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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Press 安哥拉选民周五在罗安达投票站等着投票。 安哥拉罗安达——从自家门口，保罗·席尔瓦(Paulo Silva)能看到国家巨变的象征：饱受战争摧残的祖国正在变成一个石油大国。城市的天际线上点缀着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一支支塔吊耸立其间。在城市的中心，是这个国家多党民主制的标志：安哥拉议会大楼新址刚建好一半的圆顶。 上周五，命运多舛的安哥拉举行了史上第三次选举。但是，一些参与投票的安哥拉人并不打算把票投给建设了这座繁华的城市的政党，席尔瓦就是其中之一。他住在贫民窟里，对他来说，国家的财富可望而不可及。  Paulo Novais/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周五投票后，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总统在罗安达向民众挥手。 Stephane De Sakutin/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周五，在罗安达郊区的一个投票站，安哥拉人排队等候投票。 “安哥拉是个富有的国家，但是却没有我们的份儿，”席尔瓦说。他打算把票投给一个反对党。“所有的钱都让当权者吞了。”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组织(Popular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已经掌权超过30年，上周六发布的初步投票结果显示，该党获得了将近四分之三的选票，似乎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其领导人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总统(José Eduardo dos Santos)当政的时间几乎比其他任何非洲国家元首都要长，而且国家媒体完全受他控制，并有大量的选举资金供他支配，他几乎可以说是稳操胜券。 大量的近海石油贮藏，使安哥拉成了非洲第二大原油生产国，在多斯桑托斯建造的这个国家里，保时捷(Porsches)和兰博基尼(Lamborghinis)在城市街道上穿梭，到处耸立着豪华住宅楼，穿着考究的人们在收取100美元服务费的夜店里跳舞。 但是，几百万安哥拉人被抛在了后面。在住顶层公寓、手眼通天的富人和像席尔瓦这样住贫民窟的失业穷人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 “这个国家需要变革，”席尔瓦说。 一些非洲国家心照不宣地依照一种模式来构建本国政府，这个模式众所周知，被称作中国模式。安哥拉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乌干达等国，连续当政几十年的领导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且在某些程度上，还推动了健康、教育以及发展。 这些国家都经历过内战，它们的领导人给国民提供了一个并未明言的交换条件，用发展和稳定来替代健全的民主制度。 然而，这种模式的局限性正变得明显起来。感到挫败，并且备受压抑的中产阶级，而不是那些没能享受到经济快速增长的好处的穷人，发起一次次抗议活动，已经慢慢削弱长期执政的国家元首的支持，比如多斯桑托斯、乌干达的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 ，以及今年8月20日去世的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 去年，在“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影响下，安哥拉爆发了一股抗议热潮，这些抗议运动动摇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信心。刚开始走到大街上的是年轻人，后来，退伍军人也加入其中，引发了政府的大力镇压。  反腐败活动人士兼记者拉斐尔·马奎·德莫雷斯(Rafael Marques de Morais)说，“他们试图效仿中国模式，但他们不但不给自由，甚至连面包也不给我们。”  长期以来，安哥拉残酷的历史让人们认为，和平比什么都重要。1975年，经过与三支游击队的艰苦战争，以及国内政变后左翼政府上台，葡萄牙殖民者逃离了安哥拉。  获得胜利的安哥拉武装派系很快就开始同室操戈，因冷战对峙和争夺安哥拉丰富的钻石矿藏激化的冲突不断蔓延，使这个国家陷于困境。直到2002年，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简称Unita）富有个人魅力却又十分残暴的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在一场冲突中身亡，战争才完全结束。 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安哥拉的经济已经开始因为石油资源而快速发展。安哥拉与中国关系紧密，从而获得了成本低廉、以石油为抵押的贷款，掀起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 但执政党摆脱不了腐败的指控，他们通过逮捕组织者、殴打参与人员的强行打压方式来回应抗议浪潮。许多分析人士表示，多斯桑托斯的声望也日益降低。周三，在一个大型体育场外举行的竞选集会上，扬声器里传出录制的鼓掌声音，仿佛是为了让多斯桑托斯免于演讲无人应和的尴尬。 化名Ikonaklasta的说唱歌手卢迪·贝朗(Luaty Beirao)表示，由流行说唱明星助阵的青年抗议运动利用社交媒体和手机短信的形式收集有关选举违规的报道。这些说唱歌手还创作歌曲，揭露繁荣背后的腐败和贫穷问题。  贝朗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公共媒体来传达信息，所以我们只能利用互联网或者任何能让我们进行表达的方法。” Unita议会候选人米哈埃拉·内图·韦巴(Mihaela Neto Webba)表示，她对该党取得胜利的期望不抱任何幻想。 “所有安哥拉人都知道，我们的民主是不健全的民主，”她说。“要有一个可信的、具有竞争性的民主过程，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国家电视台大部分报道都是关于多斯桑托斯的，每天播放几个小时相当于竞选广告的内容。 “电视上，反对派一天只有一个小时的宣传时间，”韦巴说，“多斯桑托斯则占了23个小时。”  在中国援建的新城市凯兰巴的郊区，可以看到为什么总统和他的政党仍然受欢迎。宽阔的林荫大道两旁高楼林立，这些公寓楼被刷成淡紫色、薄荷色和奶油色，等待着那些渴望跻身中产阶级的家庭。 周五，43岁的国防部(Defense Ministry)工作人员诺埃·华金·曼努埃尔(Noe Joaquin Manuel)和朋友们在他一尘不染的新公寓的阳台上开怀畅饮。 “这个政府有理由继续执政，”他在带领大家参观完他的有三间卧室的房子后说，“他们结束了战争。他们建造了桥梁、公路和像这样的住宅。” 除此之外，他补充说，选出新的政党执政，不过意味着新来一群人靠着国库致富。 他说，“如果换一个政党，新来的也要先贪够了再说。”

纽约——据BBC 中文网报道，现于纽约学习法律的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诚计划将于明年出版回忆录，讲述他在中国的生活和维权经历。 报道称，陈光诚在其出版商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 “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可以和世界分享中国 ， 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 的真实情况。 报道指，陈光诚曾在今年 6 月对外披露他计划出书的想法，但当时他尚未与出版商见面。目前，他的自传已确定将由麦克米伦出版社旗下的时报图书负责出版。 时报图书出版社称该书将于 2013 年秋天面世。 现年40 岁的陈光诚是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长期从事弱势群体维权活动。因揭露山东临沂地方官员强制妇女堕胎行为，在 2006 年被以破坏财物和扰乱交通秩序罪名处以 4 年 3 个月监禁。 出狱后，他和家人一直被软禁在临沂东师古村的家中。直到今年 4 月，他逃离东师古村，进入北京的美国使馆。 经过多日的外交交涉，陈光诚于 5 月 19 日抵达美国纽约，目前在纽约大学学习法律。 FMN 引用： BBC中文网

北京，中国——中日双方关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争议还在继续，日本媒体7日报道，野田政府拟将钓鱼岛国有化，目前正在与土地所有者进行交涉，同时与计划购买的东京都政府展开协调。对此中国外交部分别在7日和9日表示了反对。 共同社此前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将钓鱼岛中的3个岛屿收归国有，目前已与土地所有者展开了交涉。由于东京都政府已决定购买这3个岛屿，政府有关人士6日前往都政府，向知事石原慎太郎传达了国有化计划并寻求理解。石原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计划先由东京都政府出面购买。 刘为民9日在记者会上再次作出回应说，“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馆负责官员已于7日分别在北京和东京针对日方有关动向提出严正交涉，表明中国政府捍卫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坚定立场，中方强调决不允许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 FMN 引用： 国际在线

        在世界人权日到来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非洲、全球人权与国际关系小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再度推出“全球网络自由法案” ，要求所有在美国上市的网络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说明是否参与网络控制。 12月8日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瑞本（Rayburn）办公大楼内举行了＂提倡全球网络自由＂听证会，主持这次会议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2006年美国国会曾就雅虎公司向中国当局泄露网民师涛电子邮箱信息一案，举行过听证会。2005年，师涛被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十年。史密斯说，那次听证会后不久，他就提出要制定“全球网络自由法案”。不过，史密斯强调，“2011全球网络自由法案”较之前增加了更多的内容。史密斯说， “在美国上市的网络公司，必须要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说明他们在人权议题上的政策，是否参与网络控制，而且必须要透露他们是如何管理个人隐私和资料的信息，他们是否会和政府分享信息，对于有关当局要求他们对什么样的内容进行封杀，也要透明化，这些公司这些包括了中国公司，例如百度、搜狐和新浪。” 史密斯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1全球网络自由议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在年度人权报告中指明：哪些国家限制网络自由，并对向这些国家出口有网络过滤功能的软件和硬件，进行管制。史密斯说， “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有放松对网络的管制，中国是目前全世界网络管制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各种监控手段越来越高科技，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有改变。” 在听证会的作证者包括美国自由之家副主席丹尼尔•卡林盖特（Daniel Calingaert）、美国“人权第一”组织（Human Rights First)华盛顿分部主任伊丽萨‧马西米诺 (Elisa Massimino)、“无国界记者组织”华盛顿特区主任克罗蒂．勒库兹(Clothilde Le Coz) ，以及美国网络分析家、“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资深会员丽贝卡•麦康瑞(Rebecca Mackinnon)。他们都表示美国企业在和实行网络控制的国家打交道时，有必要考虑人权因素。麦康瑞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目前美国有很多行业都有“出口管制”，例如石油、天然气以及一些高科技领域，但是网络方面却没有。麦康瑞说， “很多网络公司说，我们只不过是公司，我们不关心政治，我们只能做政府要我们做的事情，否则我们在那里没法做生意，我们对这些事情没有任何责任。全球网络自由法案明确表示，这些企业应该担负起责任，我们必须承认要中国的网络公司这样做非常困难，但是，对西方的公司来说，他们有很多空间决定公司的技术是否要被中国政府用来对网民进行监控、对网络进行管制。” 麦康瑞表示，“2011全球网络自由法案”旨在让更多 的网络公司意识到，他们对促进网络自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麦康瑞认为这项法案对中国网民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中国近年来微博、QQ之类的社交网络虽然盛行，但网民的言论完全还在中国当局的掌控之中。 “总体上看起来，中国的网民和政府官员似乎有了更多的互动，中国政府也受到更多的压力，要求他们做得更好，事实上，中国政府完全可以防范微博等社交网络变成网民反抗或者是聚集的工具，目前我不觉得这些社交网络可以最终让中国走向民主。” 史密斯希望这届国会能使“全球网络自由法案”成为法律，这样美国司法部将有权禁止美国企业和要求他们配合网络管制的国家进行合作。不过与会者同时指出，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今天，如果制定过多法案限制美国公司在境外的发展，恐怕会让美国在欧洲等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占领商机。 自由亚洲电台 记者 唐琪薇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