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

核心提示：【在2010年以后，中国的领导人开始变得自信起来。奇怪的是，自信的中国在中东却似乎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原文： China lacks focus in the Arab world, missing a mutual opportunity 来源：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国民报 作者： Joshua Kurlantzick 发表时间： 2011年4月1日 译者： Fuge 校对： Andy 2009年1月，齐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投资银行家、政府官员和慈善家们从一个最不可能的人那里听了一场言辞激烈的演讲。这个人是首次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中国高官、在中国以温和风范著称的总理温家宝。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作“温爷爷”，并因自己的亲民风格在中国广受欢迎。确实，北京的领导层经常把他派去处理自然灾害或其它大规模灾难——那些灾难需要有人去送温暖。但是这次，和蔼的温爷爷没有出现在达沃斯。   在雷曼兄弟倒闭引起全球经济危机的数月之后，温家宝在论坛上说，西方理应受到指责。他说，“金融机构盲目追求利润而过度扩张”，金融部门监管不力，和“以长期的低储蓄，高消费为特点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是这次危机的原因。   温家宝的一番抨击令人错愕，但是这并不独特。十年前，中国基本没有参与国际事务。比如，它在联合国就没有扮演什么角色。直到2008年底，几乎每位中国高官还在按照邓小平陈旧的意见行事，增强中国的实力，同时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调。但是在2010年以后，中国的领导人开始变得自信起来。正如一位与中国打交道的现任美国高级官员所说：“他们有实力，而且现在他们终于开始表现出了实力。”   去年中期，日本决定扣押在有争议水域的中国渔船，中国就以切断对日本的稀土供应作为回应（稀土是一种对现代电子设备（比如手机）生产极其重要的资源。）。中国也警告越南不要同西方石油公司（比如埃克森美孚）合作，联合开发在中国南海的潜在的油气资源；差不多整个南中国海都被中国宣称拥有主权。当东南亚国家反对中国的这个立场，并请美国来调停它们同中国的争端的时候，中国在越南举行的一次亚洲国家会议上提醒它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可以教训它们。   甚至对自己数十年来小心应对的美国，中国官员也展现出一种新的自信。在官方的《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来自中国商务部的一位智库专家写道：“美国的高级金融官员需要转移美国民众对国家艰难挣扎的经济的注意力，以掩饰他们的无能。他们指责中国是美国所有问题的根源。” 奇怪的是，全新自信的中国在中东却似乎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尽管这块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不断增大。中国现在是沙特石油的最大进口国，还打算对伊朗的天然气投资1000亿美元，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发展中国家（包括许多中东国家）的贷款国。 尽管这样，在中东地区最近的骚乱，和西方同阿拉伯军队组成的联军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却几乎没有任何表示。胡锦涛本人一直保持沉默，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翟军也只是说，中东应该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如中国中东高级特使吴思科所说：“没有必要……认为，当美国走下坡路的时候，中国就要替补这块真空。”   但是也许除了填补这块真空，中国别无选择。中国已经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在中东地区有大规模的投资，数千中国企业在这里开展业务，它难以保持观望。中国首先需要的是能源：疏远资源丰富国家的那些正在推翻他们统治者的民众，中国承担不起。拒绝考虑自己在中东地区的角色意味着，中国的高层也许正在制造他们最终将要卷入的灾难。   金融危机让很多西方领导人开始思考，他们的政治系统也许存在一些深层的，可能无法修复的缺陷。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杰 阿特曼说，经济衰退让“美国模式……受到怀疑。”相反，他认为中国相对安稳的情况让中国“在美国和欧洲艰难恢复的时候，得到一个巩固它的战略优势的机会”。 跟中国领导层高效，快速的决策相比，西方的缺陷尤其明显。中国不需要跟各种障碍打交道，比如立法机构，司法部门或者自由的媒体质疑甚至阻止它的行动。“一党独裁当然有它的缺点。但是当它被一群理智聪明的人领导的时候，它可以获得巨大的优势，”《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 弗里德曼说。“为了社会进步，一党制可以实行一些在政治上很困难，但是又十分重要的政策。”   在经济危机持续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加快了对他们威权资本主义模式的推广。他们对来自其它国家的官员开展关于经济管理的培训项目，这些课程每年吸引了15000名外国官员，这些官员主要来自中东，亚洲和非洲。中国也加强了它的国际媒体宣传：根据中国自己的数据，受国家支持的国际电视频道已经覆盖了6500万的外国观众。从乌兹别克斯坦到坦桑尼亚的大学里，中国开办了孔子学院来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中国也在大规模地增加它的外国援助项目。到2010年，它已经超过世界银行，成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的国家最大的贷款国。   这种软实力带来了一个硬优势。在诸如联合国和20国集团等国际场合，中国官员开始大声说话。他们推动更换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主张各大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之间加强合作。在去年的全球气候会议上，中国和几个国家开了一个闭门会议，结果奥巴马只得在没有受到邀请地情况下闯进来。今年，中国的国防预算将增加几乎13%，它的潜艇和其它船只令人不安地靠近邻国的海岸线，不断地震慑邻国。   很多中国官员认为，中东对中国的全球亮相聚会十分重要。由于国内的油气资源有限，同时经济又在以差不多每年10%的速度在增长，中国的能源需求十分迫切。中国的国企愿意以任何价格来保证它的能源供应。目前，中国购买的原油50%来自中东。而中国不断高企的油价，这同时也是国内抗议的一个重要原因，让中国政府更加坚定了锁定能源供应的决心。 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之外，中国对于中东还抱有更大的希望。中国已经和土耳其建立了一个紧密的战略关系，一起举行军事演习，现在，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军事伙伴关系已经减弱。中国已经成为伊朗以及其它中东国家的主要军火供应商。在发达国家市场，因为他们的产品缺少品牌和可靠性，中国企业处境艰难，难以立足。相反，他们受到鼓励，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这些国家，很少有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大牌公司的竞争，同时最便宜产品总能赢下市场。而这些国家的腐败，政治风险，还有人权侵犯让西方企业望而却步。   两年前，中国成为非洲（包括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尽管有数十万抗议者聚集在开罗和其它城市，西方企业在撤离自己的员工，几个中国代表团却没有取消自己的埃及行程。在苏丹，因为各自政府的制裁，许多西方企业无法投资，中国公司控制了当地的市场。当地小贩售卖中国的手机，音响，厨具……和几乎所有的工厂制品。 在中国领导人的中东访问中，中国巨大的潜在影响力展露无遗。当胡锦涛主席在2004年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当时的总统穆巴拉克给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两位领导人一起检阅了总统卫队。随后，阿拉伯联盟的秘书长穆萨 阿姆急切地向胡主席兜售成立一个中阿组织的主意，以帮助其它阿拉伯国家获得中国的援助和投资。中国人也没让他失望；到9月，一个中阿论坛成立并开始运行。在胡主席的访问之后，一群其他高级官员也访问了开罗，和穆巴拉克及他的助手举行了会谈。   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日渐娴熟，但是对去年冬天的突尼斯发生的骚乱，胡锦涛发表的意见却还没有一个拥有6000万人的正在下滑的经济体的领导人，西尔维奥 贝卢斯科尼说的多。对它最大石油供应国沙特面对的潜在威胁，中国的高层不愿发表评论。对在苏丹不断高涨的不满情绪，他们也一直保持沉默。中国的公司掌控着苏丹的石油产业，在苏丹南部脱离出去之后，关于如何分配石油收入的威胁正在逼近。据美国官员说，中国在尽量避免参加诸如制定对利比亚内战的应对战略、或对阿拉伯湾权力转移预作打算的多国会议。   为什么中国的反应这么少？公开地，中国领导人说他们官方的世界观要求他们保持低姿态。他们要保证“不干涉”的政策，各国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干涉对方事务。而且，毕竟从美国卷入1953年伊朗的军事政变，到美国抵制2006年巴勒斯坦合法选举结果的决定，西方几十年对中东的干涉几乎没有产生多少愉快的结果。然而，中国已经在其它情况下抛弃了它的不干涉政策。这个问问越南就知道了。   中国保持沉默的一个潜在原因，可能是中国领导人不想让民众从中东的骚乱得到任何想法。2月底，一群匿名人士在互联网上号召进行“茉莉花革命”，模仿中东的示威行动，结果北京进行了严厉地镇压。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殴打试图报导一次计划好的示威活动的外国记者，关闭试图报导中东骚乱的新闻门户，并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过滤掉了“埃及”这个关键词。   然而中国共产党不是穆阿莫尔 卡扎菲。因为数十年英明的经济管理，它享受着民众的支持，它的官员可以非常轻松地赢得一次自由选举。根据位于华盛顿的国际政策观点计划一次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63%的中国受调查者说，中国政府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措施“ 基本正确 ”。在本次所有受到调查的国家中，中国政府是唯一一个大部分本国民众认为它对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是正确的政府。一些中国的鹰派，发布民族主义的博文，活跃在聊天室中，推动了中国领导层在中东像一个大国应有的那样，变得更主动。一个展现中国自信的微小迹象就是，中国在3月初派出四艘小型护卫舰前往利比亚，救援数千名中国工人，而这是中国首次往地中海地区派遣军队。   今天中国的领导人十分软弱——比外界许多人认为的要软弱得多，也比他们牛气冲天的经济和在国际场合（比如达沃斯）刺耳的言论所显示出来强硬软弱得多。在1980和1990年代，两位有权力且有魅力的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掌控着中国的政治。邓小平是毛泽东长征时候的老兵，让中国开始繁荣的经济改革的发起人，他在军队，党内和其它权力核心中享有巨大的威望。尽管没有邓小平和江泽民那样的影响力，其它党的元老和著名改革者，也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的权力集团和人民解放军内紧密的同盟。   相比较而言，中国现在的领导人胡锦涛简直就是谜一样的人物。他很少在公共事件中有即兴表现。他也从未领导过任何战斗或者发起过任何重大的改革。其它中国的高级领导人，比如胡锦涛可能的继任者习近平，都没有在北京的权力精英中享有信任。约翰霍普金斯学院高级国际研究系的中国学者大卫 兰普顿说，中国的领导人“正变得越来越弱，而社会变得越来越强。”确实，一个缺少有权力的核心的威权领导层，又面对着不断增加的影响决策的声音，中国的政府会变得几乎瘫痪——这正好和托马斯 弗里德曼赞扬的高效，快速决策的独裁体系相反。兰普顿宣称，“即使权力中心想要细致地控制中国的安全和外交政策，它也不能总办得到。”   与此同时，年轻人，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鹰派，这些庆祝中国舰船的利比亚之行的男男女女们，在互联网上已经越来越咄咄逼人。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一个描述中国同西方在新冷战时代的战斗，名为“ 2008 年中国站起来”的网络视频。这个视频迅速地吸引了数百万的点击量。尽管外界推测中国政府不会向公众情绪低头，但是比邓小平时代软弱的政府却经常向民族主义退让。比如，在 2008 年西藏的反中国抗议中，在民族主义的博主们斥责领导层的软弱前，北京采取的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式来处理。最后，北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有官员说，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看到了对他们最初策略的强烈反应。 在没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的时候，鹰派的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了另一个有力的声音。在去年新加坡举行的一个大型国际论坛中，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一旁情况下，一名高级中国将军猛烈地抨击美国。对北京更加强有力的政策，主张采取较温和立场的中国的外交部常常显得不太舒服。外交部知道，同美国，甚至同法国相比，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仍远远落后：对中国外交官而言，派驻这一地区被认为是一个比像东亚等其它地区更艰苦的任务。因为在东亚还有些中国的社区和学校。 由于外交部，军队，民间的民族主义者和其它权力集团跟自己的不一致，再加上没有实际的能力来调停争端，北京经常会同时发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信息。在它的领导人谴责在中东地区的外国干涉，告诉中东国家要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北京又在对穆阿莫尔 卡扎菲进行制裁的安理会决议上投了票。这是强硬做法是北京原本不会支持的。 中国将会很快面对的问题是，它能否承受得起这样的优柔寡断。当中国企业在国外扩大他们的投资的时候，数千，甚至是数万的中国工人来到了那些最后可能变成骚乱中心的地方工作。他们会去伊朗，苏丹和阿尔及利亚，会去利比亚，埃及和也门，而这些国家的高失业率让外国工人成了大众愤怒的对象。中国政府宣称的不干涉政策没能在过去保护好中国的工人。 上个月，当示威者起来反对卡扎菲的时候，他们对中国工人发动了攻击。他们也把其他外国工人当成了攻击目标，他们认为那些工人的公司帮助了卡扎菲政权。在许多之前的例子中，从非洲到亚洲，本地工人都把中国工人当成了攻击目标。去年在赞比亚，一场示威活动演变成了流血事故。中国人拥有的煤矿的守卫向当地的示威者开了枪。 在缅甸，当地人和外国工人之间的口角演变成殴打，绑架甚至更严重的情况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近年来，差不多有10万中国商人和工人到了缅甸的曼德莱，在炎热的，尘土飞扬的中心商业区开设店铺。一位异见人士说，“政府也许和中国的关系密切，但是普通民众对来到【这个国家】的中国工人充满愤怒。” 最坏的情况是，如果中国既不像西方那样，在中东采取的干涉者的路线，也不真正地听之任之，它将会有疏远同当前的统治者和要求变革的示威者的关系的风险。这将会让它在这一地区孤立无援。 一些反中国的情绪已经开始联合起来。在伊朗，在两年前的绿色运动抗议的时候，反政府示威者集合在一起，没有喊出以往的“美国去死”口号，而喊出的是“中国去死”。他们知道，北京已经和德黑兰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与此同时，因为害怕同伊朗紧密的关系会让中国在别的地方付出代价，北京有时候会冷落艾哈迈迪内贾德。当艾哈迈迪内贾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一个将中国同中亚和中东联系起来的地区性组织）的一次会议的时候，中国官员故意避开他，这引起了伊朗人的愤怒。   中国的区域性瘫痪对它自己来说不是好事，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中东也不是好事。因为中东地区没有一个连续的政策，北京也许会发现自己很难理解新一代的，将会在今年的起义中脱颖而出的阿拉伯穆斯林领导人。而这样的局面可能会减缓贸易，投资，援助以及其它的中国蓬勃发展的关系的方方面面。比如去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推翻政府的起义，就让中国一阵迷茫，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国家新的，更开放的领导层。 另外，不管中东国家是否想要模仿中国的发展模式，把另一个大国引入这一地区将会提供一个平衡西方的力量，而这也许可以让中东国家将这两股势力相互抵消。在东南亚，像新加坡和泰国这样的有见识的国家已经在这么做了。它们欢迎中国的投资，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利用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大实力的威胁来让白宫保持对它们的兴趣并给予帮助。这是中东新领导人要好好学习的一课。   约书亚 科兰滋克是外交关系协会东南亚部门的研究员。

◎ 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 　　1913年到1917年这段时间，民国才刚刚建立，四川广汉这块地面很不素净。川陕大道上，几股土匪光天化日之下设置关卡，拦路抢劫。一时间子弹横飞，行旅惶然，纷纷逃命。很快，这条路上没有人敢走了，贸易凋敝下来，土匪的财源也就断了，整日里端枪对着空无一人的道路发愁：从哪里找回我的饭碗？ 　　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几拨平日里很少来往的土匪竟破天荒凑在一起，开了个“经济工作联席会议”。会上，通过对各种提案进行充分的讨论协商，最后终于达成一个协议：把这条路大体平均地分成几段，在每段的入口处各设一个“收费站”，向来往行人收取保险费，收入就归占据这段道路的土匪。收费标准明文规定，一挑盐收保险费5毛，徒手或包袱客一块钱，布贩、丝帮则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行人商旅只要按规定交了费，即可持他们发的路票通行，不受限制。土匪之间还约定，收费只能进行一次，绝不可重复收费。收费之后，还要负责保护好该路段之内行人之安全，违者要接受处罚。 　　接下来，会议精神得到了各路土匪的贯彻执行，情况很快就开始发生变化：路上开始有了三三两两的行人，以后越来越多，川陕大道竟就恢复了往日的繁盛。这中间行旅和土匪双方各有所得：行人交费，也得到了安全保障，兵慌马乱的年代尤为可贵；土匪则坐地收钱，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这种奇妙的格局在当地延续了很多年，据过来人说，比地方政府、县太爷治理得还有效。 　　这是个很有趣的制度改革案例，不少学者用它阐释过深奥难懂的经济学或政治学的道理。第一，土匪征收的“税率”适中，不收“过头费”。试想，如果行人还是像以前那样负担沉重，他怎么可能愿意回来重走这条路？第二，土匪也讲信用，严格按“税率”征收，决不超收，违规自我处罚。这种事儿真的发生过。某日有行人告发小匪重复收费，匪首竟就把那个家伙拉过来毙掉了，处理得比警察还要严厉。这是一种难得的纠错意识。匪首所做并不过分，否则商旅们凭什么相信你是玩儿真的？第三，不吃独食，懂得合作中取利。收了费不是拍屁股走人，而是不忘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服务”，收费的权力和所尽义务有对等之处，商旅自然愿意交费，因为他也得到了好处。第四，在终止老办法、实行新规定之间的这段过渡期内，土匪们不得不饿几天肚子，土匪头子还得先期给大家投入点饭费之类的“成本”，耐心等着境况的好转，这些平时骄横惯了的土匪们竟也做到了自我约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聪明的选择，如果都像座山雕那样啃“窝边草”，土匪们最后怕是只有西北风可吃了。 　　后来，土匪们又把这个“重要经验”推广到其他“领域”，据史料记载，效果也蛮不错。广汉素产土匪，农民怕收成被抢，不敢种地，因此遍地荒芜，农业产量经常不足，当地贫困便由此而起。这时想通了某个道理的土匪就向农民保证：以后我们不抢你们了，你种地一亩地，我收一斗谷。据吴思先生说，当时成都平原每亩的产量是两石，只收一斗，“税率”5%，低率征收，比政府收得还少。跟川陕大道上的做法一样，土匪收了这笔保护费，便不再收其他，避免重复收费。如果有人敲诈勒索，只要农民告发，必严加追查。如果有别的土匪过来抢劫，老土匪负责把新土匪打跑。土匪的“招商政策”也很快奏效，这里人口又慢慢聚集起来，农产增加，农民生活也有了些许改善。 　　“仍是暴力掠夺，但已非刀刀见血”。这些陈年烂谷子的往事，得自当年做过袍哥大爷的侯少煊先生的《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一文。虽是野史，但收入《四川文史资料》第16辑(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等编，1979年版)，也有几分可信度。 　　抢劫与税收，其实也就隔着一堵墙。土匪建收费站而不是生抢豪夺，如“共容利益理论”奠基人、美国学者曼瑟·奥尔森所说，越来越依靠“持久的保护费而不是偶尔的劫掠”，而他“能够控制那块地盘的犯罪活动”，即向其领地提供的和平与秩序，则是一种公共品，它能使个人财产有一定的保障，使人民愿意为积累财富而从事生产活动。这相当于某种制度的确立。如果有一天该土匪被“招安”，他就是当地坐稳江山的政府首脑，他的保护费征收也就差不多是税收了。近代历史上这类的例子数不胜数，其实，人类社会原本就是这样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 　　征收有节制，不搞“竭泽而渔”，土匪的收入不但不再短缺，反而稳定增加，暗合了著名的“拉弗曲线”定理。该定理最简单的解释是，提高税率，政府的确能多征到税，但是当它提高到某个点后，如果继续上升，税收不仅不会继续增加，反而开始下降。因为超过这个限度，人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减少，工作积极性就会降低，逃税的动机就会增强，而政府税基就会缩小，能征到的税就会减少。反之，边际税率的降低因其具有激励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不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总量，反而会有所增加。 　　这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有人又犯糊涂了呢？前段时间的368万天价高速收费案已经告诉人们，高收费是我国物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物流行业的成本中，高速公路收费就占了1/3。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约占G D P的比重为18%，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有余。而按照交通部某官员的说法，国外很多高速公路的收费期可以延长至90年甚至100年。我国目前收费公路最长年限不过30年。要降低公路收费标准、只能采取延长收费时间的办法来实现。总之费是不能少收的，三天的费我匀在18天里收，不就等于给你减负了么？言下之意，我国收费的空间还很大。 　　有个基本的事实不能忘记了，人类在19世纪末才生产出第一辆汽车，世界上大量建设高速公路是在二战以后，那个90年到100年的收费期是从哪里得来的信息啊？目前实行高速公路收费的国家有60多个，但论收费路段之多、车辆通行费之高，中国在世界上绝对首屈一指，比“税痛指数”还高，比起来，这个信息更可信。还有一个总是想不明白的问题：人一当官，想事儿的角度怎就跟草民百姓的差距这么大呢？ 相关日志 2011/03/06 — 数据分析：不能上调个税起征点的真实原因 (0) 2011/02/19 — 爱卡:最近做了一单接近40%毛利润的单子，高兴之余和财务算了一下，就想骂娘 (0) 2011/01/28 — 葡萄:帝国的选择题 (0) 2011/01/10 — 南方人物周刊:房产税之累–”这个世界，终究该是纳税人说了算。” (0) 2010/12/20 — 南都周刊:中产万税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