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委员会

作者： 信力建   最近，苏联的“男子汉”成了问题——有人讲了，苏联解体时，2000万“食人之禄”的苏共党员，却不“忠人之事”地站出来为曾经给他们地位权威和“幸福”的国家保驾护航，“不是男子汉”！ 必须指出，这个指责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历史就是这样：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到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们不妨还原一下当时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各国民主浪潮风起云涌，1989年，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瓦解：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1月17日捷克“天鹅绒革命”，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党政权；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党独裁者齐奥塞思库被人民赶下台并判死刑。此时，共产帝国苏联也是危机四伏，政局动荡，经济濒临崩溃，民族矛盾激化。1990年3月,立陶宛共和国宣布独立，此后一些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发表主权宣言。为缓和民族矛盾,防止联盟解体，1991年，戈尔巴乔夫和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发表声明，主张签署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拟8月20日签署。草案把国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放弃了社会主义，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这在苏联引起极大震动，成为苏联“八•一九事件”的导火线。这一年8月19日凌晨,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总统职务，由他代行总统职务，并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的全部权力；宣布对苏联部份地区实施为期 6个月的紧急状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苏联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 “8•19”政变这把刀子在加速苏联解体的同时，也让操刀手苏联共产党自己步入绝境。一个执政党居然诉诸非法程序，发动政变，这无异于自杀。在戈尔巴乔夫恢复苏联总统职位的第一天，即8月22日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以及随后在白宫门口广场上举行的“胜利者群众大会”上便出现了这样一幕：中午12时叶利钦讲话时，广场及附近街道绿地都已挤满了人，各国记者听得最多的口号便是“打倒苏共”、“审判苏共”。讲台上发言者只要一说到“取缔苏共”，广场上便一呼百应，掌声雷动。而此时，2000万共产党员全部“失踪”！更妙的是：在8月29日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上，苏联共产党最终被它自己的党员彻底抛弃：大会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 52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定：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责成内务部各机构保证苏共物资财产和档案的完好无损，责成各银行停止苏共的所有货币基金业务。根据这一决议，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机构均被关闭，所属建筑物全部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 苏联共产党自1898年开始的93年历史到1991年8月29日划上了一个句号。而当1993年重建俄共时，加入俄共的原苏共党员还不到10％。这说明原苏共党员中，相当一部分并不是认可这个政党。 事实上，苏共给予自己的党员的待遇，那是相当的优厚的。在列宁尚未去世但已不能主持工作的情况下，斯大林运用手中掌握的无限权力，特别是分配干部的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决议规定了选拔、分配领导岗位干部的任务，中央决议批准了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表格。第一号官职等级名录中大约有3500个最重要的领导职位，其中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首长，托拉斯、辛迪加的领导人，大工业企业领导人等；第二号官职等级名录，包括各部、局的副职以及其他相当职务；第三号官职等级名录，则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到1924年年初，由中央委员会确定的领导干部总数为13163人。地方各级也规定了自己的官职等级名录，如乌拉尔州委规定本州的领导干部为1066人。不过地方领导干部只有最重要的职位才由中央委员会来确定。拥有这些职位的领导干部就逐渐转化为拥有自己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特殊的社会集团。这些以党员为主的干部实行特定工资制，其数额一般规定为2200～3000旧卢布，以后最高额可达4000～5000旧卢布后来这个特定工资额又有增加，这就出现了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同工资一起还要发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的所谓“钱袋”制度。莫洛托夫同苏联作家丘耶夫在1969～1986年期间作了多次谈话，其中也谈到了工资和“钱袋”问题。莫洛托夫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各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在战后配给制废除以后，特权很快地重新开始扩大。有各种形式：几乎是免费占有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贴，医疗费（休假日月薪照发）。但是，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上面提到的所谓“钱袋”，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的高低。信封装在钱袋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例如，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两万多卢布，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2000多卢布。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 就是梁山泊上的好汉享受了这么多好处，都该在大哥有难时拔刀相助，可苏联的共产党员们却在大吃大喝之后，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了这个共产帝国的土崩瓦解，就此而言，怎么骂他们都不过分——不是男子汉自然是其中小焉者也。当然，我们这里也得公正的说一句：苏联解体，对于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是一大利好——曾经在几千公里边境线上陈兵百万的苏联帝国一下没有了，我们的国防压力因此骤减许多。 话说回来，这种关键时刻不为本党存亡尽心竭力的事儿也不限于苏联——男子汉在中国也缺货。比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当毛泽东将彭德怀《意见书》擅自散发给与会人员后，那些高级干部围绕着彭德怀的《意见书》，展开争论，形成了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可是，当老大毛泽东对此发表了观点尖锐的讲话以示他的反击后，会议的基调立即改变，形成了“一边倒”的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和批判，许多人纷纷收回自己的发言，划清界限。由于黄克诚、周小舟是支持彭德怀的，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加上他们还有串联的“非组织活动”的嫌疑，便被划入彭张联盟成员。有此前车之鉴，到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132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负责人、军队的代表及红卫兵领袖在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时，131人都举手表示赞成这个提案，只有一个人趴在桌上，用右手捂住左胸，用这种方式拒绝举手，这个人就是陈少敏——堂堂132名党员中，只有这个女党员象个“男子汉”。 当然了，有通例就有例外。本朝也有真正“象男子汉”——那就是习仲勋。据张杰《坚决站在胡耀邦一边的习仲勋》一文介绍：1986年年底，因为同情学生运动，总书记胡耀邦被中共元老罢黜。在中南海的一次“生活会”上，众元老集体向胡耀邦发难。有的要胡作“深刻检讨”、有的指责他与自由化代表人物“打得火热”。还有的威胁“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不必待在这里了”……习仲勋忍无可忍，站出来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他拍了桌子：“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胡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胡耀邦去职之后，习仲勋在最高决策层逐渐被边缘化。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习仲勋同情民主诉求，强烈反对武力镇压学生。 再扯一桩旧事：五代时后蜀花蕊夫人的丈夫梦袒是蜀国的重臣，她貌美且有诗才。公元965年宋军灭蜀，她丈夫叛国投降，被封为秦国公，但她始终忠于蜀国。宋太祖既垂涎于她的美色，又仰慕她的宫词，召她入宫，欲纳之为妃君王，她断然拒绝，还写下了《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一首，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或许我们该指责的不是某人是不是“男子汉”或“男儿”，而是什么样的制度下不可能产生“男子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