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保

—— 就中国现状与茅于轼先生进行一点探讨     茅于轼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和国内、外五种杂志的主编、顾问编辑和编委。2010年5月17日海外自由媒体《观察》等刊物上登载了他在纪念王佩英烈士遇难40周年会上的讲话，题为：《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一文。茅先生在文中称：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      虽然茅先生接着也承认“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但我对茅先生给当今中国现状的评价仍感到是溢美过实，特别是他所谓的中国已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及所谓“在政治上的进步”竟然是“谁也比不上我们”。这不仅是“过实”，而是“失实”，不仅是“溢美”，甚至是指丑为美。因此我于2010年6月4日给茅先生发了封短短的电子邮件，向茅先生表达了一点我的不同看法：      茅先生：我对您在大作中所谓的:      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日新月异，中国已“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国际地位稳固上升……”—类的假、大、空的文过饰非之词，殊不敢苟同，特寄上一文刚首发《XXXX》请赐教，顺颂      文安严家伟6月.4.   很快便收到了茅先生的回信，原文如下：      严家伟：      欢迎讨论问题。      全面开放，生活改善，享有自由，都不是假大空，而是实实在在的变化。看不到这些变化是不对的。不知道你是否生活在改革前的中国没有。如果是，应该承认这些变化。任何进步都应该肯定，并加以鼓励。      x.4 当然是政府的大错，无可否认。我从来主张为x.4 平反。我现在更主张取消政府平反的资格。而是应该认错，认罪，不是高高在上的平反。      以后有时间再讨论。我要出门了。      茅于轼上       对于茅先生如此虚怀若谷，愿与作者讨论问题，我十分赞赏甚至感谢。但我对茅先生仍坚持认为的中国已“全面开放”，中国民众“生活改善，享有自由”仍不能苟同。因此本着虚心求教的宗旨，向茅先生回了一信。由于我们这些信的内容都是思想认识的交流，观点的碰撞，茅先生的观点也早见诸媒体。因此不涉任何个人隐私。所以我便将自已绐茅先生的电邮信公开于后，以就教于方家和广大读者：       于轼先生雅鉴：      谢谢先生及时回信，并表示欢迎讨论问题。      你首先问我生活在改革前的中国没有？既承垂询，我愿告诉你，我与你都是同时代人。你仅比我大8岁。应该说都在那中华民族史上最黑暗的毛年代摸爬滚打过来的。别的不敢自夸，我吃的苦肯定比你多。只因为流沙河的《草木篇》鸣了几句不平，和你—样打成“右派”后，又因所谓“收听敌台罪”判刑15年，直把黑牢坐穿，还强迫“留队就业”。除了当“右派”，我敢说那些苦你都没“享受”过。所以你说的“改革”前的黑暗，我比你体验更深，至少不比君少（请参看《往事微痕》丛书卷10我的自述——黄河清先生主编）。      但是我对君所言的中国巳“全面开放，生活改善，享有自由，都不是假大空，而是实实在在的变化。看不到这些变化是不对的”。则殊不敢苟同。      首先所谓“全面开放”就不能成立，既云“全面”自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才能称“全面”吧。请问中国的政治，对谁“开放”了？中国的政治难道不是处处由中共—手包办的吗？所谓的人大代表会形同虚设，什么国家主席，总理，省长，县长乃至乡镇长哪—个不是由中共一手包办的？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臣。连律师事务所，居委会都由中共党支部“领导”这种政治是“开放”的？你老兄也堪称德高望重了，你别说去“组党”，你敢去成立个什么会，明天国保就请你去“喝茶”。若换成我等草民，恐怕就不只是“喝茶”而是不堪设想了。这样的政治叫“开放”？实不敢承教！      再说文化又是开放的吗？台湾、香港的书藉、报刊，普通的中国民众能订阅吗？更遑论西方民主国家了（当然，我说的是普通民众，你老兄可能例外）。甚而一部电影都要通过中共审查放行后才能上映，有时还被剪刀剪得面目全非才准看。据说那里面有“毒”，那些审查官员看了怎么没中“毒”呢？莫非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至于什么“敏感”内容、“敏感词”不许见报，禁书、封网、封博克、屏蔽网站、删贴……这些事罄竹难书。这能叫“文化开放”吗？       至于说到经济，恐怕是先生感到底气最足的了。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但应看到两点：1、其代价是大规模污染环境，破坏资源与生态平衡，已到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地步，而且是以低人权（甚而无人权），低工资，把中国广大劳工（特别是农民工）当牛马驱使，供海外资本与“我党”官僚、奸商尽情压榨剥削，比马克思所谓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更残酷的方法来取得的。2、得利的只是少数人，所谓人民生活改善，对广大民众只能是画饼而已。全国约占人口总数0.4%的富豪拥有全国70%的财富。这样的“日新月异”的发展，真是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敢与它相比。尤其是工人下岗，厂产“流失”（流入私人腰包），农民失地，强制折迁……诸多社会不公，不义之弊端，使冤民如潮水般地涌向“天子脚下”，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上访潮”奇观。你在北京，虽位居高层“食有鱼，出有车”但也不可能一无所闻吧？而他们即使逃过“拦访、截访”（这又是世界上没哪个国家敢与之相比的“奇观”），来到“天子脚下”，得到的只是驱赶，打压，关黑狱，被殴打，被侮辱，受冻挨饿，甚至被所谓的“保安”强奸！这难道就是先生所谓的“生活改善，人民享有很大的自由”吗？在血与泪凝成的事实面前，恕我直言，你那些美妙的颂词确与中国民众的悲惨境遇大相径庭。      当然不可否认，中国现在确实有些人不但富得流油，而且生活在比皇帝还滋润的“天上人间”，还更享有充分的“自由”。但那只是“一小撮”。由于中国人多，即按毛的5%为“一小撮”的标准，也是五、六千万人，足可撑起一派歌舞升平，繁荣“娼”盛的“太平景观”。也就给一批被收买、被犬儒化了的知识份子提供了 “歌德”的绝妙素材和创作灵感。而这些人自已也已加入到这个既得利益的俱乐部里了。      至于先生说“任何进步都应该肯定”，抽象而言可以这么讲。但要具体看这个“进步”是以什么标准、与谁比。若“纵向”的与最黑暗凶残的“反右”，“文革”年代比，若与“大清朝”比，我们当然“进步很大”，如与原始人、类人猿比，我们的文明更是“日新月异”。但若“横向”的与当今世界先进文明的美英法比比，与亚州的日本甚至台湾比比，我们这些年来，实际上还在开历史的倒车。说个笑话式的比方，我若与孔子比，我肯定比他“学识渊博”，孔子会解方程式吗？会上互联网吗？肯定这样的“进步”，似无多大意义，不过强词夺理耳！      当年闻一多先生，就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只是为了—本书，—杯茶/ 静夜里钟摆摇来的—片闲适/ 便听不见四邻的呻吟/ 看不见孤儿寡妇颤抖的身影……今天我们有的知识份子，为了从既得利益中分得一杯羹，他们自然只看到歌舞升平，对民众的苦难，则采取“选择性的失明”了。这是何等的可悲。      先生既然欢迎讨论问题，我故直言相告。并欢迎先生不吝赐教，不仅这封信中所言，我近年来在国内、外网上—百多篇拙作，都欢迎先生加以最严苛的评论。临楮草草，敬祈原宥。即颂       文安 严家伟上6.5

     梁启超：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制 （说明：本文共五节，此为第一节。原载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晨报副刊》：“对俄问题专号”（三）。文章原题为：“国之保护与奖励”） 我作这篇文的动机，全因讨论共产主义及对俄问题而起。 第一，我根本不相信“万应灵药式”的什么什么主义，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政治原理可以有世界性，政治问题及政策，只是国别的，不会有世界性。哲学、科学上问题可以有普遍且永久性，政治上问题，只是“当时此地”的，不会有普遍且永久性。所以侈谈外国流行的时髦主义，不管那主义本身好坏如何，纵令好极，也不过是学堂里的“洋八股”！也不过是由横文译出来的“井田封建论”！共产主义在俄国是否实行，行得好不好，我们不深知，亦不必多管；纵令实行，行得好，万不能因为俄国人吃大黄芒硝治好了病，便把大黄芒硝硬给中国人吃。如其有这样“头脑冬烘”的主张，无论他的动机如何纯洁，我们只能上他个徽号“墨（莫）斯科贡院里出身的洋举人”！共产主义能否为将来人类造最大幸福，我们不知道；纵令能，却不能因为人参是补身子的药，便随便找一个发大寒热的人也灌他参汤。如其有这样纯任理想的主张，我们只能上他个徽号“坐城楼读《周易》却敌兵的书包军师”！ 第二，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可视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我相信“专欲难成”这句格言。我相信无论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种种问题，国内总不免有一部份人和他部份人利害冲突。冲突的结果，当然不免抗争，抗争的结果，总要双方有觉悟，裁制自已利益的一部分，承认对方利益的一部分，以交让互助的精神而得较圆满的解决。二次、三次抗争，亦复如是。如是递迭交争交让之结果，自由幸福的质和量都随而加增。尤其是经济事项，非在“两利俱存”的条件之下，万无健全发展之望。若一方面得势便将别方面尽量地摧残压抑，其势只能循环报复，陷国家于长期的扰乱。尤其是言论、集会、出版、罢工各种自由，若全被禁压──像苏俄现政府所行为，我以为只能令国民良心麻痹，精神萎瘁，能力减杀，不能不认为是绝对的恶政治。 第三，我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峙。若勉强要找中国阶级的分野，或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个名词。有业阶级，如真的农人、工人、商人和在官厅、学校、公司……里拿自己的脑筋或气力换饭吃的，这些人无论有产无产、产多产少，都谓之有业。无业阶级，如阔军人、阔官僚、阔少爷……乃至租界里的流氓，学堂里及其他演说场里高谈什么时髦主义的政客们并不见得都无产──也许自命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便有不少的产，这些人通通叫做无业阶级。如其说中国必须有阶级战争吗？那么，只能有业阶级起而奋斗，打倒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若无业阶级得意横行，国家便永沉地狱。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我认为绝对不适用。 第四，我根本不相信“全民革命”事业可以用宣传呐喊及其他煽动手段得来。全民政治成立之条件有二：一须全民为自己切身利害有深切的自觉和不得已的自动；二、须全民有接管政治的相当能力。这两个条件都非仓卒间所能造成，必须指导社会的人们很耐烦，肯下水磨工夫，慢慢地启发他们扶植他们；而且要社会在比较的安宁状态之下，才有着手的余地。换句话说：我们若盼望全民政治出现，总要给全国人民补药吃，培养好他们的体子，令他们有气力，那么，什么“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他们都会自动地办，而且包可以办到。如其不然，专用兴奋剂去刺激他们，他们吃醉了狂叫乱舞一阵，酒气过后，躺下便像死人一般；闹得几次连兴奋性也失掉；若要加分量去兴奋，或者如赵飞燕的妙药活活送了汉成帝一条命，亦未可知。再者，一群醉汉乱叫乱闹，闹不成功也还罢了，一定把全场秩序搅得稀烂，令不醉人无从插手。所以煽动式的革命论和革命手段，只是野心家利用群众心理弱点，造成“趁火打劫”的机会。这些人不惟不是全民政治之友，换一方面看，还可以说是全民政治之敌。 第五，我根本不相信一个国民的政治活动可以和别个国民合作；尤其不相信今日的中国有联某国某国之可能或必要。既有两个国家存立在世界，当各有各的利害不相容地方，一国民想改革自己的政治，而借重别国人的指导或帮助，我敢斩钉截铁地说一句，除了甘心做吴三桂、李克用的人，不该有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这种话若在国内流行，便是国民品性堕落到十二万分的表示，这个国家简直已经宣告死刑了！至于外交呢，除却绝交宣战的场合外，无论对何国保相当的友谊是应该的，却没有什骱螵不联。联人须有本钱，中国配吗？拿什么去联？若说我有一个大敌，要联别个来制他，譬如绵羊怕老虎，跑去和狼拜爸，老虎撵得走撵不走，是另一回事，自己除了送给豺狼当点心，怕没有第二条路！朋友们请睁眼一看，清末联日、联俄、联英、联法闹得乌烟瘴气，哪一回不是送一份大礼物完事！我真不料在民国第十四个年头，还有道光间《海国图志》派的“以夷制夷论”发现于社会，且成为一个问题，重劳知识阶级之讨论！与论界之耻辱，真莫此为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