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

 　　贺延光，陕西渭南人，1951年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中国著名摄影家。文革前为北京第92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赴东北兵团插队，1973年困退回京，在崇文区化学纤维厂当工人，后被结合为革委会副主任。“四五运动”中，他带领全厂80多位青年，率先前往天安门广场献上花圈，并提出尖锐的政治问题，矛头直指“四人帮”。他当时的信念是，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有一批人坚决地站出来，不能再退了。他后被列为北京市清查的重点案件而遭逮捕。平反后，当选为共青团十大中央委员，后到《中国青年报》任摄影记者至今。他先后7次获取国内最高新闻奖，是国内唯一一位既获摄影一等奖又获文字特别奖的平面媒体记者。不作假，不为历史留下空白，成为他毕生从业的理念。 　　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贺延光口述，采写：邢小群，编辑：丁东，主编：米鹤都。编者授权共识网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我的家庭 　　我是1951年1月30日出生的，属虎，虎尾巴，差7天就属兔了。 　　我祖籍是陕西渭南，父母的家庭成份都是地主。母亲十几岁时就嫁给了我父亲，当时父亲还在读书，先是在陕西蒲城杨虎城办的尧山中学，后来转到西安。学上了半截儿，父亲就和几个同学投奔延安去了。对家里来说，是不辞而别。一直到全国解放，爷爷带着我母亲找到了父亲的部队，把我母亲送到他身边。我爷爷50年代初就去世了。后来听我叔叔说，你爸爸曾经也想闹离婚，让你爷爷到部队把你爸爸大骂了一顿，说你母亲在家里等他十几年多么不容易，就把我父亲这个念头给压下去了。当时我父亲的部队驻扎在内蒙五原县，我母亲随军后，生完我把我带回老家住了一段，又带我返回了部队。 　　解放后，母亲没有出去工作，是个纯粹的家庭妇女。但她的识大体与坚韧、理性的性格，在一般的家庭妇女中很少见。只是一谈到父亲十几年没有音讯的那段日子，她就泪流满面，你会体会到母亲受的伤害之深。因为那段日子，她在爷爷家很受气。父母一吵架，只要母亲一提那段日子，父亲就没话可说了，给我印象非常深。 　　我姥爷家虽说是地主，姥爷却上的是北京大学，后又投奔广州的黄埔军校，是第四期步兵班的，参加了共产党。他从黄埔毕业后到武汉工人纠察队任中队长。1927年国共第一次反目为仇，武汉革命政府“清共”时姥爷在武汉被捕，后押解到广州。临刑前，他给他的哥嫂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母亲一直留着，我上中学时父亲就给我看过。姥爷没有讲什么革命道理，是以家常话方式的临终托言。他希望哥嫂对自己身后留下的两个孩子“以亲子待之”，并和哥嫂的两个孩子一同，“使之读书成人”，希望老母亲百年后能与父亲合葬，“祈哥嫂勿违母意，勿负弟言，则弟虽死犹生”。 　　姥爷邓烈权死于民国十七年九月初四。这封最后的家书和他任纠察队长的照片，保存至今，我们家已传了两代，迄今78年了。这之前，姥爷给姥姥也有家信，希望她孝敬老母；并叮嘱：对女儿，就是我母亲，一要让她读书，二不能裹小脚。所以，我母亲上了几年私塾，这在农村妇女当中是少有的，但是脚没有保住，还是缠了小脚。 　　我的父亲离家以后，我爷爷家虽然是地主，但因儿子投了八路，在国民党政权方面，也不得好，爷爷曾被吊在房梁上挨打。父亲从小丧母，爷爷娶了继母，生下几个儿女。我父亲对继母、对同父异母弟妹都很好，相处关系不错，我们至今来往密切。 　　父亲1938年底先是在陕西三原县安吴堡加入了“青训班”，班主任就是后来团中央的第一书记冯文彬。以后又移住到延安的桥儿沟，后来又报名参加了陕北公学，校长是成仿吾。我父亲在延安呆的时间不长，1939年底就随部队进入到敌人后方，抗战时期一直在晋察冀。那时他所在的部队为聂荣臻、杨成武所属，一直在华北地区作战。长江没有过去，飞机没有坐过。父亲是一个师的敌工科长、宣传科长。父亲的实际文化水平就是初中，中学没有读完就参加了革命。但他在部队里算是有文化的人。 　　北平和平解放，父亲所在部队收编了傅作义的起义部队。父亲作为改造旧部队的干部，从共产党的67军派到傅作义的起义部队，这支军队就是改编后的69军。我听父亲说，收编傅作义的起义部队，改造过程很复杂，下面经常发生哗变，杀共产党的干部。那时，共产党的纪律很严明。我记得他说过，部队管后勤的一个协理员因贪污了战士的棺材费被枪毙了；一次打仗，因天线晚架了几分钟，又把谁枪毙了。父亲说，当1953年他被提拔当师政治部主任，军区的命令都下来了。还没宣布的时候，因一点小事，他打了起义过来的一位副团长两个耳光，结果他的提拔不仅泡汤了，还受了个行政警告处分。总之，在我印象中，部队的纪律，铁一般不可侵犯。 　　小时候，还有印象的是，部队在河北定兴县的铁路边住，房东老百姓家的姐姐时常把我抱到木梯子上扒在墙头看火车。再大一点，随母亲在部队的家属队吃饭，大家逗我，让我讲话，我就蹦到一个小板凳上，学大人的口气，攥拳头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说完就跑，后面一片笑声。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前文革时期 　　父亲的部队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家属留守在国内。父亲从朝鲜回来，部队又开拔到内蒙包头市，几年后集体转业，改称：建筑工程部第二工程局。他在局里当宣传部长。包钢和很多大的企业，都是他们建的。被当地称为“华建”。 　　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是行政14级。他这个级别困难时期有点补助，也就是每月有一两斤白面，黄豆之类的。我懂点事后，和别人爸爸的资历、官位比，我也知道这个级别并不高，但我父亲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至少我从小到大没听到过他的怨言。那困难时期，有些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我母亲省吃俭用，总把我们见不到的一点点肉，熬成油存起来，好几瓶子，直到1964年我们家从包头搬进北京，我母亲还把几瓶猪油带了过来。可见不知道存了多少时间。那时，我和弟弟在一起吃饭，经常发生冲突。有一次，一个小碟中有那么一点点土豆丝，少得都可以数出有多少根。仅仅因为我一筷子夹了一根土豆丝，我弟弟一筷子夹了两根土豆丝，我就朝弟弟一拳头打了上去。这种事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出现。我母亲当然总是骂我，因为我大。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饿的。 　　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当时我读小学，放学后到一个同班同学家去玩。他父亲与我父亲在一个单位，是位副局长。我在他们家厨房，见到核桃那么大的一块肉泡在小碗里。我当时总是处在饥饿状态，见到吃的东西更是头昏眼花，一看周围没人，用手把肉抓住，赶紧放到嘴里。一咬，咬不动，才知道肉是生的。生肉那么难吃，又咬不动，但我绝不吐出来，硬要把它咽下去，憋得脸通红。从此，这个同学家我再没有去过，做贼心虚。也不知道人家知道不知道，想起来，心里至今都有愧疚感。我也到我父亲的同事家串门，若看到人家桌子上有五元钱，就毫不犹豫地拿走，出门买糖吃。饿啊！ 　　春节时，还是要过年的。我们家包的饺子，面又黑又硬不说，馅还是麸子做的，就放点盐。我和弟弟狼吞虎咽地吃，我妈就骂我们：不许再吃了！昨天哪儿撑死一个，前天哪儿又撑死一个。因为，过年能吃饱。你看，过年家长警告我们的是别撑死，可见平时饿成什么样了。 　　那时，离我们家不远就已经是荒郊野外。我和同学到外面去玩，经常发现沙坑里有死婴儿，有男，有女。那时，我们不会去想，为什么会有死婴？死婴儿是经常能见到的，以至于我们到郊外去玩的兴趣，就是看谁先发现了死婴儿。 　　上小学我在包头青山区华建第一子弟小学读书，我的成绩不错，尤其是语文。我的一篇作文，在青山区，还得了什么奖。我还记得有一次上课，老师让我们用“毕竟”这个词造句，我写的是：斯大林同志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老师把这个句子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大为夸奖，很多同学很佩服我。 　　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那时正在和“苏修”论战，父亲是搞宣传工作的。我对“九评”的文章，不自觉地听，自觉地听，还把听到的东西拿到同学中去炫耀。记得九评中还说，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不会飞得像鹰那么高。那时，我父亲有两个当医生的朋友，是夫妻，常到我家来。记得那位叔叔，来了就找《参考消息》看。人们关心时事，关心政治，而《参考消息》是有级别范围的，一般人根本看不上，好像他们来我家就是为了看这样的报纸。我怎么会造出这样的句子？就是看这样的报纸，听这样的广播，这就是家庭的生活环境，而同学中的工农子弟居多嘛。 　　1963年我父亲从包头的建工部二局调到北京的建工部华北建筑工程局——又叫八局，局机关设在了北京，仍然当宣传部长。到我们全家来北京时，他已经在北京工作半年了。父亲打前站，也负责解决分配家属住房问题。我们家分在永定门外的一处，离我父亲单位很远，骑车得70分钟。房子是借建材部的，非常小，大的一间，12平米；小的一间，也就8平米。我们这一层有三套单元，两边的单元房子大些——三居室大的一间，就有30平米，小房子比我们的大房间都大。我们是中间一套两居室的小单元，比包头住的都小不少。后来我曾问父亲，为什么他们都比你级别低，住那么大房子？他说，一，我管分房子，不能给自己分大的；二，咱们家孩子少，人家三个孩子。他说得很轻松，认为天经地义，没觉得吃了什么亏。这也是他们那一代老同志的品格，对我是有潜移默化影响的。 　　对我和弟弟来说，房子大小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我们搬到北京来了。这是我们多向往的地方啊，是住到了毛主席身边了啊。 　　我上学在92中，离我们家很近。但是外地来的孩子刚一进校，很受歧视。人家觉得我们外地教学水平不行。我在的那个班又是蹲班生集中在一起的一个班。我在班上年龄最小，和同学相比不是小一岁，至少小两岁。因为我还早上了一年学。我遇到一个非常严厉的班主任老师。记得，我到这个学校的第一次班会，他就很不客气，说：“有的同学不礼貌，见到老师都不会说‘您’，什么你、你、你的？”我们在内蒙，说话是没有“您”、“你”之分的，他把我吓得够呛。我那会儿，也不刻苦，尤其学俄语、数学、音乐，真是让我受罪啊。父亲又严厉，总为学习的事打我。单为学不好珠算，不知道挨了父亲多少打，可我就是学不进去。我在班上的学习成绩属于中下，而且还是在一个蹲班生当中。可见我的学习是什么状态。 　　我们那会儿上学，经常劳动。比如我们到农村参加秋收，到龙潭湖公园参加修建人工湖，挖泥推土。我个子小，但劳动表现非常好，学会了挑担子、推独轮车。上中学时，参加比较多的政治活动，就是到天安门游行。为声援古巴、越南、巴拿马运河，一次一次地游行，都是走着去走着回。但我很高兴去劳动、去游行，因为可以不上课，觉得是一种解脱。就这样，我热热闹闹又战战兢兢地在这个学校读到初三。我弟弟学习好，考上了男26中——现在的汇文中学。我能不能考上高中，家里给我的压力很大。就在我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革命啦 　　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时，对我就是一种解脱感，很兴奋。我上学时，一放学就往家跑，要听袁阔成的评书——《平原枪声》、《烈火金刚》。觉得学习是个痛苦的事，课外总寻找释放。所以文革初，感觉是一种解放，积极给老师贴大字报。比如，那个批评我不懂礼貌的老师是伪警官出身，而我们是革命干部子弟，我就说他阶级立场怎么怎么样。我们校长姓孟，是老北平地下党，级别13级，平时身体不好，不大来学校，运动初期也被剃了光头。 　　北京市的“文革”，开始是批彭真，区里开会我们也去，回来也写大字报。“文革”给我们最明确的信号，是使我们心中有了“敌人”——市长也好，校长也好，都成了敌人。我觉得自己像是走上了和父辈同样的道路。我父亲17岁参加革命，文革时，我15岁，真是有一种莫明的兴奋感，参加革命啦！ 　　我的成份，开始填过“革军”，那时从心底里觉得出身于革命军人比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还值得骄傲。我最初是当然的“红五类”，也是我们学校最早一批的红卫兵。我们学校地处北京南城贫民区，干部子弟很少，我们班就一两个。按理说我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出身，但谭力夫的“血统论”出来后，我的心情又激动，又复杂。一方面，他的言词很有“革命”煽动性；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又觉得理不直气不壮，自己不算根红苗壮，一查三代，我爷爷是地主啊！当时，就觉得自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发蔫儿了。 　　那时候参加红卫兵，老怕人家问我家庭情况。不问我时，我可以炫耀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最怕的是填表。一填到爷爷辈，就心慌得很。讲究“血统论”时，我心情非常复杂。既想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又怕出身不干净，得不到充分信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周恩来不赞成“血统论”。他说：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是走革命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出身就不好嘛，陈老总出身也不好嘛，但我们都走上革命道路。赫鲁晓夫倒是矿工出身，他不是一样走修正主义道路了嘛。所以，革命不能不看出身，也不能仅看出身。出身不能选择，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周总理的讲话，我太赞成了，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救命稻草。 　　我虽然是我们班里红卫兵一个小队的头儿，不过没有领头参与斗老师，因为我对老师还是有一种敬畏感。我来到这个学校，一是因为从外地转到北京的，年纪又最小，有一种说不清的自卑感；二是因为自己功课不灵，一开始就怕我的班主任，也有一种畏惧感。红卫兵开始兴打人的时候，我是一个观望者，既没参与，也不知道去制止。为什么不去制止？因为那是“革命行动”。比如斗校长。他是地下党出身。传说，地下党中叛徒特别多。我们家是根据地来的，就对地下党有一种天然的怀疑。那时在干部子弟中，出身也分红区、白区来的，经纬分明。党史上也有这种山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