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中国的户籍改革之困 张鸣 户籍制度改革，千呼万唤始出来，政府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政策放宽到农民可以进入小城镇落户，有条件地进入中等城市。只是进入大城市，门槛还相当高。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壁垒，是一个关键性因素，粮食关系，则是另外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改革，粮食的充盈，所以，以往被人们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粮食关系，不再重要。农民的流动，由于工业化的启动，变成了现实。流出农村的农民工，不再因为买不到吃的，而只能留在户籍所在地。所以，无论城里的管理者感到有多么的头疼，他们也只能接受农民涌入的现实。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事实上也离不开这些农民了。 那么，户籍壁垒被摧毁了吗？没有。涌进城市，或者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化的农村的农民，他们的户口依旧留在原来的乡村，孩子上学原则上也只能在原籍乡村，如果高考的话，更是只能在户口所在地。更关键的是，农民还不能放弃他们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如果放弃的话，则所有的权益都没有了。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进城的农民工，只能做候鸟，每年定期地在原籍和打工地之间来回迁徙。留在田里种地的，原来还是一些无法外出打工的妇女、老年人和半大的孩子。后来，成年的妇女也出去了，再后来，由于留守儿童的问题太多，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把孩子也带了出去。到了这个阶段， 80 后和 90 后的农民成长起来，他们或者是早早外出打工的新一代，或者干脆就是在城里长大的农二代。无论他们的处境有何不同，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对农村、农活都不熟悉了，他们只习惯在城里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田地荒芜，庄稼种得马虎，已经不是个别问题了。若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是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让有志于农业的专业化人士来种地。但是，农民又不肯轻易放弃现有的土地权益，转包经营，也面临种种困局。如果农业现状持续下去的话，中国粮食和农产品的安全，的确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会反过来阻碍城市化进程的。 显然，现在放开的户籍，并不足以让农民放弃土地，轻身进城。在可以预料的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依旧还只能做候鸟。因为现在的土地确权，依然不能让他们获得承包地的全部权利，无法很顺利地实现土地交易。也就是说，即使农民有意进城做市民，他们只能一文莫名地放弃土地，而无法通过土地权益的交易，获得一部分资金，作为进城创业的资本。同时，城市，包括希望农民进来的中小城市，也没有给予他们丁点的优惠，让他们在城里获得居住的便利。 所以，在这一波城市化浪潮中落地的户籍改革，前期的工作并没有做好。仅仅取消农业户和非农业户的分别，显然是不够的。一方面，要把农民的土地切实还给农民，让他们拥有土地的权利，包括可以自由出让的权利。另一方面，城市要给农民市民的待遇。越是想让农民进来的城市，这方面的政策优惠越是要大。严格来说，城市化本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人为行政的干预，其实作用不大。人都是往钱多，机会多的地方去，挡也挡不住。超大城市，如果机会多，就是设置了户籍壁垒，人们还是会去。不想要贫民窟，变相的贫民窟也会冒出来。唯一的办法，是用政策的优惠，市场的建设，把人来过来。使城市人口的分布，变得可以接受。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户籍改革为什么不放开大城市 2014/8/13 每日经济新闻 户籍改革被认为徒有其表，大城市户籍含金量有增无减。 此次户籍改革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城市户籍含金量依次递增。不能因为未全面放开大城市就否定户改的意义，中国政府走出了取消身份歧视的第一步，值得鼓励。 但大城市户籍应该开放，速度不应太慢，否则将形成小城镇歧视，行政再次主导资源配置。 大城市户籍含金量高，原因是公共福利均等化程度不高，市场资源配置不公。大城市拥有如此巨大的机会，拥有比贫困省多一倍的高考入学率，以及一流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在中国人口资源大规模重洗的当下，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可以想像。 截至 2013 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为 2114.8 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 802.7 万人。上海情况更紧张，到 2013 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 2415.15 万人，比上年增加 34.72 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 1425.14 万人，增加 4.95 万人；常住外来人口 990.01 万人，增加 29.77 万人，在增加的人口中，外来人口的贡献率达到 85.7% 。人口越想进入的城市，户口含金量越高，越难以进入。两个方法可以解决，或者降低大城市的资源、福利含金量，或者提高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让居民自主选择居住地。 自主选择是关键词、市场选择是关键词。 每个人的适应性不同，自主选择考虑的选项不同。让每个省、每个城市做到彻底的公共福利均等化不现实，宁夏小镇与上海养老金、失业金相同，不可能实现，也没有必要。就是以发达的美国为例，除了联邦层面的基本保障外，各州保障水准不同。失业福利最差的是密西西比州，失业率高达 10.2% ，周补贴最高额为 235 美元，失业福利期是联邦统一的 26 周，补贴总额为约 6110 美元。失业补贴最高的是华盛顿州，失业率不低，为 9.1% ，周补贴最高额为 570 美元，失业补贴福利期 26 周，补贴总额约 14820 美元。相比而言，密西西比州经济、福利较差，而华盛顿、纽约等相对较好。 美国非盈利组织“妇女更广就业机会”根据州政府政策，依据低收入家庭的援助、职工福利、公共支援、教育和职业培训、确保经济稳定的大众储蓄五项指标，给每个州的“经济安全感”打分。得分最高的 5 位分别是华盛顿、佛蒙特、俄勒冈、威斯康星、康涅狄克，得分最低的 5 位是犹他州、阿拉巴马、密西西比、田纳西、爱达荷。纽约排名在得分最高的第 8 位。 没有多少美国人哭着喊着要去华盛顿，原因是生活成本、就业机率、文化背景不同。 纽约房价如此之高，习惯于美国中部广阔高原的人，绝不愿意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承受紧张的节奏，为了高房价忍受高负债，每个月还要缴纳数千元的物业税、管理费，甚至连停车都找不到地方。纽约是国际大都市，就业机会多，但纽约生活节奏紧张、物价成本高。成熟的社会有相对理性的选择，知道哪个城市更适合自己，对自己来说性价比更高。如果是波特兰的医生，此地医疗发达、千人医生比高、适合养老，医生客户众多，此地医护人员可以安居乐业。 通过自主选择才可以培育出市场理性，如果政府不干预市场，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会高到一般人无法忍受，结果是一些人寻找对自己最合适的城市，逃离喧嚣。而另一些坚持扎根在大城市的人，会进入大城市的卫星城，通过人流集聚形成自然的城市带，与日本东京都市圈相似。 现在大城市户籍自然拥有高福利，却不必承受高房价，成为特权阶层，政府希望人口不要过多涌入大城市，却打压大城市的房价、提升大城市的福利，靠户籍制订门槛，进入比血统论最糟糕的户籍循环。正确的做法是，全国统筹的最低生活保障跟随公民走，迁到哪里跟到哪里，而各地的福利待遇、生活成本、创业机会等多种因素决定人口能否停留。 人口向哪儿流动，最终由市场说了算，轨道交通时代将形成大城市圈，进入不了大城市的人口在周边小城镇驻扎如上海周边的昆山、嘉善，北京周边的香河、燕郊，无论是京津冀还是长三角，建好北京、上海周边的小城镇，才能有效沉淀人口，发挥大城市的圈层作用，东京与巴黎都市圈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用。倒退一万步，任由人口大规模涌入，北京、上海出现孟买、里约这样的世界级贫民窟，天也不会塌下来。 注：一天忙碌，晚在凉风中吃西瓜 美妙的夏夜，想起丰子恺与孩子们吃西瓜 吃得高兴，前仰后合发出猫咪声 那时有萤火虫，现在基本绝迹了 新郑强拆，把人扔野外墓地 能不能向现在的英国学习，而不是羊吃人时代的英国 山寨个近点儿的，有些现代气息 那个国家，土地归国王，但使用权得到充分保障，有法律在 中国拆迁，真是血淋淋，能否纳入规范，相对公平，以法治国 如果拆迁投票符合多数人意愿，不愿拆迁者应该遵从 否则公共设施无法铺设 如果多数人不愿意拆迁，则政府不能强迫 否则合法财产权无法捍卫 （“拇指阅读”客户端-每晚八点、好书限免， 点击下载 ）

我的家乡是一个灰头土脸的三线城市。 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十八年里无不想着逃离。我的卧室很小，四四方方，堆得全是杂物，单调的生活也摆得满满当当，稍不留神就会被绊一跤。 本地人好赌，噼啪响的麻将声是背景音乐，棋牌社就像痤疮，任凭公安怎么捣毁都会重新滋长起来。除了麻将，赌博机和百家乐也颇为盛行，仓库一样的场地里，赌博机的屏幕上滚动着大柠檬和80年代风情的女郎。男人们叼着烟，赤着上身狂按按钮，时不时丢一句抑扬顿挫的骂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