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

Shared by Lee 這就是現代版的“掩耳盜鈴”啊。 《德国金融时报》（3月22日）认为, “富得要命与穷得要命令人难以想象，社会鸿沟将中国分裂。对此，中共政权采取一个非同寻常的步骤。北京的广告今后禁止使用’豪华’之类的字眼，否则会受到惩罚。” 这篇题为”富人与穷人–中国的共产党人宣布奢侈为敌人”的文章写道：”显然，北京的一位聪明人翻阅了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书里没有说，共产主义是炫耀巨大的财富，而农民工正在下一个街角的建筑工地上为了微薄的工资当牛做马。 “他们，北京的农民工们，不应再受到奢侈品广告的骚扰了。这位聪明人可能是在北京的工商部门工作。据报道，这个当局现在颁布了一项规定，为了在物价不断增长、收入鸿沟不断扩大的繁荣的中国，重新营造出更多一些的平等。至少在公开场合，不要太显眼。” 该报接着写道：”今后，为奢侈品做广告在北京成了禁忌。政府掌控的中国最大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报道中援引首都当局上周的规定说，不许再使用’高级’、’特别珍贵’、’尊贵’或者’豪华’之类的词语。 “在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人们乐于用这些动听的修饰用语来宣传有气派的住房、高级汽车或者美酒，高收入者可以轻松地支付得起。当局也不许再替’崇洋媚外的产品’做广告。” “中国和国际广告行业现在还有几星期时间，来调整自己适应这个文化转变。到4月中，奢侈品广告必须从首都的街景中拆除。谁若不遵守，会被课以高达3万元（大约3300欧元）的罚款。” 稳定人心的举措 报道认为：”广告禁令的想法并不新鲜，或许我们精明的北京当局工作人员只是顺手牵羊地拿来而已。思想上的剽窃在人民共和国是会出现的。在中国西南大都市重庆，据报道从上周开始实行一个类似的禁令。在那里，房地产的禁止用词目录上有’独一无二’、’最佳’或者’不可替代’。” 该报指出：”温家宝总理祭起一个针对国内物质生活不平等的斗争。尽管这些步骤给人的印象如此奇怪，它们显然是政府战略的组成部分，以此与拥有13亿居民的国家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作斗争。 “也还因为，这个政权害怕不断增加的政治抗议。所以，总理温家宝将’消除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升格为新的五年计划的重要目标。与高通胀作斗争先行一步，新近又增加了与言语上的通胀作斗争。” 《时代》周报也指出：”这些禁止的目地明显在于，不让日益扩大的贫富之间的鸿沟继续深化。”高通胀”涉及上亿收入低的农民和产业工人。中国领导人试图平息他们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批评，他们担心这些批评会扩展成抗议。” 编译：林泉　 责编：乐然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必然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导语：近日，法国媒体报道称201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高达400亿欧元，波斯顿咨询公司人员表示3年之内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近年来中国富人从财富上和人数上都增加不少，但相对于西方延续百年的上流贵族制，所谓的中国上流社会也只是一种形容，还不是一种社会形态，一个阶层。 欧洲上流社会为何能健康形成 平民在财富上晋升新贵后地位上却无法赢得社会的尊重，需要与老贵族“竞争” 在17世纪以后，欧洲的一些平民新贵通过经营实业成为富人后，首先面临着和贵族争夺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问题。贵族的地位是世袭的，不完全以财富来界定，甚至以经营实业为耻。平民发财后，经济上和贵族比肩，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却远不如贵族尊贵。特别是在英国，购买贵族爵位不易，仅仅凭借财富，无法赢得社会的尊重。 新贵为了证明为什么我值得尊重，拼命展示自己的财富比老贵族更加有益于社会 到18世纪中期，英国的平民新贵已经成势，在经济上举足轻重，在社会和文化上不甘再居贵族之下。于是，他们就必须通过自己的财富，向社会证明为什么自己值得社会尊重。在传统的观念中，贵族之所以“贵”，不仅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且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统治的社会承担着一种家长式的责任。 新贵大量从事“亏本买卖”：革新技术、修建基础设施、从事福利事业、争当公共领袖为平民争取权益 于是，这些新贵就拼命展示自己的财富是如何比贵族的权力更加有益于社会。他们明明知道投资于土地不赚钱，但还是大量购买土地，并运用自己的经营技巧，在土地上指导佃户试行新技术，促进农业革命；有的则为故乡修建基础设施，从事福利事业；有的则通过在本社区广泛行善，成为公共领袖，被选为下院议员，拥有了政治权力。 新贵在经济实力“达标”后，为区别于老贵族还宣扬新格调：节俭、低调 虽然他们致富后在生活方式上极力模仿贵族，但是在经济上获得了对贵族的明显优势后，马上就发展出自己的新格调：节俭。他们模仿贵族修建乡间别墅，却明显突出朴素的风格。他们日常的生活开销，也是体面而节制。他们甚至在媒体上刻意炒作贵族的奢华，并用自己勤奋、简单的生活方式与之进行对比。 仅仅凭借财富无法赢得社会的尊重。       新贵最终向社会证明同样是有钱的，但我们对社会更有益，最终成为一种传统延续下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要创造一种与贵族不同的自我认同，向社会证明：他们代表的新阶级，比贵族更高贵，对社会更有益。一句话，他们要向社会证明：把财富和权力放在他们手里，比放在贵族手里对社会更加有利。他们的财富，有道德的目标，而贵族的权力则没有。 这种节制、负责的上流文化，特别是在一些新教国家，逐渐演化成了统治文化，主宰着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于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在美国社会，人们谈一个体面的富人，很少谈他或她住什么房子、怎么花钱。人们谈论的，是这些人都捐了什么。 中国没有上流社会 欧洲新贵用承担责任的方式、中国新贵用获得权力认可的方式，在道义上让自己更加合法 新富起来的欧洲新贵们为了区别于保守傲慢的老贵族，也为了让阶层的崛起更加具有合法性，积极承担起了社会责任，向社会展示了新贵们是有责任感的，而不仅仅只有铜臭味。而在中国，每当有一个阶层或者一个富起来的人，首先想到的却是向权力寻求庇护，获得权力的认可，在中国的新贵们看来这样才更具有合法性，也更有保障。 这种不同源于中国自古以来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是权力阶层，而欧洲更多的是市民阶层，这种区别也最终导致了两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健康的上流社会。 因为中国自古以官为富、为贵，所以中国没有上流社会，只有上层社会 中国一直没有贵族阶层，以官为贵。敛财斗富，在古时的官场上日甚一日。如今的一些富人，不但继承了这种斗富的劣根性，攀比的对象也还是国外的大款。可惜，他们根本不知道文明国家的大款是如何生活的。 他们现在之所以瞄准国际的奢侈标准斗富，恐怕还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在国际上不被自己的同类接受，于是更要争着入人家的圈子，非要花钱给人家看：“老子和你有什么不一样？”殊不知，越是这样，自己就越成了文明的上流社会的贱民。       外国上流社会是看不见的阶层，中国“上流社会”习惯把地位穿在身上、顶在头上 保罗福赛尔在《格调》中写道：一个看不见的阶级，他个的钱来源于继承遗产，他们曾经喜欢炫耀和挥霍。后来，他们在大众的嫉恨、自身的规范、慈善机构募捐者的追逐下销声匿迹了。“当我想到一位真正的富人时，”一位波士顿的蓝领阶层人士说，“我想到的是那些你从马路两侧压根就瞅不到影子的大宅的主人。”他们的豪宅从来就建在远远避开街道或公路两侧视线的地方，他们喜欢隐匿在山里，要么就远走希腊或加勒比沿岸的小岛，他们往往“谨慎得几乎一言不发”。他们压根就不想让人知道他们的存在。而中国人相信，自己的衣着与消费方式能充分展示你的身份和社会价值，他们习惯把成功和金钱穿在身上、顶在头上。 “富人不上流”不怪富人 “有钱没势不如穷”，富家用几代人努力积累的财富可在一夜间化为乌有 自古对于权贵与盗贼而言，富人无疑是“有肉猪头”，历史上不仅有专门劫富的“抄家皇帝”，更有打劫富人而流芬千古的草寇。而且，每个新王朝、新政权的产生，其合法性都确立在重新分社会财富的基础上，造反者“放粮”，篡位者“分地”。富家用几代人努力积累的财富可在一夜间化为乌有，甚至搭上身家性命。 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出现“弃田、弃种”现象，全由官府课税过重所致；权力豪夺象重大自然灾害一样可怕，无不弄得民不聊生和国亡政息。贵胄有“改朝换代”之大限，财富有“不过三代”之宿命；中国难以产生类似欧洲那种比比皆是的世代相袭的家族庄园，显然是官方“患富”和民间“仇富”的结果。 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没有安全感无法造就真正上流社会 中国的新贵自然不在道德与制度上的保障范围，难怪过去富人常说“有钱没势不如穷”，因为仅仅富有不但毫无荣誉，人身更加不安全。历代商贾土豪之所以巴结权贵、买官进爵，让子弟读书做官，其目的无非使自己的财富变得更体面而安全，如似今日富商用钱四处打点，弄个代表、劳模和政协之类“顶戴”，甚至公然跟市长、省长结拜攀亲，其动机一目了然。因为中国自古官僚阶层强大，新贵无法与之分庭抗礼，要保住这点钱财只能与之同流合污，不得不做低头。时间久了，一个想做好人的新贵也就变成了一个不得不做坏人并且自愿做坏人的新贵了。 结语 中国富人新贵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向来无所建树，甚至这群人连阶级都称不上。没有恒产，他们只能走“捞、花、逃”三步棋。中国没有上流社会，只有上层社会，因为上流是文化和责任属性，而上层是地位和权力属性。 来源： 网易另一面 延伸阅读 吴迪：中国的半上流社会 吴迪：半上流社会的通行证  

到英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已经成为伦敦高端奢侈品牌的主要买家。英国历史悠久的品牌巴宝莉（Burberry）在伦敦的旗舰店，目前有三成以上的商品都被来自中国的游客买走。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张安安发自英国伦敦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