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魏京生说，莫言是个有文学才华的作家，但莫言的一些做法令人怀疑，譬如他应共产党的要求，与一些御用文人一切手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毛歌功颂德。 魏京生认为，这次瑞典学院选择莫言，是因为这样做“更容易得到共产党政权的容忍”。魏京生指出，只要看一看瑞典评委会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和之后中国政府对诺贝尔奖的兴趣，就可以知道，把这个将颁给莫言是为了讨好共产党政权。 莫言本人则得知获奖后表示，他能获奖的原因是自己的文学“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且“一直站在人文的角度，立足于写人”。 瑞典评审团说，莫言“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时事以魔幻写实手法冶于一炉”。瑞典学院还将莫言的作品与美国小说家福克纳及哥伦比亚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比较。 莫言得知获奖后，表示自己很冷静，并说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但中国官方媒体和作家协会却为此感到自豪和高兴，与2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官方冷漠的态度形成对比。2010年在监狱里的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是成为中国大陆的禁忌话题。 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快报中迅速报导这项消息，这对通常关注政治领导人言行的官方媒体来说相当罕见。 对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有媒体将莫言形容为“游走边缘的红色作家”。报道指出，出身解放军的莫言今年4月接受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访问时曾说，言论审查有利于创作。 报道也说，莫言的作品碰触推翻满清、日本侵略与文化大革命，游走在共产党的包容与政治禁忌的钢索上。不过，由于莫言是官方支持的作家，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能会被当局夸为共产党官方文学政策的胜利。

这是中国人首次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来的遗憾终于圆满。然而，一些人会有新的遗憾，因为莫言除了小说写作外，在公共领域几乎是位沉默者，这被认为是背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倾向”。他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对深受政治侵扰因而极度期待文字英雄的中国人来说，这活像是一个作家交出投降书。     莫言：沉默者的胜利   文/宋石男（西南民族大学教师）       中国有两位诺奖得主，他们都是沉默者。 10月11日19点，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第二位诺奖得主。据说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overjoyed and scared（狂喜并惶恐）”。 这是中国人首次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来的遗憾终于圆满。然而，一些人会有新的遗憾，因为莫言除了小说写作外，在公共领域几乎是位沉默者，这被认为是背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倾向”。此外，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莫言，今年还与另外99位作家一起手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迹近自污。记忆力不错的人，还会翻出2009年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当时他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对深受政治侵扰因而极度期待文字英雄的中国人来说，这活像是一个作家交出投降书。 不过，莫言虽缺乏推墙的勇气或兴趣，但还没有站在墙的那边（至少作品没有）。他退缩到自己的文学王国中去，不做勇士，但也并非隐士，在他的小说中，仍然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的揭示。 莫言的作品很少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尽管他对政治并非全无看法。他的政治观点，常以特别迂回的方式藏起来，这是一个体制内作家的本能。他恪守了自己笔名所规定的法则：莫言。 原名管谟业的他曾谈及笔名来由：文革开始时，因为家庭出身上中农以及叔叔被划为右派，年仅十岁的他被视为“坏分子”而被迫缀学，回乡务农。他祖父只不过有几亩地和几头牛，在当时就被划为阶级敌人。童年的悲剧性遭遇，让他取名字谐音来作笔名，以告诫自己。 成年后，莫言饱看了太多农民的忧伤和苦难，因此更加小心翼翼，将悲伤与愤怒打扮成无动于衷。我见过对莫言小说最好的一句话评论是：“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备同情自己的能力”。这决非指责莫言没有悲悯，相反，喜欢佛学的他，无论言谈还是写作，都具备人道主义情怀，只是不肯露骨而已。     莫言是一个作家，不是社会活动家，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人们常常认为，只要名气足够大，又能写字，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种误会。持批判立场，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的知识分子，才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可能不是。莫言恰好就不是。他很少就公共问题发言，他只是一个喜欢写小说也会写小说的手艺人。 人们对莫言的敢言期待，可以理解，却未必站得住脚。人们对他的失望，则是一种变相的期待，仍然没有必要。莫言有巨大的名声，但他没有义务以此来对抗体制。我们可以因此不喜欢他，但没有太多理由去要求他。 三年前，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莫言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为什么对着国王的仪仗行礼反而需要勇气？也许因为在艰难时代长大的他，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的意味，而这同样需要勇气——战胜自己的骄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像一颗种子从岩石缝里长出来，渐渐长成树，他不会让自己轻易跌下悬崖。     据莫言自述，他1955年出生在山东一个荒凉农村，家里人口很多。在五六十年代，物质生活极度贫困，他像小狗、小猫一样长大。上小学时，碰上文化大革命，在学校跟人家造反，上房拆瓦。文化大革命没结束，就辍学回家劳动，因此他的正式学历是小学五年级。1976年，他参军，离开农村。1984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了两年，期间写出成名作《红高粱》。1988年他到北京师范大学，走上专业创作道路。 莫言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自己创作源泉的报告，他说：“饥饿和孤独跟我的故乡联系在一起。在我少年时期，吃不饱、穿不暖，牵着一头牛或者羊，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凉土地上孤独地生存。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 饥饿和孤独是莫言创作的源泉，农村和农民则是他创作的对象。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轮回》，主题不限于土改，但对土改的残酷有深刻准确的描写。就在今年9月，莫言还转播了一条关于农村问题的微博，并且加上评语：“关键是要像1951年土地证上写的那样：土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有耕种、变卖、赠予等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他另一部长篇小说《蛙》，主题则是计划生育与悔罪。就这部小说接受许戈辉专访时，莫言说：“我本人也有很深的忏悔心理。我当时就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把孩子做掉了，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这是我们内心深处很痛的一个地方。” 可是，当被问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时，他却笨拙地为政府辩护：“中国制定计划生育政策也是迫不得已。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也是丈夫，也是儿子，也是父亲。他们难道不愿意子孙满堂吗？当时之所以制定这么一个政策，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人口增长幅度太快了。如果不进行计划生育的话，到现在没准儿已经21亿人口了。从国家利益上来讲，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是有一定道理的”。莫言这段话如果是真诚的，那他缺乏足够的智识，反之则不真诚。 一个人不真诚，或没有勇气说出心里话，不一定是因为坏，还可能是因为软弱。莫言说过，“是内心深处的软弱，使我千方百计地避开一切争论”。他说自己甚至坐出租车都怕司机给他“甩脸子”，因此加倍小心。记者问他，你对出租车司机都恐惧，怎会有勇气写出最残酷的社会现实并呈现给读者最本真的东西？莫言回答说，在现实生活中越是懦弱、无用的人，越可以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特有本事。文学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 莫言的确做到了不少事情。他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高密东北乡，一个未必漂亮但足够厚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上帝、总督和平民都是他，当然还居住着存在或不存在的父老乡亲、远朋近友、生人亡灵。常有人将莫言比作福克纳，我觉得莫言最好的作品与福克纳最差的作品相比，并不逊色。莫言不能算大师，但有独特风格，能成一家之言，即使不得诺奖，也够资格被写入任何一部中国当代小说史。     莫言的文学风格，我并不喜欢，觉得腐味过重，流汤滴水，其移植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混搭上中国民间信仰及民间故事，有时也显得糙拙。但我承认并尊重他的文学才能，认为不在村上春树之下，而在另一位诺奖得主、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之上。他的获奖，是政治之外的文学理想主义的胜利。 关于文学的理想主义，莫言曾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接下来他话锋一转，从普世价值上匆匆溜走：“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对文学来讲，有个巨大禁忌就是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我看来，莫言深爱也深恨的是农村，不是城市，而政治主要是在城市里展开的，因此，他的普世价值，指向的不是政治，而是土地。 莫言获奖，是他个人作品的胜利，也是一个沉默者的胜利。对部分中国人来说，这胜利似乎略有点疲软。不过没关系，文学与政治，本来就不是注定要捆绑在一起。作家的成就与他的政治勇气，也没有必然联系。只是在当下中国，人们太渴望有限制权力的权力，以致将文学当作匕首，将作家视为斗士。 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瑞典皇家科学院有诸多考量，而对其文学成就的尊重和认同，必定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不管怎样，莫言是中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让我们暂时放下遗憾，向他表达真挚的祝贺。       （采编：彭程，责编：佛冉）     您可能也喜欢： ＜玉衡＞成长的祭奠——《颐和园》影评 ＜摇光＞关照好自己的灵魂——写给一个高一女孩（二） 司法独立的前言：不同语境下司法独立之比较 ＜摇光＞自我暴露 ＜“诗心未逝，怀念海子”专题＞波德莱尔——一朵鞭挞麻木的灵魂的“恶之花” 无觅

(Photographer Han Hongmei ) By DIDI KIRSTEN TATLOW  Published: October 7, 2012 一些高校在招录新生的过程中采取了基于性别的录取标准，比如男女考生不同的分数线。这样的措施引起了考生的强烈不满和质疑。而教育部对此回应，这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一些高校适当地调整了新生的性别比例。 BEIJING — On the last day of August, Xiong Jing and two friends shaved their heads in Beijing to protest a growing trend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which women increasingly must score higher than men to get in and face unofficial but widespread gender quotas that favor men. The three women were outraged when the Education Ministry said in August that the practices were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y conducted their action in the privacy of an apartment, since any kind of protest in the Chinese capital was considered risky. The day before, in the relatively freer southern city of Guangzhou, four other women shaved their heads in public and gave the Education Ministry a “zero” score for fairness. In all, Ms. Xiong said, about 20 people around China — mostly women but some sympathetic men, too — shaved their heads to protest the ru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