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

    七星微语•一周状态撷萃   第十六期：哼，七夕不过是二进制下的光棍节嘛     瓢虫君 ：各位读者，小瓢虫这厢有礼了。七星微语第十二期来了！如果你也想在七星微语中看到你的微博，请在人人网 @瓢虫君 或新浪微博 @七星瓢虫君 ！ 在此每条微博前标注的作者名仅仅表示瓢虫君能看到的转发的最源头，大多是该微博的原创作者， 但并不排除是其转发的可能呦。 链接点点更健康！   【说事】 宋康平 : 数百年前，一个美国的伟人说道：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数百年后，一群中国的伪人正在off the people , buy the people , fool the people……     佚名：“一个多次被copy的代码，就要封装为lib；一个多次被问到的问题，就要形成wiki；一个多次处理的问题，就要形成制度” 乔淼 ：火车上读了下《李可乐抗拆记》，写得不错，特别推荐给喜欢王小波式风格的人。全书的精华在于一句话：作为钉子户，要找个合适的钳子来拔；不要有价值观，但必须有价格观。这是不流血的血酬定律。可下发全国人民学习。 朱睿 ：凡是拿黑木耳这个词来攻击女孩子的，全是心理阴暗而且无知无耻的猥琐SB男。把对高富帅的羡慕嫉妒恨转嫁到女孩子身上，更是突显其无能阳痿。颜色就一定跟性生活有关？只有天朝的土鳖性教育才培养出诸位这种不懂色素沉着的土鳖族群。哦，对不起，天朝没有性教育。 佚名：收到一位香港朋友的信，他说汉字简化之后，成了： “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廠空空，麵无麦，運无車，導无道，兒无首，佇无脚，飛单翼，湧无力，有雲无雨，開關无门，鄉里无郎，義成凶，魔仍是魔。 ” 白冰 ：如果你说中国不好，可能被视为西奴；如果你还说美国好，就会被视为美狗；如果你竟然说不想做中国人，想做美国人，你将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只是悄悄的把中国国籍变成美国国际，你将会是一个成功人士；若你同时能献身于主旋律文化，你甚至还可以教导中国人怎样才算爱国。 陈轩 ： “在1968年以后最严峻的岁月里……他（哈维尔）还与当时持不同政见者中悲观颓废倾向和“出国潮”的代表米兰昆德拉展开过一场著名的辩论。”——原来哈维尔是贩卖“民主成功学”的鼻祖，而米兰昆德拉是“跑路派”的代表人物   【吐槽】 王法 ： HTC的标语是“quietly brilliant”，我想来想去，觉得翻译成中文应该是“闷声大发财”。 ✎.蘫銫~秦鹏❤ ： 刚才看新闻，说是故宫工作人员不小心砸坏了一个一级文物，全中国只有这么一千来件一级文物，这宋代瓷盘就这么嗝屁了。我已经完全明白了，大家不要再逼铁道部了，为了转移视线已经开始砸文物了我擦，再不转移话题就一天砸一个。。。 张爽۩۩๑ ： “七夕”，如果是“一”个人，不就是个“死”字儿了么！   麻世川 ： 近香港街头出现一种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一接电话就说：我在香港回来再说！口气很严厉。这引起了港府当局的注意，有什么话不能在香港说呢？他们拨了一笔专项资金，来调查香港是否有沦为钳制言论自由地区的可能，最后发现，接电话的是大陆人，而大陆漫游电话费太贵了。 罗天 ： 我建议瓦格良航母命名为“华盛顿号”，这样一来，一旦中美开战，某天我们就可以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看到黑体醒目的标题：华盛顿号被击沉！这对敌人将是多么大的士气打击呀。 三个火枪手 ： 咦?什么是七夕？7.7，化成二进制还是111.111呢，不还是光棍节么？你们懂不懂二进制？ 吴泰辐 ： 本朝集合了商的酒池肉林，周的贵族世袭，秦的言论管制，晋魏的炫富糜烂，南北朝的文化断层，汉的好大喜功，隋的大兴土木，唐的雍容体态，宋的软弱外交，元的税赋镇压，明的腐败党争，清的专制封闭——可谓集古今之大成！ 张逸之 ： 在我朋友看来，我加入的这个圈子全是一群神人：萝莉谈政治，美女发种子，正太论制度，异见对骂忙。 孙越 ： 很多很多年以前，一个智障富二代看上了一个穷二代，然后就有了七夕，这是一个纪念冲破体制牢笼的傻逼的纪念日。液。   【杂烩】 佚名： 如何才能获得成功？两条原则。其一：永远不要披露你所知道的一切 王熠涵 ： 我总结了古诗四观——田园有宅男，边塞多愤青。咏古伤不起，送别满基情。 尹航ee08 ： 仿一个状态：这么多年来，我感觉宋词可以总结为这八句话：小资喝花酒，老兵坐床头。知青咏古自助游，皇上宫中愁。剩女宅家里，萝莉嫁王侯。名媛丈夫死得早，mm在青楼。     叶奇鑫 ： 诗歌断代简史1——型男已与建安俦，正始滥觞非主流。从此六朝九零后，初唐正太几回眸。女王御姐开盛世，兄贵拓边百战雠。宅男尽在终南宅，驴友今时遍九州。南内人妻宜八卦，老男烽火独悲秋。几枚热血中兴里，冷肃大叔呼且讴。一片基情新乐府，傲娇成就晚唐幽。风流散尽归五代，花间乙女最温柔。 萌新闻 ： 她爱上一个草，可是草不爱她，有一天她很开心的说，我装成五毛，天天和他辩论，每天都能感受到他的睿智和正义感，好幸福…一天，她在那哭，说，他骂我傻逼五毛，然后，然后把我拉黑了 朱睿 ： 湘潭广电熊兴保：有谁能够帮忙提供加拿大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业务联系方式？他导演的「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成为电影票房史上最卖座的典范。刚组建的韶山红色文化旅游集团正在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准备斥巨资在韶山做一台大型实景演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想请他做创意策划/这真不是段子。 张驰 ： 晚上在火车站，我见一非洲黑人买车票，这丫英语汉语都不行，只见他比划：呜轰隆轰隆……no. 呜…轰…隆…轰…隆……yes。售票员点头：哦，不要动车要慢车。黑人拿票后举大拇指称赞。 张欣欣suri ： 5点起床是民工，6点起床是学生，7点起床是蓝领，8点起床是白领，9点起床是领导，10点起床是老板，11点起床是作家，12点起床是小姐……请问你是几点起床 吴绍鹏 ： 如果匹诺曹说“我的鼻子会变长”，那么会发生什么？ 包文韬 ： 蕞尔小国菲律宾为何胆敢无视天朝军威犯我海疆？据说某日，菲律宾总统上网，无意中看到一段我朝军方高层谈民办教师问题的视频，于是…… 赵澍廷 257 ： 古来剩闲皆寂寞，唯有淫者留其名。——七夕纪念版状态 胡舒欣 ： 欧阳峰对南希仁下毒，南希仁身重剧毒后临死前欲杀黄蓉拳头打中黄蓉软猬甲，使软猬甲带毒，后杨康偷袭黄蓉接触软猬甲，中毒身亡。以下选项正确的是：A欧阳峰成立故意杀人既遂。B南希仁成立间接的故意杀人既遂。C黄蓉成立过失致人死亡。D杨康之死与上述三人均没有因果关系。 黄理罡 ： 小时背诗，记性不好，五言四句，略知一二，口齿含糊，拟声替代，痴心妄想，蒙混过关，即如：床前哈哈哈，疑是咦咦咦。举头哦哦哦，低头啊啊啊……又如：锄禾唏唏唏，汗滴噢噢噢。谁知哇哇哇，粒粒唔唔唔……再如：白日嗯嗯嗯，黄河哧哧哧。欲穷嘤嘤嘤，更上啪啪啪…… ✿胡.波✿ ：11年新款小学妹马上就到货了亲，10年学姐火热打折促销ing哦亲~,外加09年学姐免费赠送哦亲~ 08年的学姐已经下架了哦亲！ 胡天宇|胡队 : 那些天真的以为11级小学妹来临后10、09、08级学姐就会跳楼吐血大甩卖的小盆友啊…每年都推出那么多新楼盘呢，中国房价怎么就没下降过呢… 秦枫 ： 买完西瓜老板娘问我：明天七夕要鲜花么？答：订花干嘛？老板娘：可以送女朋友啊！……想也没想直接回她一句：订满多少送一个女朋友。老板娘默默的回去接着整花了。 瓢虫君 ： 昨天下午拔完火罐，晚上去游泳。正游得happy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有个小loli大声说：“七星瓢虫！…”我不知道咋回事儿，就回头看了她一下，她马上就大哭着找妈妈说：“妈妈，瓢虫君…..”。 苏心.exe : 转：同学（女）的QQ状态 ：谁让我今年过上七夕，明年我让他过上父亲节。 沙宣 ： 你们这帮鸟人！！不要不发状态假装出去过节了！！！     (责编： 陈造极）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国家来说，情况正好相反。享受一定程度的希望、繁荣、满足、和发展的国家如拉脱维亚、印度、南非、智利存在着众多差别，但是，在国民与国家事务的关系疏远到怀疑自己的公民身份的国家里，社会沮丧、不满、和绝望似乎是共同情况。 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人要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就必然要求一定程度的身份认同、参与和所有权。民主国家明确保证第二和第三个条件，对第一个则有点力不从心。威权国家虽然严格限制第二条件，但不排除第三个条件，因而为第一个条件提供方便。专制国家禁止第三个条件，作为补偿，它们要求民众参与，至少假装认可身份认同。与威权国家不同，专制国家并不满足于让人们成为其错误和罪行的无助的看客，而是让他们成为既成事实的装饰品。 当我们试图理解（如果不是解释）阿拉伯世界最近的民众运动时，有必要记住这些规定。有时候它们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如果从时间先后来说，这个术语是用字错误，因为突尼斯、埃及甚至利比亚的事态发展的最初阶段发生在冬季。这里“春”显然是比喻的说法，意味着复苏和觉醒，而“阿拉伯之冬”显然不行。该术语的意思是借用了欧洲人的创造，最初它被用在“国家之春”，指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和动乱，导致欧洲大陆许多地方变成独立的、自治的、民众参与管理的国家。另外一个著名说法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意思是共产主义漫长严冬之后的一缕新鲜空气。而摧毁整个专制大厦的1989年事变则从来没有被称为春天，或许是因为随后出现了彻底的气候变化。 人们一直抵制或者公开驳斥任何把北非和中东在2011年的事件与1989年东欧和中欧共产主义被推翻的事件拿来对比的企图。但是，两者的相似性实在太明显、太多了，根本不可能被忽略。它们都开始于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见证的都是自发的群众运动而不是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发起的有计划的反叛。就像1989年的动乱一样，正在进行中的事件并不是列宁主义组织严密的政治先锋队领导的坚定不移的革命行动。至少在事件初期没有领导核心，没有组织机构，没有政治纲领。把人们团结起来的是对从前种种做派的共同的厌恶。促使他们行动的因素似乎是个随机事件，如2010年12月突尼斯小菜贩默罕默德·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因为不堪当局骚扰和羞辱而自焚，或1989年11月17日布拉格一名抗议学生死亡的谣言。不管怎样，一旦火苗出现，革命就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力，不断自我添加燃料，终于变成不可阻挡的冲天大火。 这里提出了问题，一个国家革命成熟的条件是什么？很多专制国家存在着当权者数不清的滥权、暴力、虐待、屠杀、羞辱等情景，但并没有引起民众起来造反。实际上，埃及革命的象征，即2010年6月在亚历山大大街上被警察枪杀的哈立德·赛义德（Khaled Said）最初只有一小群Facebook积极分子知晓，在7个月后，只是在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狼狈不堪地逃离突尼斯之后，埃及的抗议才真正认真进行，并引起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浪潮。 这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革命是怎么运行的？地理是一个因素吗？文化呢？为什么这个病菌的毒性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这么强，但在摩洛哥和约旦却基本上处于潜伏状态？ 显然，我们需要寻找这些国家的共同点而不是差别来做出解释。1989年的情况非常简单，所有发生动乱的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以及最终苏联本身都拥有同样的专制政权，都自称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各种理想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改革派的社会主义版本脱离关系。除了共同的名称“社会主义”之外，这些国家还有共同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共同的权力体系，表达公众意愿和国际团结的共同的合法性诉求。从表面上看，他们还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如没完没了宣传的领导人的拙劣言论，媒体上千篇一律的老面孔，红色旗帜和公告招贴上可怜兮兮的规劝，大学的必修课程如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正是这种统一的等级体系和意识形态支持结构而不是苏联的核武器在一个时期内让共产主义威胁成为可怕的不祥之兆。许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这种外在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是通过暴力、胁迫、敲诈等实现的，曾经有段时间，意识形态成为空壳，人人都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但是这些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56年的匈牙利动乱戳穿了共产主义的普遍性主张；对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剥夺了它的合法性，1980年针对团结工会的戒严令戳穿了它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鬼话。剩下的只有腐败、贪婪和怨恨。 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准共和国政权大概在同时产生的，它们是以类似的原则创立维持和管理的。阿拉伯领导人的反殖民主义言论发挥了共产主义者的反资本主义言论类似的作用，向国民承诺解放、尊严和自治。阿拉伯民族主义提供了国际团结的因素和归属感，类似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给共产主义者带来的东西。它还促成了“他者”的图画，不管是从前的殖民列强还是新帝国主义者美国或犹太复国主义敌人。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模糊意识形态使得统治者打着国有化和社会化的幌子集中、剥削、滥用国家手中的庞大经济力量。 这种支持结构的基础一个接一个陷入萎缩。殖民主义列强早就消失了，人民的命运依然没有多大改善，人们依然没有尊严。泛阿拉伯机构的出现最后表现出来的不仅有团结还有冲突和争吵。埃及、叙利亚、也门按照苏维埃路线进行的几次一体化尝试非常糟糕地失败了，显示出背后众多社会的、部落的、民族的矛盾和鸿沟。统治集团的社会主义伪装堕落为赤裸裸的自我牟利、腐败和贪污受贿，只是偶尔有些许涓滴效应，是富人的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和穷人的资本主义。拒绝承认以色列的途径不仅没有促成巴勒斯坦人建国，而且把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数十万难民变成权力得不到保障的常常受到歧视的移民。 只要中东仍然是冷战的代理战场之一，这些就没有什么要紧。苏联及其卫星国会为阿拉伯盟友破碎的经济提供援助，为他们的军队提供军事装备，训练他们的将领、恐怖分子和秘密警察，偶尔还能以他们的名义进行干预把他们从彻底的军事失败中挽救出来。 甚至在共产主义崩溃前，像埃及这样的阿拉伯国家就已经发现与苏联结盟是一种负担，不仅没有什么帮助作用而且令人感到沉闷和窒息，因而转向西方。这些国家与真实的社会主义世界交往所留下的唯一遗产是由黑暗的、无法无天的安全机构管理的秘密警察国家（mukhabarat state），其目的就是通过骚扰、威胁、敲诈、暴力、虐待和处决等的结合恐吓国民驯服。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政权变得难以为继。因为它在建国时期的理想，它的合法性诉求，它改善普通人命运以及对抗外部敌人的动员能力都丧失殆尽。最后，它不得不依靠威胁，而威胁的效果受习惯性制约，最终会逐渐削弱。在这样的时刻，任何偶然事件都可能引发覆整个地区的动乱，从类似的点开始，出现权力逐渐削弱的共性。在这方面，1989年东欧和中欧事变和北非、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惊人地相似。（与中东的世袭共和国不同，北非的君主国家基本上没有受到群众动乱的干扰，群众动乱指向额外的、以传统为基础的、普遍被接受的合法性来源，这些无论是在这些共和国还是苏维埃国家中都付之阙如。） 但是，相似性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差异性同样引人注目、同样重要。东欧中欧的革命很快发展成为对专制政治工具和权力的整体拆除，而且同样迅速地确立了自由民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法治的标准体系，不管其中存在多少缺陷。在横跨铁幕两边40年的德国，转型的简单化几乎是喜剧性的，东德变成西德，西德货币成为东德货币，柏林变成（几年后）统一后德国的首都，它巧妙地显示了预测到的颠覆。人们丢弃了真实的社会主义转而接受自由资本主义。 当然，在真实生活中，情况并不是这么直截了当。至少存在两个替代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尝试和应用，不过都失败了，主要因为它们都严重依赖过去而且对未来提不出远景。第一个是由捷克的前共产党人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海市蜃楼，这些人在1968年8月苏联入侵后因为他们真实的或者所谓的反对打败捷克“反革命”的“国际行动”而被党开除，其中许多人是拒绝拿良心做交易换取自己政治前程的可敬人物。其中有些是布拉格之春的领袖，这是创立“长着人脸的社会主义”（只有少数认识到谴责的隐含深度，使得这样的修饰语成为必要）的独特尝试。还有一些成为积极的持不同政见者，勇敢地抗议他们曾经帮助创建的政治体制造成的不公不义。他们都倾向于认为布拉格之春是黄金时期，是天真、和谐和社会欣快感的失去的天堂。他们并不孤单，当时的年轻人很难忘记对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的狂喜，享受突然解放了的艺术、戏剧、文学、音乐的乐趣和参与性革命的解放。 但是，和我们多数人不同，他们忘了这个时期是虚假希望的瞬间，很快将被漫长的正常化的绝望所取代，只是认定这是一个不需要改善不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完美时刻。实际上，长着人脸的社会主义从来就不存在。它不过是一套政治宣言和良好愿望，在苏联坦克干预前从来就没有变成现实。如果它成为现实，将很快走上20年后的同样道路，从长着人脸的社会主义变成具有人类缺陷的资本主义。 捷克幸运地躲过的另一个选择（虽然它确实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作为整体的终结）是民族主义的复兴，它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到整个地区。在表达民族感情是共产主义刑事法典中的死罪的40年之后，民族感情的重新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它为许多不讲道德的政客提供了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捷径。并非巧合的是，其右翼领袖中的许多人如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克罗地亚的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和斯洛文尼亚的弗拉基米尔·麦恰尔（Vladimir Meciar）都是求助于民族主义以避免在民主制度中被边缘化的前共产党人。这一波传染病在1990年代中期消退，留下了民族主义偶尔的大爆发或者不起眼的疯狂群体，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都已经成为历史，在南斯拉夫，数万人在二战以来最糟糕的内战中丧失了性命。最后，这糟糕的五年时间足以向东欧和中欧多数人显示，前进的道路是自由市场、自由资本主义和加入北约及欧盟。15年后，民族主义威胁已经成为历史，虽然它持续以排外主义、反犹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形式在新老欧洲的一些地区突然冒出来。 东欧和中欧的革命似乎是相对罕见的政治变革，旧制度彻底垮台，对新途径形成高度的共识，缺乏可靠的其他选择等结合起来让历史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和直截了当。同样原因，它很难在包括2011年北非和中东国家在内的其他地方或者其他时间被复制。两者的差异和复杂因素是多方面的。 首先，最近动乱的许多国家共同拥有政治基础和秘密警察国家意识形态真空，但没有统一的权力中心，它的软弱和最终垮台导致几乎一样的变革。没有重心，没有使得变革初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后来显得滑稽可笑般容易的苏联。每个国家的权力结构、适应能力、抗拒变化的意愿、使用武力的意愿等各有不同，所有这些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看到突尼斯有限的变化，埃及在军方监督下的革命，利比亚的内战，叙利亚的残酷反攻。六个多月之后，整体结果仍然不能确定。相反，东欧中欧的革命基本上在六个星期之内就结束了。只有罗马尼亚的革命伴随着暴力，或许并不偶然的是，罗马尼亚多年来一直在苏维埃体制外围怪异的轨道上运行。 第二，需要变革什么以及如何变革的共识程度在中东比20年前的东欧中欧低很多。旧制度的背后本质再次表现出不同。阿拉伯国家当然是专制政权，有些方法和机构是从专制手册中借来的，但他们不是真正的专制政权。差别在于前者具有非民主权力体制的支离破碎本质，后者则是综合的包含一切的本质。 当一个专制政权垮台后，它会彻底崩溃，因为没有一个部分最终能够在缺乏其他部分的情况下运行。中东的专制政府渗透到生活的众多方面，尤其是那些与政治、安全和社会变革有关的部分，但其他领域基本上不受干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很有限，为了国家侵占垄断企业，但不干涉中小企业，只要它们表现忠诚并提供贿赂；审查制度有一定限度，虽然限制所有持不同政见者，但允许西方式大众文化；一致性有一定限度，虽然党国垄断所有政治权力，但允许宗教多元化，允许某些公民组织和家庭纽带存在。我们在欧洲不需要面对的困难是决定在新时代需要挽救什么，抛弃什么。 在最近的一些抗议中没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强烈表现，它们显然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已经使用过了。不过，和欧洲的民族主义不同，阿拉伯民族主义一直是向心力而不是离心力。在伊斯兰，存在自由资本主义之外的强大的意识形态选择，它渴望成为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和社会组织者。在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在政治变革前后宗教都出现了强大的复兴，但它没有力量也没有野心成为政治核心力量。基督教民主党指的是基督教和宗教作为它们道德伦理的基础，但很少企图把宗教原则之上的非难和批评强加在整个社会上，而且和教会或牧师完全分开，这是多数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中的标准因素，除了德国和奥地利外，很少是主导性因素。 但是，这个情形在中东就完全不同，那里没有政教分离（实际上没有教会），没有宗教改革的历史，有按字面意思解释古兰经的传统。在提到主导性的社会力量时，伊斯兰不仅被国家借用而且成为国家本身。在最温和的化身中，国家指伊斯兰及其法条—伊斯兰教法（sharia），它是法律的来源、基础和灵感。在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主义者或埃及原教旨主义者萨拉菲斯特（Salafist）鼓吹的更严格的极端主义者模式中，完整的永恒不变的伊斯兰教法（因为它就是建立在先知的最初教导上）就是法律本身。但是我们从来不清楚这是不是广大民众的愿望，不过，非常清楚的是，虽然它可能成为一种独特的法治，从它是上面制定和颁布的象征来看，它不可能是民治和民有（虽然可能是民享），而且很难适用于永远在变化中的现代世界。而民主的最基本的和或许最不受欢迎的贡献是其动态性和不稳定性，这使得民主能够改变方向，纠正过去的错误，为新发展开辟道路。 从这个角度看，政治伊斯兰似乎不大可能是从群众革命中受益的候选者，群众革命的精神显然是面向未来的，追求更多的开放性，更民主，重新与现代世界联系起来。埃及和其他地方的伊斯兰领袖似乎比别人更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分裂，所以他们非常热心地拒绝承认有担任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历程领袖的野心，更别说任何霸权渴望和抱负了。与此同时，他们显然还没有做好被历史抛弃的准备，正忙于组织和行动以便在不久的政治协商中捞取利益。正如在中欧一样，革命动荡不可避免地造成一段时间的不确定性、不安全和经济困难，这将引起民众的沮丧、失望和冲突。秘密警察国家的削弱和崩溃将让位于有组织的犯罪、暴力和争夺新经济机会的混乱。就像中欧民族主义狂热时出现的情况一样，在这个时刻，伊斯兰分子将提供集体身份认同和传统价值的简单解决办法，作为提供法律和秩序的基础。在这里，他们将利用其优越的组织和资源以及一些同床异梦者的支持，其中就有许多人直到最近以前还一直在忙着镇压和拘留伊斯兰分子呢。 避免这种场景的唯一方法是体现群众抗议精神的世俗力量的广泛运动和有关前进道路的最基本共识，以此产生批判性的能量来推动在可控制的时间和可控制的成本下的转型。波兰的团结工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就代表了这样的共识，虽然他们实际上是由众多迥然不同的群体组成的，其不协调性最终导致他们的溃败和多少接近标准路线的政党的出现。他们集中起来的一年左右足以给予转型提供方向和动力。北非和中东的群众抗议胜利者面临类似的决策。如果他们屈服于立刻沿着意识形态的、地域的、民族的分界线建立一些帐篷的诱惑，或者他们开始匆忙瓜分革命的成果，他们将可能面临欧洲某些民主反对派的命运，如白俄罗斯曾经强大的政党或者乌克兰曾经战无不胜的政党。 在某些方面，过去像未来一样变幻莫测。一方面是几十年的不公不义、随意统治和贫困，另一方面是腐败而得来的财富激发民众长久以来压抑的愤怒的大爆发和结算清账的大声疾呼。本能反应是朝向快速和总体的公正管理，为民众的感情宣泄提供一个出口并赢得民众的支持。尽管这是可以理解和合理的，但深刻的叹息和一些反思已经准备就绪。埃及穆巴拉克家族或者突尼斯的本阿里和妻子及家人的监禁和可以期待的审判是民众不耐烦或者民粹主义满足感的反应。穆巴拉克和本阿里是否应该受到审判（很可能应该如此）并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经过了几十年随意性的司法判决，检察和司法体制根本就不能哪怕是最粗糙地公平执行法律。风险在于这样的革命正义将产生新的不正义并导致新的冲突，阻碍公平解决的任何机会。在建立新统治和建立法治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 有一些机制可以被用来以更加公平的更谨慎的方式对付过去。一个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智利和南非等国家在几十年的非民主政权之后就使用过这种委员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重新描述受压迫者和受苦难者的故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它很少发现全部的真相或者获得充分的和解。另一个是旨在保护脆弱的新政治体制防范从前的高官和从前的安全部门特工混入的过滤和审查程序，它在1989年之后在东欧和中欧不同时期实施，并产生了不同后果。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是不应该推荐的，即某些欧洲国家威权政权或专制政权实施过的共识遗忘。不管选择哪一种方法，结果都可能是如产生它的历史那样混乱、复杂和令人沮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即决裁判（summary justice）被用来掩盖历史记录的优先权，使得大部分罪犯藏匿起来以便现有权力结构及其维持控制的方法维持下去。 阿拉伯之春能够受益的1989年的最后一个教训是外部因素很重要。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乔治·布什、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政策提供了转型过程的有利环境。除了东德以外，没有马歇尔计划，最初没有大规模的经济援助项目，但存在民主力量和与其进步相称的看得见的利益的持续不断的支持。这些支持通过智库、项目、会议、顾问、志愿者和奖学金等形式为人们提供民主专业知识和经验，其中大部分是针对年轻人的。很多项目是绕开政府的直接与公民团体机构接触。20年后，这些人成为变化的持久本质的最佳保证。 其中有些内容也适用于阿拉伯之春。即将出现的援助和帮助应该被用来给予那些进行抗议活动的群体以力量而不是纯粹的预算补贴。给政府提供的援助应该伴随着高要求，债务减免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埃及的债务减免已经被宣布了，但它不会给埃及经济以动力。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需要的还有释放潜在的生产力潜能的大胆经济改革，纠正市场的扭曲，包括对食品、燃料和其他产品的巨额补贴。再次，牢牢把握目标和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是最重要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迹象并不鼓舞人心。 随后的几个月将显示2011年冬天的阿拉伯革命是更像浪漫的但最终失败的1848年和1968年欧洲之春，还是通过引领开创不可逆转的持久的变革而成为1989年秋天东欧和中欧革命的远亲。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变化将出现在若干伴随着不同时代特征的不同领域。正如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在《欧洲革命的反思》中指出的，组织一场自由和民主的选举需要六个月，确立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基础需要六年，而要让人们把思想上的变化内在化为本能却需要三代人的时间。从这个定义看，我们中欧东欧的人还处于在转型中呢。 作者简介： 迈克尔·赞托夫斯基（Michael Zantovsky）是捷克驻圣詹姆斯宫（the Court of St. James’s）大使。曾经担任驻以色列大使、驻美大使、瓦茨拉夫·哈维尔总统（Vaclav Havel）的媒体秘书、发言人和政治顾问。 译自：1989 and 2011: Compare and Contrast by Michael Zantovsky http://www.worldaffairsjournal.org/articles/2011-JulyAugust/Zantovsky.html

每年1月，在布拉格郊外，都会有年轻人来到一处不知名的墓前，点亮蜡烛，献上花圈。墓里的人叫扬·帕勒克。1969年1月，这名捷克大学生为了抗议前苏联占领，引火自焚。人们对此既惋惜又敬佩，正如捷克学者伊瓦·卡图科娃所说，伟大的伦理行为都是孤立的，人们永远不会完全理解它，因为它根源于人类的奥秘。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由作家们发起。在此之前，昆德拉《玩笑》和瓦楚里克《斧头》的出版，成为战后文坛的主要事件。这两部小说都揭露了非人道的制度，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1967年作协大会上，昆德拉、瓦楚里克、克里玛和哈维尔等人发言，批评当局的文化政策，要求创作自由。 作家们知道，1867年的宪法就已经宣布了出版永远自由，而在1952年，却有15位作家共被判处220年徒刑。瓦楚里克甚至批评极权制度：“在政府长期站住的地方，公民就会倒下去。”他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已经没有所谓公民，有良知的作家们应当像一个公民那样去行事。 “布拉格之春”提出的口号是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1968年6月，瓦楚里克起草了著名的《两千字》宣言，指出由于当局长期蔑视个人权利，人们对公共事务普遍失去兴趣，工作没有任何乐趣，对此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应当辞职。最终，这场改革在前苏联军队的占领下失败，数千人被捕入狱或流亡国外。新上台的胡萨克政权采取严厉的清洗措施，许多支持改革的作家、记者、律师和学者失去工作，去当泥瓦匠、侍者、店员、门房、送奶员和清洁工。人们被迫屈辱地批判自己，对政治变得越来越冷漠。 胡萨克被称为“遗忘总统”，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告诉捷克人：忘记1968，忘记你们追求的民主，忘记你们曾经是拥有权利和责任的公民，忘记政治。作为回报，我们会给你们提供舒适、安全的生活，提供充足的食品和酒，甚至可以让你们拥有汽车和别墅。我们不要求你们信仰官方意识形态，只要求你们表面上和我们保持一致，把你们的思想藏起来。为了消除人们对帕勒克的记忆，当局将他的遗骸移到一处偏僻的公墓，墓碑上刻了一个假名，并派人在夜里偷偷移走那些蜡烛和花圈。 但蜡烛却在冰下缓缓燃烧，照亮着黑夜。遭禁的作家们开始私下聚会，互相传阅自己的手稿，并通过地下渠道流传。最重要的萨米亚特作家有哈维尔、克里玛和瓦楚里克等，后者还担任了其他作家的手稿编辑。 当时最优秀的捷克作家、学者都通过萨米亚特发表作品。随笔成为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和历史。为了抵抗遗忘，他们研究捷克历史，从胡斯宗教改革到捷克共和国，尤其是它的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许多人在家里珍藏着他的半身塑像，希望有一天能在公众场合纪念这位总统。马萨里克的捷克理想属于人类的普世价值，坚持自由、宽容和反对暴力，这也是萨米亚特作者的理想。 这些作家们的反抗最终发展成集体签署另一份宣言，主张“不同观点、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自由的非正式的公开的群体”联合起来，争取人的尊严和权利。当瓦楚里克、哈维尔和演员兰多维斯基去邮局给当局寄这份宣言时，被警察带走审问。其他签署者也都分别遭到约谈，住宅被搜查。在随笔集《与审讯者喝咖啡》中，瓦楚里克描写了亲身经历，在去参加宣言发言人帕托切克的葬礼的路上，警察将他请去喝咖啡。他待在警察局里一边想象葬礼的情景，一边读着一本谈论马萨里克和捷克民族性格的书。 与波兰知识分子不同，捷克知识分子没有成立“保护工人委员会”那样的组织。胡萨克统治下的捷克，独立的民间组织是非法的。萨米亚特作家遭到监禁、跟踪和监听，每一位上门的访客都会被录像。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只是记录着一切，有的人甚至仅仅为了后代写下自己的回忆。 当局的镇压使得普通公众疏远他们，一些捷克萨米亚特知识分子深感孤独和失望。然而，正如瓦楚里克在《论勇气》一文中所说，英雄行为是与日常生活相悖的，多数人不愿采取无法承受其后果的行为。每一个普通人诚实的工作和善意的姿态，其实都是有勇气的表现，应当理解这些日常生活的积极方面，并为此写作和等待。 瓦楚里克是对的。1989年天鹅绒革命时，许多普通捷克人表现出的勇气表明，真正的英雄不仅是哈维尔等知识分子，更是捷克人民。他们可能沉默，但绝不会遗忘。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或许一个平凡的女人就能拯救一个无可救药的男政治控，让他的世界豁然开朗，发现这个世界其实还有很多其它的美。当一个人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你会愿意为她改变很多，在义无反顾地去拯救天下苍生之前，你或许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取悦你身边的这个女人，然后她与你组建家庭，为你生儿育女，你有了牵挂，你不再那么无所畏惧，这个时候，你或许会说，此身许君，再难许国。   从政治控的悲剧说开去   文/刘桂新（武汉大学）   刚刚在校内上看到赵觉成那篇“到哪里寻找属于一个政治控的幸福”，让我有点内心难平。不得不说，很多话戳到了我的痛处，同时也为有这么一个人能跟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感到欣喜。 有人给此文下了总结，说中心思想是在内心深沉呼唤：“政治控妹子，你在哪里？”（王倩茹） 嗯，这个总结有点解构，但我个人却表示中枪了。 政治控的男生（其实女生也是）有些自命清高，发誓要找一个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如果找不到甚至有一种此生不娶的架势。   我想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为政治控，就在于他们想让他们的一切都与他们的政治理想、社会关怀联系起来，包括自己的爱情和女人。当然，这里政治控的政治指的不是权力欲作怪的从政理想，而毋宁是哈维尔所说的反政治的政治。 有人提醒说，政治不是生活的全部啊。是的，政治不是生活的全部。但政治却像小王子星球上的猴面包树一样，一不小心就把我们的全部生活空间给挤占了，像迅速传染的病菌，像疯狂繁殖的水葫芦。 从此，生活沦陷了。 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看NBA，那个时候为艾弗森疯狂，大学的时候也在为姚木桩的表现或欣喜或扼腕，现在彻底不看NBA了，那天打开电脑偶然看到了总决赛最后一场，当看到诺天王捧起总决赛的冠军杯，我才想起这个人转眼间就陪我走过了十年，恍如隔世；还有初中的时候每天必看的娱乐新闻、香港九十年代的商业电影、大学的时候燕姿的每一首歌曲、买到电脑后每天一部的经典电影，统统都变得淡漠。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唤起我们生活的激情，除了政治关怀。 生活开始让我感到意兴阑珊。这是成长，我对自己说。只是关注对象的转移罢了，转移到一切与中国的问题有关的阅读和思考上去了。 我感到了自己的急剧苍老，时不我待，因此越来越追求一种急功近利的阅读，只阅读那些能最有效地帮助我思考中国问题的一切书籍。 有朋友提醒我说，不首先安顿好自己的心灵，如何去安顿别人。（索晶） 我猛然警醒，突然发现，我的生活怎么沦陷得这么泥沙俱下？ 脑子里面装满了我在思考的各种问题，而我的阅读总是追随着我满脑子的问题，阅读中国近代史是为了清算TG的斑斑劣迹，阅读世界史是为了把握世界文明的总体脉络和发展进程，阅读社会学是为了思考当前中国社会频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政治学则是我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学科视角。倒是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读过一部小说、看过一部艺术电影。不是说学术生涯实际上是一种摧毁阅读的过程么？ 以前我的生活圈子里没有一个政治控，甚至第一次听到“政治控”这个名词还是在前段时间加了大量圈内好友之后。现实生活中是在大四的时候才找到一个可以跟我聊这些问题的人，毕业了他就走了。除此之外，我就是沉寂在一个人的阅读与思考中，偶尔会去听几场激情四溢的讲座。那个时候也上网，但在网上没有找到一个政治控好友。我从来不主动跟身边的人谈论这些问题，只是以平和爽朗的微笑示人，跟朋友打球、喝酒、玩牌，该怎么玩还怎么玩。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平和安详，虽然在心底里我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控。 后来在校内上发现了一圈人，相见恨晚，相谈甚欢，我为他们的气质所怂恿，我的被憋在内心的理想和见解被他们所印证和表达，我从此便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有了政治控的自我认同啊。 但其实我在这个圈子里一点都不活跃，也基本上不上北斗的网站，大概是觉得自己来得有点晚了，跟不上这群年轻人眼花缭乱的想法。一想到这个圈子被越来越多的90后所充斥，我就越来越感到这群小屁孩向我这个怪蜀黍投来的异样目光。我是真的老了，不应该再死皮赖脸地掺和年轻人的事情。我怎么还能跟一群本已闲得蛋疼的本科生一起扯淡呢？   但由于初来乍到，我还是被这个圈子里的奇人奇事激动得忘乎所以了，忘记了自己已经没有时间挥霍大言不惭的青春。已经是老大不小了，该沉下心来专注地做一点与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有关的事情。 何况我已经有我的职业了，他们说读博是一个一个月拿1200块钱工资的职业。你没有时间再自由散漫地想这想那，读这读那，你要安安心心地去做一件事情了，学术研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么，你要做的不是在校内上贴一些蛋疼文、默泪文、苦逼文，而是应该好好学学什么叫学术规范，正经的在学术期刊上解决几篇资格论文。 然而我还在疯狂地下各种与自己的专业无任何关系的电子书，大有将所有与我思考的问题有关的知识都装进大脑之势。那些政治议题激起了我更强烈的求知渴望，却让我在知识的广袤海洋里茫然失措，找不着北。 不但生活没了，赖以谋生的职业也未成型。 可能是自己还没有进入状态。或者说由于更清楚地看到了这条路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些踟蹰不前了。之前觉得很纯洁美好的学术研究在我的所见所闻中日益露出狰狞的面目。 在当下之中国，想要做一种独立的学术、甚至对抗现存体制的学术怎么可能呢，你首先需要写委曲求全甚至向现有体制献媚的文章才能顺利毕业，你要尽力拍我党的马屁才有可能拿到体制内的项目经费，继续发迎合体制的文章，才能评到官方职称。这样一直隐忍和韬晦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腾彪是讲师，萧瀚是副教授，范亚峰是副研究员，王怡呆在成都大学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级别。但他们都不志于做学究式的学者，至于那些处于教授级别的异议知识分子，要么是在体制尚未像现在统得这么死的80、90年代已经爬上去，像秦晖、朱学勤那一代，要么是爬上去之后才渐渐露出异议本色，像张千帆，让我党后悔不迭。 但时移世易，当下学者之成长环境更加艰难，不仅因为学术体制已经完全为官方所把控，无任何以学术为衡量取舍的自治空间，像腾彪、王怡这样的体制内学者本身已经不指望这条上升之路了，他们已经通过其他方式找到了话语权。但对于其它同时代学者以及更年青一代学者，除了向我党献媚似乎在体制内已别无升迁之途。在这种学术体制内，学者型公共知识分子如何成长？也许大家都只能像腾彪、王怡那样的才能特出者，剑走偏锋方能起到振臂一呼的效果。 或者你要么向这个体制妥协，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寻找妥协与平衡，先隐忍地爬到教授一级，等自己真正有了话语权了，再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于我而言，做这样的学问无论其目的多么道德，其行为本身即是一个有损我人格的事情。而我又找不到一种能调和二者的办法。 那天晚上最后一次跟班上的同学出去喝酒，喝到兴起他们都对我“敞开了心扉”，我大概听出来的意味就是说我的理想很虚伪很装逼，说我总是向现实妥协，说我言行不一致。 这个事情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最让我难受的莫过于痛数我历史上的懦弱，从考研、选导师到考博、选研究方向，整个一部成长史，在他们眼里，就是一部不断向现实妥协的懦弱史。 “等我有实力有能力，我一定要做我喜欢的事说我想说的话过我想过的生活。一定。”（王倩茹）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但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有实力有能力，会不会等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忘了最初的梦想。 一想到这样的生活前景，就觉得前路渺茫，心灰意懒。拒绝做一个曲学阿世的学者，但在我成为一个有话语权的学者之前，我有拒绝的资本吗？ 此刻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并不是真的想“以学术为业”，毋宁说我想“以政治为业”，是“政治的召唤”（翻开韦伯的《学术与政治》，看到的第一句话便是：“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让我走到了这里。我唯一想做的是如何改变身边这个让我不满的世界。 有人会问，既然这么痛恨这个体制，为什么不与这个体制彻底决裂，还要依靠这个体制生活？     这是一个一直以来挑动我道德敏感神经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以替换为，“你为什么要入党？”。此刻的我，便会像一个急着想证明自己没有撒谎的小孩语无伦次地辩驳。似乎从小就最害怕别人怀疑我的真诚。为了道德的目的是否可以做一点无伤大雅的不道德的事情，比如说入党？不道德就是不道德。 我想一言以蔽之地回答，我无所遁逃。它从我出身那天起就拿走了本属于我的一切东西——与城市孩子同等的受教育和享受其它社会福利的机会、也没有沃饶广阔的田地或者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矿藏，它唯一给了我一个让妈妈去深圳打工的机会，让整个家庭得以维生。而我则承蒙上天的眷顾，多读了几年书，才有可能坐在这里做公共知识分子的白日梦。 因为我被这个体制剥夺得一无所有，我没有能力不依靠这个体制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加入他们，成为他们的一员，这不对，这是对历史的背叛，是对我生活在农村里的穷乡亲们的背叛。这些人此生已是如此的艰难，你有幸走出这种艰难，不应该再有朝一日去剥夺他们的子女。他们曾经剥夺你，这样的历史仇恨应该记取。你现在依靠这个体制生活不是为了将来有权力剥夺别人，而是要为曾经的被剥夺复仇。 依靠这个体制生活我没有罪恶感，那些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东西，我只是拿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不仅如此，我还要帮助更多的人——我身边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拿回属于他们的东西。向这个体制妥协，是为了让自己成长得更强大，强大到足以与这个体制叫板，强大到可以把属于我们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东西都拿回来。这是我选择将来在中国大陆的学术体制内生存的理由。 不过也有很多原来是体制的反对者，在被体制收归为其中一员，并且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之后，便成了这个体制的帮凶。一个人如果谋求在体制内生存，并且总是向体制妥协，最后会不会在体制的威逼利诱下，忘记了自己出发的方向？ 我现在，则是徘徊在这个路口，不知道踏上这条不归路之后结果会怎样。已经注定了无法做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犬儒，但又沉迷于做一个艹圈里纯洁的或者说不切实际的政治控。因此“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中，生活在自我与社会的冲突中，时刻忍受着反差带来的无力和现状鞭策的伤痛摧残。”（赵觉成）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永恒的悲剧，像《成人之美》里的海老师，他向现实彻底妥协了，但内心也许是“到底意难平”吧。 于是，政治弥漫于生活的各个角落，找个女人都标榜要有家国情怀。生活就这样被沉重的理想给挤压得变形了。 有时候我在想，其实没必要把自己想象得那么孤独，也没必要把自己的理想追求想象得那么遗世独立。 或许一个平凡的女人就能拯救一个无可救药的男政治控，让他的世界豁然开朗，发现这个世界其实还有很多其它的美。当一个人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你会愿意为她改变很多，在义无反顾地去拯救天下苍生之前，你或许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取悦你身边的这个女人，然后她与你组建家庭，为你生儿育女，你有了牵挂，你不再那么无所畏惧，这个时候，你或许会说，此身许君，再难许国。   (采编：陈轩 责编：陈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