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技术贴:《什么叫意淫!?》

无法分享的话,请问有关部门。 人类已经无法阻止百度的媚谄了。如果你以为我单指在百度里面输入“建党”就会看见的红旗赞歌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 本来这种媚上的传统也算是几千年文化的一部分了,无需大惊小怪,发这样的状态,估计只会被认为是抓住一切机会讥讽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行为,所以我看见梅姐也同瞎就很开心地继续复习了,但是师傅说他献了整整10束花才发现没有献花上限,令我心里陡然一动。 原因很简单,红旗赞歌上面只有镶死的八位数字,最多“接受”一亿减一束花,现在已经“献”了一百五十多万束,难道百度没考虑过爱党甚于爱己的全集减一小撮中国人会献花献到爆肛溢出吗!?这很可能的啊!难道百度没考虑过一小撮中国人会发起攻击就是让它溢出让百度不好看吗? 于是我踏上了寻觅真相的道路。准确来说,我以一小撮人的身份自比开始研究攻击计数器的可能性(当然一个人在剩下五天里发起一亿条请求是不可能的)。要攻击计数器,首先要找到服务器接受献花的API。既然红旗赞歌封装在一个低效臃肿的flash里面,我就用Chrome来监听沙盒请求。当我摁下“我也送一束”的按钮的时候,我看着events列表,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的眼睛!因为: 没有事发生。 准确来说,flash向百度服务器只做了一个GET请求,请求了“一盆花”…… http://open.baidu.com/stat/jiandang/images/flowers/00.png 没错!就是那盆你献完花之后它反献给你的一盘类似寿桃的东西。所谓我祝党万岁,党让我活着即为此意。看到此监听结果,我当时就有不祥预感,那就是大家献的花其实根本就没发到百度的服务器上面。大家刷刷地献,计数器也刷刷地增加,但其实都只发生在这个红旗赞歌flash里面,全献给了你的CPU。百度只是为大家按捺已久的澎湃激情提供了一个自我内部消化的平台(没错,红旗赞歌架设在百度开放平台上面)。用简单的言语来描述,那就是意淫。 不过,我是个严谨的人,尽管我很喜欢,但我尽量不去主动污蔑百度这个下流无耻手段恶作的贱货废渣。从技术上来说,百度确实可以通过计算“一盘寿桃”被请求的次数来算出大家献花的束数,所以我继续探寻真相。要验证这个假设的真实性,就必须把flash下载下来放在本地运行。没想到百度奸诈得用js动态加载flash,但是这难不倒我,我终于找到生成flash URL的语句。看着这条语句,我觉得我的不祥预感已经真实了九成了,因为这条语句是: G(“op_flash_iframe”).src=”http://open.baidu.com/stat/jiandang/flash.html?city=”+encodeURIComponent(“”)+”&serverTime=”+bdServerTime*1000+”&t=”+Math.random(); 绿色字提供的是城市名,我不在中国故是空;蓝色字是一个本地产生的(0,1)随机数;关键的红色字是什么呢,它是服务器时间的UTC值!简单来说就是1970年1月1日0时0分0秒以来地球表面(格林威治时间)经过了的毫秒数。我于是把返回的UTC值往前调了一个小时(3600000毫秒),红旗赞歌上面的鲜花数神奇地下降了64800束。于是这简单直接地证明了,serverTime是计算鲜花数的一个参数。我于是做了一系列的黑盒实验,终于确定:只要UTC处于[1308520800000,1309471200000)之间,也就是6月20日0时整点和7月1日0时整点(但不包括)之间,鲜花数就是UTC的一个线性函数: 鲜花数=(UTC-1308520800000)/1000*18 也就是说,无论有没有人献花,鲜花数都会以每秒18束的速度递增。不相信的可以点击这个地址:http://open.baidu.com/stat/jiandang/flash.html?city=&serverTime=1308499200000&t=0,UTC时间是6月20日零时(北京时间),你会看见00000000束鲜花。而通过简单计算就可以得出,党生日的那天,网民们将“献”了几乎17107200束花。 对此我已经彻底无语。一想到这事情我眼前就浮现出那种对我党无比热爱的同学,虔诚地点下献花的按钮,看着屏幕上的+1,只觉党收到了自己的祝福,满心喜悦,心潮澎湃,对党的忠诚又再坚定了几分。而事实上,一切都发生在他们的幻觉里。他们的献花,甚至都没有离开他们的电脑。如今中国一台台的晚会,一场场的盛宴,无不是集体的意淫,蓄意的愚民,发起者的“政绩”,向当权者的媚谄,百度的所作所为,徒增一笔丑色而已。可是你想,完全是无用功的献花,完全是恣意定下的数字,最后必将成为百度公关的重要筹码,人民网之流的正面新闻,成亿上兆的五毛马甲歌功颂德的又一“有力”论据。这次仅仅是因为是发生在技术自由的互联网上,而且白痴的程序员将服务器时间当成外部参数又送回到服务器上面,否则我们根本无从揭穿这场闹剧。可是其他领域呢?GDP、基尼系数、贷款总额、军费、维稳费用、贪污数额、社保亏空、“群体事件”死人数目、大坝排水道校舍能抵御N年一遇灾害的N,林林种种的统计数字,有哪个我们有API验证?所以你可以想象跟五毛争论时,我看见他们抛出的一个个掷地有声的统计数字,以杀戮的姿态无视真相,神情还洋洋自得,我脸上能有多抽搐。能有多抽搐!!! ============================================== 这个第二部分不用想都知道是什么了,既然计数器是假的,我们很有理由相信下面的网友 留言 也是假的。所以我监听得再多些,发现flash请求了这个文件: http://open.baidu.com/stat/jiandang/xml/data.xml 这个文件的内容写成人类易读的格式就是: 我作为一名公民,为生活在这个时刻,为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感到自豪,荣幸。我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更有一种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任重而道远,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前进,为人民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中国共产党你是一盏明灯,永远驻留在我心中,指引我坚定不移的做一名共产主义忠实的追随者。2011-06-20#司懂懂 伟大的党走过90的光辉历程,我衷心地祝福她明天更辉煌、更强大。 2011-06-20#李建海 我是一名预备党员,我深深地为我们党在90年里所作出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虽然你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改进,但我坚信,你会领导人民走向更美好的明天!中国加油!中国共产党加油!2011-06-20#cindy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11-06-20#齐海彬 九十年历尽沧桑,九十年叱咤风云; 九十年辉煌行程,九十年名扬; 为了民族之独立, 为了人民之解放;您历尽曲折,您饱尝磨难。2011-06-20#邓国望 祝福中国,党走过90年的光辉历程,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 2011-06-20#网友 光辉历程——颂歌献给伟大的党:一、南湖红船启风帆,开天辟地谱新篇。神州诞生共产党,漫漫长夜曙光现。2011-06-20#董彦明 光辉历程——颂歌献给伟大的党:二、工农割据靠武装,土地革命分田忙。创建赤色根据地,大刀长矛势力壮。2011-06-21#董彦明 90年前,在中国人民为改变民族命运如火如荼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9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拼搏,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祝党生日快乐~~~2011-06-21#小侯 投身基层党建,建设美好家园,祝福伟大祖国,铸就辉煌业绩! 2011-06-21#姜燕玲 九十年风雨兼程,从胜利走向胜利,我是党员我自豪,我是国人我骄傲。 2011-06-21#程楚 祝愿我们党万年长青!祝贺我们党生日!这是次很好的活动,再次让我对党史加深记忆。 2011-06-21#白桦 祝愿我们党生日快乐、永葆生机。 2011-06-21#史乃明 共产党好样的,这些年在你们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提升……永远顶你!!!2011-06-21#王君波 以高昂的姿态、高涨的热情、高度的责任感和高尚的思想追求,迎接建党90周年! 2011-06-21#王颖 井冈山的扁担,担起了全国解放的重任。 走过了长征两万五,走过了风雨多少载。 金沙江在为您歌唱;大渡河在为您呐喊; 大雪山在为您献花;茫茫大草地也为您铺上了绿色的地毯 ! 延安窑洞里的灯光,依旧散发光芒, 闪闪的红星,照亮了中国的未来。2011-06-21#韩佩佩 90年风吹雨打,90年勇往直前,在人民心中,党是一颗太阳,永不落! 2011-06-21#许福平 谁能担当起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任,谁是中国巨轮乘风破浪、驶向复兴彼岸的领航者?历史给出了答案,人民作出了选择。我们迎接纪念建党90周年,就是要从90年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力量、坚定信念,在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开拓奋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作为祖国年轻的一代,作为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要用青春洋溢的激情为百年民族复兴之路掀开华丽的篇章!2011-06-21#李明月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九十周年,弹指一挥间,但是,她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家富强了,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要发扬我党光荣传统,努力工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2011-06-21#丁吉生 共产党好样的,这些年在你们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提升……永远顶你!!!2011-06-21#王君波 作为一名大学生预备党员,我为党的90岁生日高兴,同时也告诉自己要树立远大理想,刻苦学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2011-06-21#李剑梅 值党成立90周年之际,以一名老党员身份:祝我们的组织“生日快乐”! 2011-06-21#一张 正值建党90周年之际,学习党史,缅怀先烈,珍惜时光,感恩祖国,使我们必须做的。也是所有人应该做的!2011-06-21#学农 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回顾党的发展历史,牢记党的宗旨和使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 2011-06-21#网友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祝贺中华复兴,落实科学发展观,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2011-06-21#陈启尤 是中国共产党在危机关头挽救了中国!拯救了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人民!没有党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2011-06-21#邓莹 值此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我仅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一个当代大学生的身份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祝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2011-06-21#尹超 希望我们的党永远保持生机与活力;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2011-06-21#尹振涛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是一个人民信赖的党.我们年青一代要牢记党的历史,在知己的平凡岗位上怒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情.2011-06-21#谢芳菁 作为当代全球最大、领导着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党,在漫长的90年和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苦卓绝、顽强进取的不懈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丰功伟绩!令世界瞩目!先烈含笑!先辈欣慰!党员自豪!国人骄傲!在党的90华诞即将到来之际,深深地祝福您——中国共产党!2011-06-21#黄杰 重温党的90年的光辉历程,更加坚信一个道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11-06-21#网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历史没有停步,征程仍在继续。 2011-06-21#冯海文 中国共产党也是在领导中国人民的发展道路上,不断的解放、发展和完善自我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开展,让我更加深切感受到,我们党是一个成熟的、先进的、充满活力的政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唯有靠中国共产党。2011-06-21#孙祖玉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时刻记得党的使命,把党的宗旨记在心上,时刻为共产党的事业而奋斗! 2011-06-21#网友 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回顾党的发展历史,牢记党的宗旨和使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 2011-06-21#网友 正值建党90周年之际,学习党史,缅怀先烈,珍惜时光,感恩祖国,使我们必须做的。也是所有人应该做的!2011-06-21#学农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至今已经九十年了,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独立解放与富强的历史。我们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党感到骄傲,我们能有今天的美好生活,能有民族的复兴与中华的崛起必须感谢她。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对中国共产党有大的了解,我认为这样的党史知识竞赛很有必要,让人们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让人们继承与发扬前辈们的革命与爱国精神。熟知中共党史也是在让人们了解过去,珍惜今天来自不易的和平与繁荣,珍惜今天的民族兴旺与发达。历史也在昭示我们,唯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使人们过上幸福美满有尊严的生活。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党的最终理想,也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不管前面有多大的艰辛,党都会带领我们永往直前的。真的很感激也很庆幸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一股中坚力量,全人类也同样感激与庆幸,光明的前景在等待着我们。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共产主义而奋勇前进!2011-06-21#网友 我党在艰苦的岁月中,跋涉前行,终于战胜了黑暗,迎来了伟大的新中国,解放了全中国,解放了全人类;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这都得益于我们党正确而坚强的领导,我将一如既往的坚定跟着党走的信念,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2011-06-21#刘进 对于一个国家,需要富强与自立,中国共产党用90年做到了;对于人民,需要幸福与民主,中国共产党人用行动做到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我相信我们伟大的党继续克服困难,带领人民在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道路上越走越好!2011-06-21#丘森才 热烈庆祝建党90周年!深切缅怀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英勇奋斗以致光荣献身的革命先烈!2011-06-21#网友 flash读取了这个数据文件之后就会循环“播放”,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你就能看到底。读完了这些歌功颂德的话,我深深地被百度的文案折服了,有这样的生花妙笔已属不易,而且换身份,换心情,换角度,换措辞,真是连曹雪芹和托尔斯泰这些塑造了无数栩栩如生的人物的文学大师都须甘拜下风! 只可惜美中不足的是网友到第三天就不再留言了,今天已是26号,是不是这几天他们的爱党之情如此之激昂,热泪盈眶,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完整字都打不出,只得一遍遍地点献花按钮?真是引人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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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4 次 更新时间: 2011-06-28 16:19:51 许小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标签: 凯恩斯主义 ● 许小年        就配置资源而言,欠缺法治的市场可以比中央计划的效率还低,强势政府干预于是获得了民间的同情,但也会将经济转型引上歧途。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治体系,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千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日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纽约脱销。不同的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           政府——救赎者或肇事者?          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     在”大萧条”的年代,是凯恩斯指出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政府增加开支,创造有效需求。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70年前却是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亦满腹狐疑。直到1939年,美国才开始认真研究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可行性。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的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单位数。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在亚当·斯密的世界中,已知产品和要素的价格,经济个体经过理性的计算,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决策。尽管并不完全否定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分析,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以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当代凯恩斯主义者沿袭了”动物精神”的传统,指责”新自由主义”是这次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而政府又疏于监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类精神”约束华尔街的冲动,听任资产泡沫发展,终于酿成大祸。不仅如此,他们还宣称,泡沫破灭之后,具有”人类精神”的美联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超常规的市场干预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     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美联储对这次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01年开始,美联储执行了松宽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当时的战后最低水平,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房地产市场因此出现了明显的泡沫,泡沫于2007年达到顶点。从2004年中起,美联储进入了加息周期,贷款利率随着基准利率节节升高。高利率增加了贷款偿还成本,最为脆弱的次级按揭市场首先拉响了警报,逾期和违约率的上升引发以次按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盛宴结束了。为什么不早不晚,在美联储减息之后形成房地产泡沫?低利率刺激了金融创新,也促使金融机构不断提高杠杆率。金融创新过度并非源自华尔街的贪婪,华尔街何时不贪婪?银行家们不必等到2001年才集体疯狂。就引发金融危机而言,美联储低利率的作用远超华尔街的”动物精神”。如果追究罪责,美联储是首犯,华尔街充其量只是一个从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扭曲了金融市场中的最重要价格——利率,在错误的价格信号指导下,家庭过度负债,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金融创新过度。     凯恩斯主义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危机的真正原因,并欢呼是美联储防止了另一场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其实,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国货币史》(与施瓦茨合作)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是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纽约股市1929年崩盘后,市场上流动性奇缺,此时美联储不但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反而收缩广义货币达三分之一!周转发生困难的银行大批倒闭,一次股市的调整于是演变为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自称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两人都深入研究过这段历史,想必知道2008-09年金融救援的功劳应该记在谁的名下,弗里德曼还是凯恩斯?     退一步讲,就算美联储扑灭了一场世纪之火,我们仍不能因其今日救火之功,宽恕它昨天的纵火之罪,或者因其危机时刻的称职表现,放松平时对它的制约和监管。是的,监管美联储,一个政客有意回避、世人宁愿忘却的问题。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毕竟他是阻止火势蔓延的唯一希望。然而若不约束救火者伯南克,他就有可能变成格林斯潘第二。已有迹象表明,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正在重蹈前任主席的覆辙,在系统崩溃的危险过去之后,幻想用增发货币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当利率已无法再降时,美联储就捡起日本人屡试不灵的”数量松宽”,继续投放货币。一如日本当年的情况,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时,当实体经济缺少投资机会时,除了制造资产泡沫,多余流动性再无其他作用。     中外货币政策的实践说明了限制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必要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和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战后的30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济,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     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正是在人性假设的一致性上,我们看到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根本分歧。           凯恩斯主义的陷阱          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供应。弗里德曼由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3%,或基本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供应数量。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将”动物精神”作为政府的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     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救非完美的市场。     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政策制定者头脑发昏,大规模动员资源,将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     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希腊政府破产,多个欧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有债务危机。根据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说法,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捞到选票,政客乐此不疲。加税和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在政客们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远比国家的未来重要得多。     如果保持逻辑的一致性,假定政府也具有”动物精神”,从上一节的讨论可知,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个人的非理性冲动是局部的,受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制约;个人必须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也就是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既没有制衡,也不必对政策后果负责,即”预算软约束”,决策者们的”动物精神”随着货币政策散布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系统性风险。在一致性假设下比较个人与政府的”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结论不再成立,为了减少经济的波动,公众应该立法规范货币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机抉择”式的政策干预,中央银行更像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至于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什么,泰勒法则还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长率?基本上是一个实证问题,理论很难提供先验的指导。           错失的不仅是结构调整良机          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     金融海啸危机虽使我国决策者意识到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风险,开始考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模式的转变,但在惊慌失措的气氛中,以及GDP挂帅的惯性作用下,政府紧急启动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扩张计划,即所谓的”4万亿”财政刺激和2009年近10万亿的新增贷款投放。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我国外向型企业长期从事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我们本来可以化危险为机会,通过市场化的破产、重组和兼并,淘汰陈旧过剩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促使企业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但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之后,一切又回到了危机前的状态,而经济结构的扭曲则进一步恶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们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仅使结构调整更为困难,而且强势的政府干预改变了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走法律程序,不问经济效益,一大批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仓促上马。在”4万亿”的鼓舞下,各级政府纷纷推出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数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有些省份的计划投资总量竟然相当于该省几年的GDP。     借着拉动内需的声势,各级政府走向前台,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国有企业也从昔日的改革对象变成了经济的中流砥柱,凭借着政策和资金优势,大力扩张。当部委的规划代替了市场价格的导向,当宏观调控代替了微观活力,当国企的财大气粗代替了民企的创新进取,当政府的有形之手代替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沦为一句空话。     反市场化的原因是多样的和复杂的,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时期,特别是在大动荡和大灾难之后,例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0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西方,当一场漫天大火行将毁掉大厦时,惊恐的居民将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队身上,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扑灭大火之后,消防队并不想退出舞台,借口灾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剧的重演,他们得以保持强势的地位,继续干预社会的正常经济活动。在转型经济中,旧体制倒坍了,新体制却不能立即建立起来,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失序唤起人们对往日的回忆,政治家如俄国的普京利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对内加紧控制经济和社会,对外高调与西方对抗,试图重回集权专制之路。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           艰难而漫长的转型          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治体系,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     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制度的支持。市场经济以自愿的交易为基础,交易即产权的交换,交易顺利完成的前提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若无产权保护,市场就有可能变成战场,抢劫和欺骗将取代互利的计算,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资源,社会必须保护产权和保证契约的执行,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的作用是惩罚侵权者和违约者。     法律如同核武器,并不天天使用,也没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过威慑也就是预期违约成本阻止违约的企图,法律系统自身的公信力(Creditability)因此就格外重要。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是否严谨,立法和执法者的态度是否虔诚、承诺是否庄重,对法治的公信力没有实质性影响,决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统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公众的权利和法治意识。为了保证公正性,法律系统必须独立,既独立于政府,亦独立于公众,政府不得干预司法程序,民情舆论亦不得影响法庭判决。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是法治的基础,公众要懂得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抵制政府及其它社会集团对自己权利的侵犯。公众的法治意识越强,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就越快。     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关系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结果是产出的下降和腐败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私有化,而在法治体系和法治观念的缺失。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治体系,因为新体制需要政府角色的转变以及民众观念的转变,而这些转变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资产虽然私有化了,通过契约实现的自愿交易却不能立即展开,靠什么保护私有产权?靠什么保证合同的执行?新旧制度交接之际,社会出现权威真空,资产的未来看上去充满了不确定性,理性的个人和企业管理者选择出售刚分得的资产,回收现金,而不是经营这些资产。企业的设备被拆下来按件甚至按重量出售,生产能力遭到破坏,产出下降。就配置资源而言,没有法治的市场可以比中央计划的效率还低,强势政府干预于是获得了民间的同情,但也由此将经济转型引上了歧途。     俄罗斯的教训告诉我们,私有化仅仅是经济转型的起点而非终点,私有制仅仅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普京所代表的”新权威主义”可以填补旧体制留下的真空,但历史多次证明,与新权威对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危害相比,它所实现的暂时秩序和繁荣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以德意志为例,1848年的革命动摇了保守的普鲁士专制王权,1862年俾斯麦出任宰相,以铁血手段,重建国王政府的权威,并通过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的德国很快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强权,同时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1918年德国战败,孱弱的魏玛共和国内外交困,局势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强人确实出现了,希特勒趁势攫取了政权,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局面,德国经济复苏,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德意志民族如梦方醒,痛定思痛,彻底抛弃了权威主义的”德意志道路”,转向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以及适应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市场经济,至此方完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     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不同,中国以保持现有社会和政治结构基本不变为前提,在经济层面上推进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发挥了配置资源的作用,私有制对创新和勤勉工作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稳定的环境带来稳定的预期,资产所有者选择持续经营而不是出售套现,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避免了俄罗斯式的”改革衰退”,即预期剧烈波动引起的产出收缩,中、俄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正在这里。     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更多的职能,但由于缺少制约,政府不断地延伸和扩大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有着自身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裁判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     (Rent-making),然后在市场上寻租(Rent-seeking)套现。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半管制半市场的现状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扩大市场化改革会削弱造租潜力,他也不想退回计划经济,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失去套现的场所——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市场。     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失望也日渐增加。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当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时,民众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怀念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一些人当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员下场踢球,”寻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员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恶化,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但对策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常识告诉人们,政府退出经济将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而强化政府的干预往往可收立竿见影之效。这样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众生活勇气的源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他们如此陌生,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中国也遭遇了转型的内在不协调性,经济已经市场化或半市场化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及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时代。     转型经济陷入一个令人尴尬、但看上去又相当稳定的纳什均衡。     无论多么稳定,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社会已形成多元的经济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和博弈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现存集权体制调解多元利益的冲突,若调解失败则继之以强力压制,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可能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对于这类转型过程中的突变,我们要再次引用德国历史作为案例。帝国政府以”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自居,一方面为资方平息劳工风潮,实行国内市场的关税保护,鼓励和支持大企业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提高垄断程度和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政府为工人建立包括医疗、工伤、福利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缓和社会矛盾。两面讨好的政策需要物质基础,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劳资双方都感到满意。当国内市场无法支撑经济增长时,对外扩张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义自然成为侵略者的堂皇旗帜。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德国的民族主义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六七十年间一直是欧洲乃至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除了外部冲突,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发从现有均衡的偏离。作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僚-精英阶层不仅掌握了物质与金融资源,而且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他们必然要利用所有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伤害消费者和企业的权利,破坏社会公平,从而丧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费者和企业这时会要求在规则制定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为了维持现有均衡,缓和消费者和企业的不满,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冲动,只有不断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证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给消费者和企业,实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在政府主导的转型中,对高增长的偏好是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备可持续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仅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无法维持经济增长,资源再多终归有限,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大,资源消耗得越快,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到来也就越快。     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带来效率的提高,在资源使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如熊彼得所定义的,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者在市场上敏锐地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以出色的想象力预见性地开发出新产品,引导消费潮流和技术潮流,等待客户与市场的承认。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激励创新,要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为此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以及从知识产权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社会也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个性的张扬,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各样的奇想。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的主战场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的办公室,创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同样从这些条件可知,传统社会仅有发明而无创新,若想实现创新驱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乃必要条件。     在东方,权力至上的传统思维阻碍着公民社会的形成;在西方,民众具有”动物精神”的信念构成对公民社会的最大威胁。     无论何种理由,一旦社会分为理性的精英和愚昧的群氓两类人,精英们因血统等特质的先验高贵而获得了特殊地位,因此而主导群氓充斥的市场,市场经济就会变成具有德意志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具有印尼特色的苏哈托权贵资本主义,无约束的强权代替了谦卑的”无形之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强盛与繁荣之后,几乎没有例外地陷入动荡和战乱。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群氓们不得不怀疑,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精英们是否明智和值得。     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人,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不要为你的”动物精神”而丧失勇气和尊严,因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组成政府的人——和你一样,都未彻底脱离动物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全靠我们自己”。          (本文已发表于《南方周末》)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制度分析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734.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许小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许小年:重回改革开放之路 许小年:企业家精神的衰落及重振 许小年:政府垄断格局下无公平 许小年:建设公平与正义的公民社会 许小年:政府应与利益集团绝缘 许小年:改革难在触动政府利益 许小年:“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许小年:中国企业税负高达42% 或为全球之最 许小年:陆克文和凯恩斯错在哪里? 许小年:复苏之道 许小年:民营企业的经济环境 许小年:市场失灵就要靠政府? 许小年:迟到的衰退 许小年:金融危机挑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许小年:民族主义的双重标准探源 许小年:政府是大盘剧震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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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凯恩斯主义的真相与陷阱

就配置资源而言,欠缺法治的市场可以比中央计划的效率还低,强势政府干预于是获得了民间的同情,但也会将经济转型引上歧途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千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日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纽约脱销。不同的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 许小年 政府——救赎者或肇事者? 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 在“大萧条”的年代,是凯恩斯指出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政府增加开支,创造有效需求。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70年前却是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亦满腹狐疑。直到1939年,美国才开始认真研究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可行性。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 (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的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单位数。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在亚当·斯密的世界中,已知产品和要素的价格,经济个体经过理性的计算,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决策。尽管并不完全否定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分析,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以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当代凯恩斯主义者沿袭了“动物精神”的传统,指责“新自由主义”是这次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而政府又疏于监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类精神”约束华尔街的冲动,听任资产泡沫发展,终于酿成大祸。不仅如此,他们还宣称,泡沫破灭之后,具有“人类精神”的美联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超常规的市场干预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 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美联储对这次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01年开始,美联储执行了松宽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当时的战后最低水平,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房地产市场因此出现了明显的泡沫,泡沫于2007年达到顶点。从2004年中起,美联储进入了加息周期,贷款利率随着基准利率节节升高。高利率增加了贷款偿还成本,最为脆弱的次级按揭市场首先拉响了警报,逾期和违约率的上升引发以次按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盛宴结束了。为什么不早不晚,在美联储减息之后形成房地产泡沫?低利率刺激了金融创新,也促使金融机构不断提高杠杆率。金融创新过度并非源自华尔街的贪婪,华尔街何时不贪婪?银行家们不必等到2001年才集体疯狂。就引发金融危机而言,美联储低利率的作用远超华尔街的“动物精神”。如果追究罪责,美联储是首犯,华尔街充其量只是一个从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扭曲了金融市场中的最重要价格——利率,在错误的价格信号指导下,家庭过度负债,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金融创新过度。 凯恩斯主义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危机的真正原因,并欢呼是美联储防止了另一场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其实,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国货币史》(与施瓦茨合作)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是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纽约股市1929年崩盘后,市场上流动性奇缺,此时美联储不但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反而收缩广义货币达三分之一!周转发生困难的银行大批倒闭,一次股市的调整于是演变为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自称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两人都深入研究过这段历史,想必知道2008-09年金融救援的功劳应该记在谁的名下,弗里德曼还是凯恩斯? 退一步讲,就算美联储扑灭了一场世纪之火,我们仍不能因其今日救火之功,宽恕它昨天的纵火之罪,或者因其危机时刻的称职表现,放松平时对它的制约和监管。是的,监管美联储,一个政客有意回避、世人宁愿忘却的问题。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毕竟他是阻止火势蔓延的唯一希望。然而若不约束救火者伯南克,他就有可能变成格林斯潘第二。已有迹象表明,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正在重蹈前任主席的覆辙,在系统崩溃的危险过去之后,幻想用增发货币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当利率已无法再降时,美联储就捡起日本人屡试不灵的“数量松宽”,继续投放货币。一如日本当年的情况,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时,当实体经济缺少投资机会时,除了制造资产泡沫,多余流动性再无其他作用。 中外货币政策的实践说明了限制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必要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和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战后的30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济,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 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正是在人性假设的一致性上,我们看到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根本分歧。 凯恩斯主义的陷阱 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供应。弗里德曼由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3%,或基本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供应数量。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将“动物精神”作为政府的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 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救非完美的市场。 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政策制定者头脑发昏,大规模动员资源,将投资率 (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 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希腊政府破产,多个欧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有债务危机。根据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说法,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捞到选票,政客乐此不疲。加税和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在政客们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远比国家的未来重要得多。 如果保持逻辑的一致性,假定政府也具有“动物精神”,从上一节的讨论可知,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个人的非理性冲动是局部的,受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制约;个人必须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也就是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既没有制衡,也不必对政策后果负责,即“预算软约束”,决策者们的“动物精神”随着货币政策散布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系统性风险。在一致性假设下比较个人与政府的“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结论不再成立,为了减少经济的波动,公众应该立法规范货币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机抉择”式的政策干预,中央银行更像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至于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什么,泰勒法则还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长率?基本上是一个实证问题,理论很难提供先验的指导。 错失的不仅是结构调整良机 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 金融海啸危机虽使我国决策者意识到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风险,开始考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模式的转变,但在惊慌失措的气氛中,以及GDP挂帅的惯性作用下,政府紧急启动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扩张计划,即所谓的“4万亿”财政刺激和2009年近10万亿的新增贷款投放。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我国外向型企业长期从事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我们本来可以化危险为机会,通过市场化的破产、重组和兼并,淘汰陈旧过剩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促使企业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但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之后,一切又回到了危机前的状态,而经济结构的扭曲则进一步恶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们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仅使结构调整更为困难,而且强势的政府干预改变了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走法律程序,不问经济效益,一大批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仓促上马。在“4万亿”的鼓舞下,各级政府纷纷推出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数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有些省份的计划投资总量竟然相当于该省几年的GDP。 借着拉动内需的声势,各级政府走向前台,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国有企业也从昔日的改革对象变成了经济的中流砥柱,凭借着政策和资金优势,大力扩张。当部委的规划代替了市场价格的导向,当宏观调控代替了微观活力,当国企的财大气粗代替了民企的创新进取,当政府的有形之手代替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沦为一句空话。 反市场化的原因是多样的和复杂的,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时期,特别是在大动荡和大灾难之后,例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0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西方,当一场漫天大火行将毁掉大厦时,惊恐的居民将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队身上,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扑灭大火之后,消防队并不想退出舞台,借口灾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剧的重演,他们得以保持强势的地位,继续干预社会的正常经济活动。在转型经济中,旧体制倒坍了,新体制却不能立即建立起来,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失序唤起人们对往日的回忆,政治家如俄国的普京利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对内加紧控制经济和社会,对外高调与西方对抗,试图重回集权专制之路。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 艰难而漫长的转型 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治体系,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 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制度的支持。市场经济以自愿的交易为基础,交易即产权的交换,交易顺利完成的前提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若无产权保护,市场就有可能变成战场,抢劫和欺骗将取代互利的计算,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资源,社会必须保护产权和保证契约的执行,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的作用是惩罚侵权者和违约者。 法律如同核武器,并不天天使用,也没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过威慑也就是预期违约成本阻止违约的企图,法律系统自身的公信力(Creditability)因此就格外重要。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是否严谨,立法和执法者的态度是否虔诚、承诺是否庄重,对法治的公信力没有实质性影响,决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统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公众的权利和法治意识。为了保证公正性,法律系统必须独立,既独立于政府,亦独立于公众,政府不得干预司法程序,民情舆论亦不得影响法庭判决。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是法治的基础,公众要懂得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抵制政府及其它社会集团对自己权利的侵犯。公众的法治意识越强,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就越快。 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关系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结果是产出的下降和腐败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私有化,而在法治体系和法治观念的缺失。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治体系,因为新体制需要政府角色的转变以及民众观念的转变,而这些转变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资产虽然私有化了,通过契约实现的自愿交易却不能立即展开,靠什么保护私有产权?靠什么保证合同的执行?新旧制度交接之际,社会出现权威真空,资产的未来看上去充满了不确定性,理性的个人和企业管理者选择出售刚分得的资产,回收现金,而不是经营这些资产。企业的设备被拆下来按件甚至按重量出售,生产能力遭到破坏,产出下降。就配置资源而言,没有法治的市场可以比中央计划的效率还低,强势政府干预于是获得了民间的同情,但也由此将经济转型引上了歧途。 俄罗斯的教训告诉我们,私有化仅仅是经济转型的起点而非终点,私有制仅仅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普京所代表的“新权威主义”可以填补旧体制留下的真空,但历史多次证明,与新权威对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危害相比,它所实现的暂时秩序和繁荣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以德意志为例,1848年的革命动摇了保守的普鲁士专制王权,1862年俾斯麦出任宰相,以铁血手段,重建国王政府的权威,并通过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的德国很快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强权,同时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1918年德国战败,孱弱的魏玛共和国内外交困,局势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强人确实出现了,希特勒趁势攫取了政权,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局面,德国经济复苏,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德意志民族如梦方醒,痛定思痛,彻底抛弃了权威主义的“德意志道路”,转向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以及适应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市场经济,至此方完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 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不同,中国以保持现有社会和政治结构基本不变为前提,在经济层面上推进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发挥了配置资源的作用,私有制对创新和勤勉工作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稳定的环境带来稳定的预期,资产所有者选择持续经营而不是出售套现,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避免了俄罗斯式的“改革衰退”,即预期剧烈波动引起的产出收缩,中、俄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正在这里。 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更多的职能,但由于缺少制约,政府不断地延伸和扩大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有着自身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裁判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场上寻租(Rent-seeking)套现。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半管制半市场的现状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扩大市场化改革会削弱造租潜力,他也不想退回计划经济,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失去套现的场所——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市场。 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失望也日渐增加。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当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时,民众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怀念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一些人当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员下场踢球,“寻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员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恶化,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但对策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常识告诉人们,政府退出经济将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而强化政府的干预往往可收立竿见影之效。这样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众生活勇气的源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他们如此陌生,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中国也遭遇了转型的内在不协调性,经济已经市场化或半市场化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及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时代。 转型经济陷入一个令人尴尬、但看上去又相当稳定的纳什均衡。 无论多么稳定,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社会已形成多元的经济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和博弈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现存集权体制调解多元利益的冲突,若调解失败则继之以强力压制,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可能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对于这类转型过程中的突变,我们要再次引用德国历史作为案例。帝国政府以“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自居,一方面为资方平息劳工风潮,实行国内市场的关税保护,鼓励和支持大企业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提高垄断程度和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政府为工人建立包括医疗、工伤、福利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缓和社会矛盾。两面讨好的政策需要物质基础,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劳资双方都感到满意。当国内市场无法支撑经济增长时,对外扩张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义自然成为侵略者的堂皇旗帜。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德国的民族主义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六七十年间一直是欧洲乃至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除了外部冲突,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发从现有均衡的偏离。作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僚-精英阶层不仅掌握了物质与金融资源,而且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他们必然要利用所有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伤害消费者和企业的权利,破坏社会公平,从而丧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费者和企业这时会要求在规则制定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为了维持现有均衡,缓和消费者和企业的不满,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冲动,只有不断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证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给消费者和企业,实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在政府主导的转型中,对高增长的偏好是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备可持续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仅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无法维持经济增长,资源再多终归有限,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大,资源消耗得越快,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到来也就越快。 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带来效率的提高,在资源使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如熊彼得所定义的,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者在市场上敏锐地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以出色的想象力预见性地开发出新产品,引导消费潮流和技术潮流,等待客户与市场的承认。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激励创新,要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为此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以及从知识产权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社会也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个性的张扬,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各样的奇想。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的主战场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的办公室,创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同样从这些条件可知,传统社会仅有发明而无创新,若想实现创新驱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乃必要条件。 在东方,权力至上的传统思维阻碍着公民社会的形成;在西方,民众具有“动物精神”的信念构成对公民社会的最大威胁。 无论何种理由,一旦社会分为理性的精英和愚昧的群氓两类人,精英们因血统等特质的先验高贵而获得了特殊地位,因此而主导群氓充斥的市场,市场经济就会变成具有德意志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具有印尼特色的苏哈托权贵资本主义,无约束的强权代替了谦卑的“无形之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强盛与繁荣之后,几乎没有例外地陷入动荡和战乱。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群氓们不得不怀疑,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精英们是否明智和值得。 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人,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不要为你的“动物精神”而丧失勇气和尊严,因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组成政府的人——和你一样,都未彻底脱离动物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全靠我们自己”。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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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许小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凯恩斯主义的真相与陷阱

就配置资源而言,欠缺法治的市场可以比中央计划的效率还低,强势政府干预于是获得了民间的同情,但也会将经济转型引上歧途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千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日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纽约脱销。不同的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 政府——救赎者或肇事者? 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 在“大萧条”的年代,是凯恩斯指出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政府增加开支,创造有效需求。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70年前却是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亦满腹狐疑。直到1939年,美国才开始认真研究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可行性。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 (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的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单位数。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在亚当·斯密的世界中,已知产品和要素的价格,经济个体经过理性的计算,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决策。尽管并不完全否定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分析,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以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当代凯恩斯主义者沿袭了“动物精神”的传统,指责“新自由主义”是这次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而政府又疏于监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类精神”约束华尔街的冲动,听任资产泡沫发展,终于酿成大祸。不仅如此,他们还宣称,泡沫破灭之后,具有“人类精神”的美联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超常规的市场干预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 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美联储对这次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01年开始,美联储执行了松宽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当时的战后最低水平,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房地产市场因此出现了明显的泡沫,泡沫于2007年达到顶点。从2004年中起,美联储进入了加息周期,贷款利率随着基准利率节节升高。高利率增加了贷款偿还成本,最为脆弱的次级按揭市场首先拉响了警报,逾期和违约率的上升引发以次按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盛宴结束了。为什么不早不晚,在美联储减息之后形成房地产泡沫?低利率刺激了金融创新,也促使金融机构不断提高杠杆率。金融创新过度并非源自华尔街的贪婪,华尔街何时不贪婪?银行家们不必等到2001年才集体疯狂。就引发金融危机而言,美联储低利率的作用远超华尔街的“动物精神”。如果追究罪责,美联储是首犯,华尔街充其量只是一个从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扭曲了金融市场中的最重要价格——利率,在错误的价格信号指导下,家庭过度负债,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金融创新过度。 凯恩斯主义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危机的真正原因,并欢呼是美联储防止了另一场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其实,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国货币史》(与施瓦茨合作)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是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纽约股市1929年崩盘后,市场上流动性奇缺,此时美联储不但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反而收缩广义货币达三分之一!周转发生困难的银行大批倒闭,一次股市的调整于是演变为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自称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两人都深入研究过这段历史,想必知道2008-09年金融救援的功劳应该记在谁的名下,弗里德曼还是凯恩斯? 退一步讲,就算美联储扑灭了一场世纪之火,我们仍不能因其今日救火之功,宽恕它昨天的纵火之罪,或者因其危机时刻的称职表现,放松平时对它的制约和监管。是的,监管美联储,一个政客有意回避、世人宁愿忘却的问题。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毕竟他是阻止火势蔓延的唯一希望。然而若不约束救火者伯南克,他就有可能变成格林斯潘第二。已有迹象表明,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正在重蹈前任主席的覆辙,在系统崩溃的危险过去之后,幻想用增发货币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当利率已无法再降时,美联储就捡起日本人屡试不灵的“数量松宽”,继续投放货币。一如日本当年的情况,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时,当实体经济缺少投资机会时,除了制造资产泡沫,多余流动性再无其他作用。 中外货币政策的实践说明了限制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必要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和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战后的30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济,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 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正是在人性假设的一致性上,我们看到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根本分歧。 凯恩斯主义的陷阱 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供应。弗里德曼由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3%,或基本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供应数量。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将“动物精神”作为政府的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 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救非完美的市场。 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政策制定者头脑发昏,大规模动员资源,将投资率 (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 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希腊政府破产,多个欧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有债务危机。根据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说法,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捞到选票,政客乐此不疲。加税和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在政客们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远比国家的未来重要得多。 如果保持逻辑的一致性,假定政府也具有“动物精神”,从上一节的讨论可知,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个人的非理性冲动是局部的,受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制约;个人必须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也就是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既没有制衡,也不必对政策后果负责,即“预算软约束”,决策者们的“动物精神”随着货币政策散布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系统性风险。在一致性假设下比较个人与政府的“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结论不再成立,为了减少经济的波动,公众应该立法规范货币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机抉择”式的政策干预,中央银行更像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至于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什么,泰勒法则还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长率?基本上是一个实证问题,理论很难提供先验的指导。 错失的不仅是结构调整良机 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 金融海啸危机虽使我国决策者意识到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风险,开始考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模式的转变,但在惊慌失措的气氛中,以及GDP挂帅的惯性作用下,政府紧急启动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扩张计划,即所谓的“4万亿”财政刺激和2009年近10万亿的新增贷款投放。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我国外向型企业长期从事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我们本来可以化危险为机会,通过市场化的破产、重组和兼并,淘汰陈旧过剩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促使企业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但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之后,一切又回到了危机前的状态,而经济结构的扭曲则进一步恶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们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仅使结构调整更为困难,而且强势的政府干预改变了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走法律程序,不问经济效益,一大批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仓促上马。在“4万亿”的鼓舞下,各级政府纷纷推出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数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有些省份的计划投资总量竟然相当于该省几年的GDP。 借着拉动内需的声势,各级政府走向前台,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国有企业也从昔日的改革对象变成了经济的中流砥柱,凭借着政策和资金优势,大力扩张。当部委的规划代替了市场价格的导向,当宏观调控代替了微观活力,当国企的财大气粗代替了民企的创新进取,当政府的有形之手代替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沦为一句空话。 反市场化的原因是多样的和复杂的,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时期,特别是在大动荡和大灾难之后,例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0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西方,当一场漫天大火行将毁掉大厦时,惊恐的居民将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队身上,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扑灭大火之后,消防队并不想退出舞台,借口灾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剧的重演,他们得以保持强势的地位,继续干预社会的正常经济活动。在转型经济中,旧体制倒坍了,新体制却不能立即建立起来,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失序唤起人们对往日的回忆,政治家如俄国的普京利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对内加紧控制经济和社会,对外高调与西方对抗,试图重回集权专制之路。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 艰难而漫长的转型 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治体系,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 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制度的支持。市场经济以自愿的交易为基础,交易即产权的交换,交易顺利完成的前提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若无产权保护,市场就有可能变成战场,抢劫和欺骗将取代互利的计算,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资源,社会必须保护产权和保证契约的执行,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的作用是惩罚侵权者和违约者。 法律如同核武器,并不天天使用,也没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过威慑也就是预期违约成本阻止违约的企图,法律系统自身的公信力(Creditability)因此就格外重要。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是否严谨,立法和执法者的态度是否虔诚、承诺是否庄重,对法治的公信力没有实质性影响,决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统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公众的权利和法治意识。为了保证公正性,法律系统必须独立,既独立于政府,亦独立于公众,政府不得干预司法程序,民情舆论亦不得影响法庭判决。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是法治的基础,公众要懂得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抵制政府及其它社会集团对自己权利的侵犯。公众的法治意识越强,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就越快。 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关系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结果是产出的下降和腐败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私有化,而在法治体系和法治观念的缺失。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治体系,因为新体制需要政府角色的转变以及民众观念的转变,而这些转变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资产虽然私有化了,通过契约实现的自愿交易却不能立即展开,靠什么保护私有产权?靠什么保证合同的执行?新旧制度交接之际,社会出现权威真空,资产的未来看上去充满了不确定性,理性的个人和企业管理者选择出售刚分得的资产,回收现金,而不是经营这些资产。企业的设备被拆下来按件甚至按重量出售,生产能力遭到破坏,产出下降。就配置资源而言,没有法治的市场可以比中央计划的效率还低,强势政府干预于是获得了民间的同情,但也由此将经济转型引上了歧途。 俄罗斯的教训告诉我们,私有化仅仅是经济转型的起点而非终点,私有制仅仅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普京所代表的“新权威主义”可以填补旧体制留下的真空,但历史多次证明,与新权威对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危害相比,它所实现的暂时秩序和繁荣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以德意志为例,1848年的革命动摇了保守的普鲁士专制王权,1862年俾斯麦出任宰相,以铁血手段,重建国王政府的权威,并通过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的德国很快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强权,同时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1918年德国战败,孱弱的魏玛共和国内外交困,局势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强人确实出现了,希特勒趁势攫取了政权,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局面,德国经济复苏,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德意志民族如梦方醒,痛定思痛,彻底抛弃了权威主义的“德意志道路”,转向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以及适应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市场经济,至此方完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 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不同,中国以保持现有社会和政治结构基本不变为前提,在经济层面上推进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发挥了配置资源的作用,私有制对创新和勤勉工作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稳定的环境带来稳定的预期,资产所有者选择持续经营而不是出售套现,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避免了俄罗斯式的“改革衰退”,即预期剧烈波动引起的产出收缩,中、俄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正在这里。 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更多的职能,但由于缺少制约,政府不断地延伸和扩大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有着自身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裁判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场上寻租(Rent-seeking)套现。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半管制半市场的现状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扩大市场化改革会削弱造租潜力,他也不想退回计划经济,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失去套现的场所——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市场。 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失望也日渐增加。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当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时,民众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怀念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一些人当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员下场踢球,“寻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员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恶化,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但对策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常识告诉人们,政府退出经济将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而强化政府的干预往往可收立竿见影之效。这样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众生活勇气的源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他们如此陌生,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中国也遭遇了转型的内在不协调性,经济已经市场化或半市场化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及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时代。 转型经济陷入一个令人尴尬、但看上去又相当稳定的纳什均衡。 无论多么稳定,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社会已形成多元的经济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和博弈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现存集权体制调解多元利益的冲突,若调解失败则继之以强力压制,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可能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对于这类转型过程中的突变,我们要再次引用德国历史作为案例。帝国政府以“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自居,一方面为资方平息劳工风潮,实行国内市场的关税保护,鼓励和支持大企业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提高垄断程度和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政府为工人建立包括医疗、工伤、福利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缓和社会矛盾。两面讨好的政策需要物质基础,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劳资双方都感到满意。当国内市场无法支撑经济增长时,对外扩张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义自然成为侵略者的堂皇旗帜。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德国的民族主义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六七十年间一直是欧洲乃至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除了外部冲突,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发从现有均衡的偏离。作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僚-精英阶层不仅掌握了物质与金融资源,而且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他们必然要利用所有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伤害消费者和企业的权利,破坏社会公平,从而丧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费者和企业这时会要求在规则制定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为了维持现有均衡,缓和消费者和企业的不满,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冲动,只有不断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证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给消费者和企业,实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在政府主导的转型中,对高增长的偏好是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备可持续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仅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无法维持经济增长,资源再多终归有限,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大,资源消耗得越快,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到来也就越快。 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带来效率的提高,在资源使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如熊彼得所定义的,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者在市场上敏锐地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以出色的想象力预见性地开发出新产品,引导消费潮流和技术潮流,等待客户与市场的承认。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激励创新,要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为此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以及从知识产权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社会也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个性的张扬,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各样的奇想。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的主战场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的办公室,创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同样从这些条件可知,传统社会仅有发明而无创新,若想实现创新驱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乃必要条件。 在东方,权力至上的传统思维阻碍着公民社会的形成;在西方,民众具有“动物精神”的信念构成对公民社会的最大威胁。 无论何种理由,一旦社会分为理性的精英和愚昧的群氓两类人,精英们因血统等特质的先验高贵而获得了特殊地位,因此而主导群氓充斥的市场,市场经济就会变成具有德意志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具有印尼特色的苏哈托权贵资本主义,无约束的强权代替了谦卑的“无形之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强盛与繁荣之后,几乎没有例外地陷入动荡和战乱。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群氓们不得不怀疑,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精英们是否明智和值得。 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人,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不要为你的“动物精神”而丧失勇气和尊严,因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组成政府的人——和你一样,都未彻底脱离动物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全靠我们自己”。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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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王铁群:经济“奇迹”的背后

官媒经常夸耀两个数字:中国GDP位列世界第二, GDP增速世界第一。这两个数字已成为尤其是许多官员与经济学家谈论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依据。 应该说,经济规模增长、GDP排位提升,是令人高兴之事,但对其解读,需全面和理性。 从历史上看,今天中国经济算不上什么奇迹,因为历史上中国经济规模长期居于世界首位,人均GDP也位居前列。如1820年大清帝国GDP占世界GDP的28.7%;1900年仍占世界GDP的11%。即使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GDP也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而事实上晚清和民国都属世界弱国。故GDP即使世界第一,也一定是大国强国的标志。 今天,由于权力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中国经济在“奇迹”的背后代价巨大。以下择要述之,以窥斑见豹。 一、粗放模式 1、资源消耗惊人:据统计,2005年中国消耗了世界47.7%水泥(10.5亿吨)、39.6%原煤(21.4亿吨)、31.8%粗钢(3.5亿吨)、24.4%氧化铝(1561万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50%的水泥、38%的铝、35%的煤、35%的钢、33%的玻璃、30%的化肥。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 2、资源破坏惊人:①土地大量流失,1/3的国土被酸雨污染,2/3的草原沙化,近乎100%的土壤板结。②矿产资源掠夺性开采。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③水资源短缺。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由于地下水严重透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目前80%的河流湖泊断流枯竭,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质的五类水。 3、环境污染惊人:我国钢铁每年多耗煤6000万吨,多产生90万吨SO2,60万吨烟尘;火力发电,每年多消耗5000万吨标准煤,多产生140万吨SO2,1500万吨烟尘。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世界第一,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将带来更多的旱灾、水灾、土地沙漠化、热浪、疾病和海水水位上涨等等不良后果。 在《世界发展指标2006》列举的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3个。我国有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癌症村正接连在经济活跃地带出现。一位长期监视和揭露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说:“因为各种化学和重金属的污染,淮河两岸不仅出现了癌症的高发村,而且不孕、不育现象增多,甚至出现了大量畸形儿。”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5 年来,执法行动的时候,见到不少大污染企业不是由当地政府‘挂牌督办’,而是‘挂牌保护’。”(潘岳:建立环保大协调机制)地方政府为了“任期内效益最大化”有两种选择,要么自主创新“开源节流”,要么依赖资源“杀鸡取卵”。而后者显然费时少、见效快,而其结局必然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潘岳:环保经济新政箭在弦上) 英国卫报记者乔纳森•瓦茨经过在中国7年的访问,撰写了关于环境问题的旅行日志“当十亿中国人一起跳”。2010年11月11号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演讲说:“工厂主与当地官员的腐败关系,这是污染无法制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如果没有负责任的政府,没有开放的媒体,没有独立的司法,让老百姓单个人去面对造成污染的企业是很难的。” 2008年1月底,德国环境部部长嘉布瑞尔出访中国前告诉“德国之声”,由于环境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于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也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绿色GDP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来测算经济总量,就会发现中国的GDP增长有可能是负增长。 二、“卖地”支撑 中国的财富增长,基本不是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而主要是靠土地与资源支撑,中国GDP 中占很大比例的是房地产经济。 中国社科院2010《国家竞争力蓝皮书》指出,中国近20年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业膨胀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中国这些年GDP的增长主要靠放大房地产泡沫拉动,把卖土地,把住房交易做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杨于泽在“圈地运动制造了高增长的假象”一文(2010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中,则把以房地产为支撑的发展模式简化为:政府征地拆迁—房地产大开发—经济高增长,经济高增长又反过来推动政府圈地运动,形成由圈地到增长、再由增长到圈地的恶性循环。 2010年1月8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年终盘点报告。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杭州和上海成为土地出让金超过千亿的两个城市,北京以928亿元排名第三。“卖地”已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不少城市包括北京的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例接近五成。 2010年3月8日,政协委员梁季阳的大会发言多次获得热烈掌声,因为他点破了许多人不敢说的事实:“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土地垄断,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他引用上述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强调“地方政府是房地产交易中最大的获利者。”其实,高房价岂止支持着地方财政?打破土地垄断谈何容易。    三、廉价劳力 即低人权低福利的劳工代价。世界最低工资平均是人均GDP的58%,中国最低工资只是人均GDP的25%,排在世界第158位,甚至非洲有32个国家的工人最低收入超过我们。(刘植荣:我们的钱被谁拿走了?) 人均每小时工资,德国30美元/小时,美国22美元/小时,泰国是2美元/小时,我们是0.8美元/小时,不到世界平均值15%,而且中国人的人均工作时间最长,一年约2200小时。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10月22日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所长资中筠的文章《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在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会后我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他们国家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罢工,工人一罢工资本家就得让步。而中国工人的工资特别低又不许罢工,他们当然就想来中国投资。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工人最恨中国,因为资本家说那我上中国投资去了,你们就失业吧。我们这种低人权优势“竞争力”能持续吗? 四、贫富悬殊 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对苏联模式的冲击和对权力束缚的抗争,创造了巨大财富。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说过:“以GDP增量来衡量,中国老百姓平均每11年创造一个加拿大,每19年创造一个法国,每22年创造一个英国。”但老百姓创造的这些财富有多少用在老百姓身上呢? 中国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据中新网报道,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例只有近4%,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全都高于15%。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序显示,中国医药卫生总体水平排在第144位;卫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倒数第4位。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45.6%,泰国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中国政府只负担17%的医疗费用。就连这17%的费用也没用在多数人身上,中国社科院有一份医疗卫生的调查报告:中国投入的医疗经费,有80%是为850万以党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服务(《新快报》2006年6月10日报导)。2010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1600亿,中国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如果真的关心百姓治病难问题,拿出“三公”消费的1/6就够了。 中国大学学费世界最高。香港《文汇报》援引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2005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比较了16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开支,从绝对数字看,日本学费世界最高,教育总支出(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每人每年8930英镑,按1英镑对人民币12.34元汇率计算,相当人民币11万元。但比较绝对数字没有意义,应充分考虑相对购买力。旅美学者薛涌在2005年6月1日的《东方早报》写道:以人均GDP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日本则超过3.1万美元。考虑到日本人均GDP是我们的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 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国GDP即使世界第一,能理直气壮地唱什么优越性吗? 那么,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经济增长的果实,落入了少数人腰包。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美国的10多倍,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全国政协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人民政协报2009年6月19日) 基尼系数被普遍用于衡量社会不平等状态。国际上通常认为,一旦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0.4,表明社会财富已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将处于动乱的“危险”状态。新华社2010年05月21日发表丛亚平、李长久的文章: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或致动乱。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如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的存在,一抓个贪官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所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计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 五,食品毒害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许多行业设法压低成本,甚至不惜伤天害理,毒害到民众的餐桌。 早在2008年,温家宝就提出:“政府下一步就要用最大的力量抓食品安全,我不相信中国在一、两年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几年过去了,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仍触目惊心,从有毒豆芽、地沟油、到注水猪肉、染色馒头,瘦肉精等,再到毒米粉等,对民众日常食品毒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人民日报也发文提到,现在每个人每天吃的添加剂大概就有8、90种,几乎各种食物都有添加剂。有网络民谣,汇集了一日三餐可能触及的毒食品:“早起,买两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胺牛奶,吃完开锦湖轮胎的车去上班。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一份人造鸡蛋滷注胶牛肉,加一碗石蜡翻新陈米饭,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番茄、石膏豆腐,回到豆腐渣工程房,喝点甲醇勾兑酒,吃个染色馒头,然后躺在甲醛四散的床上,盖上黑心棉棉被,心满意足地睡个好觉。” 认识经济“奇迹”背后的祸患有重大意义,它使我们的头脑保持冷静而不至发昏,督促我们思考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和中国的真正出路。 一些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明确指出,中国问题的结症在政治制度。 2009年5月吴敬琏发表《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文章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他说“如果不解决这些相关的政治问题,不提出相应的措施,好的经济想法也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有些人肯定就会把这笔账算到经济学的头上”。即吴敬琏认为,经济学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2010年10月《新财经》发表《茅于轼 盛洪 高放:社会经济问题只能靠政改解决》一文,他们也强调: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看来是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制度问题,是宪政问题。经济问题不是经济领域本身能够解决的,是与政治制度相辅相成的。 所以,改革只能是政治的,没有对权力的限制,没有民主、自由和法制作后盾,所有的“经济改革”都会沦为权力集团捞取私利的手段。 2009,11辛格总理在华府发表演讲,其中提到:“我始终相信有些价值比GDP更重要,例如对人权、法治、多元文化的尊重。所以印度的GDP虽然不如中国亮眼,我仍然坚守印度发展经济的模式。”辛格这番话,值得经济学者和每个中国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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