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作者： 信力建   当强敌压境，危机四伏之际，对待战与和的选择中国人一般是偏重与“战”——所谓“宁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也。不过，从历史理性和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这种“宁……不什么”的选择未免太意气用事和形而上学。毕竟，战与和作为对敌斗争的双翼，都有其存在价值，我们只能以“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和“执其两端而扣”辩证思维进行权衡——一言以蔽之：战和不能偏废。事实上，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和”的评价甚高，自西周末年由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以来，“和”这个概念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之一，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孔子指出达到适度的具体方法是“扣其两端”与“执两用中”，其核心就在于全盘考虑，统摄诸方，以此化解矛盾，守衡致和，所谓“和为贵”是也。老子则更是在其《道德经》中主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继承老子思想的庄子也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要与他人和谐相处，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的境界，实现人与人的共存并生、协调发展。 也就是受这种“和”观念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朝代汉唐，在战和关系上，都不放弃一定的“战”的同时，也不偏废必要的“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先看汉。西汉高祖皇帝时，西汉建立之初，匈奴多次南下骚扰边疆地区。双方关系紧张，在刘邦亲征匈奴过程中发生了白登之围，刘邦自己差点被抓。此后，匈奴不断南下侵扰，刘邦束手无策，亲自向娄敬询问对策。娄敬分析双方的形势，认为西汉刚刚建立，经济残破，国力空虚，根基未稳，实在无力与匈奴展开大战，只有和匈奴讲和才是上策。他提出将皇帝的女儿嫁给单于为妻以及厚赠礼物的“和亲”主张。刘邦从善如流，任命娄敬为使者完成和亲使命。这就是和亲的开始。此后，历代西汉统治者均继续实行该政策仅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40年，《汉书》记载的和亲就有九处之多。这种和亲一直持续到汉元帝时期，其中著名的是昭君出塞：汉元帝时期，匈奴已经成为西汉王朝的藩属，呼韩邪单于多次主动要求和亲。元帝为了宣扬大汉的威德应允了和亲，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这次和亲的效果十分显著，“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北方出现了几十年的安定局面，也促进了匈奴经济文化的发展。 汉朝所以选择这种“和”的对外政策，乃是因为汉朝建立在长期战争之后，国家贫困，没有能力抵御匈奴的进攻，为寻求一和平建设机会，恢复经济，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稳定的边防安全，因而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其结果也是明显的：由于西汉停止了长期的征战，使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国力得以增强；同时加强了睦邻友好关系，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和进步，对发展生产，恢复国力起了积极作用。 再看唐朝。唐朝的和亲政策在西汉基础上，又有发展。在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时期，为搞好和吐蕃的关系，把文成公主下嫁给松赞干布，把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王诺曷钵；唐中宗时，又把金城公主下嫁给尺带珠丹；唐肃宗则把幼女宁国公主下嫁给回鹘的葛勒可汗磨延啜；唐代宗把崇徽公主下嫁给回鹘牟羽可汗；唐穆宗则把太和公主下嫁给回鹘崇德可汗。据统计，唐王朝与突厥、叶谷浑、叶蕃、奚、契丹、宁远、回纥、南诏８个族（国）共计和亲２８次（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此种对外讲和的政策，从高祖而至僖宗，几乎贯穿整个唐王朝！此举不仅安定了边境，对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也使得整个民族的融合更加有效——以文成公主为例，文成公主入藏后，“恶（吐蕃）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吐蕃人原以“毡帐而居”，穿毡裘衣，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松赞干布带头除去吐蕃服装，改穿汉装。 和的政策真正受到挑战，是从宋朝开始的。北宋时期，虽然周围也有林立的少数民族，虽然在和辽国、西夏、金的战争中吃尽苦头，可宋朝却在辽兵压境的情况下拒绝辽的和亲要求，选择一战到底的政策。所以有这样的选择，其原因大致是：首先，是大汉族主义所致。北宋君臣有很深的民族偏见，他们认为与“非类”结亲是奇耻大辱，宁可赔钱财而不肯赔夫人，当然更不会去和亲联姻。其次，则是跟宋朝理学兴旺有关。北宋是理学发端的时期，南宋是理学的兴盛期，故而两宋有不少士大夫把和亲与伦理道德相对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把“中国结婚夷狄”视作“自取羞辱”。两宋以讲天理和伦常为主要内容的理学的兴起，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入人心。 再次，则是因为双方在经济上的不一致。宋朝的经济远远领先于周边国家，即使是出了不少岁贡还是老大哥，财大气粗，难免看不起“夷狄之人”。然而，就是在这个立足于战，不屑于和的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朝代——从宋真宗就开始向辽国献帛纳币，辽国改称契丹国，继续献帛纳币。契丹国又改称辽国，一样献帛纳币，在献帛纳币的同时，外加割让土地。大金国兴起，宋朝与金联手灭了辽国，可情况并未好转：继续向金朝割、纳、献！不但割、纳、献，同时，还称侄，装孙子。敌人把受纳的帛、币散发给军卒，畜养着虎狼之师，壮大着吞并的野心和实.，直至蒙古崛起，蒙古人起初攻金，继又来联宋攻金，这时候，苟延残喘南宋，又霍然眼睛一亮，联蒙灭了金，如法炮制，继续的向蒙古人割、纳、献，装……直至最后被蒙古灭国！最值得叹息的是：宋朝不和亲，结果皇帝都给人家当俘虏了，公主还不是给人家大臣当小妾，皇后受不了污辱自尽，这跟和亲比，真是等而下之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宋朝主张和的秦桧。对此公，我们一般的看法是他是卖国贼汉奸。然而，如果我们立足于和亦为国家外交的一个选项的原则，也许就有不同看法：譬如，大儒朱熹就在其《语类》卷百三十一中有云。“秦桧见虏人有厌兵意，归来主和，其初亦是。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后当逆亮之乱，一扫而复中原，一大机会也。惜哉。”“又云：问，高宗若不肯和，必成功。曰，也未知如何，将骄惰不堪用。”而现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更是在其《白话本国史——南宋和金朝的和战》内称：“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我说秦侩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之处，能看出挞懒（完颜昌，女真名挞懒。金主和大将——笔者按）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著名作家茅盾1941年也在《笔谈》第三期上发表的《谈一件历史公案》，认为迫于当时的客观形势，靠岳飞等人的努力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南宋和金朝的力量对比，秦桧主持和议是不能避免的选择，而且必须杀害代表流亡贵族利益的主战派首要人物岳飞以后，才能苟安于半壁河山，由此背负了千古骂名，实在是有些冤枉。可见，在很多有识之士眼中，一味恃战不屑于和是宋朝灭亡的一大主因。宜乎陈寅恪先生在《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一诗中感慨：“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 逮至明朝，“战”更成为时代主旋律。对明朝，很多人对其的赞颂为“大明276年，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也就是因为这种对“和”的拒绝与恐惧，才有这样一个故事：崇祯十五年，被清军和起义军夹击得晕头转向的皇帝在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倘肯议和，和亦可恃”下，决定密使他与清兵图和议，结果有一天，一日份从边关发回议和条件的密函被陈新甲置于案上，其家童误以为是《塘报》，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事起泄露，群臣哗然，给事中马嘉植弹劾新甲。崇祯为了显示自己并不主和，遂于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将陈新甲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崇祯不许。新甲只得贿赂高层，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多方营救，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大力援救，拒不听。九月二十二日陈被斩于市。陈新甲既死，明朝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其结果，是两年后的1644年陷于两面作战的明朝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上。 我大清就更是好战弃和之国。譬如，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主和，光绪帝则主战。从战争准备来看，中国海陆军皆弱，李鸿章对此事心知肚明。他奏道“北海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八艘，余轮仅共训练之用”，“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军兵力不厚，若另出境援朝击倭，势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为敌所乘，有碍大局”，李鸿章的战备报告及战略态势分析可算相当中肯。既然清军战备不足，就不应派兵进入朝鲜此一暴露的位置，而只应以鸭绿江作为前线；且以海洋排拒的设想，北洋舰队战力虽不足以出战争取黄海的制海权，但若能保时存在、将日军舰队吓阻于渤海湾之外，则可保卫首都并掩护辽东的侧翼。如此的战略虽必须放弃朝鲜，但尚可在鸭绿江国境一线获得支撑，胜算较大。可惜，年少气盛的光绪帝听不进这些建言，反对撤兵，积极备战，结果在勉强之下，清廷仍决定海陆并进、派军增援。清军海路只以微弱兵力掩护运输船而未全军出击，终至在丰岛海战中被日舰截获击沈；而陆路增援部队32营约15,000人虽然顺利抵达，但日军亦已增援至16,000人，清军兵力仍居劣势。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决策与军事工具协调不良，使得本无力一战的清军勉强出战，一败涂地。到庚子年间，疯狂的慈禧太后更是一天之内向11国列强宣战，惹出之国人一人赔一两白银的《辛丑条约》，终致清朝完蛋。 周佛海在分析汪精卫的选择时有云：“汪先生的意思，彼此为了国家，原则上决无二致，但所定的策略与应取的途径，一时容有歧异。汪先生所说的难与易，就是指的抗战与和平。因为不论其为胜为败，凡献身于抗战阵营者，无疑都将成为民族英雄;但要保全国家元气，与敌言和，则头绪万千，事繁责重，尤其军事处于劣势状态之下，日本以战胜者之地位，未必肯真心让步，和谈条件，就很难接国人之望，措置稍有不当，条款稍有出入，则以苦心为国始，而以千古罪人终。但汪先生认定前方的军事，与滇缅公路的封锁，抗战有难乎为继之势，及今谈和，国家尚可免于糜烂，而蒋先生抗战到底之意，既然一时无法动摇，则如其最后胜利，仍然属我，则国家一切，自有蒋先生。如不幸而抗战被迫作城下之盟，则汪先生与日本媾和在前，日人自难反汗，今后一切，有汪先生来担当周旋的大任。和战并进，为国家打算，不能不说是一条万全的计谋。”这里面当然不乏辩解之词，但我们如果不以人废言的话，也多少可以从中读出些特殊时期对战和关系的特殊理解。

作者： 信力建   1.王思想《高官该不该缺席(IMF)和世行年会？》：中国高官纷纷缺席东京(IMF)和世界银行年会，表面上看，是政治正确的一种表现，迎合了国内汹涌的反日情绪，但实际上，有失大国风范，更是对国家利益对人民利益的不负责任。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完全与东京(IMF)和世界银行年会无关，只是早就拟定的一次国际例会，中国在这个重要的国际舞台，可以发出自已不同凡响的声音，高官纷纷缺席，意味着中国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得与失不言自明。想想几十年前，中国并没有因为与美国交恶，而去抵制或缺席在美国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 2.从今日开始至明年6月30日，四川省成都市公交集团将对二、三环限行区域内的44条公交线路实行免费乘坐的措施。由于部分线路将在本月底前陆续开行，今起将有33条线路率先免费。 3.美国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星期一发表报告说，伊朗有能力在2到4个月内生产出25公斤核弹头所需要的高纯度浓缩铀。 4.卫生部近期将颁布新规，对器官获取组织予以规范，今后器官移植试点医院获得器官，需要由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来分配。器官移植科首席专家何晓顺教授表示，该办法的出台有助于“将器官分配给最需要的人”，预计异地分配机制最快三年后有望实现。 5.美联社称，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劳教制度最初是为反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人而设立的。该制度授权警察未经审判将人关押3年，如果行为仍不良好，还可以继续关押到第4年。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份报告，共有约19万名中国人被关押在320个劳教所内。 6.交通运输部 10月9日统计出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连国庆8天长假中，全国收费公路七座及以下小客车交通流量为1.89亿辆次，占总交通流量的79 .1%，比去年同期增长54 .6%，全国免收小客车通行费共计65 .4亿元。 7.近日，北京地铁五号线站内显示“王鹏你妹”事件网上闹的沸沸扬扬，今天，北京一专职律师王鹏律师发微博，要状告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因“王鹏你妹”影响到“王鹏”群体声誉问题。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法官当场拒绝受理。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日发表《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称这一举措在于表明中国致力于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不过批评人士指出，中国的问题在于司法不独立。这本大约一万八千字的白皮书正文部分由司法制度和改革、维护社会公正、加强人权保障、提高司法能力和践行司法为民五个章节组成。 9.近日，美国举办了一项“吃活虫”比赛，32岁的男子在吞下几十只活的虫子之后丧命。目前医生正在对该名男子尸体进行解剖，以确认具体死因。据悉，“吃活虫”比赛的冠军将获得一条巨蟒作为奖励。 10.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二（10月9日）开始接受记者采访报名。报名期将在11月2日截止，十八大将在11月18日召开。十八大由于将实现中国高层的换届而备受瞩目。预计将有大批中外记者报名采访这次会议 11.IMF报告预计，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3．3％，为自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增速。报告警告，出现二次衰退风险已显著上升。明年，世界经济增速跌破2%的概率升至17%，增长低于2%意味着发达国家可能尽数进入衰退，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也会显著滑坡。 12.10月9日，位于武汉大学正门的武大地标性建筑之一“国立武汉大学”牌坊被拆除。据悉，该牌坊是1993年武汉大学百年校庆前夕，学校仿照武大老牌坊建造的，不属于历史保护文物。据校方介绍，新的牌坊一年之后将在原址附近重建。 13.针对今年十一黄金周出现的问题，全国假日办建议加快推进带薪休假制度落实，适时启动黄金周假日旅行机制研究。在不增加原有法定节假日的前提下，可通过协调和腾挪其他假期和周末，对五一假期调整并适度延长。 14.外交部９日举行国际经济司成立大会，国际经济司首任司长由中国前驻荷兰大使张军担任。国际经济司负责的工作主要包括：中国出席重大峰会的筹备及后续行动；协调、研究和参与联合国及有关国际、区域合作框架内的经济与发展合作及相关业务等。 15.国际海事局“海盗信息报告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海盗先后发起了69次袭击，得手13次。与去年同期相比，索马里海盗袭击次数下降了60%。有些海盗除了谈赎金外，甚至拿出一多半时间要被扣中国渔民教他们怎么捕捞龙虾和其他水产。 16.越南政府最新颁布规定，要求政党官员禁止办奢华婚礼，以免招致民怨。规定包括婚礼邀请的宾客人数不得超过600人，婚宴场地要尽量避免在五星级大饭店举行。越南传统上婚礼向来都是大宴宾客，政党高官尤其要举行奢华婚礼才能突显其身份地位。 17.中国朝觐工作总团团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洪长有8日说，截至8日，已有30架包机载着１万余名中国穆斯林抵达沙特，准备开始一年一度的穆斯林朝觐活动。 18.据朝中社报道，在朝鲜劳动党成立67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金正恩于当地时间10日0时，率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朝鲜国防委员会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作战指挥成员来到锦绣山太阳宫，向金日成和金正日表示敬意。 19.丁咚《腐败是中国改革开放惹的祸？》：英国思想史家阿克顿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衡量一国体制性质和科学合理与否的最有效指标是这个国家的腐败程度，那些政府清廉、腐败较少或者极少的国家不外乎具有以下特征：有限责任和有限权力；权力内部建立相互制衡的机制；权力运行透明，并受到严格的外部监督。 20.证严上人：1.悲即是同情心。能互相宽谅、容忍，表现一份宽心、爱心，即是悲心。最幸福的人生，就是能宽容与悲悯一切众生的人生。2.慈悲是救世的泉源，但无智不成大悲。有智慧才能发挥无穷的毅力与慈悲，此即佛法中的“悲智双运”。

来源:南风窗2012.10.3 晚清以降，随着《时务报》、《大公报》等新式传播媒介的兴起，各种政治性报纸此起彼伏，而商业性报纸如《申报》等在剧烈的转型时代逐渐融入了政治的底色。相对于传统社会士大夫的清议、公论等，现代知识精英乃至普通人的表达空间在急剧地扩张，这种扩张一方面意味着现代国民表达权利的自觉，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执拗而尖锐的代表性危机：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公共舆论能否代表最广泛的民意？被主流社会遗忘甚至背弃的底层社会如何才能被自诩为精英的知识人所代表？或者一直沉默的大多数有无可能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用被代表？与这种代表性危机伴随始终的，就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大众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中的广泛参与，而呈现出的既具有能动性又极易被操控的特质。 必然的冲突？ 可以说，相对于知识精英几乎垄断了媒体、教育等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底层民众似乎只有在被动员或自发的政治实践中，才能一定程度地表达其意志与立场。在这既漫长又短暂的20世纪中国，精英主义与大众民主似乎成了政治史上一隐一显的两条线索，就启蒙运动的遗产而言，平等主义、大众民主等确实象征着启蒙时代对普通人政治参与权的承认与尊重，但现代政治的实质又是一种高度现代化和技术化的政治形式，无论是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整合与文化的创新等，都离不开精英的广泛参与和指导。这种参与如果没有约束（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省的），就极可能造成精英垄断资源和剥夺民众，就可能形成一个韦伯所言的”纵欲者没有心肝，专家没有灵魂”的遍地精英成蛀虫的可怕局面。因此，理想的状况也许应该是精英主义与大众民主成为相辅相成的历史双轮，前者形成负责任、理性而自省的群体，而非脱离了民众的权贵集团，而后者保持一种制度性的参与空间，给日益钝化和官僚化的政治体制一种持续的压力，而非蜕化成仇视精英转向非理性的民粹主义。 这种精英主义与大众民主的冲突在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中表现得尤其广泛、尖锐和深刻。公共舆论是知识精英的声音就必然理性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服从，还是它根源于民众因此就必然”政治正确”？在这个问题上，公共舆论自始至终就呈现出两极性的紧张。这在当时民国知识精英对于公共舆论的理解之中，已露出端倪。对于舆论价值持正面肯定的知识精英，认为舆论所表达的是理性价值和理智力量，这种理性与理智来自于知识精英的学术训练和研究经验。从这样一种逻辑出发，知识精英理所当然是舆论的宰制者，这种对于舆论的宰制，在当时的学院知识精英看来，并没有任何逻辑上的不妥，和道德上的亏欠。公共舆论是需要公共讨论的，而公共讨论是需要必要的逻辑训练和知识资源的，乃至公共讨论所必须的话语伦理和论辩规则，都是知识精英的”专利”。这种少数人的理性的能力，构成了公共舆论最重要的支撑点。 而对于舆论的反对，也恰恰从反面论证了理性的必要。反对舆论者，认为舆论是大众的情绪与意志的反映，而大众情绪和意志所叠加的众意，在知识精英看来，是一种虚假的公共性，甚至可能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的多数人意志的暴政，个体的自主性，正表现为对抗这种社会舆论的压力。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公共舆论的生产就不能按照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模式进行，反而必须尊重少数人（即知识精英）的理智与判断，商议性民主就显得特别重要，尊重少数人的自由言说也成为常识。这折射在公共舆论的理解之中，就是大众民主（平等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冲突。 知识界的分裂 从民国时期典范性的公共舆论来看，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为表征的公共舆论，和以上海《申报》”自由谈”为代表的公共舆论，深刻地反映了知识阶层的分裂，以及作为传统中国政治遗产的精英主义（也即是士大夫政治），在一个民主化时代遭遇的强有力挑战。 《大公报》”星期论文”就是北平学院共同体的理性能力的延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学院知识分子成为公共舆论当仁不让的宰制者，公共舆论的公共性，并非建立在最广泛的民众意愿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筑在学院共同体充分发育的基础之上。人民的利益虽然是政治统治应该考虑的议题，但人民未必明白其实际利益所在，尤其是未必明白其长远利益所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并具有讨论能力的知识精英，才可能切实地理解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因此，当知识精英的意见在社会层面遭到强烈反对的时候，这种反对非但不会削弱知识精英对自身理智能力的自信，反而进一步强化其反抗社会舆论的心志。公共舆论的正当性，不在于其叠加民众的意志（众意可能仅仅是”乌合之众”的情绪累积，这种情绪来无踪去无影，稍纵即逝而不可捉摸），而在于其根源于少数人的理智乃至人格的力量。这种少数人的理智力量，虽然在比例上不占优势，却是一种更具有客观性的卢梭所推崇的公意，是规约政治引导民众意志的理智能力。 而对于民国《申报》”自由谈”来说，少数人掌握理智的专利权，正反映了公共舆论生产机制里的不平等。少数人宰制了公共舆论，公共舆论的价值基础，就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公共舆论，应该代表最广泛的民众意志和公共利益，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劳苦大众才是民众意志的承载者。因此，公共舆论应该尊重这个群体的声音和意愿，应该努力地让这个群体的意见能够得以表达，汇聚成公共意志来构成公共舆论的价值基础。公共舆论的公共性根基，应该建立在每一个普通人尤其是底层的表达权之上，而非知识精英的话语特权之上，应该将公共空间里话语权的平等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去追求。个体的意志和能力虽然可能微不足道，但没有个体意志参与的公共舆论，却必然是丧失了”公共性”的虚假的”公共舆论”。 《申报》”自由谈”里大众语的广泛讨论，所折射的正是如何通过语言形式的创造性转化（某些左翼作家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创造的白话文太书卷气了，太知识分子气了，太脱离劳苦大众的日常语言系统了），来实现每个普通中国人都具有言说和书面表达的能力，以便参与公共舆论的建构。代表底层，成为了一个道德商标，也成为了一种强劲的政治诉求甚至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因为它表征着民意和人民主权，而民意应该是公共舆论最应该给予关注的对象。传统政治合法性来自于天命、天理、天道等神圣的超越世界，民意、苍生只是其载体，星象、灾异等只是其征兆，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却是建立在民意之上（包括人民的同意和人民的意愿），在一个世俗时代，这种民意就是民众通过各种政治集会、日常闲谈以及民意调查等所显示出来的集体意志，很显然，这种民意在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和自相矛盾性。 民意的解构与建构 近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在这个层面上出现了最尖锐的对峙，它究竟应该根源于多数人的民意，还是应该来源于少数人的理性？民意应该服从于理性的导引，还是理性应该以民意为依归？公共舆论的价值基础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在传统社会，清议虽然是士大夫这个少数人群体的言说的专利，却在价值上表征着最广泛的民意，而且还表征着充满道德内涵的理性，这种理性与天命、天理等抽象的意义世界扭结在一起而自成其价值系统的自洽。可是，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却似乎从一开始就隐伏了民意与理性分裂的火种。代表民意的舆论，似乎常常与理性相背反，而完全遵循理性的舆论，却又似乎远离了民意。 《大公报》”星期论文”的批判性，在于其理性对任意性的意志的征服，无论是政治领域的横暴与专断，还是社会领域的粗鄙与盲动，都是丧失了对自我意志之驾奴能力的表现。理性成为批判性的价值根源。而《申报》”自由谈”的批判性，却在于其对民意的坚持，民意具有了某种神圣性，一切违背民意的言说与行为，都是在道德上亏损的。”自由谈”的逻辑就是，民意在当时的中国，遭受到了政治的压制，同时也遭到了学院知识精英的漠视，因此，表达民意甚至让民意自身有自我表述的能力，就成为一个紧要的历史课题。 在这个过程中，正因为此，《申报》”自由谈”所形成的舆论空间，呈现出非常尖锐的批判性格。这种质疑型的公共舆论，可以将之命名为一种解构性的公共舆论，它是在反抗、拆解和嘲弄主流政治话语的基础上，呈现出自身的开放性和攻击性，这种公共舆论的着力点，在于批判而非建设，或者说以批判寻求建设的新路。”星期论文”同样有着浓厚的批判性格，但是这种批判性，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而成熟的学术共同体的支撑，因此往往遵循着理智的指引而着眼于建设之途，因此，可以将它命名为建构式的公共舆论。 解构与建构，所表征的不仅仅是一种话语类型上的差异，也不仅仅表征一种思维方式上的背离，同时也表征了公共舆论的主体与其自我的历史关联。如何理解自我认同在公共舆论建构中的意义？ 公共舆论的生产者已经意识到舆论远离社会和人民，但却仍旧以固有的模式在制造舆论，这些被制造出来的舆论进一步强化其对舆论功能的疑虑与否定。心灵生活与公共舆论之间呈现出了某种隐秘的相关性，自我否定的心灵生活，自然会生产出反叛性的、虚无性的公共舆论，而自我认同的心灵生活，则生产出批判性的、建构性的公共舆论。这种关系，正如学术共同体与公共舆论的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一样。学术共同体的发达，未必一定会推促公共舆论的强劲，但若没有学术共同体的支撑，尤其是知识资源上的贡献，公共舆论往往容易陷溺在单一性话语的自我循环之中，而无法开创出新的认知视野与批判能量。公共舆论就可能贬值为一种公共表演。 舆论背后的政治权力 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从原则上来说，政治权力应该倾听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应该表征人民意愿与利益。但是，在1930年代的中国，这三者之间的衔接链条，却似乎出现了断裂。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不再来源于具有超越性的天理和天命，而必须从世俗世界获得其支撑，这个支撑点之一就是民意，也就是所谓人民的同意。公共舆论成为了民意最重要的载体。但是，由于人民并没有充分的表达自由和渠道，民意如何被表达成为一个难题。尤其当政党性的力量与意识形态式的主义结合，通过各种社会资源来挤压舆论的自主性表达，公共舆论便面临着强大的挑战。政治权力试图规训公共舆论，而公共舆论力争规约政治权力，两者之间呈现出复杂的暧昧。就民国时期的公共舆论史而言，无论是《大公报》还是《申报》，都面临着争取表达空间的问题，也面临着如何与当局博弈的挑战。 从1930年代公共舆论这两种形态可见，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社会声望和象征资本的来源，已经二元化了，知识与理性可以成为公共舆论的价值基础，而民意也可以成为另外一种公共舆论的价值基础。这两种类型的公共舆论可以为知识分子积聚社会声望，在不同的文化场域，公共舆论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逻辑与话语惯性，公共舆论在展开其批判性的力量的同时，却极可能陷溺在另外一种被操纵性之中。 回首近代中国以知识精英为主体形成的公共舆论和启蒙文化，虽然在传播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与正义等西方启蒙运动形成的普世价值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启蒙文化也有其内在的症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苍生，以一种舍我其谁的心态傲视底层，以一种真理在握的气势蔑视常识，本来应该是引导民众获得”敢于公开运用理性的勇气”的启蒙，却似乎走向了一种意识形态式的灌输和宣传，本来是一种在表达权上打造平等机会的启蒙运动，却似乎走向了最不具有平等感和平等意识的启蒙心态，毫无疑问，这种反启蒙的启蒙文化最后吞咽了它自己的苦果。 没有公众参与，何来公共舆论？公共舆论的生产机制一旦形成并固定化，将会形成自身的强大逻辑，而湮没知识精英的理性与判断力。一流的知识分子对于公共舆论的话语霸权，有着一份清醒的辨析和自觉的抵抗，他们既是舆论的制造者，同时又试图在舆论面前保持某种自主性与独立性。但对于其他的知识分子来说，则未必如此冷静。人是跟着话语走的，尤其是当这种话语背后还站着一个巨人，而知识分子又隐隐然地觉得他们的话语与真实的民众隔膜得太深太远的时候。虽千万人吾往矣，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