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历史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29日 – 14:33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周恩来祖坟的墓碑镶砌在墙上 解放后， 周恩来 坚决平掉淮安、重庆、绍兴3处祖坟。这种孝道不是隅于一己的封建孝道，而是对传统观念之“最彻底的决裂”，是对传统孝道否定之否定的共产主义之“大孝”。 作者：张秋兵，选自：党史文苑 周恩来 童年丧母，10岁时在淮安亲手安葬嗣母陈氏；1942年7月中旬在重庆， 周恩来 痛哭亡父，为其树冢立碑；1939年3月29日， 周恩来 回祖籍地绍兴祭祖扫坟。解放后，他又坚决平掉淮安、重庆、绍兴的3处祖坟。从 周恩来 敬祖与平坟的矛盾冲突中，人们看到的是总理对亲人的深厚感情以及他心怀国家、情系人民的彻底唯物主义孝道观。这种孝道不是隅于一己的封建孝道，而是对传统观念之“最彻底的决裂”，是对传统孝道否定之否定的共产主义之“大孝”。这种孝道饱含了周恩来的亲情情结、报本观念和寻根心理，更饱含了他无私奉献、甘当人民公仆和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平掉的是3处祖坟，却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树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 淮安：1907年安葬嗣母陈氏，解放前多次怀念祖坟；1952、1958、1965年三平淮安祖坟 周恩来未满周岁就过继给了嗣母陈氏。陈氏才学出众，是周恩来的文化启蒙老师。安葬嗣母是10岁的周恩来当家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1907年生母去世后不久，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也在清江浦去世。一年中连续失去两位母亲，这个打击对于幼小的周恩来来说是巨大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做工，周恩来兄弟3人一下子失去了依靠，直接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周恩来领着两个弟弟（一个9岁，一个4岁），扶着陈氏的灵柩，乘船返回淮安，借债将陈氏安葬在周家的祖茔地。祖茔地位于淮城东郊的闸口村夏庄组，是周恩来的曾祖父周樵水当年迁居淮安时买下的。周家在淮安没有田地，除了驸马巷的房屋（也就是周恩来的诞生地）外，只有这不足一亩的坟地。这里安葬着周恩来的祖父母、嗣父母、生母等13位亲属的遗骨。 周恩来对嗣母陈氏的感情很深，在日本留学时，他于1918年1月2日写过这样一篇日记:“我把带来的母亲（指嗣母陈氏）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篇，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26年，那时候母亲才15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易逝，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10年了，不知还想着我这儿子没有。”2月12日，当周恩来从家乡的来信中得知爹爹（嗣父周贻淦）和娘（嗣母陈氏）的坟还露出棺材在外边时，心里“越想越难受，恨不得即时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 1941年周恩来曾表示，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到母亲的坟前扫墓。他曾对记者说：“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恩情未报。”这也是有资料考证的周恩来对祖茔地的唯一印象。1950年他又深情地回忆：“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300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周恩来最早从1952年开始就计划平掉淮安的祖坟，历时13年。期间虽然遇到八婶母杨氏等亲属的强烈反对以及地方政府的冷处理，但他平坟的态度却一次比一次坚决，直至最后将祖坟平掉。 第一个阶段是1952年，周恩来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其意见转告淮安县委。 1952年底，周恩来让警卫干事王雨波将八婶母杨氏护送回淮安。王雨波向周总理写了报告，关于祖坟地的内容有：“把老太太送到家后，第二天(元月一日)上午见了县长赵荣洲秘书长张文高，向他们传达了总理的指示。(1)……(2)……(3)家里的坟地如果能种，而群众要求要分，可让群众分去耕种。”这是有文字考证的周恩来第一次向淮安县委表示要平坟还耕。”

台湾音乐人侯德健，代表作《龙的传人》 记者：洪鹄，选自：南都周刊 侯德健 的人生，就如他的身份一样，斑驳复杂，难以一言以括。无论如何，听过他音乐的人都会不吝给出最高评价，如李皖所说：这个很少照搬西式民谣和摇滚语汇的人，他在中国音乐运用上的雄辩和彻底，他的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从不讨好任何类型的观众也从未进入过商业—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位听者的想象。 红歌 不止一个人问 侯德健 跑去 重庆 到底是干啥了。问的人大多都预备好了答案：“老侯，怎么跑去红都唱红歌了？” 2006年， 侯德健 从新西兰回国。自他1990年离开大陆再未踏足，十六年倏忽而过。老友安哥在广州见到他，惊呼：小侯，你肚子怎么这么大了！“当年走的时候，侯德健才三十出头，还很瘦，人称猴子。我总以为他应该还是那个样。”安哥忘了一个事实：时间的斧琢同样发生在了他这位年轻的朋友身上，“原来小侯也五十岁了。” 侯德健坐在家中宽大的沙发上，给我们斟了茶。茶几前头的地板上，摆着一套他的高尔夫球具，他说以此来减肚子。“比起最胖的时候已经瘦了一大圈了。”他指着自己的腹部比画。他号称是游戏爱好者，人生的动力便在于“扫除障碍、击中目标，从而获得游戏快感”。高尔夫是他这几年喜欢的游戏，而去 重庆 则是为了做一个新游戏。 这个游戏名叫音乐现场。想法诞生于他回国后不久，和安哥、孙冕等一群老朋友在珠江边的一个仓库玩。“那个仓库很高，很大，声效非常有趣。我就想把它改造成一个Live House，应该很不错。” 侯德健说他这是“想音乐了”。新西兰十余载，住在奥克兰，城市像农村，每天就是种菜放羊，“香菜种到七八十公分高，简直畸形，羊养得特别肥”。他在那里没写过一首歌，“写给谁听呢？真正是对牛谈琴。”如今甫一回华人社会，他便手痒，“还是想唱歌，不只是唱歌，想搞音乐，把现场给做起来。” 做Live House的想法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侯德健凭借《龙的传人》、《归去来兮》等一批歌曲爆红台岛，“红到没对手，年底的金曲排行榜里三首中有两首是我的。”作曲唱歌的游戏算是玩到头了，他便想着做现场，要即兴，要互动，灵感来自于纽约东村酒吧里的爵士演出，以及诸如Michael Jackson等偶像巨星的演唱会，他觉得这样的现场才是音乐传递自由精神和作为交流工具本质的实现。很快他就做了两个演出吧，一个叫Ideal House，一个叫稻草人，胡德夫、杨祖珺、后来飞碟唱片的老板吴楚楚等都在里头唱过歌。侯德健希图以此来打破台湾流行音乐仅靠宣传和排行榜一统天下的呆板面目。 上世纪80年代初，侯德健从台湾突然出走，投奔大陆，人生轨迹从此不同。Live House大计搁浅。 孙冕、安哥都支持侯德健的旧梦重圆。他们先是在广州找地方，看了好多剧院、仓库，各有各的问题。 侯德健说落户 重庆 纯属偶然。2010年12月，他的老家重庆巫山县搞红叶节，邀请侯德健前往高歌一曲《龙的传人》以撑场面。这次巫山行，侯德健结识了重庆南岸区区委书记夏泽良，后者正身负招商引资重任。南岸区有条南滨路，沿着长江，已被打造成了高级餐饮一条街，夏泽良头疼的问题是这里一过晚上九点就成了空城，客人们吃完晚饭便翩然而去。侯德健想做音乐现场的计划，和夏泽良试图把南滨路从“晚间三小时经济圈”延长为“夜生活六小时经济圈”的想法不谋而合。重庆方面很快拍板，为侯德健的项目打开绿色通道，还纳入了南岸区2011年精品工程。 南滨路上给了侯德健一块地，“我们找合作商买下来，然后自己建符合我们需要的剧场”。至于演出类型，他打算先请蔡琴、齐豫、胡德夫这些华语老将，也会请来自欧美的一流表演乐队及佛得角、哥伦比亚等地的世界音乐前来驻唱。 “真不是去唱红歌的。”侯德健说他已经解释了十几遍，“重庆对我们演什么从来没作要求，唯一一个建议是希望我们能命名为龙的传人·音乐现场，让人知道是我做的就行了。” “符号化的解读，人们喜欢这么搞。因为贴标签最简单了。重庆是红都，去的人都是红人，做的事都是红事，这太简单了！”他放下茶杯，看上去颇为困惑，“说实话，我都是看电视才听说重庆处处唱红歌，我自己在那里都没听到。到底是在哪儿唱的？” 那么，《龙的传人》是一首红歌吗？在去年末的巫山红叶节，以及今年“五一”在鸟巢举办的滚石30年演唱会上，最后一刻才拿到批文登台的侯德健，都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唱这首歌。他曾经去国十六年，和这个国家断了一切联系。唯独这首歌，始终被视作寄予着强烈民族情感的宣言和恋曲，流传在这片土地上。 侯德健说，你可以把《龙的传人》看成一首红歌，但它想说的一定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28日 – 09:56 | 1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马克昌 新华网武汉6月22日电 记者22日晚从武汉大学获悉，新中国刑法学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武大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马克昌 ，因病于22日在武汉去世，享年85岁。 1950年， 马克昌 留校任教后，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攻读研究生，师从苏联著名刑法学家贝斯特洛娃研究苏联刑法理论。1952年，研究生毕业的 马克昌 返回武大，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57年，马克昌被错划为“右派”，直至1979年彻底平反。1980年10月，他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邀请，参加对林彪、 江青 反革命集团案起诉书的讨论。随后，受司法部的委派，担任该案被告人 吴法宪 的辩护人。 马克昌广泛涉猎中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犯罪学等研究领域。他任副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刑法学》，是我国恢复法学教育后出版的第一部权威的刑法学教科书，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刑法学体系。他主编的《犯罪通论》《刑罚通论》，已成为我国刑法学研究的典籍性文献。他主编的《中国刑事政策学》，是我国大陆地区第一部研究刑事政策的专著。 马克昌从教61年，培养了一大批法学高层次优秀人才。即使年事已高，他仍坚持教学科研工作，亲自指导博士生。由马克昌出资、募资建立的“武汉大学马克昌法学基金会”，是全国高校法学领域第一个以个人名义正式注册的基金会。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28日 – 13:35 | 1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帝国大厦 帝国大厦 在今年迎来了它的80岁生日。这栋诞生于全球性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曾经世界最高建筑，代表了上世纪初最精湛的科技与建筑美学，也曾是西方经济复苏与 美国 崛起的重要符号。在它80年的历程中，曾经经历过数次大火，被重型轰炸机撞击，也曾成为多部经典电影的主角。在21世纪，这栋仍然保持着纽约最高记录的建筑物同样在与时俱进，努力成为绿色节能建筑的典范。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帝国大厦 也许是整个20世纪最有价值的纪念碑。 443米高的 美国 象征 在曼哈顿，游客不需要地图就可以顺利找到这栋传奇的建筑。只需抬头仰望纽约的天际线，在西33街与西34街之间，一座Art Deco时代的伟大纪念碑就矗立于此，镶嵌着“第五大道350号”的铜质门牌。帝国大厦的名字源于纽约州的别称“帝国州”，由谢里夫·兰姆·哈蒙事务所设计。1931年5月1日， 美国 总统赫伯特·胡佛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亲自按下电钮，远距离点亮大厦灯光，标志着它的正式落成。这栋美洲第3高，世界第15高的摩天大楼，地上部分共有102层，楼高381米。1951年，在其顶部新增添了高62米的广播天线，让其总高度达到了443米。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帝国大厦再次成为了全纽约的制高点。 帝国大厦的原址在18世纪后期是一片农场，有一条小河曾流经这里，并灌入一个池塘内。在两个多世纪前，曼哈顿仍是一片荒芜，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块地皮将在之后成为寸土寸金的世界中心。19世纪后期，这里曾建过一所古典主义风格的花岗岩建筑——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成为了当时纽约社会名流经常光顾的社交场所。直到1930年， 帝国大厦开始破土动工，高耸入云的建造方案使它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而整个建造过程仅用了410天，比预期提前了五个月竣工，成就一个举世罕见的建造速度纪录。帝国大厦已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评价为现代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纽约地标委员会选其为纽约市地标。1986年，该建筑被认定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 自1964年起，大厦上部30层的外表全部用彩灯装饰，通宵闪亮。而其实在大厦上最早安装的灯是193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的一架探照灯，意在向方圆80公里的民众宣告小 罗斯福 成功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1956年，被称为自由之光的旋转灯安装到大厦顶部。直到1984年自动变色灯装上了大厦顶端后，灯光的表现力才变得更为丰富多彩。每逢情人节、圣诞节、美国独立日等美国传统节日，大厦顶部的泛光灯的颜色会因应变换。由于纽约市华人、华侨众多，从2001年开始，帝国大厦会在每年春节期间晚上点亮象征吉祥的红、黄两色彩灯。在911事件后，大厦也曾连续3个月点亮蓝色灯光以示哀悼。 自建成以来，帝国大厦一直是导演们最青睐的外景地之一，最为著名莫过于《金刚》。在1933年版的《金刚》及2005年版的《金刚》中，巨型大猩猩都曾攀爬到帝国大厦顶端与飞机作战。《西雅图未眠夜》中，男女主角数次约会之处，也是在帝国大厦的顶端观景台。在一部名为《帝国大厦》的试验纪录片中，安迪·沃霍对准帝国大厦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摄影。在去年的电影《波西杰克森：神火之贼》中，帝国大厦成为了连接奥林帕斯山众神殿堂的通道。帝国大厦不仅仅是纽约的符号，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俞正声在上海交大上党课的情景 记者：陈中小路、实习生：徐燕燕，选自：南方周末 原题：听 俞正声 上 党课 ——“执政者的声音” “有的同志说，党是不是代表了某些利益阶层，就要维护这个阶层的利益，换句话说，当官的要维护当官的利益。” 俞正声 说，“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不是利益群体……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现在有的媒体宣传的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图存的思想，使中国丧失了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机遇，从而陷入了革命的漩涡。” 俞正声 说，“五四时代就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不能仅仅看到大学里的一些景象就做出一个对社会的判断。” 在这堂 党课 结束前的提问环节，一位学生在递上来的纸条上问：“对党的未来怎么看？”俞正声抬头缓缓说道：“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一条微博的蝴蝶效应 2011年6月20日下午，一堂特别的 党课 在上海交通大学新体育馆内进行──坐在讲台上的，是身着白衬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环坐在俞正声面前的，是来自上海交大所有院系所有年级的党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以及部分教师代表，人数达5000人之多。 学生们穿着中午发到手上的统一T恤，按颜色坐成一个个红色和黄色方阵，整齐鲜艳。正对着俞正声的方阵，举着巨大的红色标语──“纯洁、坚定、永远跟党走”。这也是上海交大等方面为这堂特别党课反复斟酌敲定的主题，这句话也出现在俞正声上方的巨大液晶屏幕上。 这并不是一场枯燥乏味或是充满宣传动员辞令的演说。这堂近两个小时的党课上，俞正声不仅主动谈起了五四运动、新中国建立、“ 文革 ”等时期的争议话题，还毫不避讳地触及一些社会敏感问题，并不时以自己的故事现身说法，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临近之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俞正声选择到上海交大上党课，却要从一条最近网上热议的微博说起。 5月中旬，在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大四学生党支部的一次组织生活会上，一位同学分享了在微博上看到的一则“冷笑话”──一个女大学生来公司面试，经理看了看简历抬头问她：你是党员？那个女生顿时紧张了起来，激动地说：党员也有好人啊！ 支部书记董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围绕这条微博，支部内进行了一场信仰危机的讨论。讨论后，大家决定把“无论何时何地，亮出党员身份”作为这个支部毕业之前最后一次党课的主题。 这个主题针对的是当前的社会现状──“现在很多同学对自己的党员身份主观上蛮淡漠的，不会主动说自己是党员，当有一些是非争辩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亮出自己的党员身份，表明自己应该持有的立场。”董雪说。 最后，支部决定向学校里其他毕业支部乃至社会发起“亮出党员身份”的倡议。在老师的帮助下，他们也给俞正声写了一封倡议信。 出乎董雪意料的是，不仅几天之后收到了俞正声的回信，各方也顺势促成了邀请俞正声来学校上党课的构想。“没想到会搞那么大。”董雪说。 有意思的是，两年之前，刚到上海履任不久的俞正声，也曾到复旦大学上过一次“党课”。那一堂主题为“坚定党的信念、坚持党员本分”的党课，也是“结缘”于一封毕业生的来信。 只是当时那次党课，只局限于两百人左右的毕业生党员代表。而这次，是面对近五千名师生，并且是在中共建党90周年生日之前，由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的党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