觉得薄熙来进入常委的可能性极高,或者当常务副总理,或者当政法委书记。这样,在王立军事件之前,至少在舆论的预期之中,薄熙来成功地改变了自己在十七大后所处的相对劣势地位,变成了进入十八大政治局常委这场权力竞赛的领跑者之一。 谁来决定何人拥有政治权力?     如果单从权力之争的角度来看,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薄熙来pk 汪洋之类的情节推演,是张三还是李四上去其实对整个政局关系没有那么大。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两层涵义,我觉得需要着重指出并讨论。     首先一层涵义,在于薄熙来是靠什么手段来改变自己在权力竞赛场上的处境的。如果他有密室政治的运作,搞了一些阴谋诡计,那不奇怪,其实民主政治下也有这些东西,美国的总统大选中也不缺少这些东西。可是,民主政治下,这些东西最后要经过体现在选票之中的民意认可,权力才具备合法性。薄熙来当然并没有得到选票的认可,但是他采取了诉诸舆论、诉诸民意(也许是被塑造的民意,但毕竟不是单纯的上意)、诉诸政绩等手段,否则他不必在重庆那么折腾,悄悄地跑跑北京或者上海就可以了嘛。这些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手段,究竟对于薄熙来有多么重要,我们不知道,但是薄熙来无疑是使用了这些手段的。这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现行政治体制的游戏规则,那个规则就是上意决定一切。尤其是在谁应该掌握权力、谁应该处在权力等级制之中的什么位置这个问题上,薄熙来挑战了党国既有的规矩。     这个问题,其实是政治的根本问题之一。所谓民主制度,根据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经典定义,就是政治家通过竞争民众的选票来决定谁能占据那些最为重要的权力位置。这个定义当然受到了一些批评,当代政治发展也已经把民主政治的内容扩展到超出了这一点。但是,批评者也仅仅是说这样的民主是不够的,是所谓“最低限度的民主”(minimum democracy);当代民主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所以,从制度上来说,民主政治之区别于非民主政治的一个根本特点,还在于熊彼特所指出的这一条,也就是自下而上地决定何人掌权。我没有说薄熙来在搞民主;我强调的是,谁来决定何人掌握政治权力,这是区分不同政治制度的根本,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薄熙来的做法,打破了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规矩,形成了对于现行制度的权力规则的挑战。 精英“内部分赃共识”的破裂     应该指出,在现行中国的权力游戏中,所谓“上意”,并不仅仅是权力最顶峰的那一个人的意志,而事实上往往是权力精英作为统治中国的上层集团所具有的某种共同意志。准确地说,是这个上层集团内部争斗、谈判、折冲、平衡的某种共识。在权力安排这个问题上,根据权力等级制中的不同位置,这个上层集团的边界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在决定谁是下一任或下下一任的总书记这个问题上,这个“上层集团”可能很小;而在决定谁可以成为某市市长这样的问题上,这个“上层集团”的范围,和决定总书记的那个“集团”相比,可能就很大了。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这个宽泛的上层集团就是政治精英——“精英”这个词,我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帕雷托(Pareto)所界定的意义上使用的,大体相当于统治集团的意思。     薄熙来通过他在重庆的作为来改变自己在权力竞争中的位势,除了挑战现行权力规则之外,还有第二层重大的政治涵义:这标志着中国精英在1989年之后所形成的政治“共识”与权力“共识”破裂了。政治共识就是搞权贵资本主义;薄熙来事件在这个方面的意义我在本系列“二谈”一文中会讨论。这里只讨论有关权力共识的问题。1989年之后,为了党国的稳定,精英们逐步形成了某种可以叫作“内部分赃”的共识。这就是说:你通过我们内部的潜规则来争权夺利,可以;吹牛拍马也好,结帮联姻也好,拿钱来买也好,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要到社会上搞去,不要试图借助这个精英圈子之外的什么力量来宣泄你的不满、争取你的政治或经济利益。知道你升不了官不高兴,那你在我们内部想办法嘛,走谁谁的路子,给谁谁进贡,甚至背后给你认为是敌手的谁谁下绊子,这都是潜规则所允许的。但是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打破了这个规矩。我不是说薄熙来没有按内部潜规则搞那一套。恰恰相反,和其他人一样,他搞了,可能搞了不少。问题在于,只搞这个东西,薄熙来感觉没有得到自己应该得到或想得到的利益。为了争取自己的优势,他就多搞了一手,就是重庆的种种折腾。这个就搞到圈子外面去了。对内部分赃的不满,导致了借助社会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分赃地位,这个“内部分赃”的权力共识就被打破了。 权力欲望的制度化与政治体制的癌化     其实,不仅薄熙来一个人在破坏“后八九精英内部分赃”这个共识。温家宝面向社会舆论关于政治改革的喊话,也具有这种破坏的性质。有所不同的是,温家宝的不满,更准确地说是担心,可能更多地不是着眼当前利益,而是着眼自己的身后安危和历史定位,这个他在精英内部的分赃中难以获得——按照这套潜规则,只有第一把手可以在分赃中获得某种历史定位,比如把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等写进党章。温家宝也没有足够的人事权力来为自己安排下台之后的看家人,而李鹏当年却有这个权力。于是温转向其他方式表达不满——当然,温的诉求内容和薄熙来差别很大,这个我也会在后文讨论。在更低一些的层级上,对“内部分赃”的不满其实是广泛存在的,那些官员借助其他手段发泄不满或者实现愿望,包括找人砍杀官场对手这种做法,这些年并不少见。     精英内部对于“内部分赃共识”的不满日益增长,一个原因固然是官员们种种欲望的贪婪增长,但是,在这种所谓人性的弱点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一个制度因素是政治权力对于财富的垄断,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这意味着官场的任何成功或失败都是收益或成本非常巨大的。这个“垄断”的形式,当然与非市场制度时候的那种垄断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还称之为“垄断”呢?这需要想象一下,如果要在中国经商成为大富,而又完全没有官场身份甚至官场联系,是不是可能?如果不大可能,那就说明官场、也就是政治权力场,具有超出政治本身的巨大能量,可以把商场涵盖进去。甚至你要成为当红歌星,试想没有官场联系,是不是可能?在政治权力仍然涵盖几乎一切的意义上,它还是垄断的。这样,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就不光简单地是一个谁做什么官位的问题了,背后的利益是全方位的、巨大的。这样,欲望和贪婪就被制度化了。     再一个制度因素,是精英内部权力、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严重不公平,这是近年来大家比较注意到了的一个大问题,“二谈”也将讨论。大家容易忽略的是,就是在同为统治精英的这个阶层的内部,也有着严重的不公平。这还主要不是大官与小官之间的不公平。按那个制度,官大就什么都大,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内部接受了的“公平”原则。问题在于,你凭什么官大?舆论推测薄熙来可能不服习近平,温家宝也可能不服胡锦涛,这个我不了解,但是不能否认这里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同僚也好、下级也好,在中国官场上,由于没有某种公平竞争的方法,其实都感觉自己大材小用,不服别人“凭什么”他就比我官大。当然也有一些官场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年龄划线,比如提升要看资历,还有什么多地、多部门任职等等。但是,由于这些办法不是与职位的内在要求直接联系的,结果反而搞出更多可笑的官场作为,包括假报年龄等等,从简历看有的官员十二三岁就参加工作了。如果提升主要看资历,那我就早早起步嘛,于是各种不正当手段的竞争从高位蔓延到低位,延展到那些初入官场的年轻人。这就好比癌症的扩散,整个体制都癌化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官场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特别是在官场掌握最大资源的情况下。薄熙来的重庆作为,实际上提出了要解决这种不公平的问题:大家的权力来源,政治的合法性,谁应该坐什么位置等这些问题,光按现在这一套是解决不了的。民众不满意,官场精英也不满意;这些不满意虽然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但发展到薄熙来事件,就标志着,连以个位数计算的那个寡头小圈子的问题,在这套体制下也不是内部分赃就可以解决的了,这才是为什么薄熙来事件震撼了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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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殷敏鸿:五星红旗与国徽源流考

“旗帜”一词在中国出现频率极高,但主是是个比喻词,指主流纲领路线等政治理念,对作为政治象征符号的旗帜本身却鲜有研究,现有关于国旗国徽的历史都是正面歌颂和不完整的。对现存国旗国徽等政治象征进行深入和全面研究,有助于更深刻认识作为主流纲领路线的“旗帜”。 五星红旗是世界各国中极少数几个体现政权和政治意识形态特征的国旗之一,还是现存世界唯一体现执政党领导人民涵义的国旗,影响海峡两岸华人和世界各国的认同。五星红旗模仿的是由布尔什维克党旗衍生的前苏联国旗,特点是黄色五角星与红色,象征革命与共产党的领导,五星红旗也深刻影响了国徽和其他旗帜,中国对旗帜和徽章控制严格,种类稀少,且风格与五星红旗相似。旗帜的繁荣是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表现。    国旗基础知识   旗帜是表现某一群体或个人的个性、理念、理想的标志和象征,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媒介。政治类旗帜是一种政治象征符号,政治符号是一种政治力量的工具,这种符号包括国家,民族,阶级,种族,教会或意识形态等,其构成乃基于社会流行信念,铸成群众向往的标志,刺激群众情绪,使之发生效忠反应,是一种直接左右群众信仰与行动,达成政治目的的有效工具。(1)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各国社会主义者对政治象征符号策略的运用,在达成所宣传的社会政治目标的运动实践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这场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旗帜是最重要的政治象征符号之一,直观具体,最易于用来表达政治目标和情感,激起民众的认同和效忠情感。(2)旗帜是精神、方向和力量,会有人为了旗帜而牺牲。   国旗与国徽是最重要的旗帜之一,是一个国家的标志与象征,是民众的精神来源,需要尊重,战场上军人可以为国旗牺牲,外交场合因为国旗使用不当,会引起外交风波。所有国家对国旗都极其重视,许多国家制定专门的国旗法,对侮辱损坏国旗的行为进行处罚。国旗是一个国家的图腾,这一政治象征符号具有工具性,是把双刃剑,图案设计等运用不当会伤到自己。(3)正因为重要,我们更需要了解国旗的相关知识,首先,我们要放眼全世界,看各国国旗是怎么样的。   国旗与民主国家一样,是近代文明的产物,特别是在19世纪,很多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都有了国旗,这时的国旗不再代表统治者,而是代表国家和整个民族。(4)一些反抗运动使用的旗帜在反抗胜利后成为国旗。   根据国旗样式图案及其表现的涵义,国旗分为民族文化特征和政权特征两类。这其中民族文化特征国旗又可以分为十字旗,泛斯拉夫色旗,米字旗、泛非洲色旗,泛伊斯兰色旗等类别,占世界各国的绝大部分。(5)无论这些国家是发达还是贫穷落后,政权和意识形态先进与否,都没有把执政者和政治意识形态体现在国旗上,更不会表现执政者对人民的领导。政权意识形态特征国旗只有泛共产主义国旗,来源是前苏联国旗,目前只有中国,越南,老挝、朝鲜等极少数几个国家还在采用这种国旗。与体现国家民族特征的其他家族的现代国旗不同的是,红旗是政权和政治意识形态特征,民族文化特征不明显或没有。   国旗代表国家形象,影响国家软实力。国旗是传递国家形象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具有象征功能和传播功能,精炼地表述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对国民与政府都具有重大意义。优秀的国旗的图案与涵义必须获得国内外最大多数人认同,并能经历长时间的考验。国旗形象有正面和负面之分,因为国旗的国旗代表最重要的国家形象,国旗自身形象影响国家形象,进而影响国家软实力。国旗形象包括国旗的样式图案形象,和国旗涵义形象,后者更重要,因为图案只是形式,而国旗涵义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内涵思想,影响到人对这个国家本质的认识。对于国旗的不同认识会影响到对国家和政府的认同和支持程度。国旗的稳定性有利于民族的凝聚力和软实力,民族文化地理特征得国旗一旦确定,不但能获得国内外广泛接受,还能经受长时间的考验,即使政权更迭也不容易更改。   国旗并非一成不变,但相对来说,民族文化地理特征的国旗深入民众人心,且不代表政权和意识形态,不会惹来争议,所以稳定而持久,一般即使政权更迭也不会改换国旗,如韩国和俄罗斯的国旗,丹麦国旗已经存在近800年。政权和政治意识形态特征的国旗在政权更迭后肯定会改变。如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的国旗国徽全部改换,萨达姆被推翻后的伊拉克,和卡扎菲被推翻后的利比亚迅速将国旗改换。也有的国家在不改变政体的情况下实现了国旗的改换,如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换国旗派”和“改国旗派”则正在争论改换原有国旗的问题。   前苏联国旗国徽的由来、弊端与消亡   苏共党旗   红色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有战争,血腥的涵义。17世纪以来,红旗一直被视为反抗旗帜,真正作为革命旗帜开始于1830年的法国,1848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的暴动者一度想以红旗作为国旗,1871年,巴黎公社再度高举红色旗帜,此后红旗便成为社会主义运动色彩的旗帜。(5)但红旗象征革命更多源自苏俄,因为巴黎公社的旗帜还有三色旗。斯拉夫文化中红色象征革命、起义、暴动,和这些活动需要的勇敢、忘我、牺牲等涵义,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深知红色的涵义和对民众的重要影响,所以在革命中崇尚红色,并打出红色旗帜,以此来表示其革命事业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性质,更重要的是能用红色鼓动民众起义,发挥勇敢和牺牲精神。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先后出现了红旗,1917年镰刀锤子成为国家标志,代表工农两大阶级。苏共党旗是红旗底色上的黄色镰刀锤子标志。五角星也是西方标志,被广泛用在苏联国旗国徽以及军旗等标志上。(6)   十月革命后之后苏俄成了红色的海洋,服饰上有红色,武装力量叫赤卫队、红军,中央党校叫红色教授学院,政府机关报叫红报等等。(6)重要的政治符号旗帜自然更是采用了红色为主体。1918年,苏维埃俄国带有金色大写首字母的红旗,一些独立或半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共和体制国家如白俄罗斯,乌克兰和远东共和国相继使用类似的红旗。   第一面正式的苏联国旗在1922年12月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最终决定“红旗应该从党的旗帜变成整个国家的旗帜,各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将团结在这面旗帜下,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面国旗是红旗中央绣国徽图案,苏联国徽是共产主义国家国徽的源头,显著标志是置于最上方的五角星和以地球为背景的镰刀锤子。后来将左上角带有五角星和镰刀锤子标志的红旗作为国旗。1924年苏联宪法规定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国旗左上角都应该显示镰刀锤子。(7)   苏联国旗是一面由镰刀、锤子、五角星组成的红旗,锤子象征工人阶级,镰刀象征农民阶级,两者组合是工农联盟的标志,也是共产党的标志。五角星既象征工农每只手的五指劳动力,也代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红色是革命的颜色,黄色则是革命光芒的颜色。   各加盟共和国以苏联国旗为蓝本,添加少许图案。军旗等也都是红旗,镰刀锤子,五角星等标志。苏联国旗图案与涵义的实质是将苏联共产党与国家捆绑,让人们在认同国家的同时,自然也倾向认同共产党,形成党领导国家和人民,党至高无上的观念,要求人民爱国必爱党。   随着苏联输出革命战略的巨大发展,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成立,这些国家不但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学习苏联,苏联国旗也成了这些国家学习的榜样,形成一种新的旗帜家族—-泛共产主义色旗(或称红旗)。这些国家原有的民族特征旗帜被禁止出现和使用。如越南、红色高棉、蒙古、唐努-图瓦、被苏军占领期间的阿富汗、刚果(布)。其中一个典型的是越南国旗—-金星红旗,采用于1955年,图案为红色旗底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红色象征革命和胜利,五角金星代表越南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五角星的五角分别代表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和士兵。越南国徽也是模仿自苏联,由红黄两色组成,红色圆面上方是五角金星,涵义与国旗中的五角星相同。(5)   二战后在苏联影响下建立的一些东欧国家如东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的国旗是传统三色国旗加上带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徽,捷克斯洛伐克国旗则完全没变。在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中,匈牙利民众将挖去政权色彩的国徽的国旗作为反抗运动和人民的象征。(5)东欧巨变后这些国家将原国旗中的国徽图案去掉,恢复为传统的民族文化特征国旗。更多的人民运动则是重新设计代表人民及其理想的新旗帜,这些旗帜是历史篇章的重要组成。   不过苏联领导人也知道,社会不能总是处在革命中,民众和政府都不能承受长期的社会动荡。所以在巩固政权后,政府对社会做了调整,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在形式上做了许多改变,红色及其词语从许多机构和报刊名称中消失了,二战结束后连红军也改称苏联军队,领导人的言论中也很少用红色来表示其象征意义。在符号的象征意义和现实的政治利益之间,苏共选择了后者。但是国旗国徽等政治象征基本没有改变。(6)   苏联体制的弊端逐年显现,先是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体制,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再次强烈冲击苏联体制,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及其他独立的加盟共和国采取全新的政治体制,苏联体制终于走到了尽头。一起剧变的还有东欧几个原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作为苏联附庸国的蒙古。苏联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将使用六十多年的苏联国旗国徽作废,取而代之的是象征俄罗斯民族文化地理特征的三色国旗和双头鹰国徽。其他改变的加盟共和国也实行了去苏联化,首先将国旗国徽等国家象征改为民族文化特征,表示与苏联体制的决裂。这些国旗国徽没有了政权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也就没有了争议,获得全世界更多认同,增强了这些国家的软实力。   需要指出的是,上世纪曾经使用政权和政治意识形态特征国旗的国家还有纳粹德国。纳粹党使用的是希特勒亲自设计的“?e”字红底旗,后来随着纳粹党对德国政权的牢牢掌握,纳粹党旗又摇身一变为德国的国旗,且成为第三帝国其他旗帜的基础。   以下以苏联国旗和韩国国旗为例,比较政权特征国旗和民族文化特征国旗的优劣。   韩国国旗   韩国国徽   大韩民国建国时间为1948年,国旗继续沿用1883年朝鲜王朝就开始使用的太极旗。太极旗以儒家和道家思想为基础。白色旗底象征韩国人民的纯洁和对和平的热爱,中间为红色和蓝色构成的阴阳符号,加上八卦中的四卦,构思源于周易和道家,阴阳代表宇宙两种伟大的力量通过相互对立达到完美的平衡与和谐,整个国旗代表韩国人民永远与宇宙协调发展的理想性质。韩国国徽是国花木槿花为背景的阴阳图,环绕木槿花的绶带上书写韩文:大韩民国。(8)   韩国国旗国徽是民族文化特色,符合世界各国国旗国徽的主流设计理念,没有苏联国旗、越南国旗那样政权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带来的负面效果,有诸多的正面影响,利于国民团结和民族自信心的建立、具有持久性、中性、少争议、利于对外交往等优势。相对于北朝鲜使用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国旗,韩国的民族特色国旗还有利于获得同是朝鲜民族的北朝鲜民众的认同,对于韩国统一朝鲜半岛具有正面意义。   相对于民族文化特征的韩国国旗国徽,苏联国旗国徽具有诸多弊端。当人们看到苏联带五角星和镰刀锤子的红色国旗时,就会联想到苏联共产党对苏联人民的领导以及共产主义革命,政权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形象不够好,与国际主流格格不入,难以获得广泛持久认同,不利于国家软实力的增强,后来苏联解体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苏联国旗的样式图案与涵义不能体现苏联国家民族文化地理特色,割裂历史,导致传统文化断层;将执政党标志置于国旗上的实质是将执政党神圣化图腾化,给人执政党一党独大、虚荣的不好印象,实际起到的是“捧杀”共产党的反作用,对共产党形象不利,降低共产党的权威,影响党员群众对党的向心力和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党要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护,靠的是做为人民做实事,而不是写在国旗国徽上的政治说教。国旗国徽对国民和政府官员的精神意识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形成崇尚权力等封建意识,不利于形成健康的现代公民意识。得不到部分国人的认同,影响国民团结和向心力,影响国家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不利于改革和创新。因国旗备受争议的政治色彩,影响国民和外国人对苏联的认同度,影响对外交往。这样的国旗国徽不能长久,后来的苏联解体后更换国旗国徽印证了这一点,倒是沙俄时期使用的没有沙皇政权色彩,代表俄罗斯民族文化地理特征的三色国旗经过七十年的掩埋,重新被俄罗斯政府和人民接受。苏联国旗国徽成为失败体制的象征和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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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总局】周立波谈人民币

在我国,凡是门口挂“人民”二字招牌的地方,均岗哨林立,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崇高。这些地方一般都是人民无法随意进出的,像“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等等……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民银行”,还不办理储蓄业务,只有“人民医院”的门可以随意进出,却是人民都不愿意进去的地方… 摘自 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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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智囊宣布:人民有权收回执政权_hongcanwuhu的空间_百度空间

俞可平指出,在传统政治下, 统治 者把民意当工具,他们重视民意是为了维护自己的 统治 地位。在 民主 政治下,执政者把民意当作价值,他们重视民意是因为民意是其执政的 合法性 基础,是其执政资格的源泉。俞可平说,官员必须了解人民群众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希望;想 要 …. 摇身一变,个个都变成了什么董事长、大股东、总裁,贵族变成了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家,成为了资产阶级的贵族。有钱、有权,钱权集于一身,于是成为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产权和 政权 全被他们霸占了,使得百姓们连养家活口的谋生之路都被堵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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