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华夏快递 |逃亡,1949年的选择 ——忆杨震海伯伯

1948年11月,上海。大批上海人拥挤上轮船逃离上海,这可能是最后一趟诺亚方舟。得知杨伯伯去世的消息是偶然与杨妈妈在MALL里的邂逅。杨妈妈寒喧几句,忽然讲:“杨伯伯走了。”我不假思索就问:“回台湾了吗?”杨妈妈说:“不,回天国了。”杨妈妈见我不知说什么好,赶紧安慰我:“他已病了四年,很幸运了,80岁了。”这突然的噩耗打击了我购物的兴致,我木然地跟着老太太们去吃冰淇淋。席间有人问我是那里人,我说是四川人。她高兴地说:我在重庆度过了抗战八年。我一听也有了兴趣:“你怎么去的台湾?”“坐海船去的,共产党占了上海的北岸,我们逃难的就从南岸上船。好吓人,你们的大炮和天上国军来保护的飞机,天上地下的炮弹打得到处都是巨响和巨大的水柱,掉在海里的哪有命啊。幸亏你们的大炮打得不够远,不然我们谁都走不了……”一个逃难的话题,这是我与杨伯伯结缘的起因。两年前,因我要写1949年逃亡的文章,在科州访到住得不远的杨伯伯。杨伯伯是位面容清矍的老人。他出身于军人的家庭,看起来却相当儒雅,一副高贵的气质。这一份气质和儒雅,传给了他的女儿,一面就让人过目难忘。他的女儿是活泼外向的,有军人似的中气充沛并带磁性的嗓音。而杨伯伯是沉默的,从六岁开始经历过的那么多苦难留给他的似乎只有沉默;他的目光,却是一份柔和与安详。杨伯伯记忆中的一九四九年是个混乱的年份。大部分的中国人在时代的大变局中彷徨歧途。杨伯伯是国军家属,儿时苏区的经历自然会让他不安。随着战火的逼近,他在南昌的中学停了课。仓皇无措的学生们只好以自己对局势的判断作出选择。有高年级的学生在谈论参加青年军去打仗,或者去流亡。左翼学生正忙着配合中共军队的到来。他却想着怎样回到瑞金的乡下,和家人们在一起。这是人在灾难来临时自然的反映:或抗争或躲避。这时的南昌已是满城的谣言,满城的慌乱。逃难的车,他是挤不上。凭着一双能走路的脚,他和同学走回了瑞金。当时的乡下,平静得象是另一个世界。不多久来了一辆车,扰乱了他的宁静生活。受托带他走的,是他父亲手下的军官。这是辆军队的通信车。他和所有就此离开这片土地的人们一样,当时并不知这一去就是几十年。他以为只是暂时躲一躲。他的大娘们叔伯们不愿走,想着历朝历代政权初定时大赦天下的侥幸,自然只知数着旧朝皇历的他们,不知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变局。逃亡的路很艰辛,从江西走到四川,从四川走到广州,绕了大半个中国,终于追上他父亲的队伍到了台湾。杨伯伯回忆中的逃亡之路,军人和百姓们携妻带子,各种车辆,从中世纪前的鸡公车到1949年的最新型卡德拉克到军用汽车,把窄窄的公里挤得水泄不通。杨伯伯说他们是幸运的,坐的是军车。他说要是步行,他是不愿继续的。看那些走在路上可怜的老百姓,他们扛着能带的家什,好的还能沿途埋锅造饭,大部分人只能风餐露宿。一路上,饱受各种真真假假谣言的惊吓。一会儿说是共军来了,一会儿说是溃兵来了,一会儿说是土匪来了,大家四处奔散。每一阵骚乱之后,总是一阵阵惨绝人寰的哭叫声:有的丢了细软,有的丢了老婆孩子。有的实在撑不下去了,只有在路边卖儿卖女为他们谋一条生路。逃难的过程是那样的残酷,他每次都讲不下去。但是不走行吗?风雨之后的栖息地又在何方呢?事后来看,作为地主家庭之后,“反动军官”的家属,马上接踵而至的镇反,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反,社教,四清和之后的文革,这些将中国社会翻个底朝天的社会清理运动,逃得了一劫,逃得过下一劫吗?从这一点上讲,杨伯伯是幸运的,但那些逃不了的或抛尸在逃难途中的人呢?人有对危险的警觉和本能的躲避:逃离战争,逃离迫害,逃离清算,逃离思想的禁锢(如还俗从军而逃的圣严法师)。这六十年前的大逃亡,就从上海的岸边,或从更早些的东北,华北和苏北的难民;从火车头上黑压压的人群;从公路上,田野里,扶老携幼的人流中开始。他们中有流亡的学生,有有产者,有国军和旧政权人员的家庭,他们就这样把家园、把亲人抛在了后面,把孩子抛在了路上,有的甚至把命丢在了异乡。知道杨伯伯的家乡在瑞金,而三十年代的瑞金是“红色之都”,我突然很想了解一个国军的家庭那时如何生存下来。杨伯伯说,他的家庭有地产,属于土改要清除的对象。当时还是小孩子的他被“成分”好些的亲戚藏了起来,他的母亲却被抓去杀了。当天夜里奇迹出现:没断气的母亲又满身是血爬了回来,想在咽气前看她爱儿最后一眼。这次被抓回去,后来听说是被锯死了。这段辛酸的回忆是杨伯伯的至痛。他与母亲之间那种超乎寻常的母子之情也许源于母子相依为命的深情。他的父亲身为职业军人长年在外征战。母亲疼爱儿子,爱得迟迟不肯让他断奶。儿子怀念死于乱世的母亲,从此在这个过于暄嚣的世界,沉默了。发生在杨伯伯童年的恐怖故事,让我深为震惊。历史书中的历史,总是胜利者们的编年史。或者是供后人作参考的教训。那么,那些亲历事件的人物,他们的生活场景、思想感受;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呢?历史不应抽象到只呈现数字:内战中几百万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几千万人无家可归;新政权初期,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地主被消灭,几百万反革命分子被镇压……然后就是数据之后若无其事的说词:革命总会有牺牲(品)。或者更为冷酷的说法:他们是罪有应得的剥削阶级和反动派!许倬云先生说“革命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宽容与仁慈不仅仅是宗教情怀,对生命我们是否少了点温情和敬意、对无辜被连累伤害的人我们是否缺乏反思和忏悔、对弱者与对手我们是否缺乏宽容与仁慈。在主义与国家的口号下,个体的生命与尊严如何变得渺小而卑贱。我们遇事何以缺乏宽容、理解、妥协与仁爱。看着眼前的杨伯伯,我无法将之与“被消灭”、甚至无法与“被改造”联系起来,虽然他与他瑞金的家庭确实是1949年后要消灭与无情改造的对象。杨伯伯的女儿告诉我,杨伯伯自幼失母而沉默寡言的性格因老年皈依基督教有所改变。这些年来,杨伯伯以他善良宽容的沉默,忍受著这段残忍的历史加诸于他的伤痛;以宗教的安慰与爱,淡化着这些历史环境下的个人恩怨或“深仇大恨”,而对那片他们逃离或者说抛弃他们的土地,他仍怀着深爱!!愿这世界充满这样的爱和宽恕,愿中国以后的路走得更和谐更和平。杨伯伯,愿你卸了一生劳苦重担的身体在天国安息!又:杨伯伯,江西杨震海也。(2009 《华夏快递》cm09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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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美赤峰:罗瑞卿女儿回忆录披露高层丑闻

最近大陆网站将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摆上网,引起广泛关注。大彻大悟的这位红色公主在回忆录中对中共革命有很深的反省,也披露了中共高层很多丑闻。毛派分子爱说毛泽东时代官员很清廉,但罗点点的披露显示毛时代的中共特权分子只要政治上不出问题,生活相当腐朽。开国上将陈锡联甚至姦污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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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进入专题 : 邱会作    ● 丁东 ( 进入专栏 )       时间过得飞快,文革转瞬成为历史。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世的只剩下汪东兴一人,其余都已作古。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留下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显得特别珍贵。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錫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等21人,候补委员有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四人。到目前为止,只有陈锡联、许世友、李德生、汪东兴有成本的回忆录和口述史在内地出版,李雪峰生前完成了回忆录《文革十年》,只在期刊上选登了两章,其余尚未发表。陈伯达去世以后,儿子陈晓农整理出版了《陈伯达遗稿》和《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美国女学者维克特出版了《江青同志》,披露了文革中江青和她几次谈话的详细内容,算是一种独特的口述史。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篇幅比较大,都是他们自己晚年精心撰写,不受官方结论束缚,去世后在香港出版,引起史家高度关注。这三部回忆录,就出版时间而论,以《吴法宪回忆录》为最先;就史料价值而论,以《邱会作回忆录》为最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革史料学已经进入吴李邱时代。     下面,我仅从三个方面,谈点读《邱会作回忆录》感想。     其一,这部回忆录独家披露了史家从来不曾涉及的若干高层政治决策。     在通常情况下,中共都是预先内部商定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名单,才召开党代会。但九大例外。1969年4月24日九大闭幕,政治局的候选名单还没有。次日晚上,汪东兴电话通知:主席要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实际上是商议“组阁”。对于政治局候选名单的产生过程,五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回忆录。但黄永胜当时向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详细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九届一中全会后与邱会作又有私下交谈,所以,《邱会作回忆录》就是有关九届中央政治局“组阁”过程最重要的史料了。     邱会作记述:林、康、周、黄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了话,他说:“一中全会怎么开法?我看全会没有别的议题,就是选举中央政治局。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时间;二是先搞出一个名单出来,为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的提名工作,我们两个是幕后。”林彪说:“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毛主席说:“那只好叫独裁,那我们还是五人独裁吧!”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25至30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三人小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与外界不产生任何联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三人小组产生的第一个名单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錫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二十三人。关于江青,黄永胜在讨论中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主席,为了大局。康生一听就火冒三丈。会后总理对他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也不讲。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毛主席看到了上报名单。主席对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的名字下面划了一个杠杠。后来主席说,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也打了一个大叉。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彪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二十六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在一起工作。周恩来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十二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二十七月上午十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泽东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彪家里去了。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周总理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黄永胜紧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林彪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会,确定了二十五人的候选名单。毛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接着,毛、林、周、康、黄五人在名单上签了字。     毛主席又说:“中央的领导机构,力求简单权力集中的原则。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请大家考虑是否合适?”林彪、周恩来带头,一致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原则。大家都同意主席的安排,毛主席最后说:“我也同意。”     纵观以上过程,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十分微妙。有人据此分析毛泽东的本意是既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常委,也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我认为,不赞成江青进常委,应是毛泽东的本意。此前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一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说,一月十日收到河南省地方国营五三农场某人给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并说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曾经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九大)代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但根据毛泽东两次在江青的名字上划叉,就认为毛泽东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是有疑问的。毛泽东一言九鼎。他不让谁上,谁就不可能上。李讷、毛远新都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王效禹也没有进入政治局。但他在江青的名字上划叉,加上了叶群,却有深意存焉。无论是资历,还是政治影响力,江青都超过叶群。如果真心拿下江青,就没必要加上叶群。周恩来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所以把江青和叶群一起列入了候选名单。这样,原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温玉成外,全部进入了政治局。这也是对九大以前权力格局的承认和延续。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否定了造反起家的地方领导干部王效禹,却提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干部纪登奎和能够“一碗水端平”促成大联合的军队干部李德生进政治局,表明了毛泽东新的政治考虑。     其二,这部回忆录开拓了观察党史军史的新视角。邱会作参加红军以后,大部分时间从事后勤工作,对中共建政前后财政机制的运行都有深切的感受。比如红军东征的动机,延安大生产的起因,中央派他到新四军筹款,以及六十年代中国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他都有独到的观察和体验。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这封信的起因就是林彪送上的邱会作主持起草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部队为什么要搞农副业生产?此事要追溯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食品供应紧张已经殃及部队,地方不能保证粮食供应,个别地方无粮供应,凭证买不到肉食和食油,有钱买不到蔬菜。邱会作讲了三个例子:1961年夏天驻山东的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地瓜干又是1958年、1959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多数都是有霉点的,吃这种地瓜干苦得难以下嚥:1961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有杂质,树叶、草、麦杆等都有,这种面就像麦麸子拌干草喂牲口吃的细料差不多;1961年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壳、砂子、泥土等。他说,这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这样做是粮食不够充数而为的,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人每天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见天吃这种饭能行吗?粮不够。瓜菜代,当然是出路,但部队哪有瓜菜?蔬菜、肉食、食油都没有,多数部队一年也尝不到几次肉味。凭票证领不到东西,这种生活不能长期下去。     当时,部队固然吃不饱,地方挨饿的现象更严重。周恩来让邱会作参与过几件救灾的事。1960年5月,广西横县驻军给邱发了一个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周恩来让邱去秘密调查。邱到横县一看,县委书记躺到床上起不来了,有气无力,作揖流泪,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没吃饭了。原来这个县为了保“卫星县”的名誉,断粮也不敢报灾情,已经饿死一千多人,每天还在死人。1961年冬,玉门、酒泉灾情严重,甘肃省委不报告,周恩来只好让邱会作拨出军粮调汽车星夜兼程送到村里,早一天送到,就少死好多人。1962年夏天,吉林农民因为没有口粮,必须上山下河采野食度荒,不能锄第二遍草。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给一千万斤粮食,全省主要产量区锄第二遍草,当年可增产十亿斤以上。为此,周恩来又让邱会作借出一千万斤军粮,秋后归还。     当时,来部队的家属猛增。家属极大多数是专门到军队吃饭的,而且不打算再走。他们说:“横直是饿死,死在家里,还不如在部队死在自己的亲人面前。”     军队困难,国家更困难。军队向国务院多要粮食也张不开口。于是,在1960年冬天由贺龙主持的军委常委会上,邱会作提出“自己动手搞生产,别无他法。”当时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提出异议,怕影响突出政治。罗瑞卿向贺龙提议,由邱会作起草一个军委给中央的报告。于是,邱会作到北京周边部队调研,在1961年2月起草了一个军队动手搞农副业生产保证自己供应的电文,上报罗瑞卿,一周没得到答复,又直接报给林彪,才得到支持。有了这个文件,全军开始种菜,养猪,生产粮食和副食,大多数连队都有了一块菜地,一个猪圈,一个作坊,当年就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部队再没有人得浮肿病。     从此,军队开展农副业生产不但合法化,而且成为长期方针固定下来,并影响到阿尔巴尼亚、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军队,《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毛泽东的信传达到中央军委,总政主任萧华对邱会作说:“恭喜你得了大奖。”     “五七指示”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的范围。其主要影响有二:一是体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借重,对军队的借重,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成为一时之风。二是勾划了一幅新的社会蓝图。军队要成为亦工、亦农、亦学、亦民的大学校,工、农、学、商和党政机关也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文革中,干部下放劳动的机构称为“五七干校”,其他职业的人到农村劳动称为“五七”道路。后人研究毛泽东的社会理想,都不能回避“五七指示”。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度荒的起因,反而无人注意。     其三,这部回忆录还触及了中国革命最深层的负面因素。邱会作15岁参加红军,18岁担任红军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和政治指导员、机关党支部书记,掌握中央红军全部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统计数字,上级是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1934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叶通知邱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周恩来要亲自交待。周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周恩来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邱会作按照命令,迅速处理了水头寨的仓库物资、桥头镇的大型弹药库和江面镇的红军兵工厂,和叶季壮一起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当时,邱会作把自己钉的本子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写几句话。周恩来拿起笔写了:“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邱会作完成特殊任务之后,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1934年10月初,长征就要开始了。他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一步不离。因为邱知道红军的全部实力和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怕他开小差,于是决定将他彻底“保密”,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就动手。一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邱会作绑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邱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凑巧在押解执行的路上,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状大吃一惊,立即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邱会作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邱被松了绑,跟在叶季壮马后,跑回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埋怨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会儿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叶季壮和邱会作立即到他那里去。到了周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邱没有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出来了。周恩来看见邱会作,握了握他的手说,决定免他一死,还要特别保护,带着一起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的事要绝对保密。1936年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永坪,邱会作任粮秣处长,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李克农、邓发等人也在一起。几个人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看报聊天,一次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在这部回忆录里,邱会作记述了当时军械科科长胡子昂、总供给部管理科长李跃冤死的经过。他说:“那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革命队伍中的‘活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何方在《送刘英大姐远行》中记述:“一次毛泽东找张闻天商议七大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她就在场。毛泽东还特意问她:‘刘英,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讲点嘛。’她只说了一句:‘别的我没意见,就是邓发不能上,他杀人太多。’”(《何方谈史忆人》15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邓发果然在七大落选中委。可见当时党内心态之一斑。邱会作评论:“当时中央苏区正是王明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也可以杀人。随便杀人是王明路线的罪恶之一,多少人都成了王明路线的冤鬼!”邱会作的书有不少地方突破了陈陈相因的流行理念,但这里把罪恶归之于“王明路线”,还是落入了窠臼。邓发也只是政策的执行者,王明当时远在莫斯科,对红军的影响力更是有限。何方先生对“王明路线”这种习惯性说法的产生过程已有详细分析。我想,还是应当反思这场革命对人的个体生命的基本理念和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总结血的教训。          (《邱会作回忆录》,上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 进入 丁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邱会作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4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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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张杰:我恨日本人,但我更恨中国人——中国慰安妇回忆录

张杰记录 江浩调查 [被害人姓名隐藏> “你们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兴趣?我不信。当初我们够苦的了,只是想亲人才活下来,可解放后这一段历史,不断地成了我们的罪恶。 “今天,我们被说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军妓,明天,又说我们是日本潜伏下的女特务;后来,我们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先锋;每次来运动,都是以批判我们开始,最后以彻底批烂我们结束。 “我们没有公民权,也没有人认为我们是人。 “毛主席走了,我也去生产队参加追悼会,被队长叫出队列,他严肃地说;你回家呆着去,你有什么资格来给毛主席送行? “我看到过去被批斗的地富反坏右都站在队列里,我委屈得直想哭;后来,我在家里用汽油洗了手,又用碱水涮了手,最后用山上泉水净了手,给毛主席摆了个灵堂,上了香。我知道我是脏人,不配给这么伟大的人物上香,可没有他,我可能活不到今天。 “我能告诉你们什么呢?当初,邻近村子如果能有20个男人站出来,我们也不会被像牵驴似地拉到营里糟蹋得死去活来;如果他们能够站出来承担打死日本鬼子18人的责任,我们也可能不会成为日军的随军妓女;我们有什么错?我们只是女人,只因为我们是被日本人糟蹋的女人,我们就得像狗似地爬着生活。这些年,新建的桥,村里人不让我走,新盖的房村子人不让我进,连外边跑的孩子也不让我摸,说我不吉利,会给他们带来瘴气。 “要是知道出来后是这样,我还不如死在慰安所里。 “我恨日本鬼子,这不假;可你知道,我更恨的是谁吗?是我们中国人,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村里的人;他们比日本鬼子伤害我的还深,还让我受不了。 “日本鬼子本来就是我们仇人,恨是当然的;可村里的人连亲带故,大大小小都出不了五服,不是同宗也是同祖,可他们待我们是最没人情味的。日本鬼子糟蹋完我们后,还要给一顿好饭,还要休息几天,可他们随便在我们的心上大小便。 “以往,我不乐意说这些,被日本人糟蹋毕竟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再说,我也不平,我们只不过是被抓去糟蹋了,那些一时被糟蹋的女人,难道都死绝了?她们怎么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我们怎么不能?有的人,还来嘲笑我们,她们有什么权利? “过去我不乐意谈这些,一是怕给别人带来麻烦,二是又给组织留下下次整人的材料。这几天,我听说你们来了,也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加上我的侄子这么一说,我想反正自己也活不了几年了,要说丢人,早就丢没了,解放四十多年,我们这点事给折腾得太多了,也没什么顾虑的了。 “我从什么地方说呢? [插话:您老随便,从记忆深的地方说起。> “我们这82名女人被圈到配种站的圈里,你说这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日本人下流;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外面被日本兵围住的近千名大老爷们;日本鬼子要他们交出杀死18个鬼子的人,我们明明看见们都站在人群里,他们都默不作声。日本鬼子开始往外拉人,并说一分钟枪毙一个人,还是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日本鬼子开始枪毙人。你们想想,487个人,得多少时间才能毙得这个数?我是眼看着一个个拉出来,一个个被毙掉的。 “我不能说这些老爷们怯懦,起码到了这时,能够舍身站出几个把这不能挡过的事应承下来,少死不少壮劳力。他们就是不吭声,日本鬼子也利用了中国人这个怕死弱点,大开杀戒,单个单个地毙这487人,尸首堆成个小山,全都是照着后脑勺开的枪,满地都是白花花脑浆子。 “中国人也真是有种,惹事的不站出来,马上挨枪子的也不检举;不像文化大革命,一顿鞭子下去,能胡说出二亿反革命三亿同党;但说不说都一样,反正群众遭殃。 “后来,日本鬼子一看仇报得差不多了,便收了杀人的确念头。 “你别以为日本鬼子放过了面前的中国人。 “他们的仇还没报完呢,他们得变着法子发泄。 “他们从我们这群人里挑出10个大姑娘,拉到剩下的男人面前,让他们的哥哥或弟弟站出来认人。10个姑娘里只有3个男人站出来领,其余的姑娘家里男人都被毙掉了。后来日本鬼子说这7个姑娘家的什么人都行;这时她们的妈和小妹都站出来。 “日本鬼子把10个亲属用刀逼住,立即把10个姑娘衣服当众扒光,被捺到地上,让从煤矿叫来的中国劳工奸污;这些姐妹,他们不这样做就地击毙;再说,他们也是近三年没见过女人的男人。这10个男人如狼似虎地窜上去,当着日本人和亲人的面把女人奸污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 “日本人把这10个男人往妇孺老弱人群里一赶后,人们立即涌上来,项刻间手抓嘴啃脚踢头撞,把这10个晕头转向的男子给活活撕个皮开肉绽,烂肉似地瘫在地上踩得断了气。 “日本人跳着高地看着中国人自相残杀的闹剧,乐得用大皮靴直踩地上女人的肚子。 “几十个母亲突然明白,发疯地向我们冲来。日本人用机枪一阵乱射,倒下一大片,后来谁也不敢动了。 “日本人站着队,当着亲人的面把10个姑娘逐个地轮奸。年纪大的长者,冲上来搭救被一阵东洋刀砍得鲜血直流,脑袋滚出二丈多远。 “其余的中国人吓得没有一个敢动弹。 “就这样,我们被强行塞进麻袋,系住口,像装猪似地扔到卡车上,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最终又都从车上扔下来。待他们把口解开,我们一看到了一排排新建的简易木板房,屋顶全部都用白洋铁皮钉的,四周拉着铁丝网,还有炮楼和机枪什么的。 我们刚刚被从麻袋里倒出来,还没等站稳,便被一个个赶进一个大房间,听一个日本大佐训话:他说了什么屁话,我们谁也没心思听,只知道这辈子完了。 完了,他让我们脱掉衣服,全部脱光,让去洗澡。 “我们没有一个脱的。 “这时,大佐走到一个邻村姑娘跟前让她脱。姑娘把头扭到一边,就是不脱。 “大佐急眼了,也是杀鸡给猴看。他一挥手上来三个日本兵,把这个姑娘扒个精光,然后当众赤裸裸地吊起来。大佐拔出东洋刀,让大家看着/。 “他抬手一刀姑娘的乳房削下来,姑娘痛得惨叫一声,胸脯上立即涌出一片马掌大的血手。 “大佐问姑娘:脱不脱?姑娘还没有说话,其实是疼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大佐又一挥刀,我眼看着右乳又被削掉了。姑娘疼得晕过去。 “这时,日本兵放出三条狼狗,直冲吊着的姑娘扑去。 “不一会,姑娘的大腿被活活地从身体上扯下来。 “一只狼狗又窜起来,一口把姑娘肚子咬破,肠子等内脏‘呼’地掉下来。 “大佐瞪着血红色狼眼吼道:脱! “我们这些女人谁见过这样世面?别说女人,就是男人见了也得吓得趴到地上,我们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只好磨磨蹭蹭往下脱。 “最后,终于脱光身子,大家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在日本兵的看守下,我们洗完了身子,被赶进一间大棚里;大棚里放着十几张床板,我们被命令光着身子躺到上边去,两边站着十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没有办法,谁都怕被砍掉乳房和让狼狗扯烂,只好流着泪水躺到床板上。 “一个名叫小娟的姑娘只因动作磨蹭了一点,便被军曹用东洋刀把屁股削掉斗个,疼得姑娘捂着屁股原地乱跳乱蹦,不到三分钟一头栽到地上愣疼死了。还有一个叫福花的姑娘,也是不情愿地在木板边不乐意躺,过来两上日本鬼子拖过来竖到墙上,用两把刺刀从锁子骨穿过去,活活给钉到墙板上,疼得喊爹叫妈,鲜血直流。 “女人们吓得全都躺在木板上,没有一个敢违抗的。 “上两上月我的外孙女给我念一本什么日军侵华暴行书,说几十个妇女联合反抗,我说有没有这样事,有是肯定的;你要是真的亲身经历过,你会根本不信现在人的胡说八道;那时的妇女知道什么国格人格?连自己生的孩子名字都不会起,一个字都不认识,能有那高的思想境界?是叫境界吧?这新词,我到现在也说不好。 “穿白褂的日本人给我们检查了下身。 “据说,如果有病拉出去就活埋,不幸运的是大家都没有什么病,也都排队,往外走,。听翻译说是分屋子,我们四个人一帮地给往那简易房子里轰。 “这屋子里和我们的不一样,没有床,只是搭起一层地板,人就睡在地板上;四个人各靠一边,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毛玻璃的小窗户,奇怪的是上面都有一条透明玻璃,不知是干什么的,后来才明白,是监视我们的。 “当天下午,就有600多日本鬼子开进来。他们也不像后来电影说的那样,乱糟糟一团。他们很有纪律地,一个个站着队,默默地分成若干小队排在门口,没有一点声音。 “我们知道,这回彻底地完了。我首先想到的是回不了家了,这样怎回家?丢祖宗的脸,也没脸见父老乡亲。 “日本鬼子头不知哇喊了些什么,这些日本兵便四个一组四个一组地涌进屋子。 “我们虽说不甘心这样被糟蹋,但也反抗不了什么,只能折腾几下,便被压到下面;日本人已经五天没给我们吃饭,也许就是要让我们没有力量反抗?我刚反抗一下,这个日本鬼子照我胸口就是一脚,疼得我弯在那里。 “这一天,日本鬼子XX了我们82个姐妹。 [插话:应当是80个,一个被大佐和狼狗杀死,一个被用刺刀钉在墙上。> “对,你们记忆可真好,是没有办法啊,只好装不知道吧,泪往肚里流。 “当天夜里,日本鬼子发给米饭,大家没有一个人能吃下去的;全都抱头大哭,哭得两眼都红肿红肿的。 “第二天,日本鬼子用担架抬走9具尸体,她们全都上吊自尽了。 “同时,日本鬼子把反抗最凶的34个女人的手碗子用粗皮带钉死在床的两端,把两条腿扯开也用皮带钉死在床的下两端,怕她们咬坏日本人,用铁锤把前门牙全都砸掉;受的那罪就不用说了。 “第二天,他们也不管你饿没饿肚子,又开进来200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日本兵。 “他们这伙兵比昨天的野蛮,扑进屋后像狗似地又是踢你又是??,用大皮靴狠狠地踢你脑袋;有几个人就是被这么踢的?只好在被他们糟蹋完后,再喝他们这些畜生们的尿。 “这伙兵整整折腾了一天,晚上才撤走;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立了大功的日本鬼子,上面特批他们可以呆这么长的时间。 “这一天,我们的姐妹死了6个,是活活捆在床板上被遭蹋死的。 “结果,2个姐妹因饿的太久,吃的太多,当晚又被慰安所的头头押去蹂躏了半夜,回来连口水没喝,肚子胀得圆圆的死了。 “不到七天,我们死了8个姐姐。 [插话:还有11名是什么时候死的?> “这11名死的惨 “这11名女人性情刚烈,比我们这些女人强,每次糟蹋她们,她们都是挣扎;可是手脚捆绑上,牙也打没了,饭根本也不给她们吃,就让她们死呢。她们也干脆不吃不喝;但日本鬼子可并不放过她们 “那天,把11张门板抬到操场上,把她们身上都用什么药水消了毒;让新到的1200多日本兵排队糟蹋。 “还没等轮完一半,11个姐妹全都咽气了。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现在不是中日友好吗?日本天皇也来咱们这儿看看,不碍这事吧? [插话:大娘,不碍事,这是历史,我们不能容忍日本人篡改,也不能容忍我们自己忘掉。> 不碍中日友好就行。这是国家的事,咱们没资格说。要我说,跟他们友好干什么,世界那么大,和哪个国家好不行?这国家和国家,是不是和咱们过日子似的,远亲不如近邻啊? [插话:也许是吧。> “小日本可把咱们中国坑苦了,现在这么好,你们要写这些事,上面肯定不让的,这些事不利于好。 插话:大娘,现在不像过去了,大家都知道一驴是一驴事,一马是一马事了。现在友好和过去丑恶,不犯相。 “我们过去也不知有多少天了,反正每天接待日本兵,说实话,开始还有些要死要活,后来也就习惯了,不再是又咬又踢了,大家都盼望有一天能出去,看看亲人,然后悄悄找个没人地方死了。我们已经不算是人了。 “人家都在抗日,流血流汗,我们在干什么?躺在这里让日本鬼子满足性欲,可耻,你们不说我们,我们也知道是可耻。 “可我们有什么法儿呢? “后来我们被运到山西大同,并进了日本鬼子的慰安营 “我们其实已经是活死人了 “我们这些姐妹渐渐地得了各种传染病,一个个地给拉出去火烧、活埋、枪毙和因逃跑不成被当众用军刀劈死。 “到国民党的军队把我们从慰安营里救出,我们才知道日本鬼子投降了;在里面时恨得说要是有一天逃出去非得用牙咬死几个日本兵,解解恨;现在一看他们投降后的样子,一点火气也没有了。反正自己也不是人了。和这些鬼子一样。 “出来后,我没回家,自己跑到张家口。 “也许,我能隐住这一段历史,我不想让人家知道;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一辈子都成了挨批斗的对象。 “我开了一个小铺,雇了个伙计后来我们相爱了。我不能生孩子,他总想要一个,要拉我到处治病;我知道什么原因。 “最后,没有办法,恩爱这么深,不忍骗他,便把自己被强近当过慰安妇的事说了;他听完喝二斤酒,哭了一夜。我知道对不起他,跑着请他原谅我。他同情我,抱着我说:今后两人好好过日子,更省心。 “日子长了,没有孩子也确实孤单;再说见到别的孩子满大街跑,心里怪发酸的;我也是太糊涂。我有意挑了个漂亮的外地姑娘,雇她当小工。有时,我故意到外地置办货物什么的,有时也暗示些话给当家的,让他也明白我的心思,别吓得不敢。 “有一天,当家的和我吞吞吐吐地说:她怀孕了。 “我听后高兴地立即不让这个外地女干活,我什么活都干,一直到把孩子生下来。外地女不愿意走,我们也很可怜她,就立字据日后不让领陔子,也不能说孩子是她的。我给了她一大笔钱。 “这时,解放了。 “突然有一天,共产党的工作队找我,让我交待给日本人当军妓的历史。这里没有人认识我啊,准是我当家的说走了嘴。 “我回家一看,家里什么都没有了。邻居悄悄告诉我都搬到外来女家去了。 “我去一看,他们已经在一起了;外来女已是妇救会干部。我知道是我的男人出卖了我。妇救会逼我离了婚,然后,就是批斗。 “这一批斗就是一辈子。不论什么运动,都拿我开刀,大炼钢铁跟我有什么关系,也批斗我,说因为有我这样的无耻女人才出不了优质钢。 “我们有什么错,难道日本鬼子糟蹋我们不够,还要自己人再折磨一辈子?你们有能力找日本鬼子算帐去?你们怎能总找我们算帐?还叫中国人?说句不好听的话,日本鬼子奸污了你的姐妹,你不敢出屋找他们算帐,把姐妹堵在屋里算是什么英雄好汉? “我活了这么大,什么罪都遭过了,也不怕什么。 “有时我纳闷:当初和日本不好,把我们当日本特务和军妓对待;待和日本友好了,我们又成了玷污中日友好的大粪。不瞒你们说,你们刚一到,就有人找我,不让我给你提慰安妇情况 我问这个据说是组织上的人:这么说,强迫中国女人当妓女的事是对的了?他吭哧半天说:也不能说对,但还是忘记好。我一听就火了,骂他:你的奶奶要是让日本鬼子XX了,你会忘记了吧?他不吱声走了。说实在的,要不是他来劝我,我也不说,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 我们问老人家,如果有一天日本国给你赔偿,你要吗?她想想说:要。 一个同行说:把它捐了吧? 她摇了摇头说:不捐,我要给自己立个碑。 大家一愣,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她说:我要立一个碑,让人把我的事情刻在上面,我不怕丑,也可能这是我这样肮脏的女人能为人民最后能做的唯一的一件有益的事情。 我握住老人家冰冷的手,心里想: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女性啊,为了祖国和民族,她付出了不必付出的牺牲,她也顶戴着敌人制造的耻辱,到了晚年还要牺牲一次,为了后人和以后壮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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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为出版回忆录而逃亡

廖亦武辗转经由越南和波兰逃到德国。 近日抵达德国的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在接受BBC采访时说,他是为了出版其被禁著作《证词》而决定离开中国。 生于四川盐宁的廖亦武在1989年天安门要求民主的运动被镇压后由于创作描写六四镇压的长诗《大屠杀》被监禁四年,其后出版的多本著作被当局列为禁书。 他先后17次被中国当局禁止出境,近日经由越南偷渡离开中国,其后转到波兰,于7月6日抵达德国柏林。 廖亦武对BBC驻柏林记者说,他的家人认为逃亡西方比留在中国安全,因此对于舍家人而去,他并不感到失落。 廖亦武著有《中国底层访谈录》和《沉沦的圣殿》等描写中国社会现状的作品。作品遭到中国当局查禁。 即将在德国发表的《证词》是廖亦武自己的回忆录,叙述了中国当局给与他的一切对待。 他形容自己因为坚持写作,已经在中国“陷入了僵局”,他与当局为出版新书而一直进行谈判,但是没有结果,出版商也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因此决定设法离开中国。 廖亦武说,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出席新书在德国的宣传活动,然后还将到美国等地推广其另一本新书《上帝是红色的》。 点击 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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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帮方方“递刀子”?——听白睿文教授讲《方方日记》翻译背后的故事

2020年1月23日到4月8日武汉封城,作家方方在此期间写下60篇日记,记录疫情期间的非正常生活。4月8日,《方方日记》英文版在 Amazon 上预售,其翻译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学院的白睿文教授(Michael Berry)。在国内,《方方日记》外文版的出版被认为是“递刀子”,方方及其支持者不仅受到网络暴力,而且有的人还受到行政或是刑事处罚。白睿文教授又遭遇了什么事呢?欢迎来 CDT Clubhouse(@cdtimes)听白睿文教授讲《方方日记》翻译后面的故事。

时间:2月27日(周六)晚上9点(美西时间), 晚上11点(美东时间),2月28日(周日)中午12点(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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