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媒体

英国外相黑格对BBC英国广播公司说，他欢迎中国当局迅速调查英国商人海伍德去年11月在重庆死亡的案件。 消息指，海伍德的死同中国知名人物薄熙来的妻子有关。 薄熙来本身也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而受到调查。 黑格在接受访问时首先提及这起事件对中英关系是否有影响。

 2012年 4月 25日 后薄熙来时代重庆发生微妙变化 记者: 张楠 | 北京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张楠 重庆市民在人民广场唱歌 薄熙来落马后，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张德江开始主政中国西南重镇重庆。尽管这位新领导人远不如其前任高调，但是细心人不难发现，在后薄熙来时代，变化正在重庆市悄然发生。 “唱红”是薄熙来统治重庆的一大特色，位于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就是红歌会的举办地点之一。薄熙来被撤职后，这里歌声依旧。 跟过去不同的是，歌唱者不是政府组织来的，而是自发聚集在这里的。大树下，他们东一群、西一伙，在乐队或者电子琴伴奏下引吭高歌，相互间虽然产生干扰，但参与者全然不顾，只管享受唱歌所带来的愉悦。 现已退休的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我们就是听这些歌长大的。对我来说，唱歌在我生活中占非常大的比重。(薄熙来组织唱歌)我不太关心，我只是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玩。” *“红歌”褪色　自发娱乐* 这显示，曾在重庆搞得热火朝天的“唱红”正在褪色。过去，逢年过节，当各地电视台在搞文艺晚会大比拼时，唯独重庆电视台把红歌会献给观众。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举办的一次红歌会，就有十万人参加，号称场内四万，场外六万。 知情者介绍，现在市委宣传部要求各单位减少官方组织的唱红活动，使唱红逐渐变成群众自发的娱乐活动。 薄熙来留下的唱红遗产在沙坪公园也能看到。公园里，各个唱红场地前，刻有红歌队名称的木牌矗立在树下，显得冷冷清清。 美国之音张楠 沙坪公园的唱红场地 只有一个唱红场地传来电子琴声，上前打探才得知，欲唱歌者需先交两元伴奏费，看来唱红也商业化了。一位长者正在声嘶力竭地唱着一首不合时宜的红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广告牌卸下“红妆”上“美女”* 美国之音张楠 这幅存在了一年多的“为人民服务”广告已被撤换 重庆在户外大力打造的公益广告牌也是唱红活动的一部分。据悉，仅去年，该市就为此花费了2亿多元人民币。现在，公益广告正在被商业广告所取代。 新加坡《联合早报》说，早前因为唱红需要而特设的户外公益广告办公室，接获上级领导指示，要对广告牌的内容作出调整。报道称，这是又一项“后薄熙来时代”的改变。 报道说，去年新建的1200多个户外广告牌将回归商业轨道，卸下“红妆”上“美女”。记者上星期在重庆某购物中心外看到的一幅巨型“为人民服务”广告牌据说星期一已被拆除。 公租房建设是薄熙来实施的重要民生工程之一。《中国经营报》报道，重庆市原计划到2020年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但是2010年底，政府决定“大提速”，把这项计划提前到2012年完成。 美国之音张楠 公租房“民心佳园” *公租房建设提速　质量难保证* 63岁的刘女士抱怨说，她所住的“民心佳园”蔬菜太贵、交通不便、看病不方便，每平方米11元的房租也嫌偏贵了。她家祖孙三代六人住在80多平米的单元房内。 “(记者：房屋质量还行吗？)质量太不好，墙壁开口，瓷砖掉下来，差点把脑袋打到了。” 现在还不清楚，重庆是否要对公租房建设计划进行调整。 薄熙来希望通过“五个重庆”的建设赢得民心，但是他的一些具体做法却颇有争议。比如，薄在打造森林重庆的过程中引进外来的银杏树，就招致不少批评。 一位市民说：“薄熙来，我觉得，有点好大喜功吧。植树是不是好事？是好事。但是我觉得重庆种银杏不合适，不能遮荫。我们这儿夏天特热，栽个树要遮荫吧？但银杏树叶子这么小，怎么遮荫呀？外加银杏树太贵，这么远运过来，确实成本太大了。” 美国之音张楠 街道两旁的银杏树 遍布市内的交巡警平台大大改善了重庆的治安状况。有市民告诉记者，听说随着薄熙来、王立军的倒台，交巡警平台将面临被拆的命运。他们呼吁保留这些设施。 *重庆如何进行反思？* 打黑除恶是薄熙来主政重庆时的又一大特色。人们很关心，当局是否会对打黑案子进行复查，纠正其中的冤假错案。记者看到的是，打黑展览已经停止，工作人员给出的解释是：展览馆需要进行“消防整改”。 美国之音张楠 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举办的打黑展览已被停止 一些过去禁止的做法又开始恢复了。有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薄熙来时代关闭的桑拿中心现已大部恢复营业，卖淫活动也死灰复燃。 重庆正处于变化之中。温家宝总理要求市委、市政府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反思。美国之音多次联系重庆官员，希望进行采访，了解反思情况，比如过去的哪些做法需要改变，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可是至今没有得到答复。 已知的是，受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影响，原定五月举行的中共重庆市党代会将推迟到六月中旬举行。

薄熙来倒台有可能成为中共实现有限政改的转折点。 英国《金融时报》网络版周四（26日）报道引述中共高官和接近领导层的消息来源说，中共党内的改革派正在试图利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倒台的契机，推进宪政改革。 总理温家宝和他的盟友希望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争取更多支持。长期以来，薄熙来的许多支持者坚决反对改革。 中央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宪政改革的各种条件几乎全部到位，现在正是时候。温家宝这次会非常努力推动改革，即使退休了，也会继续推动改革。”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李成说，“薄熙来案是中国宪政改革辩论的转折点。要说改革会在几个月或者几年时间实现，这是天真的想法。但是现在看来正好是需要推进改革的时刻。” “温家宝和改革派已经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如果中共想挽救自己，就必须放弃一些权力，受到宪法的制约。” 在司法部门高层工作的一位党员说，薄熙来的倒台成为一个转折点，即使在强硬路线派当中，共识正在形成，中共必须依法办事。 “现在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国家没有法治。中共制定法律，但是党员都不守法，这样下去是难以维持的。” 了解目前中共党内斗争的人士说，薄熙来的倒台使他的支持者受到冲击，这些人物一直强烈反对西方式的民主改革，反对司法独立。这些人物包括周永康，吴邦国，李长春和江泽民。 一位与中共保守派家庭关系密切的人士说，这些领导人与温家宝存在巨大分歧，而且个人之间矛盾很大。但是这些人也承认权力结构应该实现程序化，这就有可能导致有限的宪政改革。

致力于捍卫西藏人权的非政府团体“国际声援西藏”组织4月25日发表一份题为《中国60年的暴政，论证中共在西藏进行种族文化灭绝》的一份长篇报告，认为中国政府这60年在西藏所实行的政策是对藏人文化的灭绝政策，并提请国际社会必须开始予以正视。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报告《中国60年的暴政，论证中共在西藏进行种族文化灭绝》长达148页。报告共分。的一份长篇报告，认为中国政府这60年在西藏所实行的政策是对藏人文化的灭绝政策，并列举了诸多实例来论证这一说法。报告提请国际社会必须开始正视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的文化灭绝政策，因为一个政府对其境内某个少数民族实行文化传统方面的同化和灭绝，是这个国家最终走上种族灭绝道路的前兆。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总裁玛丽-贝斯-马尔基女士在介绍该报告时表示，他们期望通过在四月这个“国际预防种族灭绝月份”公布《中国60年的暴政，论证中共在西藏进行种族文化灭绝》这份报告，来为国际社会就种族灭绝这一课题上所进行的讨论、以及在预防和抗战多类种族灭绝行为的共同努力上、和为实现将来每个民族的权利和尊严都受到所有政府的尊重和得到国际法保护的前景作出贡献。同时，该报告的主要目还是在于具有说服力地证实西藏当今的形势、在中国对西藏的60年统治中所呈现的压迫模式，到目前西藏境内的危机局势，要求国际社会必须开始以与以往不同的态度对待西藏问题。 我们的报告列出了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政府在其对西藏的60多年统治期间，坚持不断地以各种政策和措施试图以一个符合中共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国家版本来取代西藏人民本土的、有机的文化传统。中共通过一系列旨在剥去西藏文化实质要素的政策，试图将其改变成自己可以操纵和管理的一个文化。 第二，中共在西藏实行的压迫性政策，基于把中共政权的利益放在高于西藏人民利益的地位上。 第三，中共在西藏的文化压制和破坏政策，压迫政策是如此系统性的，它们的恶果是如此的严重，这些政策包含着文化灭绝的成分。 第四，中共针对西藏政策中的这些文化灭绝成分，再加上历史上针对西藏人宗教信仰的种族灭绝行为、目前西藏社会中存在的前所未有的汉藏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由政府支持那些针对西藏人的、带有仇恨和歧视的声明，在历史上都被认作是种族灭绝的前导。而在当今也应该激励国际社会采取相应的反应。 由于“文化灭绝”这一概念还没有在国际法中变成法典，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在此提供一个可以运用的定义。它基于国际法有关种族灭绝的法律定义和公约、以及联合国有关土著人权利的公约。通过对中国对西藏通知历史和中共这60多年对西藏政策的审查，尤其是通过审查中共在西藏好几代高级官员对的态度和行为、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报告揭示了中共对西藏文化破坏的四个主要方面。这些包括对西藏宗教的打压、在西藏进行不适合当地文化传统的经济开发、对西藏非宗教文化生活的打压、对西藏人民的歧视、以及使自藏文化非合法化。报告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中共的政策造成西藏境内尤其是自2008年3月以来的非常不稳定的局势、以至导致进来发生的几十起西藏人自焚事件。类似迹象曾被国际有关专家看作是种族灭绝行为发生前的前导行为，现在也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这些包括由国家进行的严峻和系统的种族压迫性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对峙和冲突、由政府实施的不公平而又歧视性的政策、带有仇恨性的国家宣传、以及严重的经济生活水平上的不平等。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报告尤其强调指出，在目前西藏存在的两种内部不和，在历史上曾是大规模种族灭绝活动的导火索。宗教信仰上的不同、和被压迫一方为自治权的奋斗和压迫一方力图阻止被压迫方获取自决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通过一人一票选举出新的村委会干部以后，以前村民抗议的失地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特别引人关注。广东省官方4月23号公布的消息显示，因涉及非法转让土地等问题，乌坎村和陆丰市、东海镇等地共有20人受到党政纪处分，另有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根据广东省设立的乌坎事件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专项工作小组发布的通报，乌坎村原来的党支部和村委会干部涉及的问题有非法转让土地、侵占村集体财产、受贿、违规买车、在村委会选举中违规操作，原8位村干部受到党纪处分。其中，原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和原村委会主任陈舜意被开除党籍。这个工作组还公布，陆丰市国土资源局东海国土资源所等机构也有违规办理土地转让手续、收受贿赂等问题，12人受到党政纪处分，另有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官方这次历时3个月的调查共收缴上述人员违纪款106万元人民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星期二就这一处理结果向一位乌坎村民询问看法： 记者：“现在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啊？” 乌坎村民：“现在没什么情况啊。” 记者：“土地的问题解决了吗？” 乌坎村民：“还没有解决。” 记者：“原来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们都被开除党籍了是吧？他们受贿的钱都上交了是吧？” 乌坎村民：“只不过罚一点，是个形式而已。他是骗人的。” 记者：“这个结果公布以后大家的心情怎么样？” 乌坎村民：“我倒没看公布结果。所以也不知道。这是他们党内的事。” 官方新华社公布的广东这个通报没有提及被移送司法机关的两个人的具体名字，通报也没有排除乌坎原村干部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可能性。通报说，调查并没有结束，如进一步发现薛昌、陈舜意等人有违法行为，将和已经发现的涉嫌违法行为一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原湖北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现从事村民自治方面的研究，近期曾经在网络上发表多篇文章关注乌坎事件。听到乌坎原村干部受到惩处的消息，吕邦列的观点是： “站在政府方面的话，可以想到这个事情是大事化小嘛。”     乌坎村去年后半年曾爆发大规模村民抗议活动，面临官方的严厉镇压。后来，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关注下，乌坎局势峰回路转，村民要求调查土地问题的诉求被认为是合理。3月初，乌坎村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了新的村委会干部。外界舆论虽然普遍认为这次乌坎选举比较成功，但这种乌坎模式很难在其它地方复制。原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基层选举问题研究专家姚立法先生说： “背后是什么呢，我们选举的法律就是关于村民自治，关于村委会选举的法律它没有改变。反映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个法律没有保障农民选举的真实性，人民的选举权被侵害之后是不能起诉的。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认为乌坎取得了这些进步，那么广东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好，广东往好的方向发展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或者一个良好的环境。这过于乐观了。” 姚立法先生估计，广东目前对乌坎原村干部的处理并不是最后的结果： “广东当局这样做大的方向还是顺应民意的。在乌坎村的人口是一万多人，土地那么大，而且这些年来被非法产生的村委会啊，以及不代表民意的党支部由他们来控制，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违反国家法律的事情肯定是有，而且是不小。我倒希望乌村政府实事求是，应该依法处理，不要手软。”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乌坎选举虽然成功，原村干部也会受到一定处理，但村民要夺回失去土地的愿望很难实现。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