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iyizhe@gmail.com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每日电讯报》： 乌坎即将举行不同凡响的选举 ——上万名乌坎村民将在周三选出自己的新领导人。他们认为这次选举将是彻底透明公开的真正民主选举。 亚洲学会： 林培瑞谈刘晓波的新书 ——他回答了记者关于此书的选材标准、刘晓波在中国的影响、海外一些民运人士对刘的批评等问题。 《卫报》： 中国异议人士利用 skype 传送诗歌，被送上法庭 ——朱虞夫被控颠覆政权一案在杭州开庭审理。控方证据包括朱的诗歌《是时候了》、以及他通过 skype 发出的短信。 Skype没有向警方提供协助，是因为朱的Skype账号保存了用户名和密码，警方在搜查电脑的时候可以看到过去的文字记录，这样才把发送《是时候了》这首诗当作他“煽动颠覆”的证据。 《商业周刊》： 温家宝表示中国应允许人民批评政府 ——去年六月温家宝在伦敦就说过类似言论。但最近接二连三地审判异议人士，似乎跟这样的言论非常矛盾。 法新社： 中国异议人士的女儿被禁止离境领奖 ——残疾活动家倪玉兰获得人权卫士郁金香奖。她的女儿代她前往海牙领奖时被警方在机场拦下。荷兰政府对此表示关切。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藏历新年临近，中国加强对藏区的管制 ——政府高级官员下令对西藏寺庙及通往骚乱地区的主要道路增强警戒。 CNN ： 近年中国境内藏人抗议活动大事记 ——回顾、罗列了自 2008 年三月以来的诸多大事。 《纽约时报》： 中国否认被苏丹叛军扣押的工人获释 ——昨天曾有报道称苏丹军方解救出 17 名工人，但中方表示仍有 29 人被叛军扣押。那 17 名工人是另外逃跑出来的。 《华尔街日报》： 残花：西方媒体对中国偏见的一个例子 ——作者认为西方媒体对《金陵十三钗》的评论反映出了他们对中国的偏见。（老实说，如果《金》片真的是高质量影片，作者的这番评价可能会更有说服力一些） 美联社： 中国国家电视台大举在全球扩张 ——中央电视台打算复制”半岛电视台”在西方取得的成功。但是作为党的宣传机器，遇到突发新闻时，不能及时播报，而需等待上级指示，这大大影响了其可信度和竞争力。 《卫报》： 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干涸 ——在正常情况下，鄱阳湖水面达 2500 平方公里。但是上个月，它的水面面积只剩区区两百平方公里。 【国际外交】 国家利益： 中国与替罪羊 ——美国大选临近，政客们热衷把国内经济问题都怪罪到中国头上。但是作者认为，这样的做法只会使美国怨天尤人，从而把 21 世纪拱手交给中国。 外交关系委员会： 中朝关系在金正日死后面临的新挑战 （ 10 页 PDF ）——中国尽全力保障金正恩接班。但从根本上说，朝鲜高层的权力角逐将不受中国控制。朝鲜国内的局势将可能成为中 – 韩 – 美更紧密合作的催化剂。 【生活百态】 《纽约客》： “我见过的最英俊的中国男人” —— 25 年前，在大陆没有任何知名度的费翔一夜成名，成为至今不衰的一个传奇。 《每日电讯报》： 德国坠毁卫星”只差几分钟就扎进北京了” ——欧洲太空署披露，一颗 2.5 吨重的德国卫星在去年十月重返大气层之后，如果晚几分钟就会落进两千万人口的北京市。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王湘穗：赶超与遏制的历史逻辑——全球变局下的中美博弈 进入专题 ： 中美关系    ● 王湘穗       给中美关系定位，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道难题。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著名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提出，中美是相互依存的全球棋手。混杂着“对手”与“伙伴”的博弈关系，与诸如“利益攸关方”、“中美国”、“G2”等命名相比，似乎更能够精准地概括中美关系的本质。对中国来说，先进的美国是个追赶的目标；对于美国，尽管任何追赶者都是威胁，却因为近代以来中国远远地落在国家现代化发展之轴的后面，因而美国可以在此前几十年间保持领先者优雅的宽容。而如今，情况却在发生变化。快速发展的中国尽管多次声明，不想改变现有的世界秩序，但美国还能对日益接近的这个追赶者保持宽容吗？显然，基于世界变迁的历史逻辑，中国的赶超和美国的遏制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基调。     只要回顾历史便不难发现，一个在世界体系中因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国家联盟，被后发国家所超越的事件并不鲜见。就像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写，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应该说，新兴国家超越传统强国是一种多次出现过的历史现象，尽管这种“超越”和“转移”是需要经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才得一见的场景。?     在500年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主导第一个周期的力量是热亚那—伊比利亚同盟。即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与葡萄牙、西班牙之间非正式却有利于双方的政治经济交换架构。当时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均势和新兴国家的外向扩张的特征，使热亚那人能够跟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空间扩张，构建起涵盖欧洲、地中海以及印度、中国直至全球的贸易和金融网络，其中最关键的是开创了基于白银的全球性交换体系；而热亚那人的交换行动，又使“菲力二世得以长期推行其世界权力政策”。这种松散的城市联邦和传统帝国的联盟，开启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并由此产生了占有大量财富的城邦，成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载体。     荷兰周期是资本主义从城邦时代走向领土国家和民族经济的分水岭，是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579年，荷兰的7个北方省份独立，开始反抗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创造出一个保障商人和企业家财产、实现宗教宽容和非宗教人文教育的现代国家雏形。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为欧洲的均势提供了制度上的稳定性。这为“天生是商人，无法变成士兵”的荷兰人创造了发展的外部环境。荷兰拥有当时最发达的航运业，拥有高度专业化的农业，并于17世纪创造了配备纤道的运河网络，成为廉价和稠密的运输网络，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大量的资本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固定在了荷兰王国的“空间”里，使荷兰人可以不去选择传统帝国领土扩张的道路，其依赖于海上运输、海外贸易、专业化分工、技术创新和银行金融制度的发展模式对后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权国家时代的真正代表是英国。英国曾经将荷兰当作自己的楷模，英国经济制度的创新实际上是对荷兰银行、金融、财政和农业制度的学习与改进，主要的创新就是通过国家政策强化对制造业及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高强度投入。英国的海上霸权也起源于对荷兰的模仿——英荷之间发生过6次战争，英国商船队的迅速扩大就来自对荷兰商船的捕获。在既是师生又是对手的复杂关系中，英国人实现了对荷兰的超越。     美国脱胎于英国在北美洲的13个殖民地，自独立后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根据麦迪森的数据，在1870年时英国的GDP为1001.79亿美元，美国的GDP已经达到983.74亿美元，尽管美国在1870年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人均GDP只相当于英国人均GDP的75.3%，而其后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在1870—1913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9%，同期的英国则为1.9%。从那个时期起，美国经济总量开始了赶超英国的过程。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5.5个百分点。至此，美国经济不论总量还是人均都超越了英国。同时，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也渐渐告别了“孤立主义”传统，开始介入欧洲事务，包括派兵参加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成为了世界权力的新中心。其主要标志是，美国建立了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汇兑制，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组织和联合国等全球机构。     如果认真研究一下这几次超越的过程，人们会发现大国的兴衰有着深刻的原因和规律。譬如，一个国家要实现超越，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这些国家不仅拥有能够推进赶超的多种因素，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地理、宗教、人口、经济、政治、技术、文化、教育以及军事和外交等要素的组合上，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加适应外部环境和满足内在需求的结构。再如，追赶者通常都是领先者最好的学生，它们不仅继承了老师的先进制度和技术创新，还对这些制度和技术做出了重大改进。就像荷兰人学习了威尼斯人的商业技巧和与亚洲进行贸易的方式，英国人学习荷兰人的银行制度、信用体系和造船技术，美国人则用标准化改进了英国式的工业化，用企业研究机构保障了制度化的技术创新，取得了超过老师的效果。     然而，最关键之处是，在历史上实现了超越的国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足以吸引以往资本中心所积累的财富，实现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资本的“空间固化”。乔万尼·阿瑞吉在其名著《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指出，在权力转换的历史中存在着“由小至大”的重要规律，即由于必须满足资本过剩导致空间扩张的内在需求，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导国家变迁中，存在着一个从小国转向大国的规律。历史的变迁印证了这一点。15世纪前后，大量资本首先在热亚那城邦——小规模的“空间容器”中不断积累，城邦国家的手中掌握了全球体系主导权；到17世纪，权力转移到领土管辖范围更大、贸易和积累网络更广泛的荷兰；在18、19世纪，英国取代了荷兰，开始构建真正覆盖全球的生产、贸易和货币体系；到20世纪，跨越两洋的洲际大国美国超越了英国，建立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会再有领土国家仅靠空间扩张就能提供比美国更具竞争力、更能满足全球资本进一步扩张需求的模式。加之随着战争工业化的进程，海外扩张领土的成本开始超过了它的收益。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间“由小至大”的超越模式走到了尽头。     当然，这并不意味国家间超越过程的终结。?     1996年，中国经济学家王建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30年超越美国。2003年，英国人安格斯·麦迪森在其《世界经济千年史》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可以保持它在1991—2001年期间的速度，那么在2015年中国就可以在GDP总量上“重新获得它昔日曾经拥有的头号世界经济地位”。201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公布的报告中预测，中国在未来10年将以每年9.5%的速度增长，而美国则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长。根据购买力平价（PPP）指标，2016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将增加到19万亿美元，中国在全球经济产出中的份额将升至18%；而美国2016年经济的规模将增加到18.8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在全世界产出的比重下降至17.7%。IMF估计，按照目前中国的货币汇率，到2016，美国经济在名义上仍比中国大2/3。然而考虑到相对价格因素，中国在商品和服务上的实际产出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此前不久，中国社科院亦发表蓝皮书，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超越美国，但这个看法并未引起高度关注。可能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独特地位，IMF关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的判断，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这一变化的发生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是，中国这样人口密度高和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大国，提供了空前规模和深度的市场和需求。概略计算，中国的城市化是10亿人规模的城市化，这一过程可以容纳完成欧、美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同样量级的资本和资源，可以为资本主义中心地区过度积累的过剩资本提供有利可图的新出路，中国以国内大规模建设的资本“空间固定”方式来充当世界经济的新引擎；其次，中国拥有最多既廉价又高素质的劳动力，这是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竞争优势；第三，新技术的出现。高速铁路、信息网络、高压电网、能源管道等新型交通、信息和能源运输工具的出现，突破了基于传统技术的空间概念，这些技术改变了距离、密度等经济地理的要素，创造出数倍甚至数十倍于以往城市规模的“高铁城市群”，极大地扩充了“一小时交通圈”和“一日生活圈”的空间范围，重新塑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地理，为全球力量的主导权从人口密度低的富国向人口密度高的穷国转移奠定了技术基础。     与以往发生在西方、以空间扩张为特征的经济中心转移不同，中国式的超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也和中国内部与周边的经济地理的重塑有关，它具有内生、内在的特征，亦更符合亚当·斯密“自然”市场经济的理念。中国赶超美国的努力，与以往的世界权力转移有很大区别，最为显著的差异在于它突破了从地域相对狭小的国家向疆域辽阔的大国转移主导权的传统模式，把“由小至大”的领土扩张逻辑改变为“从疏到密、从富到穷”的新趋势，即全球力量的主导权正在从人口密度低的富国向人口密度高的穷国转移。从多个角度衡量，这都是一个重大变化。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赶超美国的进程，不是历史上线性赶超的重演，而是为面临多种危机的世界提供一种非西方式但却是成功的发展道路。在政治上，这种模式与以往所谓“权力的转移”的方式不同，它不追求对传统主导国家的替代或覆盖，而更倾向于“权力的分享”。尽管是为资本主义的边缘国家提供一种突围的路径，但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它也将是“引而不发，跃如也”式的示范，为世人提供了一种选择。这其中的蕴含远比其经济意义要更加丰富。毕竟，面对多种挑战的世界，若只有一种不断在危机和复苏周期中徘徊的资本主义模式，显然存在着因单一而导致的脆弱，而多种方式、多种路径和多元结构才是更合理、更合乎生物与社会多样性的选择。可以预计，在荷兰世纪、英国世纪、美国世纪之后，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中国会用自己的名字为新时代冠名。因为那是一个融合了多种文明、容纳着多个大国和小国、具有多个发展中心的世界，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     然而，合理的路径并不总是必然的路径。超越原有大国和遏止新兴国家的超越，是传统世界性大国的历史宿命。作为如今的老大帝国，美国与历史上所有的“老大帝国”一样，总是要极力遏制接近其王座的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的报告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以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为标志的转型，颇具历史性意义。到2025年，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将面目全非。新的国际体系将是多极世界，由众多国家群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是由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向老牌列强和崛起大国难分高下的等级结构的转变，以及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扩散。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变化多于传承的时期，更可能引发变异冲击和冲突。     从全球经济体系的视角观察，中国目前是美国物质产品和净储蓄的主要提供国；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市场，并为中国提供包括通道安全在内的公共产品。2008年的全球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基本面恶化，美元体系渐趋衰落，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陷入混乱。中国的合作意愿和实际支持是美国维持目前地位的重要支撑，也是摆脱危机的希望所在。同样，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市场，需要借助美元体系去购买海外资源、进入海外市场，维持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这意味着中美两家目前存在着广泛的战略合作。然而，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在对外政策中具有“以邻为壑”的天性，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必然要挤压中国的利益空间，它要你尊重它的安全关切，却要干涉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它搞量化宽松，却要攻击你的货币政策；它可以操控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却要说你违反市场原则；它要你抹平贸易逆差，却实行技术封锁；你推进10+3，它另搞TPP。由此而引发了中美之间的重重矛盾和广泛竞争。中美作为“全球棋盘”坐在两边的弈者，两者无疑都会尽力使自己在局面上力占上风，以获得更多利益和更大的发言权；同时，在全球体系对国家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时代，这两个核大国亦有保护“全球棋盘”不被踢翻、并使棋局能够持续走下去的责任和需求。有人曾经说过，美国人的朋友是其打不赢的对手。对中国来说，它的对头不是美国这个国家，而是美国的帝国政策。结构冲突与历史承续并存的中美关系，符合赶超与遏制的历史逻辑。     问题的微妙之处在于，尽管能够成为全球棋局对弈者的国家并不多，全球棋局却并非只有两个棋手国家。美国不仅要应付来自中国的追赶，还要面对昔日盟友对其权力核心的货币霸权的挑战。在全球大棋盘上，始终进行着多个角色、多重利益的复杂博弈。这使得现实与历史都只能是非线性的演变。     长期以来，全球权力的重心在大西洋两岸，美国全球战略是以控制大西洋地区为基础向全球扩张。欧洲一直是美国的战略重心。随着欧盟的建立，特别是欧元的流通和欧元区的出现，全球货币体系发生了重大改变，欧元成为与美元并列的货币权力中心。在高度金融化的世界上，金融利益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国家利益的核心。争夺货币霸权是国际政治的焦点。具有欧元体系的欧洲充当了美元全球体系的首要挑战者，并开始把一直握有大西洋权力杠杆的美国渐渐挤出了欧陆。     在经历了近年来多次战略微调之后，美国开始了战略重心的重大调整。奥巴马总统宣布他是“美国第一个太平洋总统”。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最近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提出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从全球扩张变为倚重亚太，从以大西洋为重心到以太平洋为重心，实质上这是美国的战略收缩而不是战略扩张。从威尔逊开启美国的大西洋到奥巴马—克林顿推出的“美国的太平洋”，显然是美国国力下降和全球经济地理发生剧变的结果。我们应该理解美国这种荣国府式的“外面架子虽未倒，内囊却尽上来了”的窘迫，不必为其汹汹来势所迷惑，亦不必与其叫板。因为在美国“重返亚洲”的高调背后，隐藏着“稳定亚洲、搞乱欧洲”的战略基调。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从太平洋地区获取延续美国霸权的支持，确保太平洋地区继续成为“美元湖”，成为它与欧元区竞争的根据地。我们可以把美国的亚洲战略概括为“制造麻烦，控制危机”，因为只有制造麻烦才能创造出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需求，才能拖住老盟友和吸引新伙伴，也才能显示美国实力水桶中最长的“军事长板”。然而，美国不希望亚太地区的危机失控，也不希望与中国全面对抗，因为那样会引发亚太地区的动荡而影响残存的原有世界秩序。在与欧元区博弈和吸收亚太地区能量的过程中，美国还希望借重中国。看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区域战略，在中美博弈中不出会使我们陷入被动的恶手棋。     世事如棋，尤其是像下围棋。黑白布局，各竞其技，尖、长、冲、飞，顶、档、扳、压，输赢并无定数。先手遏制固有先机之利，后手追赶亦有后发优势。如今60年中美弈局已入中盘，在你来我往的过招中，特别是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资本家的美国暂时搁置了赢者通吃的奢望，而初入“世”的中国亦丢掉了无竞争成长的幻想。双方渐入国际政治博弈的佳境——在更高目标的约束下，学会互有进退。          （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学术研究部主任）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577.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丁咚：大国的落寞与浮躁 作者：丁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31 本站发布时间：2012-1-31 9:35:15 阅读量：106次     《人民日报》辖下的《环球时报》元月29日发表评论说，菲律宾与美国日前举行“战略防务对话”，菲律宾正在大步滑向美国在亚太重新战略布局的棋子。由于涉及到美国军舰和侦察机在菲律宾“轮流部署”，中国必须就此做出反应。应当将菲律宾列为“中国‘枪打出头鸟’的合适对象”，呼吁“中国应有理、有力、有节地对菲律宾进行制裁，让菲律宾自身感觉到痛，让南海(南中国海)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周边都看到，拉美制华甚至在中美之间选边和美国站到一起，决非好的选择”。 　　它并提出具体的对策：“为此中国应减少与菲律宾的经济联系，对其实施长期冷淡。它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进一步，中国与它的经济合作就退一步。逐渐地，中国还应运用自身经济影响，促使东盟(亚细安)国家减少与菲律宾公司的合作。中国完全有能力在这个方向上所有作为。” 　　这是以民族主义大本营著称的该报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两次发表专论，要求中国“惩罚”菲律宾。 　　在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逐渐增强的大背景下，部分官方学者、媒体以及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日益高涨，主张在对外交往中改变韬光养晦战略，采取强硬策略。 　　鉴于《环球时报》的性质、地位和影响，它所刊登的稿件都要经过严密的审查程序，因而据此可以认为，这一观点受到了高层的认可或者默许，由此凸显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下，中国外交正在呈现出两副面孔：一是以正式立场出现的，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战略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干涉别国内政，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和问题。二是透过相关管道适当展示强硬一面，比如纵容国内民族主义，默许官方媒体和学者发表强硬言论，暗中支持青年在互联网和现实中对外示强举动，以此起到一石三鸟的效果：试探外界反应;淡化民间对官方对外软弱的印象;威慑与中国发生矛盾或者冲突的相关国家。 　　它同时反映了作为一个上升中大国的两种心态：落寞和浮躁。所谓落寞，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上很孤立，既无可以仿效的对象，也无从提供给别人效仿。如果说中国的当代发展有模式可言的话，那么这个模式就是以保守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毛泽东创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以及邓小平所主张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混合物。它在世界上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注定了永远处在摸着石头过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过程中，也导致了两个后果，即在相当长时期里，如果不进行改变，就无法确认这种模式是否可以长期运转下去而不会出毛病;实施这一模式的执政者也无法具有足够的底气，心平气和地应对外部和内部的变化。 　　中国的落寞表现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发展模式比较“另类”，不能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乃至模仿，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明，也就无法得到别国的完全信任。这在亚洲特别是东亚更为明显。这一地区的国家一方面希望搭上中国经济的顺风车，推动本国经济复苏和发展，一方面又在政治和外交上对中国缺乏信任，因此积极支持大国尤其是美国介入地缘政治，比如近期菲律宾和美国打得火热。无论是从经济需要上来说，还是从地理和地缘政治的角度，菲律宾都更有理由与中国结成紧密的关系，就像美国与墨西哥、哥伦比亚所结成的关系一样。领土纷争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且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缘于缺乏信任。 　　就同外部的不安一样，中国内部也存在对这一模式的质疑，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以及实际行动越来越强烈，最近的乌坎事件就是一个显著的信号。中国现有发展模式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从改革中得到了主要好处，却通过坚持现存体制，竭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并拒绝“局外人”改革的要求。因此，利益集团和“局外人”乃至广大民众之间构成了一对矛盾，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鸿沟在拉大。 　　由上可知，在国际上，中国发展模式比较孤立;而在国内，利益集团也日显孤立。内外之间是互为相关的。“内忧外患”制约了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跟在国内“维稳”一样，在国际上奉行“和气主义”是主调，“维稳”思维主导了中国的对外关系。 　　在普通民众眼里，就是中国外交始终“硬”不起来，归根结底还是内部稳定压力比较大，外部比较孤立，牵一发而动全身，利益集团不够自信，自然软塌塌的。不是有人将南海周边国家组成的松散联盟比喻为“恐龙俱乐部”么，像《环球时报》评论所言，要鼓动东盟国家联合制裁菲律宾，无异于痴人说梦。 　　落寞的同时还有浮躁。说起浮躁，连堂堂的北大孔庆东也做起“叫兽”来，由此可见中国社会浮躁风之甚。 　　浮躁之一，是近些年来“中国模式论”甚嚣尘上，讨论得颇为热闹。如前所述，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个大杂烩。能够将这些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拼起来，一来在于中国建国后形成了强大的“传统”，在较短时间里以“传统”为体，吸收西方市场化经济体制，进行试验，是可行的;二来中国拥有强大的政党政治，与国家权力融为一体，包揽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所有权力，社会驾驭能力强，“维稳”能力强，能够在集权制下主导社会发展。因此，从目前看来，中国似乎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模式，而且似乎很“有效”。但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能不能长期生存下去，尚需要时间的考验。 　　浮躁之二，是“中国强大了”想象。在一些人眼里，中国已经强大了，比如GDP水平，以及按照平价购买力计算，中国的实际水平，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成就，中国的军事能力的加强，等等，都被作为中国强大叙事的证据。在这一情绪下，一些官方媒体和学者鼓噪对外强硬，乃至主张战争。在有意识的引导下，部分青年民族主义观念也越来越强，对外敌意增强，官方也有意利用这些社会情绪，加大外交砝码，同时减轻外界对中国外交软弱的指责。 　　然而，中国现在究竟有多强大?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恐怕在多数情况下是一厢情愿的“想象”，或者是官方宣传机器全面开动、竭力为之的结果。看看周边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就可以看出。真正强大的国家，应该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全面强大的国家，然而我国虽然在经济上有所成就，军事上也长足发展，但政治、社会、文化建设滞后，远远不副强国定位。  　《环球时报》在菲律宾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诸多评论是中国社会浮躁的典型体现，妄图以冷战思维去看待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对美国重返亚太，积极介入地缘政治，反应过度。美国近一段时期以来，表现出更加重视亚洲的姿态，是因为它认识到世界的重心向亚洲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美国有必要在一个实力最强的地区发挥传统影响力和领导力，以维护全球和地缘战略的平衡和稳定，当然也在防止一个“苏联式”国家的重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美国的着眼点是预防，而不是主动进攻。 　　事实上，中国不可能也不能走“苏联式”道路，那已经证明是一条失败的没有希望的道路，也是不得人心的道路，不仅美国反对，而且多数中国人也必定反对。 　　可笑的是，中国向来主张不干涉别国内政，却对菲律宾根据主权需要，与美国加强合作加强国防的举措，怨声载道，说三道四，甚至声称要惩罚它，这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不利于建立与世界的长久关系。中国某些学者和媒体的态度是非敌即友的冷战思维的重现。中国完全不必过于在意美菲之间加强战略关系的行为，这是任何主权国家的自主权力。 　　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建立一个经济开放发达、政治民主自由、社会开明包容、文化多元繁荣、军事适度发展的全面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国家首先是有强大的自信的国民。只有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国民，才能有效面对外敌，才能维持国家的尊严。也只有真正强大的自信的国家，得到了民心让国民自信的国家，才有充足的底气和自信，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维护国民的利益不受外来干扰。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核心提示：表面上没有政治摩擦不应使我们以为平壤私下里不存在意见分歧。如果中国模式有任何指导作用的话，那么，改革的问题很可能已经酝酿了几年，只是在等一个机会，譬如金正日去世这样的机会。 原文： Is North Korea Headed for Chinese-Style Reform？| The National Interest 发表时间：2012年1月17日 作者：Jonathan Levine（北京清华大学美国文化和英语学科讲师）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片来源： petersnoopy 】 　　不久前，主宰着一个封闭的、有核武器的共产党国家的暴君去世了。举国上下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在他的社会里，他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暴君精心挑选的接班人继承了他的权位，这位接班人没有政治经验，外界对他知之甚少。这位接班人却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许，他迅速就任所有最高职位。 　　我说的不是朝鲜最近发生的事情，我说的暴君是毛泽东。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朝鲜何其相似。 　　1976年9月9日，一个时代终结，从1949年革命以来统治中国的毛泽东因多种疾病而逝世。毛一直拒绝指定继承人，担心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被排挤。候选人确实曾出现过，如刘少奇和林彪，但都遭遇悲惨结局。未来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遥远的江西省度过了四年的流放生涯，因为毛泽东始终在摇摆不定：身后需要有能力的领导者，又想要打压可能盖过自己光芒的任何人。 毛泽东的选择是华国锋——一位来自湖南省的地方官。这是因为华国锋既没有外交经验，在北京也没有权力基础，对他不构成任何威胁。毕竟，他知道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需要完全依靠毛泽东。1973年，华国锋非常迅速地进入政治局，并且直到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才稳固地确立了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听上去很熟悉吧？ 毛的光环庇护了华国锋几年时间。按照党规的要求，华国锋作为领导人接受欢呼，获得许多赞颂和头衔。华将一切归功于毛泽东，信心十足地提出”两个凡是”政策：”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但他脚下的根基迅速发生变化，中国其他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毛泽东错误的巨大程度。1978年，华国锋被邓小平剥夺了实权，但仍保留其头衔，2008年，在举国欢庆北京奥运会之时，他悄然去世。而邓小平继之开启中国传说般的经济开放并改变这个国家。 　　金正恩会成为第二个华国锋吗？如果是这样，那朝鲜会出现一个邓小平吗？朝鲜是否即将实行改革？ 　　金正恩和华国锋有着同样的弱点。金正恩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军队的支持根基不深。而且，与华国锋不同，金正恩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可言。华国锋在接班前起码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共产党官员。除非朝鲜的将军们买金家的账，认为金氏王朝永远正确，否则，认为这个矮胖的毛头小子能驾驭危险的共产党政治局势，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军队表示支持并宣誓效忠以及他匆忙就职都只是假象，掩盖了金正恩权力地位的虚弱。华国锋也拥有那些职位头衔，他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占据三个最高职位党的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人。华国锋的经历具有指导意义：职位的重要性正如它们所代表的体制。在像当今朝鲜和1976年中国这样体制尚未成熟的国家中，不要指望野心勃勃的将军会向任何只有空衔的领导人效忠。 　　当然，金正恩在下台前人身上不会受到伤害。像华国锋一样，他作为”天选之子”的地位将使他免遭最严重的斯大林式政治清洗运动的冲击。事实上，他的人身安全非常重要，因为 他 就是国家（完全是路易十六式的风格）。包装他的个人崇拜无情地将金氏家族的命运与朝鲜的命运熔化在一起。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赫鲁晓夫式的放权，因为那将损害这个国家存在的根基。 　　然而，表面上没有政治摩擦不应使我们以为平壤私下里不存在意见分歧。如果中国模式有任何指导作用的话，那么，改革的问题很可能已经酝酿了几年，只是在等一个机会，譬如金正日去世这样的机会。 　　朝鲜近期可能实行对外开放，原因有二。 　　一，这是可行的。邓小平1978年开始改革的时候，他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当时并不知道市场经济会不会影响到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到了2012年，历史的结论似乎一清二楚。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已使西方一些预言家感到难堪。如果朝鲜实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那么中国的整个发展经验就是一个路线图，中国还可以作它的热心导师和贸易伙伴。 　　二，中国要求朝鲜开放的压力在过去几年里大大增加，而且随着朝鲜新领导人上台，这种压力会进一步加大。金正日在执政晚期曾多次访问中国，当然，他不只是去游览长城，他去中国是为了看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朝鲜实行经济开放，中国自然近水楼台受益最大。跨过鸭绿江，中国可以轻松进入朝鲜市场，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众多的投资机会。同时，如果这个邻国局势稳定，而不是长期濒临破产和饥荒，那么这对中国也有好处。 　　那谁可以扮演邓小平这个角色呢？最明显的候选人是被《经济学人》戏称为”三驾马车”摄政王的三个人。他们是金正恩的姑姑金敬姬、金敬姬的丈夫张成泽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他们站在新国王身后，地位显赫，他们有可能在决定朝鲜未来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华国锋升到最高职位的时候，邓小平被剥夺了党内的一切职务，距离开除只有一步之遥。华国锋也有自己的”顾问”，例如叶剑英元帅和毛派汪东兴帮助他巩固位置。尽管邓小平以前地位显赫，但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他在1977年凤凰涅槃般回归权力。在评估朝鲜的未来时，我们要谨记我们所了解的太少。如果朝鲜有一个改革者正展翅待飞，那可能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正如1976年的邓小平一样。 　　朝鲜是不太可能很快瓦解。国外和国内许多势力在阻止朝鲜瓦解上有着既得利益。朝鲜也不会面临中东那样的内部叛乱。朝鲜的通信和运输系统太原始，无法有效的动员群众。民主改革也将只是”历史终结”自由派的白日梦。中国的经济模式应当成为很好的例证，说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一定要同步进行。然而，尽管有这些似乎会导致停滞的因素存在，变革可能正在进行。如果历史确实会重演，那么，朝鲜可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