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

吴稼祥：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路径 ——在《南周》”时间讲坛”第四期《公天下》读书会上的讲演 进入专题 ： 公天下 民主化    ● 吴稼祥 （ 进入专栏 ）   　　 　　近几年，有人提出民主素质论。认为搞民主需要很高的国民素质才可行。我认为，民主就像游泳，人都有游泳的素质，就看你下不下水学。 　　中华民族的素质在西周王朝时就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是顶峰，此后一直下滑。为什么？动乱和专制是国民素质下滑的主要原因，外族入侵是另一原因。在冷兵器时代，战胜蛮族的主要武器一是残忍，二是肌肉。这是某种程度上的文明倒退。 　　决定民主进程的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其他问题。究竟是什么难题？如何解决？这就是让我思考了好几年，在新书《公天下》中要回答的内容。 　　 　　 规模依赖与霸权铁律 　　 　　欧洲是自愿联合，公民投票。美国当年13个殖民地也是自愿联合。所有超大规模的非自愿联合政治体，不是江河流域强制形成，就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前者如中国，后者如俄罗斯。 　　中国的国境线必须囊括全流域，不能统治半条河，中国历史上有南北分治，很少有东西分治的原因就在这里。若上流域和下流域不属一个国家，就会有把水断掉的行为，进行水利战争，可能同归于尽。埃及的灭亡就是上下埃及不能统一。 　　黄河和长江都是六千多公里，这么大规模的农业文明会产生三个依赖： 　　一是水利依赖。不下雨的情况下，有的地方旱，需要水利灌溉，需要庞大的水利工程，所有河流国家都有洪水的故事。中国古代尧舜不是最伟大的英雄，最伟大的英雄是禹，把全国山川都治理了。 　　二是安全依赖。大农业社会担心外族入侵。中国非常不幸地靠近中亚地带，这是世界三大蛮族的生成地带：第一个是匈奴，中华民族跟匈奴战斗了800年，最后才把他们彻底赶走；第二个是突厥；第三个是蒙古。打败匈奴和突厥后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家更专制，一部分人更野蛮化。 　　三是救灾依赖。国家越大，受灾面积的比例就越小，痊愈的可能就越大，国家规模越大救灾能力越强。 　　三大依赖决定了，我国规模越大，水利修建得越漂亮，抗击蛮族的能力也越强，救灾的能力就越强。 　　规模依赖也会带来压力，产生五大偏好： 　　第一，个人崇拜偏好。国家大了，几百个民族聚合在一起，必须有对一个人的认可，否则统治力会下降。 　　第二，资源动员与中央集权的偏好。《禹贡》讨论农业问题，缴纳税收、贡品，要有强大的中央权力，进行资源动员。我把夏商两朝的权力结构定义为平面中央集权。 　　第三，稳定偏好。国家越大，越不希望混乱。比如《甘誓》，写对甘部族的讨伐，”干得好，在祖庙面前封赏；干得不好，杀你和你的妻子”。很残忍。 　　第四，一元化偏好。《胤征》是写时间的一元化。不仅土地、空间被王一元化占有，连时间都属于国家属于王，”王正月”就是只有一个标准时间，即王的时间。 　　第五，停滞与依附偏好。国家大，离心力会增加，为了防止离心力的增加，有几种选择：一是增加摩擦力，比如让所有人依附于土地；二是减少质量，如让老百姓贫穷；三是集中资源。如秦始皇把六国贵族迁到首都。 　　有这五大偏好，国家一定专制。国家规模的扩大和专制程度的增强成正比。扩张与专制循环推进，我把这称为霸权铁律。 　　比如，为何偏偏是秦国在战国时期最早建立郡县制？为何恰恰是秦国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斯巴达式的军国主义国家？首先是因为只有他的扩张不受周王朝谴责，反而受鼓励。为什么？分封时，它只有方圆五十公里那么大，西边全是蛮族–犬戎。非常危险。如果他打败了犬戎，西周的都城就安全。每打败一次犬戎，周王朝就给秦一些礼物。结果它灭了西戎12国，面积直径相当于一千里。东方所有大国的土地扩张都没秦国那么大。 　　而且他们不分封。分封是一种自杀体制，像一柱香，不管香有多高，每代郡主都分封，一点点地烧，最后就没了。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权自杀，西周。其他政权都是他杀。西周被秦国收编时只有一个人民公社那么大–5万人，完全是个饿死的政权。 　　秦国扩张完后，为了不变成分封制，中央为了直接掌握资源，就建立了郡县制。”县”字通”悬”，权力先不封下去，悬在那儿。县越多，中央权力越大，动用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军队就越强大，”维稳费”越来越多。扩张，专制，再扩张，成了西边最强大的国家，最后把六国吞掉。 　　罗马一开始是共和制，不断扩张，征服北非、征服中东、埃及、和伊朗，每个地区都有好几个国家那么大。脑袋很小，身体很大，指挥不了，怎么办？必须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政治体制，这是罗马共和国蜕变为罗马帝国的最重要原因。凯撒完成了这个政治使命，内部动乱才停下来。 　　既然霸权铁律是专制推动侵略，侵略推动专制，岂不是没有穷尽？国家把整个地球统治了，还统治宇宙？不会，到一定阶段会饱和。 　　有三个极限：一是收益极限。统治规模达到一定限度后，收益就可能小于成本，边际效益等于零。 　　二是生存极限。扩张到一定程度会更加专制，专制到一定程度，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只能维持生存，这是临界点。如果再多榨取一点，人就会死亡，生存率会下降，军队力量不能补充。 　　三是能力极限。在规定时间里不能平叛，不能制止动乱。中华帝国的饱和边际点，南边为越南，东部为朝鲜。国家身体强大、胃口大、牙口好时，把越南和朝鲜全吞了；胃溃疡，就把它们吐出去；牙口好了，又开始吞。吞吞吐吐3000年，演变到现在。 　　 　　 大国民主化的三种困难 　　 　　因为霸权铁律的作用，对大国民主化带来了三种困难：一是民主化前的困难，二是民主化中的困难，三是民主后的困难。 　　民主前的困难是国家越大，冰山越大。不管春夏阳光多么强烈，冰山顶多停止扩张，但并不融化。俄罗斯的民主很困难，就在于其冰山很大。 　　如果民主化的冲击力特强，冰山自卫能力比较差，就可能把冰山撞裂。这叫分裂风险。民主的作用力如果过大，而且来得突然，在大国国体上又不均衡，冰山就变成碎片；如果作用力不够，冰山会把推动民主的人冻结。这是非常困难的事。一般来说，民主化都带来权威的下降，控制力减弱。谁把国家搞分裂了，就是千古罪人。虽然可能重新统一，但这是不可预期的。 　　假如国家是单一民族，分裂的风险会小一点。民族的分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沙拉状，沙拉里有苹果、梨、香蕉等各个民族成员，这种风险比较小。美国就是如此，每条街道上都有很多民族，都是一盘沙拉。另一种民族分布相当于拼图，一块一块的。比如英国的爱尔兰、威尔士，西班牙的加泰罗利亚，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俄罗斯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这种国家的分裂风险始终存在。 　　民族同一性高的国家问题不大，比如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比如波兰族在国家占百分之九十三点几，所以没有分裂；德国不仅民族的同一性高，国家的统一性也高，德国近代哲学家基本主张国家统一。 　　民主也有另一面作用，相当于一个裁缝。它在集权的地方开始剪，在非集权的地方开始缝。两德缝上了，欧洲缝得更快，25个国家缝在了一起。这个问题，要看国家的具体状态。 　　民主后的风险是复辟。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民主后容易出现回潮现象。第一个案例是魏玛德国，从希特勒开始，变成第三帝国。第二是俄罗斯，普京上台后收拾了88个自治体的自我选举权，所有地方选举的首脑上台后，都要普京发任命状。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的联邦体制。 　　为什么会有复辟？最重要的是民主化造成了混乱，或别的反作用力开始启动。有的是民主造成了分裂，原来有帝国倾向的民族会在民主和大国之间权衡，有人宁愿接受帝国统治。当然根本原因不是这个，而是治理中心的问题。 　　 　　 破解魔咒：多中心治理 　　 　　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魔咒是霸权铁律，因为反对民主的帝国化作用力太强，常常把民主的推动力化解于无形。这说法，有个前提，即这样的大国一定是单中心治理。在单中心治理的条件下，霸权铁律无解。只要国家规模扩大，专制一定会加强，自由一定会减少。规模与活力不能兼得，但有一种办法可以缓解，即多中心治理。 　　比如1291年建立的瑞士联盟国家就是多中心治理。不管欧洲帝国如何变迁，德国人的帝国、拿破仑帝国或其他帝国都没改变瑞士的体制，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多中心治理制度，能抗风险。 　　多中心治理有多种形式。政治上的多中心治理，是主权统一下的次主权计划分权，至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主权在君的多中心治理，一般指诸侯联邦；一种是主权在民的多中心治理，一般是民主联邦制。 　　前一种是我国西周、君主专制时代前的英国以及德川家康时代的日本。西周周天王相当于最高盟主，但没有力量。周朝没税收，主要靠井田中的公田供应日常必需品，军队非常弱。西周刚建立，只有14个师，西都6个师，东都8个师，后来就是摆摆样子。周穆王土地不够分，觊觎别人的土地，于是率军亲征。打犬戎，战利品是四只狐狸。这样的国家不能自给。 　　缓解规模压力，只有与民主宪政配对的多中心治理才可能长治久安，规模活力兼具。 　　民主化有两条道路：一是革命道路，二是改革道路。 　　革命的方式是突然一个强力作用在冰川上，冰川可能四分五裂。假如真的分裂了，革命后的专制主义倾向的复辟动力就非常强大：”你们搞的什么破民主化，还不如原来的。”于是重新专制化，为了把分裂出去的东西拿回来，会把多中心治理全部取消。 　　作用力越强，反作用力也越强。俄罗斯非常明显，普京上台后，取消88个自治体的自治地位，首长重新任命。用改革的方式推进民主显然要更好。 　　大国要推动民主，具体可以用”易细法”和”两试法”。什么叫”易细法”？老子讲”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化整为零的改革。大国冲击力非常强，不能融化大冰山，在冰川底下烧个火炉行不行？一块一块地化，不着急。 　　”两试法”是指试点法和试错法。 　　试点是伟大创造，中国古代改革派，如商鞅、王安石都不懂。商鞅懂，就不会被五马分尸。王安石搞青苗法，一下全国推广，代价非常大，非常脆弱。人们一开始看到的都是坏处，改革怎么推？假如只是试点，即使一开始看到坏处，门是关着的。比如开放会带来一些苍蝇、蚊子，这可以理解，很快就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杀虫剂。改革有个过程。因为有了试点，所以敢于试错，错了也不会带来什么问题，因为地方小。 　　操作上可以建立实验区，每个试验区都是一个新的治理中心。治理中心的政策跟其他地方的政策不一样。选择一些地方试点，就形成了新的治理中心。这叫”社会变迁的渐进主义”，不是突变，它催化的是自生秩序，是老百姓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不犯法。老百姓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痛，所谓试点，就是让每一只脚感受痛痒。 　　这有点像瞎子走路。左一点，右一点，中间一点。我们不要把人想成全知全能的，人只有有限理性。我认为，人有”三有”：第一人是有罪的，第二人是有限的，第三人是有救的。 　　对大国来说，推进民主可考虑十六字方针：划区选点、逐级直选、自下而上、由点及面。 　　具体操作时要有大量培训。要编制选举手册，有选举监督员，监督员需要细致的培训。一定要像罗伯特议事规则一样，做得非常细致。而不是把人扔在河里，扑腾几下，就说”你不会游泳，喝了三口水吧？还不爬上来。” 　　孙中山曾提出训政。什么叫训政？最高领导层不选举，省级以下全选，从底下一直选到省一级。有了那么多训练，才可以有更大程度的开放。 　　对转型国家来说，要善于在改革中寻求红利，把赤字消灭掉。改革的确要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头发很细，牵一发很容易，但什么样的牵一发才能动全身？就是改变体制或机制。 　　比如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工人农民之分、城乡之分、暂住人口和常住人口之分，只有一个称呼–公民。这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利益先导型改革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按照罗尔斯的说法，会到”权利不可能被利益所赎买”的阶段。各种各样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平等待遇权、言论权、参与权，都不能被买卖。没人能拿钱买断公民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阶段。 　　总之，不论实行何种政治体制，多中心治理都优于单中心治理，前提是主权统一。既能多中心治理，又能主权统一，还能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民主。如果说多中心治理是丈夫，他只能娶一个姑娘，即宪政民主。否则，生下的孩子全是怪胎。我把这种理论命名为”宏观的民主理论”。 　　 　　（谢谢《南周》朋友帮助整理） 进入 吴稼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天下 民主化   

吴稼祥：十八大后政治出现三个20年未有过的特点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吴稼祥 （ 进入专栏 ）   　　 　　编者按：2012年12月16日，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改革新动力——凤凰财经峰会”在京落幕。在当天的“新政满月”闭门午餐会上，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著名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著名政治学者吴稼祥，著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等就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后掀起的改革新风展开讨论，并展望了未来政治体制改革新路径。 　　凤凰网《大学问》陆续推出四人主旨演讲，今天推出第一期：《吴稼祥：十八大后政治出现三个20年未有过的特点》。吴稼祥认为，十八大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三个20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特点，“从习总沿着邓小平南巡路线考察，我看到了整个决心：中国改革的第三波启动了”。他还指出，只有选举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并描绘出路线图：划区选点，逐级直选，自下而上，小步快走，由点到面。 　　 　　吴稼祥：我先介绍下自己，淡出公共视野比较久了。我是北大经济系1977级学生；毕业后分到中宣部理论局；1983年6月进入书记处办公室，邓小平1986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当时书记处成立了一个政治改革研讨小组，我是副组长。 　　先谈一谈十八大后这一个月来的新政，这一个月来的表现，我的主要观点就是“拨乱反正”，基本上可以用第二次“拨乱反正”来形容，是柔性的“拨乱反正”，不是生猛的，因为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改革搞得越急容易翻船。拨什么乱？反什么正呢？ 　　昨天，我们一位老师讲了个观点，他告诫我们的同学，必须做到县委书记以上，才能考虑做省委书记。这话暗含着批评，连县委书记都没做过，能在上面做决策吗？我绝对不相信，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现在提拔的人，很多都是在基层干过的，比如新提拔上来的中办主任，就是从县里上来的。 　　再一点，习近平能做总书记，我认为就是最大的拨乱反正。为什么这样讲？首先他的父亲是党内有名的英雄好汉，可以与彭德怀相比，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两肋插刀，是这么一个人。而他这个人也不是搞阴谋诡计、不是两面三刀、搞交易上来的，是靠自己苦干上去的。这就是自信的最大来源。政治一般都是黑暗、肮脏的，他上去的这条路应该给这个国家、给老百姓最大的自信。就是说，好人也可以从政，而且可以登峰造极。对整个社会风气，会有好影响。 　　这一个月我感到很欣慰的就是，坏的政治在减少。为什么网络上一检举，马上就处理，这些都是风格改变了，现在的环境不是老环境了，你要不做，后面在看着你，到底做不做？这一点我认为是风气改变了。 　　据我观察，这20年来，凡是假改革都喊着改革，真改革不是很高调。 　　现在的政治出现三个20年没有出现过的特点。第一，三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天下定于一尊”的局面，总书记一上台就掌握军权，军队的权力是黄金储备，其他权力是纸币，没有军权，其他权力都会通货膨胀。避免出现总书记被免的情况。这一点值得庆贺，改革没有权威是不可能的。 　　第二，总理和总书记想法和路线高度一致，而且是总理先把改革的调子说出来，这是非常好的局面。 　　第三，老人干政的现象基本结束了。这一点很重要，老人干政，会出现最高名义权威与最高实际权威分裂的局面，最高名义权威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可能不是最终的，可能被流产。而且由于名不正言不顺，最高实际权威（老人）不能频繁干政，非要促进危机产生，才出来干预，后果会很严重。 　　所以应该说现在的局面是不错的，这是我对十八大的简单看法。 　　关于政治改革，我说两句。我们只有一个结论，离开选举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只有选举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怎么做？我觉得还是用“两试法”：试点和试错方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沿用经济改革的方法，划出特区，从村级开始选举，一年后普及到乡镇一级，再一年到地市一级。其路线图，是20个字：“划区选点，逐级直选，自下而上，小步快走，由点到面”。这样，可以减少社会震荡。 　　我透露一个机密，这个事情很多年我没有说，1989年5月19日，我去政策研究室看望一位领导，他和我说了3件事，其中一条说，“紫阳同志跟我讲过，我们的动作太慢了，如果政治改革能够做下去，打算用五年把直选从村级推到地市一级”。他说，他如果出意外，授权我对外公布。他现在健在，我第一次公开说这件事。 　　我相信这句话，温家宝也经常说“人民能管好一个村，就能管好一个镇，管好一个县，甚至管好一个地区”，说的就是这个选举。我相信这个观点，习总书记也不陌生。中央政策研究室现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经就是1986年书记处政治改革研讨小组成员。 　　可以这么说，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遗志，胡耀邦的遗愿，赵紫阳的遗恨，是他们那代领导人对新一代领导人的遗嘱。 　　我相信，他们能很好地执行整个遗嘱，从习总沿着邓小平南巡路线考察，我看到了整个决心：中国改革的第三波启动了。 进入 吴稼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吴稼祥：中央集权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分裂风险 ——政治力学第三假说——民主化难度与规模成正比与民族同一性成反比 进入专题 ： 中央集权 民主化    ● 吴稼祥 （ 进入专栏 ）   　　 　　一，世界一片断裂声 　　 　　被塞缪尔?亨廷顿欢呼为民主“第三波”的浪潮冲刷下的世界，并非都是帆影点点，海鸥阵阵；透过被阳光照彻的浪雾，不只是显现美丽的彩虹，也隐约可见海岸上帝国的废墟；甚至浪涛的轰鸣，也掩盖不住国家栋梁断裂的咔嚓声。 　　我感到好奇的是，亨廷顿注意到了这波民主化过程的不少特征，唯独没有指出民主化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解体的影响。对于被他视为民主化第三波的领袖国家葡萄牙，他也只注意民主化在其国内造成的混乱，政变与反政变，游行，政党纷争，从极左的共产党到极右的法西斯党，一年内六届政府更迭，在保守的北方和激进的南方之间差一点爆发内战，等等。他就是不提葡萄牙民主化导致了葡萄牙帝国最后的崩溃，它在非洲的5个殖民地丧失，变成了5个主权国家。葡萄牙在1926年发生军事政变，建立了漫长的萨拉查独裁政权，其主要目的也许正是要提高权威落差，维持它最老牌的殖民帝国统治。这一次，殖民帝国和独裁统治一起被埋葬了。 　　比葡萄牙动静不知道大多少倍的帝国坍塌，发生在前苏联。前苏联一直搞的是假联邦制。表面上，各加盟共和国享有的主权，比美国各州还要多，比如1924年的苏联宪法规定，联盟是“各平权民族的自由联合，每一个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联盟之权”；1936年的宪法也说：“每一加盟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联盟之权”；1977年宪法措辞虽然开始谨慎，但退出权还是有的：“每一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查美国《合众国宪法》，就没有各州可以自由退出联邦之条款。 　　可实际上呢？实际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所享有的自主权不仅比中央集权的法国各省少，甚至比前沙皇俄国时期的各省还要少。前沙皇政府虽然横征暴敛，但没有把所有的企业收归国有，而在前苏联，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而且大部分都是联盟中央企业。比如1958年苏联工业总产值中，联盟所属企业产值占69%，联盟和共和国所属企业占28%，各共和国所属企业仅占3%。到1986年，工业总产值中各共和国所属的企业所占的比重虽然有所上升，也不过只占总产值的6%。在全苏联生产率排在前两位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其工业企业的91%（爱沙尼亚）和80%（拉脱维亚）直属于苏联中央管辖。 　　至于“各民族的平权”更是一句空话。20世纪40年代对许多民族的强迫大迁徙，可以用惨无人道来形容。而所谓“民族自治共和国”，其实就是斯大林厨房里的鸡蛋，想什么时候捏碎你，就什么时候捏碎你。1944年，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被强行迁移，同时，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迁走。此外，被全部或大部被迁徙的还有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日尔曼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和芬兰人，相应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的建制都被撤消或降格。在这之前被迁徙的还有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他们的自治共和国也被撤消。 　　把宪法当戏文的后果，就是假戏真唱。在你有力量的时候，人们可以和你一起在台后哭，在台前笑；等你的力量消解了之后，你假惺惺允诺的一切都要你彻底兑现，这就是从1989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真相。这是一次人类政治的大雪崩，是发生在20世纪的出埃及记。 　　于是，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4个加盟共和国，按照宪法赋予它们的权利退出苏联，只留下俄罗斯一个孤家寡人，庞大的前苏联帝国变成了15个独立国家。其中，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大概是永远不会回头了。剩下的三个斯拉夫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有可能将来会走向联邦。高加索一带的四个国家亚美尼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还有突厥民族的五个国家塔吉克、哈萨克、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其走向有待观察。至少，它们分别与伊朗和土耳其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民族和宗教联系。 　　俄罗斯这次损失惨重。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土，可能比例更大的资源，比如著名的巴库油田，分裂出去了。忽报人间又裂土，历代雄主沙皇的在天之灵大概会“泪水顿作倾盆雨”了。他们的悲恸是可以理解的，乌克兰和中亚的大部分领土被并入俄罗斯版图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他们为此流过多少血，洒过多少泪，搞过多少阴谋诡计，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费了多少移山心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而普希金的本国读者，要想感受一下曾经感动过伟大诗人的黑海涛声，就要出国旅行了。 　　难兄俄罗斯与它的难弟南斯拉夫比起来，还算是幸运的。在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南斯拉夫的船破得更厉害，损失更惨重。南斯拉夫如今彻底从全球版图上消失了。在马其顿、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独立出去之后，其国土面积只有铁托时期的40%，人口只有那时的44%，经济实力大约也只留下40%左右。英雄瓦尔特保卫的萨拉热窝，成了别人的首都。这是什么精神？不再是民族主义精神，而是国际主义精神。 　　而更让塞尔维亚人不能容忍的是，科索沃也被切割出去了，那是他们心脏的一部分。1389年6月28日，塞尔维亚人联合其他斯拉夫人与入侵的土耳其人在科索沃平原进行决战，结果大败土耳其。塞尔维亚人把科索沃战役视为保家卫国的圣战，6月28日遂定为“圣?维多斯节”，改变国家体制，成立“南斯拉夫王国”的宪法也是在这个纪念日通过的，被称为《维多夫坦宪法》。在塞尔维亚历史上有上百首诗歌歌颂科索沃战役中塞尔维亚人的英雄行为。 　　对塞尔维亚人来说，对科索沃的争夺，也就是对本民族光荣与梦想的争夺。但南斯拉夫的解体却怪不了别人，是又一个假联邦真集权和大塞尔维亚主义带来的灾难。 　　还有一个假联邦的例子是捷克斯洛伐克，也抵挡不住民主“德先生”的剪刀，将其剪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主权国家。 　　当民主像飓风一样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同样带来喧哗与骚动：华裔被迫害，东帝汶在骚乱，亚齐在动荡。尽管印尼军方玩弄各种诡计，化装成平民对分裂派施以暴行，也没有能阻止东帝汶独立加入国际主权国家俱乐部。亚齐的冲突将带来什么后果，要看事态发展。 　　民主化并非只在同一个国家中的不同民族之间造成分裂或冲突，即使是同一个民族如中华民族，当台湾进入真正的民主程序后，台湾人对大陆人的民族认同感马上下降。以前的认同感，来自当权的国民党中的大陆人，他们还有大中国的“皇民思想”。他们在台湾是少数派，不过，是当权者。当他们能决定台湾命运时，他们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先是一个中华民国的立场，看看太不可能了，才改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二，木桶散架、“改革弹性”与雪崩 　　 　　托克维尔说：“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我们也可以说，现实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全权或威权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民主化的时刻，集权程度越高，国家越大，民族越多，就越危险。 　　的确，苏联东欧民主波并没有冲垮所有被波及的国家。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都没有发生分裂，东德和西德还进行了合并，从民主化中获益最多的是德意志民族。在民主化浪潮的冲刷下，有的大分裂，比如前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有的基本维持现状，如波、匈、保、罗、阿；有的还完成了民族统一，比如德国。 　　为何有此差别？ 　　1999年7月，我应邀出席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中国政党政治研讨会”，晚餐时，两个波兰专家恰好和我同桌。我向他们请教，波兰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是多少。他们说，约占93%。我想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诸国里，民族的同一性也会是很高的。按照我曾经提出的木桶理论，当一只木桶的箍力下降时，大木桶比小木桶散架的可能性大，桶板在木质、板宽和板厚上统一性低的比统一性高的容易散架，因为大木桶和桶板统一性低的木桶离心力比较大。波兰国家比前苏联小，民族统一性比前苏联高，这就是为什么前者完好，后者分裂的原因。至于德国，不仅民族统一性高，向心力大；而且木桶不太大，也就是说权威距离有限；在民主化过程中又有西德接管东德，西德的民主权威及时替代了东德崩溃了的极权权威，没有发生权威真空，就像赛车换轮子一样，只要稍停一下就可以继续奔驰。如果权威距离过大，像当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那样，中间隔着大西洋，即使民族统一性甚高，只要一开始自由化和民主化，北美还是会从母体上分裂出去。 　　这就是我的“崩溃趋势假说”：当一个国家的权威落差下降的时候，其权威距离有缩小的趋势。一个极权国家或威权国家开始民主化，它的权威落差自然下降，它对边远地区的权威供应也会减少，过去被强力捆在一起的民族会趁机独立，权威距离和国家版图有可能缩小。用“自由—权威曲线”表示如图一： 　　图一表明，当权威从C点减低到O点时，自由就有可能从B点上升到O点，权威落差就从AC/AB＞1，减小到A’O/A’O=1。当然，权威距离也就有从EA缩短到EA’的趋势。这种趋势变成现实，处于民主化中的国家就会分裂。 　　趋势并非就是现实，如果权威从C点降低到O点，自由从B点上升到O点，而权威距离并没有缩小，没有从A点移向A’点，这时，整个自由—权威曲线就会向右平移，从A’移向A点。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权威落差扩大了，而并没有扩张，那整个自由—权威曲线一定是向左发生了平移。 　　曲线发生平移，表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国家幅员或民族状况具有弹性，有调节空间。我们把这种弹性，称之为“改革弹性”。小国改革弹性比大国大，民主体制的改革弹性比非民主体制大，民族统一性高的改革弹性比民族统一性低的大。改革弹性小表现在自由—权威曲线上，就是自由和权威的变动，容易引起权威距离变动。改革弹性大则是说，自由与权威的变动，会引起曲线本身的左右平移，一般不导致权威距离变动；即使发生变动，也是和平的和自愿的，不会诉诸武力。当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改革弹性小，所以有独立战争；13个殖民地之间改革弹性大，权威增加，也只是有一个略有政变嫌疑的制宪会议。今天，波兰国家小些，民族统一性高些，改革弹性大些，所以比较平稳地过渡到了民主政治；而俄国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民族最众多的国家（前苏联有100多个民族），改革弹性很小，因此付出了国家分裂的代价，至今还有个车臣问题，让俄国政府挠头。 　　这就有点像雪山，积雪与山体的统一性很低，山越大越高，当山的高度突然降低时，发生雪崩的可能性越大，雪崩的规模和气势也越惊人。 　　这种雪崩反应，是自由化动力作用的结果。自由化动力分为个人自由化动力和族群自由化动力。族群自由化动力推动一个国家中按区域居住的民族，甚至在不同区域居住但有独特的自我认同感的同一个民族，在主权问题上不是做出“手”的选择就是做出“脚”的选择。在这个国家的主权有可能被分享时，他们倾向于采取“手”的选择，也就是和组成这个国家的其他民族或其他区域的人民一起，各转让一部分主权给中央政府，自己保持着相当大的自治权力，这就是联邦制。如果这个国家的主权是封闭的，拿假联邦制像糊弄小孩似的糊弄被压迫民族，或被压迫地区的人民，这就是逼着他们用“脚”选择了。一旦突然减压，会带来爆破，有如前苏联。这时，你请他们与你分享主权，他们也不会干。他们要独立享受一下自己的主权来补偿过去所受的屈辱。 　　在苏联瓦解前夕，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一再让步，先是提出“地方自治”；接着又提出“主权国家联盟”；1990年11月23日，雪崩爆发前，又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条约充分确认各共和国在自己领土上拥有全部国家权力的主权性质，这已经是邦联性质的国体了，但是，没有哪个共和国愿意签署。崩溃趋势已经形成，人家已经不想和你一起过日子了，分家已不可避免。 　　大厦已经开始倾覆，才忙着去找支撑，自然为时已晚。 　　 　　三，案例分析之一：大英帝国的慢性解体 　　 　　1、因父之名 　　一个北爱尔兰浪荡子，不务正业，成了街头混混，从贝尔法斯特一直混到伦敦城里，泡妞行窃，快乐无比。不料乐极生悲，由于无法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明，他被牵扯进一起发生在伦敦的爆炸案里，这起爆炸案是爱尔兰共和军策划并实施的。他和他在伦敦的亲戚都被关进英国监狱，他的父亲前来探视，也被判有罪，说是为他儿子提供后勤支援。 　　尽管英国警方后来抓到的一个爱尔兰共和军骨干分子承认这起案子是他干的，但他的供词进了秘密档案，不让任何人查阅，以便维持对那父子俩的误判。警方这样做的缘由无法查明，也许，世界上所有人都有潜在的坏孩子心理，干错了事拒绝认错，(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吴稼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央集权 民主化   

吴稼祥：两次大呼吸——东方文明的大成与我们国家的使命 进入专题 ： 东方文明 中华文明    ● 吴稼祥 （ 进入专栏 ）   　　 　　 一、我们不是害虫 　　 　　不论心怀何胎，世界舆论一般都同意，中国在崛起。所谓崛起，就是国家总体实力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快地增长，首先表现在经济规模上赶上或超过世界主要经济大国，而位于世界前列;在趋势上，甚至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世界历史提供了国家崛起的不同道路和模式。对外的和平崛起，或武力崛起;对内的民主崛起，或集权崛起。崛起，要求国家有一定规模，规模越大，一旦出现经济增长，崛起得越迅速，越势不可挡。 　　一般来讲，国家规模扩张与经济增长同步的国家容易选择武力崛起道路，殖民时期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和法兰西，工业化初期的沙皇俄国，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还有19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日本和德国，选择的就是这条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是通过军事扩张，把别的主权国家并入自己的版图，或变成自己的附属国、原料供应地或海外市场，以寻求外延的经济快速增长。 　　规模聚合在先，经济增长滞后，或者武功被废的大国，通常会选择和平崛起道路，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今天的中国、印度和巴西。美国的情况有点复杂，导论里没有篇幅讨论。 　　武力崛起的大国在国内走的肯定是集权道路，殖民时代的西欧列强在国内实行君主专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意日诸国在国内搞的是法西斯极权统治。先民主化，后和平崛起的国家对内走的肯定是民主崛起道路，比如今天的印度;先民主化，后要走对外武力扩张道路的国家，会逼着国民对内选择颠覆民主的集权化道路，比如当年的魏玛德国。 　　坚持对外和平崛起的国家，对内如果不是已经走上民主道路，应该正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者如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后者如改革后的中国。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世界公认的全权体制，其特点是“五个代替”：国家代替个人，政党代替国家，中央代替地方，领袖代替中央，政治代替经济。经过改革，“三个代表”代替了“五个代替”，这是权力下放和党政分开的结果，政治权力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逐步分开，有史以来集权程度最高的全权政体，已经变革为“混合政体”，既有形式选举和实质任期的现代宪政民主成分，也有遴选接班和非票决制的传统仁政禅让成分。所以，我把当前中国的崛起称之为“民主进程中的和平崛起”。 　　对中国的这种崛起方式，国内外都有人不高兴。让国外“中国威胁论”者们不高兴的，主要是“未民主”。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他者”：首先，民主化的步伐没有赶上经济增长和军力增强的步伐;其次，官方意识形态的臀部上还留有前苏联集团遗传的胎记。一旦中国在民主化道路上倒退，一个克里斯玛式的独裁人物完全有可能利用“受害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实力，强大起来的“他者”就会变成可怕的“复仇者”、扩张者，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发号施令者。 　　在他们的政治理论框架里，有一种理论叫“民主和平论”。这个理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战争大多在两个专制国家，或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发生，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没有，也微乎其微，中国在未成为民主国家和屁股上的前苏联胎记消失之前，对崛起的和平方式的承诺，并不比狼对“素食食谱”的承诺更可信。 　　有意思的是，恰好中国国内就有一些“狼”的信徒，他们从来就不对素食有任何承诺。让他们不高兴的，恰恰是“和平”。在他们看来，和平论调如果不是娘娘腔，也是文艺腔。中国的目标就是做世界的老大，和平要么妨碍，要么推迟这个目标的实现。《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宋晓军说得更露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这意思是，不在战场上，就在猪圈里，在西方人圈我们的猪圈里。和平，他们不高兴;战争，他们高兴。人家说，中国是威胁。他们说，我们不只是威胁，我们就是战争。这不是爱国，是害国：对外中断和平崛起，对内夭折民主进程。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过一则杀虫剂广告，画面上蹦跳着一拨虫子，一边热舞一边欢唱道：“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看上去很高兴，幸好高兴的时间不长。 　　事实上，国内国外的不高兴者们，都误判了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当前的崛起，不仅是国家行为，更是文明行为。国家行为指向的是权力，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看来，即便是民主国家，一旦崛起为潜在的世界首要大国，也会与前任世界霸权发生冲突甚至战争，更何况正在崛起的中国还是非民主国家。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米尔斯海默就是这么认为的：国家注定相互冲突和战争，因为每个竞争对手都想取得相对于他人的竞争优势。“这是一个悲剧”，他说。 　　但文明行为指向的不是权力，而是魅力。因为国家是政治实体，而文明则是文化实体。历史上，国家权力扩张的主要方式是征服，因而伴随冲突与战争;而文明魅力，特别是东方文明魅力扩展的主要方式是传播，伴随的是取经和留学，比如大唐的取经僧，日本的遣唐使。权力是单一性的，国家有边界，容易排他。魅力是多样性的，文明没有边界，可以并存，冲突不是必然的。 　　虽然已故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仍然运用权力分析工具和冲突模式来看待文明，提出了“文明断层线战争”的见解，但那至多是西方文明的扩张性视野，也不是所有西方人都赞成。德国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就将亨氏“文明冲突论”称为“政治学摩尼教”，基本模式就是“我们”反对“他们”。东方文明，无论印度文明，还是中华文明，都不长獠牙，与西方文明的最大区别，就是非武力扩张。有十字军东征，炮舰护教，绝没有儒冠或“?d”字军西征。确实，蒙古铁蹄蹂躏过欧亚大片疆土，但那是类似哥特人和匈奴人的蛮族入侵，不是文明扩张，遭殃的不仅有西方文明，也有东方文明。 　　从文明行为，而不只是从国家行为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绝不是米尔斯海默所说的“悲剧”，中国人也不都是想要用武力做世界老大的“害虫”。我们正在做的，不只是增强国力，也是在成就先祖们开创的东方文明。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看法，存活下来的人类文明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公元前600到前300年之间)的所谓“轴心时代”，主要发生于四个地区，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和中国。“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等等。轴心时代完成的是从神话到理性，从超验到经验的过渡，所以是一个世俗化和“精神化”时期。 　　显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文明”，限于精神文明，未包含物质文明。如果把文明看成是精神-物质一体化文明，那么，需要对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进行两个方面的修正：第一，轴心时代增加，不止一期，精神化只是第一期;第二，文明数量减少，剩下两个，东方与西方文明，由于未能独立完成精神向物质的独立轴心化，以色列文明并入西方文明;由于古印度轴心时代的最伟大精神领袖释迦牟尼移民到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地区，印度和华夏文明并轴为东方文明。有趣的是，中华文明吸纳了印度文明最有价值的部分，印度文明却没有吸附华夏文明的任何可以分辨的部分。 　　中国当前的崛起，可以被看成是东方文明进入第三期轴心时代。第一期是春秋时代的精神化;第二期是向文明的普遍性和包容性迈出新的步伐，物质上创造农业文明，精神上同化佛教文明;第三期呢，更广的普遍性，更大的包容性，精神上吸收西方价值与制度文明，物质上成就工商业文明。 　　传说鲁哀公与众大夫狩于野，射杀一头异兽，似鹿似马似牛似龙，众不识，请孔子。孔子见而恸之，说，此为麒麟也，盖出于盛世，今无圣王在位，所以见杀，哀哉呼也。这是一个寓言，麒麟之死，象征中国文明第一个轴心时代的结束。从那时到现在，2500年过去了，虽然再也没有麒麟的消息，但仍然有外部世界像发现麒麟一样，发现孔子和他同时代大师们精神化的华夏文明的消息。 　　 　　 二、 “G2”构想与世界文明的“双黄蛋” 　　 　　上文提到，对中国的崛起方式，国内外都有人不高兴。不过，也有人很高兴。国外不高兴的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高兴的人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新词和“G2(中美两国集团)”新概念。 　　视角决定思维。从国家性质和军事力量角度看待中国崛起，看到威胁并不奇怪。从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视角看，中国还没有达到国际民主国家俱乐部的最低验收标准，因此，中国的实力增长不能让他们放心;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视角看，无论中国实行何种政治体制，也改变不了国家的权力扩张本性，中国的军事力量，宇宙空间开发力量，以及全球影响力增强，意味着对前霸权国家势力范围的压缩，自然会触发其“悲剧”意识。 　　从经济角度看怎么样呢?几人欢笑几人愁。美国劳工组织肯定发愁。白岩松访问过的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几成空城，中国的汽车销售量今年初以来却攀升世界第一。中国加入WTO，大大推动了全球工资水平平均化，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产业工人，如果不能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很可能丢掉饭碗。但从消费，国际分工和资本利益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肯定是个好消息，不仅会降低发达国家居民生活费用支出，提高国际资本盈利率，还会增强世界经济的互补性，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弗格森等人看到的正是最后这一点，因而感到高兴。 　　弗格森教授和在他那儿访问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石里克教授，2007年12月在国际经济政策学术刊物《国际金融》上刊载了题为《中美国(Chimerica)和全球资产市场浪潮》的文章，文章把中国的英语单词China和America合在一起，造出一个合成词：Chimerica，翻成中文就是“中美国”。他们用两个国名的联结来象征两个国家经济的共生关系，这个共生关系就是作为世界最大消费国美国和世界最大储蓄国中国之间的相互需求，从而构成了“中美经济共生体”。该共生体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3%、人口的四分之一、GDP的三分之一，它将在21世纪初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不过，当这个共生体时代结束后，中国会在20年内超越美国。他还表示，日后在中国的统治下，世界将维持和平，并出现中国经济霸权(Pax Sinica)。 　　绝大多数中国舆论都认为这是美国代言人在忽悠中国，给中国灌迷魂汤，目的是哄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好让中国人干活，美国人快活。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人把危机归罪于美国的过度消费，有人把危机归罪于中国的过度储蓄，把美国的消费与中国的储蓄嫁接起来，看到双方经济的共生性，确实是个独特视角。还有人从这个视角出发，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即G2的设想。中国舆论和中国政府也都不认同这个设想。 　　仅仅从经济体的角度看，不认同是有道理的。一个储蓄，一个消费，这不是什么“共生”集团，而是“寄生”关系，这是第一。其次，和美国绑在一起，既招风，又招恨，捧得高，摔得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也被这样捧过，自己也这样吹过。先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了本书，《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接着自己出了本书，《日本可以说不》，结果许多日本大公司，比如索尼，头一晕，到美国大肆购买资产，最后载了跟头，至今一蹶不振。而美国呢，来了个IT和个人电脑革命，日本就遗失掉了十年。 　　不过，从文明体的角度看，把中国与美国相提并论则并非无稽之谈。美国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和核心国家，中国则是承担东方文明大成使命的核心国家。日本曾经想承担这个任务，但它的“脱亚入欧”使其曾经偏离东方文明的正常轨道;另外，就像盆景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它偏狭的国土也不足以使其扮演东方文明核心国家的角色。日本曾试图通过征服中国大陆来扩张自己的规模，从而构筑以自己为核心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就是日本版的东方文明，但没有成功。 　　从文明的轴心时代以来，西方文明在爱琴海岸边古希腊城邦完成结晶化过程后，开始步入精神-物质一体化时代。要完成文明一体化，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一个大规模的政治体作为承担该文明的核心国家;第二，超民族的文化认同;第三，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 　　首先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的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用铁蹄踏出了西方主导的第一个和第一批世界性帝国——马其顿帝国和分裂后的希腊化诸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但无论是马其顿帝国或罗马帝国，都既没有实现超民族的文化认同，也没有建立起持续增长的经济体系。希腊城邦时代的工商业经济被帝国时代萎靡不振的农业经济所淹没。(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吴稼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东方文明 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