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东示威事件

启东处理“7·28”事件打砸抢嫌犯十数人月底受审 本报记者 陈承 上海报道 备受关注的启东“7·28”群体事件，在事发半年后，将迎来最终结局。 本报获悉，10多名在2012年7月28日针对王子纸业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进行“打砸抢”或冲击国家机关的犯罪嫌疑人，将于1月底集中受审。在受审的犯罪嫌疑人中，还包括在群体性事件当天，将标有环保和抗议图案的T恤，套在启东市长徐锋身上的朱宝生。...

牟传珩   中共十八大高层换届前夕，政局是越维稳却越不稳。北京暴雨，扬州地震；继四川什邡事件后，江苏启东再次爆发数万民众上街占领市政府事件 。有关启东事件，网上 热传一幅图片：一名90后女孩跳上办公桌，笑着向桌面文件倒水；其显示：对这个民心尽失的政府，民众表示极大的蔑视。 启东事件新特征 7月28日，启东市爆发抵制向附近海域排污工程的大规模群体事件。数万愤怒的民众掀翻警车，冲进市政府，占据大楼，扬散文件，市委书记也被扒光上身，被强迫换上环保衫。总之，启东市委成为民众发泄愤怒的对象，刷新了中国群体维权事件的纪录。事件中，启东当地警方开始并不积极镇压，甚至有的警察还小声鼓励抗议民众：“加油！”据说当地一些官员也同情民众的抗议，反对该项排污工程。然而到当日下午，当局开始从苏州等地调来的大批警力替换，镇压才加剧，并扬言秋后算账。该事件令北京当局震怒，江苏省委书记以及南通市委书记被紧急召京。 在这次启东公民维权抗争过程中，展示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环保问题政治化。民众冲击政府，不仅针对排污工程，而且直逼腐败；他们占领政府大楼后，把官员们藏污纳垢的名酒、名烟、避孕套等展示于公共视野；二是愤怒的启东人民不再相信与政府的对话，而是直捣市委机关，昭示官民矛盾进一步激化；三是公民抗争心理发生了积极的新变化，即无畏无惧，展示了“民不怕官自怕”的新趋势。这些证明：当下中国公民抗争运动已经开始掌握主动权。 群体事件矛头直指政权 2009年，贵州德江县政府以“影响稳定”为由，强行禁止民众元宵节舞龙活动，致使近万群众抗议，并冲进政府大院，砸毁国徽和政府牌匾；去年广东乌坎事件，村民驱逐了村党组织，建立自己的政权，实行自治；两三个星期前，什邡事件中，青年们喊出“我们可以牺牲，因为我们是90后”的口号；而此次启东民众占领了县政府。这些显示大陆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将矛头直接指向统治政权，可谓一次又一次地对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投了否定票。这是当前中国公民抗争运动的新动向。 在启东“7∙28”事件之前，当地民众要求停建排污工程的诉求就非常强烈，市民不仅向政府呼吁、上访，而且申请集会游行，但是他们的正当要求均被当局驳回。正是由于当局蔑视民意，这才导致了“7∙28”占领市政府事件。 德江、乌坎、什邡、启东事件中，群体抗争的壮举得到了全国民众的叫好和声援，显示了当今中国的民心所向。 今年民众抗争怒潮井喷 如今，民众抗争怒潮正伴随着官方“天价维稳”，在中国大地频频来袭。启东事件未了，7月29日，香港爆发反洗脑教育大游行，有9万多人参加，许多家长带着子女前往；7月30日，深圳嘉纪印刷厂全体员工发起罢工，抗议工厂搬迁东莞，却没有给员工合理补偿……之后群体事件更将是没完没了。 仅近几个月官媒报道的群体事件就有：4月18日，丽江市永胜县警民冲突，数名民警受伤，1名民警死亡；5月23日晚，石家庄城管与小贩爆发冲突，城管车被砸坏，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5月28日，温州瑞安市近千人冲击政府大楼，办公大楼玻璃被砸、官车受损；6月8日，四川巴中市警民冲突，万人围观，多人被捕；6月20日，上海访民在市高级人民法院门口聚集，高喊口号：“打倒腐败，打倒贪官”；6月25日，700多退役军人在广州市政府静坐请愿，要求落实退伍军人安置和优抚政策，并与警方冲突；7月2日，广东中山市沙溪镇近万外省民工包围了市政府，并与上千警察冲突，诸多民工被打伤住院；同日，广东汕尾陆丰大安镇数千人堵断省道，抗议官商勾结、污染水源，民众掀翻警车，并痛打镇长；等等等等。 综合今年各地的群体抗争事件来看，有规模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程度越来越激烈的趋势。可谓，今日中国大地民众抗争风潮此起彼伏，烽火连天，猛烈冲击着“和谐社会”的根基。 政治大变革的前夜 如果一个国家统治者的统治仅依靠欺骗和暴力，并拒绝变革，那么人民就有权蔑视它。眼下，中共“十八大”权力大洗牌在即，高层纷争不断，政局动荡，经济滑坡；与此同时，各地井喷式的群体维权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这些对中共所需的政治稳定，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力。 今春，官方《环球时报》英文版公布调查报道，根据对全中国1010 个有代表性的人进行民调：63%的受问者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49%以上的人说，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期待一场新的“革命”；15%以上的人认为，中国肯定处于“爆发一场革命的边缘”；34%的人认为，中国也许已经处于“一场新的革命的边缘”。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事件表明，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政治大变革的前夜。 由于当局拒绝正当的政治变革，死保一党的绝对统治权，必然导致官民冲突不断升级，以至到了今天局势难以控制的状况。日前，美国外交关系网上的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说：“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显现。当中国最高层聚集在北戴河确认新的领导班子的最终人选时，一种别具一格、正在上升的政治势力——人民的力量让他们黯然失色。从北京到江苏到广东，中国公民正在通过互联网发出声音，走上街头发动抗议。”中国的“茉莉花”事实上已经在绽放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4期   2012年7月26日—8月8日）

当天下午，该事件已基本平息，官方也于当天上午发布公告称“永远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中国官方随后派出了数千名武警在当地维持秩序，中共中宣部也严令召回了在当地采访的全部国内记者，并严禁相关反思性报道。 本台记者获得的一份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在2005年初向温家宝总理的呈文中，他对日本造纸巨头王子制纸在南通的这个号称投资20亿美金的造纸基地的环保问题提出了质疑。 潘庆林曾留日学习，对日本政商颇为熟悉。 在函中潘庆林说，造纸行业是纯资源消耗，加上水污染、空气污染，在日本这个处处干净的国家，已经很不受到欢迎，几年前，王子制纸就着手推行就近（为了日本方便用纸）移向中国的策略。 据说，当时由于江苏地方政府违规批复工厂，被中央制止，现在，王子又多次派出诸多要人到中国进行访问，并通过国内各种途径打通关节，进行全方位游说。 他呼吁温家宝和国务院慎重对待审批这一项目，权威资料显示，2005年4月份温家宝批示要求，“发改委查告”，该文也转呈时任发改委主任的张平办理。 从后来项目审批推进来看，很难推断，潘庆林的这一呈文和温家宝的批示，对该项目是否有实质性的阻碍和延缓。 但事实是，南通王子造纸的项目在去年就已经投产，而目前的中水排放口设置在长江，正在上海目前自来水的主要取水口长兴岛青草沙水库的上游。 或者可以理解为对温家宝批示的一种交待，王子制纸规划了环保配套项目，污水“排海工程”。 这一项目从南通厂区出发，贯穿了整个启东，目标以把造纸厂的废水，通过上百公里的管道，排放到到启东塘芦港外海，这里是启东的吕四渔港所在地，自然引起了渔民和启东市民们的不满。 但客观的说，相对长江口来说，外海环境容量更大，相对更为环保。某种程度上，激怒保护家园这一无可厚非的诉求出发的启东市民，正是这一环保工程。 而这一项目在启东民众压力下的“永远取消”，事实上，使长江中下游流域区域环评缺失下，大规模工业发展带来的污染乱象进一步凸显。 事实上，有许多环保业内人士相信，相对于王子制纸这样的大型造纸工厂，遍布长三角的中小型造纸上，单位产品的污染更加严重，而且更加难以规范和管制。 《第一财经日报》的一篇报道描述了长三角一家小型造纸厂水处理的现状。 造纸厂的正规排污渠道只有一个，当地政府目前实行的是在线监控，也就是政府规定的在线排放口。排污环节中可以做的手脚很明白：“加暗排口，也就是偷排，绕过在线监测的排放口，偷排污水。” 以前管得松，偷排污水很普遍，但从去年开始严查了。他们厂里的偷排污水通道已经被封，被罚的款额也让他们意识到，作为污水量不高的小型造纸厂，偷排的利益算上被罚款的风险几乎为负。再加上处理污水的成本因为量小也并不算太高，所以偷排污水就没了动力。 2011年，这家工厂一共交了2.5万多元排污费。在当年大约200万的利润中，排污成本估计是5万。 中国的环保法规规定，造纸厂生产出的污水必须经过二次处理，达标后才能排入江河湖海。 类似的大小造纸厂，正在日夜排出经过处理的污水，这些污水如果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就被称为中水。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膜材料与工程中心教授王晓琳认为，企业说的中水有时候很可能是处理过后仍不达标的污水，并非真正意义上达了标的中水。 王晓琳说：“处理成合格达标的中水并不需要特别的先进技术，都是些常规的技术，一般造纸厂都可以做到。关键是要花钱，是费用上的问题。” 王晓琳进一步举例，比如江浙一带的精细化工厂，要将一吨污水处理成达标的中水，可能需要花费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高昂费用，这可能是中小企业目前的利润水平所无法承担的。 事实上，即便是处理达标的中水排放，也有一个环境容量的问题。具体到对启东事件来说，一个很大的悖论是排江还是排海。 虽然人人痛恨污水，但现实是在现代工业经济环境下，工业废水是我们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与污水共处。 当污染物进入水体，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使污水中污染物的浓度得以降低，经过一段时间后，水体往往能恢复到受污染前的状态，这就是水体自净。流速、流量越大，水的自净能力越强，因此，海洋的自净能力必然大于一般的江河。 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11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指出，陆源排污仍是影响海洋的主要原因。 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所在的东海海域，59%的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质量受到排污较重或严重影响；山东青岛88%的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不能满足所处海域的海洋功能区要求，环境质量受到污染影响。 上海海洋局副局长朱石清认为，污水排海只是现阶段的一种过渡的办法，想要治理污染，根本措施还是从源头上收集污染源，并提高污水处理厂的处理程度。 但无论是收集污染源还是提高污水处理厂处理程度，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投资。同时往往还涉及拆迁、交通等市政问题。 当然，并非所有的污水都提倡排向海洋，毕竟海洋的环境容量也是有限的。尤其在环境敏感的海域，比如，在启东海域，就有知名的吕四渔港，启东海岸线上还有大量的海洋养殖分布，这里富饶的渔获，养活了沿岸的许多渔民，他们当然不愿成为污染的牺牲品。 他们的诉求也有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在海洋自然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海滨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不得新建排污口。 这样的冲突，也许短期之内没有终极的解决之道。 从经济学理论上，或者可以通过排放者向渔民支付一定费用，打成某种程度的均衡；从环境法制上看，长江中下游的环境容量是否达到了极限，新的大规模排放的工业的审批，需要规划环评，也需要公众的参与和权衡。 目前这种禁止报道，禁止诉讼，禁止抗争的做法，显然只是推迟和掩盖了冲突。

《南德意志报》相信，中国国内针对外国工业项目抗议事件数量增加是中国逐步走向公民社会的一个信号。《新苏黎世报》以叶诗文的佳绩为例，要求人们在评价体育领域不时创出的惊人成绩时不应采取双重标准。 通往公民社会 《南德意志报》8月2日发表一篇文章，谈及中国国内针对外国工业项目抗议事件数量增加。该文选题的起因是上周在江苏启东发生的抗议当地一家日本造纸厂群体事件。该文写道： “公民起来抗议了。他们不能再容忍和接受中国只重视经济增长而不顾公民的健康。这是迄今在这个国家还从所未见的大型工业项目所遇到的一种障碍。如果人们担心河流、地下水和空气会完全被污染，他们就会弄来推土机阻挡、推翻警车、占领政府机构”。 《南德意志报》认为，启东这一部分成功的民众抗议行动是通向公民社会的第一步： “人们的环境意识增强了，不过，这并非这个国家缓慢变化的唯一原因。环保人士可能是什邡和启东抗议运动的始作俑者，但运动过程中发生的暴力升级却有着其他原因：机会均等的缺失、收入的巨大差异、随处可见的极度贪污。所有这些都导致人们对公产党及其单独占有权力要求的不满”。 体育界现状观察 《新 苏黎世报》注意到围绕中国游泳女选手叶诗文在本届伦敦奥运上的比赛成绩所出现的争议，对体育界的现状作了详细分析。该报比较了叶诗文、美国“女飞鱼”弗兰克林（Missy Franklin）和立陶宛女选手梅卢提特（Ruta Meilutyte）在获胜后所引发的反应，惊讶于伦敦似乎实施双重标准。《新苏黎世报》提醒各方应有谨慎态度： “在游泳运动领域，有些国家可能没有中国那么严重的兴奋剂历史。上世纪的90年代，40多个兴奋剂事件曝光，该国整整一代游泳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就象当年的东德一样，兴奋剂被确凿证明属于国家大政”。反兴奋剂专家们也知道，另有一些国家的运动一贯来比其他人更青睐于兴奋剂。中国可能属于这样的国家，也可能不是。或许，叶诗文的成绩是一种精巧至极的兴奋剂方法的成果；或许，这一成绩纯粹是训练和个人牺牲的产物。··· “自行车、田径、游泳等讲求耐力的经典体育项目的历史教导我们，对每一位超人、每一位霸主都应提出质疑。多名国际奥委会成员、反兴奋剂组织负责人多日来表示，全面怀疑有害于体育事业。其实，正确的观点应该是：如果没有怀疑者和提问者，体育反会受到损害。不过，是提出问题，还是从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出发批评“畸形秀”，并无所顾忌地传播指控，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对叶诗文在冲刺阶段成绩的反应，主要是体育界和社会在年轻人一再创造新纪录这一事实面前无所适从的表现。找黑羊（替罪羊）是简单的，找到后，谴责它，以便还能在白羊那里得到某种愉快。而问题也就恰恰出在这里：人们可不能过于轻率了。” 摘编：凝炼 责编：谢菲 [ 摘编自其它媒体的内容，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