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

大家知道，我在中国被网友戏称为“民主小贩”，意思是我总是像老太婆一样喋喋不休地传播民主理念，像一名小贩一样“王婆卖瓜”，反复诉说民主的好处。可我这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在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美国，以及哈佛这样的民主理论的重镇，我既不敢奢谈民主理论，也不会为民主叫好。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亚洲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你们看，这个题目很安全，我是讲亚洲嘛，而且是批评民主——要知道，在中国大陆，打死我我也不会批评民主的，我憋了很久才逮到今天这个机会，美国哈佛是批评民主的最佳地方。   亚洲的民主肯定是出了一些问题，如果站在美国这边看过去，问题还相当严重。泰国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不断受到冲击，乌克兰的民选政府被推翻竟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欢呼，还有前些时候的埃及军事政变，也是推翻了一个票选政府……今年是亚洲民主大选年，这三个国家发生的事，无疑投下了深深的阴影。难怪会被一些试图阻碍、推迟本国民主进程的人士作为借口。   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不提亚洲民主存在问题的借口，同美国、欧洲和澳洲相比，亚洲、非洲等地新兴民主政体不但存在选举上的问题，还有腐败以及治理效力低下的毛病。很多学者一碰上这类问题，总希望从制度设置上找到原因，查看这些新兴的民主国家制度设置上同西方老牌民主国家的差异。但就我的观察，制度与机构设置上的差异并不是太大，这是因为诸多亚非拉新兴民主国家享有的“后发优势”。   什么是新兴民主国家的“后发优势”呢？ 老牌民主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清楚呈现在我们眼前，他们经过的曲折，走过的弯路，受到的挫折，付出的代价，以及最终取得的辉煌成就都一览无余。这些都是新兴民主国家最好的教科书。你没有必要不停地去“试错”，拿百姓的血汗钱甚至生命去探索所谓有特色的民主道路，是为“后发优势”。   想一下美国人为制定一部《宪法》集中了多少大脑？争论、吵架、博弈、妥协过多少次？费城制宪被后人传为美谈，可从当时的情况看，真没那么浪漫和好玩的。之后民主的“后起之秀”中，有哪一个国家的“宪法”制定者还会傻到重走一遍美国的“制宪”历程？大多照抄照搬那些“不言而喻的真理”和条条框框完事。当多年前研究各国宪法时，我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如果不是因为看熟了美国的《宪法》的话，我还真没法把那些后期的亚非拉民主国家的“宪法”同美国的《宪法》区别开来。   “宪法”如此，各国民主制度之设置，又何尝不是这样？你敢说泰国的民主制度与选举机制比英国的落后？但选举后就有人可以不认账，去冲击民主选举制度；你能说乌克兰的民主选举设置有多大的毛病？但选出的总统就可以继续贪污腐败……作为硬件的制度设置与《宪法》条文并不难照搬，但软件呢？我以前写过博文讲过，问题出现在与民主制度相辅相成的民主价值理念上，这样说吧：民主制度建立了，但与之相匹配的民主价值理念在这些国家并没有被广泛的传播与接受。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民主的价值理念（包括自由、法治、包容、平等、公平、博爱等启蒙时期脱颖而出的价值理念）缺失，那么“民主”本身赋予大众的选举权将很可能是一种灾难，别说选出希特勒，就是选出比希特勒还坏的人，也不会出人意料。如果美国大选后败选的党派与支持者总像泰国败选的那些人一样不服输、不服气，那么，美国早就被长年累月将近一半的“败选”选民的游行示威摧毁了。宽容让民主得以实现，包容则让民主可以继续走下去。缺少了宽容与包容，再好的制度，恐怕也无法发挥优越性。   说到民主的价值理念，大家自然会想到素质——民主的素质。“民主”之所以在古希腊实行过一段时间后，整整停顿了近两千年才改头换面粉墨登场，除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经过启蒙之后大众民主素质的提高。   我不是“素质决定论”者，但我认为，民主制度同以往的所有政治制度不同之处就在于，这是一个需要“民”直接参与的政治制度，如果连“民”都没有觉悟到或者不愿意参与决定、管理国家和自己的事务，或者有了民主权利后，却不愿意按照民主的规则来运作，那种“民主”是可想而知的。我认为亚洲民主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确实同民主启蒙、民主的价值理念与民众的民主素质脱不了干系。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说过的新兴民主国家的“后发劣势”——新兴的民主国家都想学习世界上最优秀的民主制度，且从最好的阶段与地方切入照搬先进制度，但却无法复制这些优秀民主制度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那种过程和积累。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拷贝了英国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中精彩的内容或曰普世价值，但有多少国家真正走过这三个国家几百年的启蒙以及浴血奋战而最终获得“普世价值”的艰难历程？美国的民主高度是绝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的目标，但哪一个国家愿意或者可以重走美国 230 多年艰难的民主之路？世界各地遭受歧视的国民都多少怀抱一丝非洲裔奥巴马当选总统的“美国梦”，但谁会允许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允许重演从当奴隶开始，一步一步争取到选举总统和被选举为总统的那种漫长的历史过程？   专制制度虽都是一夜之间被推翻的，但优秀的民主绝不是一日之间可以建立起来的。世界上所有老牌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几乎都是渐进发展起来的。就拿选举权来说，几乎都是从有产的男性拥有投票权开始，经过漫长的演变尤其是不断觉醒民众的抗争，后来才扩大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穷人、少数民族等等。可是，如果今天有人建议，那些发展水平只相当于百年前英美国家的亚、非国家，“为了民主的质量”，暂时只把选票给予那些有钱有知识的男性公民，他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和人民的公敌。实际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以美国民主历史上歧视女性和黑人的事实来攻击美国民主的虚伪本质，彻底否定美国民主。   幸或不幸的是，大半个世纪以来建立起来的新兴民主制度，几乎都是一日之间建立起来的，而且，从宪法到制度，几乎都是直接由最先进的民主国家那里“一揽子”拷贝过来，至于投票权，自然一步到位，立即实行了一人一票，省掉了美国民主史上近两百年的逐渐扩大投票权的制度演变过程。   新兴民主国家的“后发优势”可以避免暴力流血，促使人们尽量通过改良达到民主转型，但这同样造成了一种“后发劣势”，就是让人忘记或者忽略了世界上最早也是最优秀的民主制度，不但经过了百年启蒙，而且还经历了浴血奋战，经过了愚昧和文明之间漫长的拉锯战。美国人为了摆脱英国统治、建立第一个民主政体，牺牲的人不够多吗？英国的民主运动前后一百年，国王和平民死伤也不少吧？更不用说血腥的法国大革命了！   我并不是鼓动暴力，但鉴于民主制度的特点是必须得有一定数量的民众身临其境、卷入其中，所以我认为任何民主的到来，必须得有抗争才行，没有经过一定努力而轻易得来的民主，不会被珍惜，也不会被很好的利用。那种纯粹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甚至宫廷政变而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多多少少都存在先天不足。苏联的民主转型几乎是宫廷政变，民众卷入度远远低于几百年前的英、法、美，乌克兰等国家的民众就更是莫名其妙一夜之间因苏联的解体而获得了民主。但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要想真正走上正轨，恐怕得共产时期的遗老们都死去之后才能看到希望。   相对于老牌民主国家，亚洲多国的民主转型看上去都如此地轻而易举，相比而言，转型最艰难的反而是目前发展最好的中国台湾和韩国。大家只要看看这两国的民众如何在漫长过程中为传播民主理念、争取民主权利与建立民主制度而抗争、牺牲，就能体会到，这种得来不易的民主，在其本身实现的过程中，就教育、启蒙了更多的民众，确保建立后的民主制度有更多成熟的公民来运作，来维护。   相对于很多新兴的亚洲的民主国家来说，民主制度在外力或者领袖的领导之下一夜之间建立起来，可民主素质的提高与民主理念的普及，或者说民众在思想上的“民主转型”却远远没有完成。原则上说，在一个民主制度建立后的国家或地区，普及推广民主的价值理念，提高民众的民主素质要比在集权和专制国家里容易和轻松得多，可亚洲很多新兴的民主国家，从政治人物到普通选民，都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选票”上，没有了宪政思想，失去了自由、法治、平等、包容的普世价值，只不过用“选票”代替“枪杆子”来争权夺利，“民主”能不出问题？   当然，不管亚洲国家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我也只有站在哈佛讲坛上才有勇气批评人家，毕竟人家的问题是民主带来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回到专制而是靠进一步的民主。反而是那些没有实现民主也自然没有民主问题的国家，才可能有更大的问题。我今天不讲这个，否则，有问题的可能是我。   谢谢各位。   杨恒均 2014.3.9 （根据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演讲整理，有修改，你懂的） 《 2014 旅美日记》之六   参考阅读：   我和老公的减肥历程——-内脏减肥才是秘密 轻松延长男人性生活时间的世界级发现  口臭帅哥真实经历：一个月根治口臭，我有秘方！ 发友争相传阅的告别脱发奇文 抗脱十二载(组图)  点滴生活中锻炼“持久力”(组图)  百年困惑：民主与素质 伊拉克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民主与经济危机、暴力流血的关系 民主价值观与民主制度之关系 民主到来之前，我们该怎么生活？ 我们还能够在互联网上走多远？ 日本真有那么优秀吗？ 美国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旅美日记之一：让人尊严扫地的美国移民局 旅美日记之二：最不幸的幸运儿 旅美日记之三：互联网与中美关系 旅美日记之四：美国老太向我告状：美媒丑化中国 旅美日记之五：北京人都可以免费到纽约购物啦      《说中国》 《伴你走过人间路》 《家国天下》 《黑眼睛看世界》

　　 2014年新疆暴恐分子在春城昆明实施了致29人死亡，伤140余人的“3?01”暴力恐怖事件，震惊国人。 　　 我们在强烈谴责暴恐分子的同时也应冷静思索，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烈的暴恐事件？ 　　 我们认识新疆吗？我们能走近新疆吗？究竟何谓新疆？认识新疆，或许我们不仅凝视更要反思和透视，才能找到解决新疆问题的思路。 　　 当下的新疆，对外形象展示就是简单的大美和辽阔，或是反分裂、反恐的决心和行动。夜深人静，每当我细细沉思，这些年来，新疆人群中，“你们”和“我们”二元结构不是弱化了而是强化了。 　　 近5年发生的一系列涉疆暴恐事件需我们沉思：新疆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还是文化冲突问题？新疆问题的成因是什么？露头就打，以暴制暴，以血还血是唯一的路径吗？新疆问题是可逆转还是不可逆转？ 　　 新疆问题历史追溯 　　 新疆，先秦称之“柱州”，汉朝始改为“西域”，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之后建省“新疆”。新疆位居东西方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原住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 　　 早在先秦时期，《穆天子传》等典籍里就记载了新疆情形。古代中国形成了“四海”的概念。南海指今日南海，东海指今日东黄渤海，北海指贝加尔湖，西海就是指里海，这“四海”之内，包括新疆地区。前101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开始了对西域的管辖。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 　　 西域都护府断断续续的存在了近百年（公元前60年至公元23年，公元74年至公元75年，公元91年至公元107年）。公元123年，班勇出任西域长史，此后，西域长史府作为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行政机构持续到魏晋时期，楼兰城则是西域长史府的所在地。唐代又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理新疆地区，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起，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止，安西都护府共存在约170年。 　　 此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长期中断。北宋时期，西域存在着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到了南宋时期，于阗王国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现了西辽王朝。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明代，西域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 　　 即使是中央政府没有管辖西域的时期，也与新疆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例如，公元45年，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甚至要求以送儿子到洛阳学习当人质。632年，西突厥迎立泥孰，是为咄陆可汗。泥孰被推举为西突厥可汗后，即派遣使臣至唐朝表示内附。在北宋时期，962年、965年以及981年和983年，高昌回鹘皆遣使献方物于宋。981年其王向宋太宗上书时，自称“西州外甥”。 　　 新疆问题早期生成与“双泛主义”相关。突厥原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名称。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后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随着东西突厥汗国的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纪以后“突厥”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突厥语系诸民族的统称。 　　 “双泛主义”，即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马丁鲁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泛突厥主义的宗旨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 　　 “东突厥斯坦”是19世纪末期西方者提出的，他们把俄罗斯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并制造新疆是“东突厥”人家园的概念。因此“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成为一个政治概念。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发祥于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而让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能够在维吾尔族社会中成长的摇篮，就是大量接受了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影响的“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维吾尔族社会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们之所以要发起“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就是出于对于民族的危机意识。在当时新疆特殊的双重社会结构下，地域社会中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不断加剧；在传统的维吾尔族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下，民族社会层面上的阶级分化日益严重，所以造成了这种危机意识。 　　 由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这种思想传承关系，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深受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推翻中国的统治”和争取“民族土地的解放”，而它的最基本的行动特征，就是攻击和排除一切具有“中国”符号的东西。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第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征，就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参加者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另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征，是通过“伊斯兰教圣战”的口号来号召维吾尔族民众。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既有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的部分，更是缘于当时的维吾尔族社会的现实。 　　 清王朝在新疆所构建的政治体制，是把维吾尔族民众看做是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他们与汉族社会接触，将维吾尔族居住的新疆看作是满族的领地而禁止汉族向这里迁移，目的就是把维吾尔族纳入到为牵制内地汉族而建立起来的藩部体制里。此体制让维吾尔族身处在伊斯兰教的“乌玛”与中华文化间的夹缝中，同时阻止了维吾尔族民众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变成一个孵化独立思想的病灶，深深地埋植在了维吾尔族社会的肌体里。这是新疆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 　　 满清王朝和民国政府治疆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胡萝卜加大棒，却未真正解决新疆根本问题。真正使新疆问题得到控制和改善是建国后，党组织建在基层特别是乡村+政治思想+阶级关系统领。但改革开放之后，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侵入和深化，加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极端宗教思潮的渗透，让新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当代新疆问题的缘由 　　 人们不解和困惑，为什么近5年来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频发？新疆为何突然间变得愈来愈不稳定？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代新疆问题生成可追溯到四十年前。 　　 严格的说，在新疆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始于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当时，在中央及新疆高层部分人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及方针，在新疆问题上犯了两个严重的失误。 　　 一是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将军的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 　　 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同年11月1日正式运作。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60年代，全国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新疆现代工业基础主要由生产建设兵团缔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却做出决定：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二是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定为1960年11月12日，与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均于11月12日建立）是同月同日。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组织，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据统计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 　　 然而，在获取充分、确凿的证据的条件下，1975年8月自治区革委会却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作为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 　　 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慑“疆独”的力量，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丧失殆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疆独”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动，但是一旦政治情势发生变化，大的分裂活动就很难避免了。 　　 尽管后来邓小平听从王震建议，指出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而且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元气已大伤，损失无法挽回，时到今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新疆地方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总体来说，1949年后30余年，新疆民族关系相对融洽，暴恐事件较少发生。毛泽东时代治理新疆具有八大特征：阶级关系和斗争遮蔽民族宗教等关系和矛盾；多种文化有基本价值认同：奔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工资福利与西藏成为全国最高地区；各族人民特别是支边知识青年有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光荣感和神圣使命；粮票布票等票证在全国高标准；党群关系一条心，这是各族团结的核心；对少数民族生活必需品茶叶糖布匹等实行低价优惠供应；公社化后自留地未“割掉尾巴”，城乡差距较小。 　　 改革开放初期10年，新疆生产力得到解放，开放态势明显，新疆问题一度缓解。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民族宗教体制和政策的固化及双泛主义思潮的渗透泛滥，新疆问题有恶化发展的态势。 　　 首先是民族宗教关系高于法律法制关系。在改革开放以前，阶级关系地位最高，民族和宗教问题暂时被遮蔽了，加之新疆实施高工资政策和利益分配较为公平，使得新疆问题相对缓和，呈现稳定祥泰的气象。改革开放时期，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被经济建设取代，但未建构法律至上的机制和公民社会体制。事实上，在新疆民族宗教关系至高无上，甚至大于法律法制关系。 同时，新疆伊斯兰教发生了巨变，据统计，新疆伊斯兰教清真寺由1979年的2000多座发展到现在的2.43万座（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的迅猛增长），教职人员由3000多人增加到2.8万多人。新疆穆斯林平均500多人拥有一座清真寺，而中东平均1200人，伊朗约1.1万人，埃及约为2500人。新疆初等教育学校及大中专院校近5000余所，新疆清真寺的数量是学校的5.3倍。新疆有8921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拥有2.7座清真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7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