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

蕭先生用報紙包覑身體，到廣州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總部外聲援，他解釋這身裝扮是寓意傳媒被宣傳部綁架。（明報記者攝） 左派人士聲勢比前兩天更大，他們拉橫額指摘《南方周末》是「漢奸媒體」，又舉起寫有「熱愛共產黨」的標語牌。（明報記者攝） 警方（前左、前右）昨在廣州南方集團外加強守衛，聲援者則繼續聚集。（明報記者攝） 《南方周末》（簡稱《南周》）新年獻詞被改事件發生至今逾一周，新一期《南周》今天面世。事件持續發酵引發高層關注，有消息指新任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以「求穩」原則處理事件，《南周》總編黃燦離職，但仍保留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社委等職務。路透社報道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庹粵音托）將會離職，但廣東省委宣傳部回應本報查詢稱，「沒有接到這個信息」。 黃燦保留南方集團職務 本報獲悉，廣東省委下達文件，要求各級黨委留意《南周》事件的「複雜化、擴大化、政治化」傾向，又指事件「從網上走到網下」，是十八大後、全國「兩會」前的一次「意識形態的較量」。消息並稱，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正是審時度勢，決定「求穩」，讓黃燦不再擔任《南周》總編，其他職務仍保留，但接替人選未決定。 路透﹕胡春華贏「開放」形象分 據路透社報道，胡春華主動介入解決事件，提議《南周》員工正常工作，沒人會受到懲處；省委宣傳部長庹震也將下台，但為了面子，不會讓他立即離職。報道還稱，胡春華因此贏得「開放」的形象分，對上級亦可顯示其有膽量和能力處理事件。 本報致電廣東省委宣傳部，外宣辦一名官員說，「我們目前沒有接到（庹震離職）這個信息」，並稱關於《南周》事件，可以去看其官方微博聲明，已對整件事解釋得很清楚；記者提及官方微博真實性被質疑，對方指這是「個別網民的說法」。 昨在廣州的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總部門外，仍有約20名市民帶同標語聲援，但高處已加裝了兩部閉路電視，現場警力也多於前兩天，公安抽查途經路人的身分證。1月7日曾到場的市民劉遠東昨再度現身，他向記者透露8日曾被帶往派出所問話逾8小時，警察勸他不要再到南方報業門口，但他說，「我是為了應有的民主和自由而來，有什麼可怕？」但就在與記者交談期間，一中年男子突然拍一拍劉手臂，劉即停口並遠離記者。該男子繼而問記者屬哪家媒體，記者兩度反問其身分，但他無回答，之後便離開。劉事後透露該男子是前日把他帶返派出所的便衣警員。 聲援者與記者交談 被示意停口 自稱在廣州參加過八九民運的黃先生昨在大院外簽名聲援，他直言中國政治體制至今仍無任何改變，又形容今次《南周》儼如被人「按在地上強姦」，他有個11歲兒子，「如果再不出聲，受害的將會是自己的下一代」。 約20名手持國旗和中共黨旗的民眾昨亦繼續聚集，他們高舉「打倒漢奸媒體」標語，部分人手持毛澤東肖像。警員把雙方分隔在馬路兩旁，但持國旗者不時衝到對面指罵和挑釁，雙方數度發生推撞。 在香港，香港大專新聞教育工作者聯席傍晚發表聲明，聲援《南周》及《新京報》，要求公平公開公正調查今次事件，並要逐步撤銷新聞審查制度等。而多個團體亦到中聯辦外示威聲援。 明報記者 香港  明報

     一、华文媒体的生态变化                 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世界各国华文媒体进入政治上的重新定位及量的扩张时期。这种变化，既与华人移民数量及原居地构成变化有关，也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及国际地位变化有关。 更重要的是，北京当局此时已经意识到将华文媒体作为政治工具的重要性，通过它可以控制海外华人并通过华人社团影响其所在国政治，可以很好地“维护中国形象”。 1 中国的外宣负责人经常引用一个调查数据说明这一重要性：在美国少数民族中， 1/4 的人依赖本民族语言媒体获取信息并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类媒体的价值观、影响力超过所住国媒体的影响。西方许多媒体将这类媒体称之为 “ 躲藏在平常人视野之后的巨人 ” 。 2 　　既然华文媒体对海外华人能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中国经济上崛起之后，通过金钱统战并创办华文媒体，就构成中国“大外宣”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主要以美国华文媒体为研究对象。理由如下：         第一，在西方国家中，欧洲的华文报纸无论从质还是从量上，均逊于美国； 3 第二，美国在中国外交中居于第一位置，因而也是中国“大外宣”的主要攻略目标。             1 、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华文媒体的政治取向多元化           以美国为例，自 20 世纪 50~60 年代放宽移民限制之后，大批港、台移民来此定居，许多港、台留学生也改变身份成为移民。与早期华人移民相比，这批移民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学历，成功地跻身为美国中产阶级行列。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多 （在 240 万 -260 万之间）、聚居区域的形成 及移民文化层次的提高，为华人报纸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条件。一批以港台移民为发行对象的报刊率先创办，香港《星岛日报》在美国印刷、发行，台湾联合报系则在美国创办《世界日报》。          美国华文报纸的市场定位与移民的政治倾向及文化偏好有关，而移民的政治倾向及文化偏好又与其原居地的政治形态有很大关系。 从语言与历史传承看，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属“中华民族”这一种群，但自 20 世纪中期以后，两岸三地在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多有不同，由此决定了两岸三地的居民在政治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等方面亦有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决定了三地移民的价值取向与阅读偏好不同。华文媒体要想生存，必须适应这种口味不同的偏好，找准读者定位。也因此，市场本来就不大的华文媒体还被切割成为港、台、大陆读者三个不同的媒体群。 　　 从华文媒体的 资金 来源分析，最开始有居美华侨自营及港台报业财团投资等各种形态。以美国为例，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华文媒体大致为三种资金来源： 　　第一类是有大陆背景的华文报纸。这类报纸的 资金来源 分两种情况，一是中国政府或新闻媒体在美国投资经营的，这种类型包括《侨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投资 ）、《新民晚报》（母报是上海《新民晚报》）等；二是 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纸。这类报纸据说在 80 年代已经出现，至 90 年代以后，这类报纸的数量不断跃升。据统计，目前美国华文报纸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加拿大约有 30 多家华文报纸，其中的 70% 为大陆新移民所办； 澳洲的 20 多家华文报刊 ，其中绝大部分由大陆新移民所办；日本现有华文报刊 30 余种，其中 80% 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与原有的 “ 港台化” 华文报纸不同的是，这些报纸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颇为大陆化：报纸的外观设计大部分为横排、右行文，一些报纸使用简化字。在行文风格、话语方式亦与大陆趋同，比如大量引用新华社、 中新社的电讯稿或国内报纸、网站上的信息，大量报道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新闻。这种特色是以前的华文报纸不曾具有的。 4 随着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增多，大陆背景的媒体渐成华文媒体的主流。           第二类是港台新闻媒体投资的，比如《星岛日报》（香港）、《世界日报》（台湾《联合报》投资）、《自由时 报》（ 2000 年起改为授权代理）。据业者分析，这些报纸在前 5 年开拓市场时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上述第一类及第二类报纸由于资本投入大，初期资金充裕时，在全美南加州、北加州、美南、美中、美东等 5 个市场区域均能见到。经营状态不佳时，则收缩市场。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冲击，上述三家港台报纸经营规模日渐缩小。只有《侨报》背后有政府资金，无需自负盈亏，至今在美国东西部大中城市华人聚居区的超市还可见到免费派送的《侨报》。         第三类是美国华人自行经营的报纸。这类报纸在 21 世纪零年代初期还可在一些华人经营的超市见到。后来，随着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日益增大，这些小本经营的报纸慢慢消失，即使存在也是惨淡经营。         媒体的风格往往由受众塑造，这种情况显然使得华文媒体很难走向规模化经营并提升文化品味。 一些媒体业者对此观察得比较清楚：“华人群体的大部分，对华文传媒的需求还是比较简单的浅层的。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基本上还是在生活信息、经济信息和周边所发生的事情的领域里，而高品味的深度的中文文化还只是一个较小群体的需求。” 5     由于资金来源不同，媒体的受众存在政治区隔，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华文媒体的党争、政争现象都相当突出。不过这种局面与 90 年代以后的媒体价值一元化相比，更符合自由媒体原则。       2 、 20 世纪 90 年代：华文媒体逐渐向“祖国大陆”靠拢   随着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日益重要，各国 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增多， 香港回归日久、台湾岛内政治生态亦发生重大改变，华文传媒港、台、大陆三足鼎立并因政治观点歧异而发生争执的情况到 20 世纪 90 年代已有很大改变。 这一时期，中共政府提出了 “ 和平统一” 祖国的方针，并形成 “ 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成立了 100 多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6 ，以消解“台独”影响为主要目标。在政治环境与读者群体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众多华文媒体为了生存，逐渐向“祖国大陆”靠拢，渐以登载中国大陆的新闻与各种消息为主，价值取向发生极大变化。 但是，这种靠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华文媒体的生存，因为华人当中，有一大批人不读中文。在 1980~90 年代间来自大陆的华人，其中大多数人通过接受教育，进入 美国主流社会工作，早已融入互联网时代，很少订阅华文报纸。早期的港澳华人移民的子女即第二代华裔，他们成长于美国的环境中，绝大多数对中文和中国文化很陌生，缺乏亲近和归属感。华文媒体的生存越来越困难。华文媒体人承认： “ 今天在美国的华文传媒，能够做到赢利的，是很幸运的少数几家。因为华文传媒的规模和影响的有限，媒体的主要经济来源 —— 广告和投资，显然就会困难。” 7          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政府与海外华文媒体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供求关系，经济实力日益雄厚的中国政府需要在海外对华侨统战，并愿意为统战工作支付大量金钱；而华文媒体程度大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资金困难。基于这种互相需要的“供求关系”，中国政府与海外华文媒体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形式也日益多元化。一些聪明的华文媒体从业者预测：“在全球一片中国热中，美国华文媒体岂能置身事外，如何积极扮演好中国媒体与企业进军美国市场的桥梁与合作伙伴角色，恐怕是未来美国华文媒体发展的关键与机会。” 8 《英中商报》首席执行官杨腾波毫不隐讳地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海外中文媒体的发展，也是中国全球影响力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这段话等于承认海外华文媒体就是中共延伸至海外的喉舌。 9 为了在众多华文传媒中引起中国当局关注，华文传媒负责人竟相表达忠诚：“ 要发挥舆论工具的导向功能”，“大力宣传和努力推动反独促统（作者注：反对台湾独立，促进大陆统一台湾）是我们海外华文媒体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 10     海外华文媒体为何愿意向“祖国母亲”靠拢？日本一位华文传媒人参加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之后，回到日本后写了一篇“在冷静与热情之间” 11 ，谈了他本人对参会的感受。愿意公开表达这种细微的个人感受的文章极为少见，但魔鬼往往存在于细节之中，所以我多摘录几段。 谈到中国主办方的热情时，作者写道：“ 海外人士在异国他乡学会了低头，学会了忍耐，乍一下回归故园享受嘉宾待遇，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开会之外，武汉市政府精心安排了参观活动，湖北省博物馆 里的编钟表演，武汉杂技团的绝活，天下第一楼黄鹤楼，武汉市管理得最好的让温家宝总理感动得落泪的社区，我们都一一观赏或体验了”。与武汉同样热情的还有会议代表们兵分三路的参观之地，如广东、江西、山西等地。 这种接待的效果显而易见，参会者均“为海外华文传媒这一世界传媒中的 ‘弱势群体’ 在华文的故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欢欣鼓舞”，感动到开始想自己“能为这片广袤的故土做些什么？”接下来，他对另一位参加会议的华人传媒作者文扬所持的“招安”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与其说是 “ 被招安” ，倒不如说是海外传媒主动 ‘ 靠拢组织 ’ 。已有事实证明，有 ‘ 大陆背景 ’ 的海外华文传媒声势更壮大，腰杆挺得更直些”， “ 我承认，主办方对海外华文媒体有所期待，谁能说这种期待对海外辛苦经营的传媒业者来说不是一个方向呢？这次论坛的主题很精练很及时， …… 给正彷徨着的海外华文传媒提了个醒，报道中国是我们永远的主题，是生命力所在；以自己的方式报道 ‘ 中国热 ’ ，是最紧迫的课题。在海外为中国说话，维护中国的利益不必羞羞答答， …… 的确，能够让五湖四海的同行手牵手，在世界范围形成 ‘ 华文网 ’ ，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12         以希腊雅典为基地的中文报纸《中希时报》那奇特的生存状态，也许是说明海外华文媒体生存的一个样本。这份周报创办于 2005 年，每周出版一次。在该报的网站上有着这份报纸的“简介“与“本报大事记”。有趣的是，该报对自身做为媒体的特质介绍很简略，相当篇幅用来炫耀该报与中国政府及中国官方媒体的关系，比如“简介”里说：“ 2006 年起，本报陆续与中新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同时在国务院侨办、中宣部等国家机构注册。”对于该报及其负责人与从业者的业务水平只字未提，最荣耀的事情是“ 2008 年 3 月，和国内外众多媒体一同见证了奥运圣火在希腊奥林匹亚古遗址点燃的神圣瞬间，并作出了大量的文字及图片报道。本报社长吴海龙先生也荣幸的成为全世界海外华侨华人第一火炬手。”该报创办 6 年来，所经历的大事一大半是该报全程陪同中国政府高官来访以及该报被邀请参加了中国政府举办的某项活动，如“ 2006 年 5 月，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访问希腊，本报随团全程采访报道”；“ 2008 年 9 月，参加由国务院侨办文教宣传司和中国新闻社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 2008 年 9 月，参加由国务院侨办文教宣传司和中国新闻社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 2008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希腊，本报记者随代表团全程采访报道，本报也有幸得到了代表团成员的指点和好评”。 13 如果不是该报网站上有时出现“本报”及“采访”等字样，这个网站的内容很象中国的基层政府机构对自己的介绍，这类介绍的重点就是列举自己受到上级政府机构重视的各种“业绩”。 这些华文媒体的负责人有不少是当年千方百计从大陆移民至海外者，为什么现在却表现出这种与他们移民初衷完全相反的态度？关键还是生存压力，在华文媒体当中，认为“有大陆背景的华文媒体腰杆粗壮”已经成为共识，许多华文媒体将自己有大陆背景引以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并以此获得中国驻外领馆的信任与支持。一些老华文媒体因为在背景上无法与后来的新办媒体竞争，对此颇有怨言。美国休斯顿一家华文媒体的总编与社长就曾抱怨过这种竟相争宠带来的过度“竞争”：“由于新的媒体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有时甚至打着‘获得了 XXXXX 权威机构，权威人士支持’的旗号，很容易成为侨社（注：侨社往往由其所在地的中领馆领导）的新宠，所以原有媒体便担心侨社和广大侨胞可能会‘喜新厌旧’，一定会更加积极地参预侨社活动，努力地为侨社服务，争取在侨社和侨胞之中不会失宠。”这两位负责人还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国内某些方面的不恰当支持所造成的混乱。海外某些华文媒体在资金不足、创办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通常会寻求国内有关方面的支持。国内有关方面，尤其是某些领 导部门，如果给予了个别媒体以财力、物力或版面上的支持，实际上是对其它华文媒体的不公平。获得国内支持的某些媒体可以打着某种旗号，以更低的成本和特殊 的身份参加当地的市场竞争。国内这种实质支持的结果只会造成当地新闻传媒市场的更加混乱，造成其它一些热爱祖国华文媒体的更大困难。因此，笔者认为，国内有关部门对于海外华文媒体的支持应以精神鼓励为主，对于某些尚未取得信誉的新办媒体的实质性支持应该慎之又慎，对于热爱祖国的其它华文媒应该做到合理公平。” 14 为了得到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源支持，华文媒体之间的争宠已到如此地步，自然只会对北京政府这类提供资源者的要求予取予求，哪里还敢提什么媒体的独立性与媒体人的职业道德？ 1 虞宝竹 ， “ 中国新闻社社长郭招金专访：共建和谐世界   华文传媒任重道远 ” ， 人民网－中华新闻报 ， 2007 年 08 月 31 日 （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6198886.html ）。 2 虞宝竹 ， “ 中国新闻社社长郭招金专访：共建和谐世界   华文传媒任重道远 ” ， 人民网－中华新闻报 ， 2007 年 08 月 31 日 （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6198886.html ）。 3 毕研韬， “ 英国的华文媒体 ”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http://www.epsal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2232 ）。 4 程曼丽， “ 海外华人种群变化对华文媒体生态的影响 ” ， 2005 年 9 月 22 日 （ http://www.cmc.pku.edu.cn/Expert/Browse1.aspx?id=814 ）。 5 王威（美国《彼岸》杂志社副总编辑）， “ 华文传媒在美国的作为以及与中国大陆传媒之间的互动 ” ，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学术集锦（ 2005 年， http://www.cmc.pku.edu.cn/Expert/Browse1.aspx?id=811 ）。 6 “ 墨西哥成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 ，中国网， 2002 年 1 月 24 日 （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TCC/haixia/100452.htm ）。 7 王威（美国《彼岸》杂志社副总编辑）， “ 华文传媒在美国的作为以及与中国大陆传媒之间的互动 ” ，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学术集锦（ 2005 年），世界华文传媒网（ http://www.cmc.pku.edu.cn/Expert/Browse1.aspx?id=811 ） 8 施复华（美国《洛杉矶时报》社长）， “ 美国华文报纸市场现况与未来展望 ” ，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学术集锦，世界华文传媒网，（ http://www.cmc.pku.edu.cn/Expert/Browse1.aspx?id=804 ）。 9 “ 海外华媒是中国全球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 访《英中商报》首席执行官杨腾波 ” ， 中国新闻网 ， 2007 年 08 月 29 日 （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6186465.html ）。 10 张大卫（美国《芝加哥华语论坛》报社长兼发行人）， “ 宣传和推动反独促统是海外华文媒体的光荣使命 ” ，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学术集锦，世界华文传媒网， 2005 年 9 月 22 日 （ http://www.cmc.pku.edu.cn/Expert/Browse1.aspx?id=806 ）。  11 黄文炜， “ 在冷静与热情之间 ” ，日本新华侨报网， 2005 年 10 月 8 日 ，（ 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9875 ）。 12 黄文炜， “ 在冷静与热情之间 ” ，日本新华侨报网， 2005 年 10 月 8 日 ，（ 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9875 ）。 13 《中希时报》简介及大事记，见中希网 （ http://www.cgw.gr/html/cn/zxsb.html ）。 14 金鸣峰（美国《美中信使报》总编辑）、谢忠（美国《美中信使报》社长）， “ 从休斯顿地区华文报纸看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及其问题 ” ，【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学术集锦】，世界华文传媒网， 2005 年 9 月 22 日 （ http://www.cmc.pku.edu.cn/Expert/Browse1.aspx?id=807 ）。

　　经历过集权时代的人，注定会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从过去翻出的旧账，不断地颠覆着历史学家那种善恶分明的二元观念，促使他们对人性的卑微做出更深的思考。两年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坚决反对纳粹的作家格拉斯在其回忆录中承认，他曾经是一名纳粹党卫军成员，他的坦白令世人震惊。此后又有学者称前总统瓦文萨曾是前当局的秘密特工，对此瓦文萨本人坚决予以否认，并声称要诉诸法律。而捷克政论周刊《敬报》今日更是爆出一大新闻：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学生时代曾经向警察告发过一名西方间谍。 　　年轻的捷克历史学家哈迪雷克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他在当年内政部的档案中偶然发现了一份有关昆德拉的文件。日期是1950年3月14日，有昆德拉签名的这份报告记录道：“今天下午约四时，学生米兰·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于布尔诺，到本部报告，伊娃·米莉特卡与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契克见了面，后者显然是个逃兵。”1948年捷克二月政变后，德沃拉契克从军队里逃跑，偷渡到德国，在那里他被美国资助的一个捷克流亡组织招募为情报人员，被派遣回国搜集有关化学的情报。回到布拉格后，他在同学米莉特卡的学生宿舍呆了一夜。米莉特卡通知她的男友前来见面，并告诉他德沃拉契克与她在一起。她的男友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朋友昆德拉，后者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警察。德沃拉契克被捕后，被控犯有开小差、间谍和叛国罪，最终他被判处二十二年监禁，在服了十四年刑期后，于1963年获释后定居瑞典。现年八十岁的他已经中风，身体欠佳。据他家人说，他仍然相信是米莉特卡出卖了他。米莉特卡如今也已经七十九岁，她告诉哈迪雷克，这么多年来她一直生活在内疚中，她的丈夫死于90年代，生前从不愿意跟妻子谈论这件事。 　　对于喜欢昆德拉的读者来说，这一新闻带来的震撼或许不亚于读他的作品。作为一个写出了《生活在别处》《笑忘书》《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杰作的作者，昆德拉这段往事的确令许多人困惑不解。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捷克布尔诺，1967年他的第一部小说《玩笑》出版，由于书中描写了极权制度下存在的荒谬感，作品获得巨大反响。“布拉格之春”中，昆德拉因支持改革，反对前苏联入侵，被迫于1957年流亡法国。他的作品以讽刺的笔调、机智的议论、后现代的叙事技巧和性欲的描写，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巧妙地熔为一炉，而这些作品的主题往往便是有关信任和背叛。但自从加入法国国籍后，他与自己的祖国联系已经越来越少，其作品也从社会的审视转向存在的审视。 　　对于媒体的爆料，昆德拉本人迅即打破多年来的沉默，向伽利玛出版社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称这一说法是“纯粹的谎言”。他告诉捷克通讯社，他根本不认识德沃拉契克这个人，研究机构和媒体的说法是在“谋害一位作家”。此事在捷克掀起了轩然大波，毕竟许多捷克人仍把他视作反抗极权的英雄。在他们看来，即使告密事件是真的，也不过证明昆德拉年轻时是一位爱国者，揭发了一个他认为是外国间谍的人。艺术史家索尼娅·赞姆科娃在接受采访时说：“还在我的学生时代，昆德拉就不仅是一位大作家，而且是一位鼓励我们思考的英雄。即使他年轻时汇报过一个他认为对国家构成威胁的人，也不足以证明他是个有道德缺欠的人，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作家和争取自由的贡献。”更有力的声援来自十一位作家，这些作家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奥尔罕·帕慕克、南汀·戈迪默和JM·库切，以及美国的飞利浦·罗斯、英国的萨尔曼·拉什迪、法国的让·达尼埃尔、西班牙的胡安·戈伊蒂索洛和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他们联署发表声明，提醒人们注意，媒体在散布诋毁谣言时却不愿意报道相反的证据。在他们看来，这完全是为了抹黑一位在世的伟大作家的声誉，至少这种意图是值得怀疑的。 　　这些对人性有着深刻洞察的作家们站出来声援昆德拉，自然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同行，更是为了一个同类，为了捍卫那些名誉被媒体损毁的人，现代媒体为了商业利益，不断制造着各种耸人听闻的新闻，使当代人的是非判断陷入彻底的相当主义泥坑。但我觉得这种表态仍有点过于仓促，尽管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也在那份爆料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不相信这一指控，不过他同时也注意到事情的另一面，只是他认为，这一新闻并不能说明什么，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慎重对待历史：“即使昆德拉真的去警察局是为了告发间谍，这件事情在我看来也无关宏旨。历史学家应该尝试用那个时代的眼光去看问题。” 　　将事件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理解，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主义方法，这话由在那个年代坚强不屈、几度入狱的哈维尔口里说出，更增加了几分道德说服力。经历了以迫害为其标志的极权时代，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真相。但真相一旦大白，并切意味着无数普通人都要承担责任，人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原东德政府在其统治时期，为了监视它的一千七百万国民，曾经雇佣了九万名秘密警察和十七万五千名秘密线民。两德统一后，秘密档案被公之于众，许多去查看自己资料的东德人，发现自己的妻子、女儿、情人、朋友或学生，每天都在向警察报告自己的一言一行。可以想见，那一段时期，整个东德社会承受了多么巨大的道德痛苦，假如不把这一切都归于时代，这样残酷的事实足以使人对人性感到彻底绝望。 　　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中，年轻的德国导演多纳司马克试图以一抹人性的亮色来给人们以慰藉。负责监视剧作家德瑞曼的魏斯乐是恪尽职守的警察，当他偶尔监听到剧作家弹奏《热情奏鸣曲》时，音乐使他内心深处的人性开始复苏，在最后时刻，他选择了站在被监视者一边。导演想告诉人们，即使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一个人也可以有选择的。但据龙应台先生的叙述，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导演多纳斯马克曾希望拍摄监狱实地，他的愿望遭到了监狱博物馆馆长的拒绝，因为他认为导演的处理不符合史实。在原东德，像魏斯乐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一个都没有！可是，即使他的话更加真实，从另一面看，这些昔日的秘密警察也有理由为自己辩护，他们当初也是在恪尽自己的职守，没有任何责任。而那些选择与制度合作的普通线民，除了遭到胁迫外，还有多少人其实是出于自觉自愿。 　　昆德拉曾将这种背叛与出卖归结为人们对崇高的追求。如果说，仅仅出于职责的作恶是一种“平庸的恶”（阿伦特语），它的里面原本就没有任何精神内涵，思想遇到这种邪恶便无法深入，也无法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与之沟通，那么，出于理想的作恶则可以称之为“崇高的恶”，人们声称发现了历史的规律，真诚地相信能在地上实现人间天堂。在那里，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融为一体，人们不再孤独地面对一个异己的世界，而是投身于创造美好未来的共同斗争，为了实现这一前所未有的壮丽事业，牺牲千百万人的现实生活，甚至牺牲自己的亲人，都是无可非议的。基于有关人性的知识，我们可以理解人们出于自利主动作恶，也可以理解人们为了自保被迫作恶。但如果一个人作恶，既不是出于利益，也不是出于被迫，而是出于一种崇高的责任或理想，我们又会作何感想？ 　　多纳斯马克对“平庸的恶”抱有希望，昆德拉则对“崇高的恶”怀有乡愁。小说《生活在别处》中，青春、爱情和革命组成了一首首激越的交响曲。诗人雅罗米尔在与女友约会时，女友却跑去和另一位中年男子见面，其实她是要去告诉他，自己爱上了亚罗米尔。为了平息迟到带给诗人的愤怒，她只好随口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她的兄弟要叛逃国外，她因要加以劝阻所以才来迟了。出于爱国心，雅罗米尔将此情况报告给警察，结果导致了女友的被捕。事后，诗人在心里对自己说：“他并不是因为爱情对他无足轻重才使他的女友面临危险————恰恰相反，他想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雅罗米尔的动机是真诚的，他之所以告发自己的女友，是因为他爱她胜过其他男人爱他们的女人。这是一种升华的爱，一种将自我融入更伟大事业的爱。 　　小说里描写的是一个虚拟的叛逃，那位姑娘和她的兄弟因此被捕入狱；现实中叛逃的德沃拉契克背叛监禁（他和小说中那位男子都曾是飞行员），而与他见面的姑娘却免于牢狱之灾。雅罗米尔后来死于一次普通的感冒，昆德拉却要在多年后被迫澄清自己的责任。尽管昆德拉从来都反对将作家的经历与其作品联系在一起，但人们往往愿意相信书中的故事就是作家的亲身经历。“雅罗米尔是一个有天分的诗人，富有想象力和激情。他是一个敏感的年轻人。当然，他也是一个邪恶的人。但他的邪恶同样潜在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兰波身上。在雪莱身上。在雨果身上。在所以时代所以制度下的每个年轻人身上。”昆德拉如是说。青春的激情与罪恶结合在一起。这是虚构在模仿现实，还是现实在模仿虚构？ 　　像千百万捷克知识分子一样，青年时期的昆德拉也曾充满激情，狂热地信仰一个完美的社会理想，对官方意识形态顶礼膜拜，他的早期诗歌也像雅罗米尔一样，具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风格，满怀热情地歌颂伟大的历史进军，直到1968年，昆德拉与哈维尔的一场争论中，仍然将自己看做是一位新世界的人。他后来开始意识到这一理想社会的荒谬，将它看作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并把这种历史现象比喻为一幕荒诞剧，诗人们以为自己正在一出辉煌的戏剧中扮演着神圣的角色，却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剧院经理已在最后的一刻改换了节目单，代之以一出通俗的滑稽剧”。多年后，他正式宣布自己的早期诗歌作品都是“不成熟之作”，不允许任何出版社再版。他甚至认为诗歌与小说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诗人是激情的，小说家是反激情的，而小说的唯一道德就是认识。 　　无论如何，这件事对昆德拉来说，更像是他所惯用的一个后现代的小说文本：现实与虚构的交叉。昆德拉常将自己置于虚构的小说中，作为作者进行直接的干预，使小说因其真实人物在场显得更加真实，或因间离效果显得更加不真实。那么，这一次他会触发新的灵感，将有关自己的这个故事写成又一篇小说吗？并且再一次重申他所有小说的主题：“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刻奇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刻奇”就是对世界的激情。经受了个人的孤独折磨，诗人们发现了集体主义的美学，把它看成是一种新的灵感。1949年11月，就逃兵德沃拉契克被捕前不久，在遥远的中国，胡风写下了《时间开始了》的诗篇，意气风发地高歌“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罢，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待着你！”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写的时候，整个历史，整个宇宙都汇成了一个奔腾的海在我心里响着，有时候甚至感到了呼吸窒息似的燃烧。”他的激情令自己陶醉和感动，感到自己正在参加和创造历史。这是一种宏大叙事的修辞学，来自于一种集体的情感，而不是一种个人的情感。“时间开始了”的灵感引起许多诗人的嫉妒，但胡风绝没有想到，这首诗很快就遭到更加“刻奇”的人的批评，指责他将领袖比喻成大海是歪曲，因为领袖曾自称是小学生。尽管如此，最终使胡风成为一个受难者的却不是他的诗歌，而是他的文艺思想。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放弃了独立思考的立场，当时许多文化名人，如冯友兰、费孝通、朱光潜、陈垣、金岳霖、周一良等，都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依依向旧我告别，而仅在《文艺报》的“批评与检讨”专栏上发表文章的作家就多达三十多人。今天再来读这样的文章，人们会惊异于这些学者和作家何以完全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陈寅恪曾将这些人称作“时贤”，这位僻处南疆、双目失明的老人已经看到了时代的诈伪，对人性已有和将有的大沦丧洞若观火。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他对历史进步观念的疏离使他避免了被卷入时代的潮流，而经历过现代思想洗礼的大多数作家、学者面对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都是充满了对光明的憧憬和服从。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理解写出了《猫城记》的老舍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批判胡风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要求丁玲“挖净你的个人主义的根子，洗清你的灵魂”，指责丛维熙的作品是“意在煽动农民造反”。也不能理解写出了《北京人》的曹禺在批判吴祖光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这个自认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而在批判萧乾的文章中，曹禺更是这样写道：“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他的格言是，准备最坏的，希望最好的。……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正是凭着这样的表态，曹禺被当时的最高层看作是进步的典型。 　　历史往往是非常宽容的，它常将那些微小的细节通约，只留下暴君和受难者的记录。但是，就个人而言，许多历史细节往往比历史事件更有意味。50年代，在一次批判冯雪峰的文联会上，当夏衍揭发冯雪峰借用鲁迅名义，写下答徐懋庸的信时，有人高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又有人喊：“丁玲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斥责：“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全场先是默然，接着沙汀、楼适夷、张光年等纷纷站起来表示愤怒，诗人郭小川更是称冯雪峰“野心家的面孔暴露无遗”。而在另一次批判萧乾的文联会上，由于萧乾曾与美国人威廉·阿莱合编过一本对外宣传新文学的英文刊物，他的昔时老师沈从文在发言中揭发说，萧乾与帝国主义早有勾结。后来在“文革”中，沈从文自己也遭到助手范增的诬陷，称他“家中是什么裴多裴俱乐部”。自干校返京后，沈从文的境况一直不好，萧乾得知此事，便托朋友去找沈所在单位的领导，希望能帮助他解决问题，沈对此大为不满，有一次两人在街上相遇，沈劈头就问：“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萧乾后来在遗稿里写道，他认为沈从文只不过是用这样方式来表明，自己并没有沦为次等公民，只是想在政治上占一个上风罢了。 　　如果说他们的言行仅仅是出于自利或恐惧，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都是一些富有思想和才华的人，曾写出许多真诚优美的作品。我宁愿相信，他们当初对别人的批判揭发也都是真诚的，深信自己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 　　现代人的文学观念基于18世纪以来西方尤其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它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并与革命的俗世信仰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都将人看成是一种善的存在，人的作恶只是因为非人道的社会，因而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接受了现代文学观的作家们，自然会由衷支持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造计划，面对崭新的世界，他们要么充满集体一份子的自豪感，要么充满遗老遗少的负罪感。但在这些记录里，我们却看不到一点思想的闪光，甚至看不到任何精神性的东西。因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有些古老的正义标准，比如不能出卖他人，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的。在这个意义上，“崇高的恶”并不比“平庸的恶”更值得谅解，毋宁说它更具深刻地暴露出人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