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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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中国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一审获刑15年

2007年10月,李东生曾担任中共十七大新闻发言人。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央视新闻”周二(12日)报道,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天对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李东生被判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央视新闻”称,李东生当庭表示不上诉。2015年10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审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称:1996年至2013年,李东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11个单位和个人,在获取广告代理权、调动工作、案件处理、户口办理等事宜上提供帮助。2007年至2013年,李东生直接或通过其亲属索取、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198万余元,应以受贿罪追究李东生的刑事责任。李东生与周永康案2013年底,中纪委宣布,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经被免职。他是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第二名中央委员和首位落马的政法系统高官。中国媒体当时的报道列出了李东生接受调查前担任的所有职务,包括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正部级)。在进入政府系统前,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李东生曾长期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宣部工作,曾任中共宣传部副部长。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李东生的简历,李东生在中央电视台“扎根”20多年,从摄影记者干起,历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部时政组副组长、政文部副主任、新闻采访部副主任、主任、新闻中心主任和副台长。2009年10月到公安部担任副部长前,李东生从未有过任何政法工作经历。虽然审理过程中没有披露相关信息,但李东生被认为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关系密切。除李东生所在的政法系统外,周永康曾经工作多年的石油系统和四川省在十八大后也有多名高官落马。与周永康关系密切的前石油系统官员蒋洁敏和王永春已被判刑。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前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也先后落马。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已于2015年6月在天津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是中共建政60多年以来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何清涟:中国反腐最后为何多成“瓜蔓抄”?

令计划案件结局初现,周永康案余震还波及了封疆大吏周本顺。有人感叹,这些故事再度演绎了寒门子弟励志向上,终至卿相,在位极人臣之后又惨罹灭门之祸的王朝故事。这种感叹并非无因,从这些政治大事件的缘起、事件所涉人物的结局等来看,确实与王朝故事没有本质差别,分析这种现代版王朝故事,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政治属性,以及今后这类事件还会不会重演。周、令两案演绎当代版的“瓜蔓抄”薄、周、令三案,其实都缘于“不讲政治规矩”。但问鼎的核心人物薄家只有夫妻二人陷狱,周、令两家几乎是“瓜蔓抄”,周家只有儿子周涵因生母不明死亡之事与父亲断交,完全无涉,方保持了自由身;令家两代人如今只剩下令狐路线与令狐剑两人算是自由身。其间原因,当然是三人出身不同,薄家位列红色公侯,算是“主子”;周出身寒门,令家只算附上“老革命”骥尾,不是红色权贵圈中人。从周令两案牵涉人数及其与核心人物周令二人关系来看,几乎就是明朝永乐帝时期的“瓜蔓抄”。何谓“瓜蔓抄”?中国王朝时期历来有灭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之重刑,谓之“族诛”。据考证,族诛始于商朝,至秦朝发展为诛三族、五族、七族。至隋,宽仁为政的隋文帝认为太残酷,予以废除,但旋即被其子隋炀帝复行并扩至诛九族。降及明朝,还出现史上唯一一次的诛十族,永乐皇帝朱棣深恨方孝孺不降,将与方孝孺有师友关系的人算为一族,列入诛杀之列。这十族当中,除了永乐帝发明的“师友一族”属于非血缘关系之外,其余三族直至九族,虽然解释有不同,但均是血缘关系。我在此借用这个词,不取明人对永乐皇帝夺位后严惩方孝孺引发世人腹诽,因而用“瓜蔓抄”一词形容其酷之用意,只取其惩罚所涉之面。如果用现代政治语言来说,“瓜蔓抄”可表述为“以周令二人为核心建立的利益集团全军覆灭”。细究起来,现代版瓜蔓抄还是与王朝时期不同,一是因为中共建政后,宗族关系被视为封建余孽予以扫荡;二是毕竟进入人口高度流动的工业化社会与信息社会,血缘关系的羁绊弱了许多,利益分享之时这种关系不是必然考虑因素,因此,被牵涉进案中的主要是当事人的直系亲属兼子侄辈、姻亲之类,五服之类的血缘亲属只要没有利益纠葛,不会因血缘关系列入其中。倒是“师友关系”的现代变种,即官场上下级因利益结成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关系网,成为被打击的主流。周永康任职经历丰富,其宦海泛舟之处,如石油系统、四川省、政法系统、先后任用的秘书亲信,无不在扫荡之列,近几年倒台的省部级官员当中,至少有80%左右与周有涉。令计划的任职经历相对简单,从山西直接进团中央,因而只有西山会(山西帮)及其直系亲属成为反腐目标,在官场引起的震动远较年长十来岁、任职经历更为复杂的周永康小得多。中国政治硬币的两面:荣与辱一般来说,王朝体制下,瓜蔓抄多用于谋逆大罪,既云谋逆,自然得有帮派,一个人是无法谋逆的。为官不清(即腐败)、行为不检等只是副产品。但世界早就进入民主化时代,第一强国美国总统都是风水轮流转,中国毕竟挂了个“共和”名号,不再是世袭罔替的家天下,所以“谋逆”这罪名无论如何端不上台面,只能用别的罪名,比如泄露国家机密、破坏党内政治规矩、腐败等等。但这不影响办案时采用瓜蔓抄方式。现在再来回答一个问题:这种瓜蔓抄合不合理?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这种先抓人、后定罪的瓜蔓抄肯定不会发生,配偶、父母与子女之间在犯罪中的合谋关系、甚至一方是另一方犯罪的受益者都需要证据,必须遵循无罪推定这一司法原则。列入中国“红色通缉令”百名追缉犯之一的程慕阳就是一例。中国法院判决认为,程慕阳1997年在河北省政府北京购买地产的一笔交易中扮演了中间人,他和经纪人将这笔交易价格被抬高部分的收入占为己有,被指控侵占人民币280万元。加拿大联邦法官罗伊指出,加拿大难民署2014年10月做出的拒绝程慕阳难民申请的决定,是依据他们相信程犯有严重罪行,但这依据过于依赖中国法院的结论,因为这些证据,要不就是加拿大难民署无法得到的,要不就是“模糊不清和第三手的”。罗伊法官写道,他“难以理解的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程慕阳为共犯”,“我并不是说不存在证据,而是说这些文件并没有包含任何可以显示资金转移到程慕阳账号、能被中国法院裁决为欺诈的证据。”程慕阳是河南前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程维高于1990年至1998年,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当然都清楚,如果程慕阳不是凭借其父亲程维高之势,不可能白手起家,用不到10年时间,创办了32家海内外公司,资产总值达数亿元人民币。也不可能在2000年8月其父程维高秘书李真受贿、贪污案发之后,顺利经香港逃往加拿大。当然也不可能被河北省政府认可为房地产交易中间人。因此,程慕阳被列为“猎狐计划”,在中国,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认为应该而且合理。这倒并非朝廷昏愦,民间是非不明,而是如我曾强调的那样,中共垄断着中国所有的资源分配大权,极易形成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掌权者通过一家两制的方式让家人肆意攫取公共财是中共政治通例。这些权势人物大权在握,可以让自己的妻子情人子女利用其权势攫取财富,可以让自己的被保护者官运亨通、发财致富;当这些权势人物倒台后,清算其家族巧取豪夺来的财富、清算其卵翼之下的被保护网络,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一荣俱荣,当年幸运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族成员等享受的是政治硬币上荣华富贵那一面;如今一损俱损,得与家主一道承担失败带来的耻辱。猎狐行动海外受阻,并不证明这些外逃贪官家属子女的灰黑色财富来源就合理了,只能说这些人利用了文明国家的法律保护了自己。这些文明国家制订法律时,不可能考虑到这么复杂的中国因素,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中国这种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制度依旧,制度诅咒就仍然灵验我曾写过一篇《从周、令、薄三案看中国政治的制度诅咒》,指出中国反腐中的瓜蔓抄现象,其实缘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制度诅咒。这种制度诅咒包含三重:第一重,权力对资源支配形成的利益帮派化成必然趋势。附着于利益链条上的帮派坐大之后,对中共的中央集权是种挑战,让最高领导人缺乏安全感;第二重,官员对资源拥有支配权,必然形成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家族腐败是中共官场之特色;第三重,“二代”们不可避免地具有“权力的傲慢”之特质。后两者在中共政治中不是致命的,但如果家主卷入了不讲规矩谋求最高权力宝座的政治帮派之争,后两点就必然成为突破口。相较帝制而言,中共政治体制有个特点:有帝制之专制及裙带特点,却无最后责任人。封建王朝的最高责任人是皇帝,所以皇帝会在国难频发之际发个罪己诏,以示负责,以此挽回一点民心。中共政治体制从诞生之日开始,问责从来不及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手制造了饿死3000万人的大饥荒,也无须用任何形式谢罪,继续伟大光荣正确下去,直至死后还能继续封神,罪责判由其妻等人承担。中国政治这三重“制度诅咒”,既锻造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管道,让权贵与官员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最后也让不少人身败名裂,罹倾巢之痛。薄、周、令三人,既非蒙受中共政治制度诅咒的第一批,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拨。

【敏感词库】贵州拦轿喊冤、“清君侧”等近日热点 2015-6-19

贵州+喊冤(详见:文学城|习近平考察遵义 女子拦车申冤 被“民众”制服) 拦轿 黎亮+情人(网传与李小琳密友商人黎亮近日出逃澳洲) 黎亮+三峡 清君侧 王岐山+摩根(详见:博讯|摩根大通和中共高官通讯记录:丑闻将引发政坛地震) 摩根+中纪委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通信记录 缅甸军政府+习近平 袁部长(指教育部长袁贵仁) 政治体制+颜色革命 政治局+被免职 周永康+视察 周永康+死刑 周永康+双规 周永康+被抓 (周)永康+蒋洁敏 何俊仁(香港民主党议员) 程翔 李小琳

自由亚州|“康”“熙”秦城聚首 习式反腐仍与政改背离

中国官方突然宣布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后,引发舆论关注。有评论认为,习近平目前更面临党内保守势力的抵抗,而其强化个人集权在中共推行的反腐运动,与中国民主化政治改革背道而驰。中共前铁腕式领导人周永康日前经官方媒体发布通稿宣布,已被判处无期徒刑。其所受指控的泄漏国家机密、滥用职权及受贿等涉案高达1.29亿元人民币的几项重罪,量刑之轻出乎外界的预料。周永康案庭审透明度不但与薄熙来案相比更为隐秘,中国最高法院在早前多次披露的周永康涉嫌“非组织性政治活动”等也未在官方的判决书中提及,似乎显示中共最高当局为避免事态牵扯过大,与周永康达成了某种妥协。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党内推动的“打老虎”运动,目前显然面临保守势力的抵制,而决定对周永康草草发布秦城可能也出自现政权对自身运作的考虑。“周永康案从审判程序的倒退和罪名大大缩水来看,确实传递了习、王反腐势头的新信息,势头有所减弱。这有两个可能:一是他的反腐遭遇到政治阻力,必须暂时作出妥协;二是习、王主动要减弱势头。因为对周永康的追究,会牵扯到中国在八九年之后维稳措施的颠覆性重新评价。因为他们还需要这种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式维稳机制。”王军涛认为,在中国由江泽民过渡到胡锦涛的政治格局中,习近平显然持有与周永康利用强化政法控制社会的相同立场。由此,习近平推动的反腐运动并非会立即停止,采取某种程度的妥协后,一方面打击党内中低层腐败官员的举动仍会持续,但另一方面“反腐”在规模上,无疑也会尽量避免为共产党的统治政局带来不利影响。目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访问研究的原中国社科院宪政学者张博树也认为,周永康被免除死刑显示出中共党内各派势力对这起标志性“反腐”案例的较量和妥协。“公布的罪行判死刑也是绰绰有余了,本来判死缓既能平民愤也在方方面面说得过去。无期与死缓区别岁不太大,但毕竟是有区别的。习近平可能要和方方面面,尤其是元老、不仅周永康个人达成某种妥协。另外,也还要考虑到党自身的门面问题。这说明在党国体制中,所谓的法律最后是要服从于最高当权者对形势的判断。”曾一度作为中国政界最具权势人物之一的周永康,是习近平反腐运动中迄今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中纪委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约有23万2千名各级官员在2014年因贪腐或其他原因受到党政处罚,这一数字比2013年上升了近30%。但自周永康被当局宣布立案审查后,绝大多数腐败案件却均集中于中下级官员。而海外媒体涉及江泽民、曾庆红、温家宝乃至习近平本人家族等敛财内幕的报道,却在中国大陆遭到严格屏蔽。旅美政治学者王军涛认为,经济开放与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这两项中国民间最根本的诉求,目前显然已在习近平的高调反腐宣传之下,被有意淡化。“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看,习近平反腐肯定是对历史的大倒退。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的八十年代有一个共识,中国需要政治改革、建立体制,防止再发生个人专权。但是到了习近平时期,又向毛泽东时代倒退了一步,共产党全面接管对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在党内建立起个人独裁的体制,实现组织建设和政权结构变动的主要方式就用‘反腐’。”宪政学者张博树则指出,习近平通过个人集权推动在中共党内的反腐举措,与中国民主化的民间诉求背道而驰。“习近平的强力反腐和他高调打压知识界,批判普世价值、反宪政,总目标是为了巩固现存的党国体制。所以,他和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希望的中国宪政转型和民主转型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从现在习近平中央的整个运作来看,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巩固中共一党专权的体制,而并不是改变它。”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五以《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特权》为题,发表评论文章。宣称中共反腐运动的根本方向,是“把反腐倡廉建设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但美国彭博新闻社有关周永康案件的评论则指出,审判周永康原本是展示中国司法发展成果难得的机遇,但习近平当局却选择不公开审理的方式,避免更多的共产党家丑被曝光。此举不但使习式反腐的局限性显露无遗,也削弱了其所谓坚持法治的承诺。(记者:何平 责编:嘉华)

【敏感词库】“贾晓霞”、“党争”等近日热点 2015-5-6

贾晓霞(周永康妻妹) 林昭+秘密枪决(每年4月29日林昭祭日都会有网民自发前往苏州祭奠) 林昭+祭日 林昭+无罪(复测) 林昭+右派(复测) 林昭+苏州祭奠(复测) 子弹 杨建利 党争 权力交接 老虎+浮出水面 习近平+曾庆红 备注:所有中文词语在测试时都为简体。繁体搜索结果偶尔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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