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

我想起我去代我们班长开党支部会议的时候，我听到的一堆废话当中让我身心一震的一句话 ——“ 我们要积极在大一的学生中开展活动，因为大一的学生比较单纯，可塑性强。 ” 我立马感觉这个开会的老太婆面目狰狞。     你的单纯可以适可而止      文/ Lyx（南京林大）     我坐在长椅上，翻开林达的《像自由一样美丽》。 希特勒上台之后控制了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逮捕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德国人。在希特勒的统治下，许多良心未泯的人只能在家里悄悄地把自己的看法告诉自己的孩子。然而，那些智慧善良的父母很快就不敢对自己的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了。因为孩子不懂事，他们对教师的尊敬，对学校的服从，对国家和领袖的热爱，都可能被利用。他们可能在学校揭发他们的父母，而学校和政府鼓励他们这么做。 我看到这边看不下去了。 我想起我去代我们班长开党支部会议的时候，我听到的一堆废话当中让我身心一震的一句话——“我们要积极在大一的学生中开展活动，因为大一的学生比较单纯，可塑性强。”我立马感觉这个开会的老太婆面目狰狞。   又想起今天校内上的状态，有人开始抨击“精忠报党”，有些意见是你们很多人都是入党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骂党。我的反对点在于，大一的时候被入党的人通常是不明真相的。我记得我当初作为入党推荐人去走过场的时候，我们班那个小孩读入党申请书的时候，很激动啊。好吧，我现在又可以引用我自己说过的话了——我替我自己反驳我自己。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说：“TA需要你的时候你才是花朵，不然你什么都不是。” 接着又想到了一件事情，据说某大学有个教电影的老师，上课给学生放《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纪录片，然后这个老师被一个女生举报了，然后就被学校辞退了。我当时的反应是，怎么又是女生。 想起昨天看到刘瑜的一段话——“中国大陆女性的进取心，相比欧美女性，甚至可能更强，但问题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进取心往往是一种不具反思能力的进取心，对主流价值观不假思索的迎合。” 在《八九点钟的太阳》里边，讲到文革时期北师大女中的事情，说：她们应该是beautiful flowers， These girls 居然变成了murders。我想想，希特勒也说过妇女同胞是最好利用的。（当然原话不是这样。） 我曾经在宿舍夜谈的时候讲到了老马和老恩的故事，那个时候还早，9月份，上学期刚开学。然后我们宿舍准备考研的就几天状态不好，说都怪你，我现在政治怎么都看不下去。当然这种情况仅仅是持续了几天而已，后来她状态调整过来了。最近，有一次不知道怎么会居然讲到人性的问题。有个女生还是在说人性本善，不到不得已是不会做出格的事情（大概这个意思），我直接问了她一句“那你怎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要去抢呢？” 人们往往会谈到底线，那么一个人什么时候会有底线呢？也就是说，怎样一个人才会在遇到某些情况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事情是不能这么做的呢？哈维尔讨论过人性为什么可能是善的，后来他说是因为人有一个独立于自身的另外一个自我。按照我的理解，也就是自我审视。于是一切又回到了刘瑜的话——缺乏自我反思。 康德说过的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我也很认同在某篇文章中看到的一句话——中国现在既需要疾风骤雨式的变革，也需要个体的自我人格完善。我长久以来都觉得我周围的注重的多是康德那句话的前半句（星空），而对于后半句的反思则是相对薄弱的（道德法则）。 大前天我请我们宿舍两个姐妹去喝茶（不要误解，下午茶而已），讲的基本上都是男默女泪，相谈甚欢。我一向觉得你单纯可以，但是前提是你的单纯不可以伤害别人。譬如说出格到做出举报老师的事情。    昨天宿舍有人看完《社交网络》，问我“中国有Facebook么?”然后我想了想，还是言简意赅地回答了一句“没有”。有的时候我很纳闷，她BF是在国外，应该都知道啊，怎么GFW这种常识性问题都不跟她讲的啊。这真是。所以我强烈要求男同胞们有对象的，十分需要对自己的女朋友做好启蒙工作啊。 上次我开玩笑似的跟她们提到了一句话（其实我是认真的）——人类之所以进步，那是因为下一代人不听上一代人的话。 我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采编：黄理罡   责编：黄理罡）        

但即使作为一个普世价值理念者，我也不愿意看到罗马尼亚那样的革命。用不公正来对待不公正的人我们得到的依旧是不公正。同样，以太苛刻的眼光去要求这个体制下的国民也是不公平的。我想在这个体制下，我们不应看到他们没做什么，而应看到他们做了什么。     我们生于此地，又能逃亡何方   文/孙晓辉 （北京电影学院）     哪里有齐奥塞斯库，哪里就是异乡。 ——赫塔•米勒   1989年12月22日布加勒斯特12点8分，罗马尼亚独裁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从党中央大厦出逃的时刻，三天之后便被枪决。罗马尼亚的民主时代以最不民主的方式开始了。     而当时的我纵使偶然看到了这个新闻也不会理解它的含义，这个时刻的世界对于刚出生不久的我而言不过只是一片的混沌。不过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同样无法理解这个世界。而在今天，我所处的国度就像1989年的罗马尼亚，只有愤怒与仇恨。 爸爸曾经问我，你想出国吗，我毫不犹豫的回答，我不想，我想一直生活在中国。而我这样的回答的原因并非是因为我爱这个国家，而是因为我被这个国家绑架了。我没有选择的生在了这个国家，我的生活经历与行为方式是带有这个国家特性，在这里，我能作为这种生活方式的主体存在。而出国，民主也好，富有也罢，我总归属于别国的他者，一切充满着陌生感。每个人和自己的国家就像是老夫老妻的关系，也许你不再爱他（她），但当你离开他（她）的时候依然会失去很多。所以，我不爱国，但我依赖他。民族主义往往是体制对付它的反抗者的最好武器，而极端民族主义正好可以满足一无所成者的道德神圣感，通过所谓的爱国主义圣战他们能够完成自己不堪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在民族主义者眼中，事情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你我之分。所以我恐惧民族主义，恐惧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所以我会和左派辩论，甚至可以和极左派辩论，但我不愿与民族主义者辩论。 但即使作为一个普世价值理念者，我也不愿意看到罗马尼亚那样的革命。用不公正来对待不公正的人我们得到的依旧是不公正。同样，以太苛刻的眼光去要求这个体制下的国民也是不公平的。我想在这个体制下，我们不应看到他们没做什么，而应看到他们做了什么。即使他们不曾救人，而是去所谓的救狗，这一行为起码也是人道主义的，会去救狗的人至少不会去残害自己的同胞。相比体制外的变革者，我更尊敬那些体制内与虎谋皮的人，匈牙利革命时的伊姆雷，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时的杜布切克，他们冒着失去权力的风险去做他们认为对得起良知的事，尽管他们正是这个体制的顶端。体制人能够原意发出这个体制内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恪尽职责的扮演自己的人都是值得敬畏的。敢于反抗体制的人值得尊敬的，而沉默不语的人也是值得理解的。就如同当年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差异，哈维尔的行动主义固然值得去称颂，但昆德拉的消极的自由主义也是对个人而言无可奈何的选择。我并不相信体制能够改变很多，人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比如生死，在任何体制下都同样存在。每个体制都是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所做的就是将人异化。但虽然如此，我仍相信存在某种走向合理性的趋势，而这，正需要我们的努力。     在这个势力严重不对等的国度，民主派必须借力于充满仇恨的不满者才能与体制的拥趸对抗，但这更像是饮鸩止渴，愤怒本身的力量超过了普世的价值的理念，仇恨本身掩盖了理智。而即使这样，成功了也许得到的依旧是仇恨的延续。在齐奥塞斯库时代受到折磨的女诗人在齐奥塞斯库倒台后的大街下偶遇了当时折磨自己的政府人员这样回忆道：他看见我吓了一跳，想在排队的人群中藏起来，这时我才认出他来。我走过去对他说：你瞧，现在轮到你怕我了，就像当年我怕你一样，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南方周末在某年新年献词中的标题这样写到：我们从未放弃，因为我们爱的深沉。我不确定所有人都对这个国家爱得深沉，但我确定的是在这个国家体制内外无数有良知的人从未放弃。     （采自投稿邮箱   责编：项栋梁）    

纽约时报：雕塑揭幕礼上 释放艺术家呼声四起 原文链接：纽约时报5月4日 作者：哈维尔•埃尔南德斯 译者：NG 在纽约市一个最辉煌的喷泉上耸立起了12个青铜雕像，描绘了中国十二生肖的动物形态，他们凌厉地盯着在中央公园边上走过的路人。纽约市市长、策展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都在那参加了星期三举行的展览揭幕礼，但偏偏缺少了创作雕塑的艺术家。 艾未未，一位著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原定出席此项活动，但于4月3日，因对共产党直言不讳的批评被中国当局拘留，至今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市长迈克尔彭博于当天主持仪式，说艾先生的拘留“令人非常不安”，并呼吁将其释放。 “这是美国对整个世界发出的一个信息，我们是一个让人来表达自己的地方。”彭博说道。”中国听取我们的信息和照我们的榜样去做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彭博先生，作为一个在急躁的城市中被选出的市长，对批评一点也不陌生。他说：“自由是我们的竞争优势”，还说，表达自由是“纽约市最宝贵的财富”。 “一个城市越能拥抱多样性和容忍异议，它会变得越强盛”他补充说，“地球上没有地方比纽约市能让更多的声音和观点自由发挥。” 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发言人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中国外交部曾指责艾先生涉嫌经济犯罪。 约100人与彭博先生一起为艾先生《动物圈/十二兽首》揭幕。十多个艺术家和文化领袖轮流阅读艾先生的著作和采访。 亚历山德拉芒罗，一名古根海姆博物馆的策展人，引述了艾的一句说话：“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现代社会，而仅是野蛮社会。” 彭博先生说，他并不担心他的批评可能会影响对他在中国的媒体公司业务“彭博中国”。他说：“如果你从你的钱包出发来既定你的信念，你不会是一个快乐的人，社会也不会因此受惠。” 艾先生，53岁，1983至1993年间曾居于纽约有十年时间，并曾就读帕森斯设计学院。 他在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其中设计鸟巢体育馆的角色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他对民主的要求和他为政治犯辩护的态度却激怒了中方政府。今年一月，艾先生在上海郊区的工作室被拆卸；四月，他在北京正准备登上前往香港的飞机时被拘留。 从现在起直至七月十五日，艾先生的《十二兽首》雕塑会在59街与第五大道交界，广场酒店旁边的普里兹喷泉展出。 艾未未在三月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他喜欢这个作品非常规的位置。他说：”我喜欢人们都能在这里看到它，可是也不太打扰他们。” 这些雕塑也将会在休斯敦，伦敦，洛杉矶，匹兹堡和华盛顿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