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国资源外交对美国构成挑战

中国资源外交对美国构成挑战 记者: 杜林 | 华盛顿  2011年 4月 25日 中国在非洲等地积极开发并获取资源,落实自己的海外资源战略。专家评判,这种资源战略对西方传统影响力和美国的对外政策构成了新的挑战,应该引起西方社会的足够警觉。 这种资源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加强对资源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和外交努力。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中国问题专家江佳士 (Josh Eisenman)说,中非合作论坛2000年启动后,中国明显加强针对非洲地区的“资源外交”,重点依然是资源富有的国家。 *资源战略* 以埃及为例,尽管埃及以为会从中非合作论坛中受益,但民主运动爆发之前,中国对埃及的投资缺乏实际成效,双边贸易极不平衡,埃及最后沦为中国的产品市场。不少其他国家的对华出口则大幅增加,中国投资也显著提升。这是因为是埃及资源相对贫乏,难以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 他说:“埃及对中国而言,既没有资源,也缺乏资金和劳工优势,对华出口因此很少。参加抗议的埃及民众都对就业不足表达了不满,对出口产业缺乏表示不满,认为埃及经济发展应该为民众服务。总体而言,中国与当地资源出口国和非资源出口国所保持的关系是不同的。” 美国前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希恩(David Shinn)补充说,根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国在非洲投资最集中的五个国家是南非、尼日利亚、赞比亚、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几乎全部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国在非洲新建的六个经贸合作区也基本集中在这些地区。这种注重资源的政策引发非洲不少地区的民众甚至政府的不满。他们批评中国企业投资缺乏透明度,没有顾及当地的产能建设和发展需求,让当地经济蒙受了损失。 他说:“中国对非洲大陆的投资回避当地产能或技能的建设,也没有加紧对当地制造业进行投资,民众的愿望因此没有得到满足。中国投资还大力进入零售、批发和纺织业,迫使一些非洲企业、特别是纺织企业望风披靡。” *资源重商主义* 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学者、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计划主任莱弗里特(Flynt Leverett)将这种开发战略称为资源重商主义(Resource Mercantilism)。他说,这种资源战略以新的开发模式自居,在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一些欢迎,对西方传统影响力和美国的对外政策构成了新的挑战。 他说:“这种资源外交印证了中国国际角色重要性的提升。美国现在必须在世界不同地区(同中国)争夺影响力,这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初期没有想到的,但这就是现实。” *卡特主义* 莱弗里特说,美中两国在中东与非洲等产油地区的利益相似,即都是石油进口大户,都想维护能源供给安全。美国前总统卡特1980年提出以武力保护石油运输通道安全的“卡特主义”在能源需求上升的今天意义更加现实。 希恩大使认为,中国虽然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卡特主义”,却已经开始增加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近期在亚丁湾针对索马里海盗的护航行动就显示中国对海外能源供给线的确存在安全的担忧。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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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才是利比亚“主权”的最大侵害者!

  卡扎菲才是利比亚“主权”的最大侵害者! ——熊飞骏 国家主权的本质是“人民主权”。统治者的权力必须来自多数人民的“同意”和“授权”,否则就不是“国家主权”而是“私权”。人民的“同意”和“授权”则是通过全体成年公民公开、公平、公正的政治选举和代议制来实现。 卡扎菲粗暴剥夺利比亚人民的“选举权力”,通过暴力欺骗等非法手段绑架国家人民以谋个人私利私欲,用“个人私权”强行代表“国家主权”,本身就是对利比亚“主权”的最大侵害。 为了把利比亚的人民和资源牢牢掌控在卡扎菲家族手中,卡扎菲让自已的儿女亲人掌管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命脉,把国家“公职”当成卡扎菲家族的私产。大儿子穆罕默德是利比亚邮政、电信掌门人;二儿子塞义夫掌控舆论导向,是利比亚的新闻发言人,利比亚人民自发走上街头呼唤民主后, 发誓 “ 会指挥军队直至最后一刻 ” ;三儿子萨阿迪是一支安全部队指挥官,也是一家大石油公司的老板; 四儿子穆塔西姆自 2007 年以来一直领导着国家安全委员会, 2008 年用 280 亿美元打造了一支私家军; 五儿子汉尼巴尔是丑闻享誉全球的酒肉恶少,以暴力殴打怀孕女友和瑞士五星级酒店仆人闻名于世; 六儿子赫密斯是驻守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利比亚特种部队总司令,是屠杀班加西和平示威民众的刽子手,并统帅利比亚的王牌部队——“革命警卫队”;小儿子在德国慕尼黑挥金如土纸醉金迷…… 在卡扎菲家庭的暴力统治下,利比亚俨然是一座国家级监狱,人民则是任卡扎菲宰割虐待凌辱的囚徒。利比亚的资源则是卡扎菲家庭疯狂掠夺的目标。卡扎菲认为“监狱”是最“稳定”的地方,习惯用“监狱手段”来奴役利比亚人民。     卡扎菲把从利比亚人民身上巧取豪夺来的巨额资产转移到他在公开场合严厉谴责的帝国主义国家。 对卡扎菲来说,利比亚不是他的“家”,而是他疯狂掠夺宰割的“牺牲品”。正因为没把利比亚当成自已的“家”,所以才不顾后果在利比亚破坏性掠夺穷奢极欲;才把搜刮来的巨额资产转移到西方民主宪政国家。这些国家曾被卡扎非公开抨击为“万恶帝国主义”和“利比亚的敌人”? 保护利比亚平民免遭卡扎菲暴政屠杀的联合国 1973 号决议生效后,英、美冻结了卡扎菲家族转移到两国 500 多亿美元的巨额资产;瑞士和法国的卡扎菲资产应该远远高于此数,粗略估计卡扎菲转移到海外的非法资产总数不下 2000 亿美元?相对于人口只有区区 600 万人的小国利比亚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卡扎菲的巨额海外资产曝光后,卡扎菲居然厚着脸皮在国内忽悠民众,说什么他是利比亚人民的兄长,他只是代利比亚人民暂时保管那些资产…… 为了有效防范镇压利比亚人民的反抗,防止“人民军队”一朝良心发现不忍屠杀自已的同胞,卡扎菲大幅消减国家军队实力,无限扩张“亲兵”武装,用“亲兵”取代国家军队,最精锐部队“革命警卫队”就是卡扎菲的“家兵”,任务就是保护卡扎菲一家的安全;甚至不惜用重金收买外国亡命徒组成雇佣军团。外国亡命徒是有组织的“职业杀手”,在大把金钱诱惑下,自然不惜一切为卡扎菲疯狂屠杀利比亚人民。 卡扎菲开给外国雇佣军的报酬高达每天 1000 美元。对于撒哈拉沙漠以南贫穷愚昧的黑人来说,这是一笔可以出卖良心和道德底线的天文数字。 卡扎菲为了谋求自己家族的一已私利,不惜把独裁政府打造成囚禁利比亚人民的大监狱,以“哪怕洪水涛天”的心态掠夺利比亚人民的资源转移出境,对那些真正为国为民敢于对独裁说“不”的志士仁人亮出血淋淋的屠刀,无情斩杀利比亚的脊梁和希望。卡扎菲的“独裁权力”与“国家主权”相去十万八千里。 卡扎菲口口声声说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利比亚禁飞区”任务的西方国家侵犯了利比亚的“主权”?其实卡扎菲才是利比亚“主权”的最大侵害者。 ………… 倍受我国历史教科书推崇的美国独立战争诞生了人类世界最伟大不朽的历史文献《独立宣言》,下面是开头的一段文字: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 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於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於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 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 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二0一一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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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激进已经显露出来

2011-3-29 在人们意识到 政治 改革 尤其是 民主 化的限度的同时,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很多年来,人们认为, 中国 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对现存的制度加以改进或者改善,使之适应 社会 和 经济 发展 等各方面的需要。 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各级 政府 官员 ,侧重点似乎都在“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这是令人担忧的。 中共 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这种思想最显著地体现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那里,他们否定中国现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视为是制度重建,即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过,实际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 国家 不成熟民主政治、或者具有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今天,从欧洲、北美、 日本 到其它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在一些国家,改革属于制度改进。另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意识到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经过多年实践之后并不适应自己,需要比较大的改革。非民主国家也在改革,探索适应其国家现状的政治制度。所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是终极的制度并不确切。西方的制度本身都还在演变。再者, 世界 历史 的发展是多元的,政治制度的演进也是多元的。那种认为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会演变成为西方式民主结构的单一线性历史发展观,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与此相反,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健全,没有必要加以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一词包含着积极进取精神,具有非常正面的含义。但“改革”的含义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这些人眼中,“改革”已经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官方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变化,其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显得越来越自信。这种思想最显著地表现在激进的左派。他们认为中国现存制度远较西方的制度优越,中国应当把“中国模式”向外在世界推广。 思想分裂与对立越来越甚 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的存在使得中间立场难以生存。这可以明显地从中国社会对总理 温家宝 有关政治改革的谈话的对立反应看出。自去年“两会”之后,温家宝总理多次谈论政治改革。作为执政者,意识到现存体制不改革不行,提倡政治改革很是自然。但让人们惊讶的倒是中国社会对此作出的对立反应。激进自由派对温家宝的讲话作了自由主义的过度解读,而左派很自然对此作了相反的解读。围绕着温家宝数次强调普世价值,自由派借此来推动西方式改革,而左派则竭力否认任何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的分裂和对立,可以说越来越甚。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对立。改革的既得利益化,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从改革的意识形态、议程、政策制定到执行,各个环节都受制于既得利益。这些年来,中国并不缺乏各方面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由各种既得利益所操控。这些变化很难是“改革”,因为它们只有利于增进各个既得利益的利益,而对执政党整体、社会和国家利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既得利益已经非常强大,它们能够有效推动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变化,同时有能力有效阻碍任何不利于自身的改革。一旦当某一改革理念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群起而围之。 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且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换句话说,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革命是激进,改革是渐进。在中国的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没有变化,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就是推倒重来;渐进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经验告诉人们,不改革就会导致危机,而激进改革导致倒退。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没有发生西方式的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以自己的方式进步并不小,那就是渐进改革。“民主与法制”是政治改革的主题。在1980年代,邓小平对法制建设的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法制话语,就是那个 时代 确立和发展起来的。1990年代有了很大的进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法治建设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强人政治的时代过去之后,中共十七大又提出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政治改革目标。党内民主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接班人交接、确立党的领导集体权威,和遏制党内 腐败 等问题;人民民主则是为了解决社会参与政治问题,同时也为民主进程提供自下而上的动力。而“引导”的概念,则表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 关系 问题,即要追求一种有序的民主进程,以避免自发无序的政治变革。 政治不改革累积恶果 不过,这些年来,因为上面所讨论的思想意识上缺少共识或者越来越没有共识,在这些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反而出现倒退。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是领导集体的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 中央 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但“统而不治”不应当是近现代政治的特点。“统而不治”必然导致危机。“统而不治”是党内民主进步缓慢的结果。尽管十七大确立了党内民主的议程,但党内民主的进步并不显著。 从党内“集体领导”体制的确立的角度,党内民主有进步,因为较之从前的个人专制,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是民主的表现。但是如何避免集体领导体制下,可能出现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呢?要实现既要集体领导又要集体负责,党内民主必须有大的飞跃。一些 学者 论述,民主不是“选主”。但是人们没有必要赋予民主那么多的神圣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层面的民主就是“选主”那么简单,即选出一些政治人物,授权于他们,并且要他们负责治理国家。民主当然意味着权力的相互制约,避免个人专制的出现;但民主也不能导致这样一个结局: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现在的结局是党内民主不够成熟,后者只走了半步的产物。党内执政制度有待于改进。民主意味着参与决策的角色的增加和权力的分散。这要求各级政府尤其是 高层 ,要确立各种协调和整合机制,否则在权力过于分散的情况下,决策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存在着各种高度集权的协调和整合机制,例如 美国 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是为了防止个人专制,但这个体制并没有保证政治责任制。尽管中国反对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但实际上的互相制衡远比西方有效。结果是官僚坐大。官僚本来是执行机构,但现实中已经演变成决策机构。一些领导层形同摆式,变成不作为政府。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这么强大?这和政府本身不作为紧密相关。 那么,社会民主呢?政府权威的流失并不表明社会得到了权力。社会同样没有权力。政权和社会的紧密关联已经不再存在。人民(社会)民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基层,对各级政府的不满和抱怨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可是,各级官员还是掩耳盗铃,假装看不到,或者充耳不闻,一味地依靠维稳机制和暴力机器来防止社会的失控。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治理是可以可持续发展的。不关心社会成员、只图私利的党政官员,在老百姓眼里没有什么合法性。如果作为个人的党政官员没有合法性,作为整体的执政党也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的政治不稳定情形,就是政府官员无限制地追逐私利而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后果。 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 那么如何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呢?这需要至少是两方面的政治改革。一方面是确立各级领导层和社会关联的制度。现在光依靠一些领导人个人进行一些并不规则的和人民的沟通(例如通过走访、 互联网 、电视讲话等等)是远远不够的。要建立定期会面制度,尤其在基层。没有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不行。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上访者越来越多,就是因为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就“转移”到上层来。上访制度尽管是社会和上级政府沟通的管道,但有效性是非常成疑问的,因为到头来,问题还是要在基层解决。上访制度不仅在加深基层和社会的矛盾,也在加深中央和地方之间无穷的矛盾。改革开放后,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纷纷建立了为投资者提供方便的“一站式”服务。但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类似的服务呢?这完全是政府官员和政府本身的定位问题。 另一方面是要推进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参与。这里,作为利益代表机制的 人大 和 政协 要扮演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两个制度的作用远远不够。本来这两个制度是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精英俱乐部,尤其在地方层面。这些理论上应当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和人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除了自诩,没有实质。 再者,村民自治(或者村民民主)从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制度解体之后就开始进行了,后来也在很多地方进行乡镇选举试点。但无论是村民自治制度还是乡镇选举,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步。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思路问题。很显著的一点是简单地把民主视为是选举,光强调选举,而忽视了其它制度建设,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在基层和地方政权,应当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民主政治实践,例如参与、协商等等。如果在国家层面,民主表现为“选主”,那么在地方和基层,民主就具有了其本来的意义,即人们参与影响其利益的决策。 更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应当是法治建设。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制度,是其他任何制度的制度。用学术一些的话来说,是基础制度(infrastructural institution)。没有法治,其它制度就没有生存的基础。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法制和法治的信任危机。尤其表现在司法方面。在法治国家,任何社会成员可以批评或者怒骂任何东西,但不可以藐视司法。政府会穷尽一切力量保护司法。但在中国呢?政府官员藐视司法,社会成员藐视司法。全民“不信任运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表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无政府状态的临界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法制和法治的进步极其困难,可执政党目标非常明确,尽最大的努力追求进步。但近年来,各方面对法制和法治的强调少了很多,在实际层面对法制的破坏则多了起来。 中国的政治变革不可避免。如果不想革命或者激进变革,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今天,在改革议程既得利益集团化的同时,社会各方面的激进已经显露出来。要确立有效的改革议程,为政者只能从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才能超越既得利益,动员足够的社会支持力量。对政治改革,任何激进理想主义或者犬儒主义,都会最终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          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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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抗议活动蔓延 政府面临挑战

叙 利亚南部地区周二继续发生抗议活动。这场已经持续了五天的动荡给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领导的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Reuters 在叙利亚南部城市德拉,人们聚集在法院大楼外,此前要求自由和终止腐败的示威者在法院大楼放火。 据报导,周一和周二在德拉市(Deraa)周边的数个村镇和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城镇阿斯瓦德(Hajjar al-Aswad)发生了小规模的集会。自上周五以来,德拉市一直是抗议活动的中心。 为平息动荡,阿萨德周二免去了德拉省长库勒苏姆(Faisal Kolthoum)的职务。据知情人士透露,德拉市政治安全负责人被调走。 美国周一谴责叙利亚对抗议活动的反应。抗议活动基本上是和平抗议。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发言人维特(Tommy Vietor)说,美国谴责上周末叙利亚发生的暴力冲突。维特说,有报道显示,叙利亚当局对平民过度使用武力,特别是对德拉的示威者和悼念者。 自上周五动荡爆发以来,德拉已经至少有六人死亡。叙利亚军队上周五开枪打死四人,周日打死一人。一名活动人士对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说,还有11岁的Mundhir Masalmi在周日吸入催泪瓦斯后,周一死亡。 叙利亚官方通讯社SANA在一篇有关德拉局势的报导中说,武装煽动者骑摩托车进入德拉市,用塑料桶装满汽油自制燃烧弹,放火烧毁公共和私人财产。 据SANA说,德拉开始恢复“正常生活”。 该通讯社还说,一个负责调查德拉“不幸事件”的委员会在继续开展工作,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与此同时,当局实施更多的逮捕和拘留。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周二说,知名人权活动家、曾公开支持抗议活动的前政治犯侯赛因(Loay Hussein)周二被捕。大马士革的活动人士报告说,另有数十人被捕。 德拉当地抗议活动领袖向叙利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打击地方腐败、解除德拉省长和德拉市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的职务、释放德拉的政治犯、允许人们不必获得当地安全官员的批准而自由买卖房产。德拉是此次抗议活动的中心。起初,十几个青少年因涉嫌制造政治涂鸦而被拘捕,之后对他们的持续拘留引发了最初的抗议活动。 抗议者尚未呼吁推翻阿萨德政府,不过呼吁举行革命的口号是此次动荡的一个特点。 观察人士说,很难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相关阅读 叙利亚再爆发抗议 至少两人死亡 2011-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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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美国为何最终支持军事干预利比亚

Getty Images 周五,台风欧洲战机在位于科明斯(Coningsby )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作准备,它们将参加经联合国授权的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行动。 周 一(14日)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劝告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让美国支持一场干预利比亚的国际行动,那个时候希拉里还表示反对。了解这次交流的两国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对法国总统讲,发动战争风险高,可能是要流很多血的。 而到周末的时候,法国、美国和一条国际联合阵线就准备根据联合国授权,在利比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即军事打击)了。 西方和阿拉伯国家外交人士说,事后来看,巴黎爱丽舍宫的那次会晤就是四天紧张外交的开始,这些外交活动让奥巴马政府改变了立场,同意干预。他们说,有很多因素推动了这种转变,包括奥巴马政府担心自己与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变革不合拍,并担心英国、特别是法国抢去了风头。英法两国更为强烈地支持军事干预。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Moammar Gadhafi)也帮了忙。他让联合国大国都站在了一起,因为他发动残酷无情的军事行动,很可能即将扼杀一场民主叛乱、屠戮反抗者和平民。这种可能性震惊了奥巴马的顾问,包括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赖斯(Susan Rice)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鲍尔(Samantha Power)。两人都曾说,上世纪90年代卢旺达种族屠杀期间西方不作为,在道义上是助纣为虐。这些言论正是她们备受关注的部分原因。 一位深入参与谈判的资深阿拉伯外交官说,赖斯不希望在自己任上重演卢旺达事件。 利比亚的起义始于2月中旬,当时利比亚东部不满于现政权的人们受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鼓舞,走上街头,控制了班加西市。叛乱蔓延后,卡扎菲的部队用坦克和飞机开路,发起猛烈反击。联合国通过决议之前,亲政府部队看上去已经做好了夺回班加西的准备。 当利比亚国内的战斗画面传播于全世界之际,美国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于更激进的欧洲。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 2月28日宣布,我们不能容忍这个政权对自己的人民动用军事力量。他还下令英国国防大臣着手起草对卡扎菲军机强制关闭利比亚空域的方案──这就是所谓的禁飞区。 在巴黎,采取行动的热情要在更晚时候才明确起来。但在3月10日,萨科齐与利比亚过渡国民议会(Libyan Transitional National Council,利比亚主要反对派)的两名代表会晤。过后,萨科齐的一位发言人说,法国将承认国民议会是“利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同一天,法国官员说,如果阿拉伯国家支持,他们将提议根据联合国决议实施空中打击。 但美国依然置身事外。一位法国外交人士说,我们知道,要让任何军事行动奏效,就得有美国的参与。 在2月17日暴力升级过后几天,奥巴马就曾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穆勒(Mike Mullen)起草针对利比亚的军事备选方案。奥巴马要求知道每一个备选方案的详细利弊,包括成本估计。 已经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事在身的五角大楼则持谨慎态度,官员们对此也不讳言。据美国一位防务官员描述,五角大楼的想法是“我们有些忙”,因为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还有负担。而要遏制伊朗,还得有其他海军部队部署在波斯湾。 奥巴马政府很在意阿拉伯世界的看法,担心他们认为美国是在对伊斯兰世界发起战争,所以从未认真考虑向利比亚派遣美国地面部队。 3月2日,随着设立禁飞区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我们就实话实说吧……要设立禁飞区就要先打利比亚。一位国防部官员说,盖茨并非试图反对这一建议,而是反击议员们和利比亚反对派领袖所做出的在他看来“轻率而漫不经心”的言论,他们认为采取相关行动是轻而易举、毫无风险的。 3月11日,欧盟领导人拒绝支持法英的军事提案,主张干涉的人士更进一步失利。 而在西方争论不休之际,卡扎菲在向前推进,他的炸弹和军队向东推进,消磨着反抗武装部队的精锐。在3月10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 美国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克拉珀(James Clapper)预测卡扎菲最终会打胜仗。 两天后,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表示支持设立禁飞区,局势首次出现了扭转的公开迹象。美国官员说,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表态立即产生了外交效益,俄罗斯迅速表示不会对新的决议投否决票,中国也做出同样反应。在起草决议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黎巴嫩驻联合国大使萨拉姆(Nawaf Salam)说,对美国来说,阿拉伯国家的积极参与是一个必要条件。 美国官员说,接着,在上周一访问巴黎期间,克林顿不但会见了法国总统萨科奇,还会见了利比亚反对派成员,这是她转变态度的关键一步。 情报官员一度担心反抗者包括伊斯兰教政客和极端主义组织。但在会见反对派领导人、经济学家加布里勒(Mahmoud Jibril)时,克林顿消除了疑虑。 同时,对联合国采取任何行动都会太迟的担忧也在加剧。法国向美国施压,对美国外交官说法国和英国可能单方面发动军事袭击。一位法国外交官说,我认为美国意识到了它可能会被落下的局面。 到周二,转变正在进行中。奥巴马下午召开会议时对高级官员说,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阻止不了卡扎菲,只设立禁飞区不足以使反抗者免于战败。他要求提出更多军事和外交方案。 当晚,奥巴马与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共进晚餐,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Tom Donilon)简单介绍了新的军事和外交方案。高级官员在晚上9点再次召开会议。两个小时后,奥巴马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赖斯推动达成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 赖斯说,我认为,大规模暴行和恐怖屠杀确实给卡扎菲打进班加西可能造成的后果带来了紧迫性和严重性;任何有过大屠杀和大规模暴行经历的人必须意识到这点。 周四,这项决议通过了,美国和其他九个安理会成员国投了赞成票,五个成员国投了弃权票。 上个月与卡扎菲决裂的前利比亚驻美国大使奥贾利(Ali Aujali)说,有一段时间我曾担心我们会被遗弃。他在上周会见了克林顿,以推动反抗事业。他说,解放利比亚人民的步伐不能停下。 Adam Entous/Jay Solomon/Alistair MacDonald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相关阅读 阿拉伯国家联盟将参加讨论利比亚选择方案   2011-03-19 卡扎菲部队进攻班加西 一架战斗机被击落   2011-03-19 联合国授权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   2011-03-18 据称埃及已向利比亚反对派输送武器   2011-03-18 利比亚军方必须立即停止军事行动-联合国潘基文   201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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