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

信力建 | 信孚电讯(11.11)——改革,说的比做的“靠谱”

作者: 信力建   1.【七次三中全会公报出现”改革”116次】已经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提出综合改革方案。新京报记者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公报发现,”改革”是名副其实的”高频词”,在7次全会公报中出现116次。不过,排在前两位的是“经济”和“发展”,分别出现187次、173次。 2.中国国民党10日在台中举行第19次全代会。场外有数百名抗议民众聚集,并丢鞋呛声。国民党党内人士说,根据警方透露,抗议民众丢鞋共有3波行动,共丢出约1000个鞋子。 3.【李克强经济公开课视频上网网友赞通俗易懂接地气】国家领导人的一次经济形势报告,能以如此公开、透明的方式展现给公众,有评论指这是“中国自强自信的体现”。有网友评论称,这种公开课的方式,“让普通百姓了解到政府的决策,知道了更多政府的真实意图”。 4.【明年起全面收费,考研热开始降温】2014年考研出现4大变化:①研究生报名降温②专业硕士比例上升③取消“40岁年龄限制”④“工作族”考研的增多。扬子晚报记者探访发现,部分名校报名人数的确减少,如南京大学网报2.4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左右。 5.昨日11时左右,@北京地铁 发布微博称,“蝗虫”过后的10号线一片狼藉,并称“对于恶意破坏首都的行为,我们只想说,这里不欢迎你!”此举引发争议。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回应称,微博为微博部小编所发文明乘车的宣传,未料引争议,相关领导正在处理。 6.贺卫方:【学者与改革者】学者的使命是真理,无论涉及历史研究,抑或政法言论,都应忠实于历史真相以及知识与思想的本来面目。与之不同,改革者却要讲求在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匹配,实现组织动员的策略,甚至打左转灯向右拐。学者言论应自由,官员决策重效果。学者硬充决策者,不仅失职,且自欺欺人。 7.吴祚来:中国古代压倒一切的是什么?是天,那么什么与天有关呢,天子与天有关,但他也只是天的儿子,并不是天,也不能一手遮天。还有什么与天有关呢?民以食为天,人命关天。这是说:人权与天有关,是压倒一切的,稳定压不倒一切,但人权恶化了,天就会惩罚天子,国家灾难多了,天子要下罪已诏,你们不如皇帝。 8.【全国飞灰处理乱象调查】在中国,每次将垃圾扔进垃圾堆,理论上这袋垃圾最终约有3%-5%转化为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有专家指出,约有50%的飞灰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对飞灰的资源化利用已经启动,但安全尚无标准。“如果飞灰被制成砖,那么就肯定无法监测毒性。” 9.阿联酋7日向“减肥换金”活动获胜者发放黄金,一名27岁男子成功减重26公斤,获得最高奖63克黄金,价值约2738美元。根据“减肥换金”活动新规,减肥5公斤以内者每减1公斤可得1克黄金…… 10.《圣经》记载耶稣为门徒洗脚,象征谦卑与服事,现实中亦有校长放下身段,为学生洗脚。香港屯门马锦明慈善基金马可宾纪念中学副校长苏振威认为,培育学生谦卑的心较成绩更重要,“谦卑才懂反思,人生才会进步”。该校首届学生毕业那年,他与同事想出由校长为两名毕业生洗脚,至今“洗脚礼”已踏入第10个年头。 11.中新网 11月10日电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9日在国会议事堂周围的公路上试乘了可自动操作方向盘和刹车的“自动驾驶车”。据首相官邸介绍,在日本普通公路上进行正式的自动驾驶车试验尚属首次,由国家首脑试乘更是世界首例。 12.【历史上的今天】1918年11月11日,《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的签订,德国投降。根据协定,德国在15天内从法、比、卢、阿尔萨斯- -洛林及莱茵河左岸地区全部撤军,同时从土、罗、奥匈帝国及非洲撤军。六小时后停火生效。至此,宣告德、奥、土、保同盟国集团的彻底战败,一战结束。 13.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黄大昉受访时表示,公众往往想要绝对安全,实际上任何技术都有风险。可以说转基因安全风险控制可以做到。转基因大规模产业化已20年,并没有出过事。国内绝大部分人也都吃过转基因食品。(新京报) 14.【十万余人报名应聘军队文职人员,录取比例平均为38:1】军队首次统一招聘文职人员网上报名近日结束。据总政有关部门介绍,共有10万余人报名应聘,其中本科以上占92%,硕士以上占30%。报名和录取比例平均为38:1。军队文职人员统一招聘考试将按计划于12月15日举行。 15.11日上午,广州市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色发展现场会在耀华小学召开,会上为37所义务教育阶段特色学校授牌,荔湾、天河、花都、耀华小学、八一实验学校、集贤小学、洛浦沙滘中学代表发言。省教育厅副厅长朱超华以"方向准、有魄力、有高度、能借鉴"肯定我市促进义务教育均衡与特色并重发展的努力。 16.【女大学生光棍节出租自己逛街每小时5元,拉手10一次】@楚天金报:“光棍节”前夕,华科文华学院男生宿舍楼下,一女生贴出广告“出租”自己:陪吃陪逛每小时5元;陪看电影每小时10元,3场以上八折…已有四名男生成功“要约”。女生说,明码标价是为了设“门槛”,以免被过多打扰。 17.【网友:每月定存500元比交社保更靠谱】据深圳商报,25岁工作,不交养老金,每月存500,30年后,55岁可得381203.44元,存5年定期得利息90535.82元,平均每月1508.93元;再等5年拿自己存的退休金,每月可得3376.23元,而本金还是38万。深圳社保发言人称:这种做法面临诸多风险。 18.【注意:车上吸烟或被拘留】新一代动车、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运行过程中一旦有人吸烟,烟雾报警器警报导致列车减速甚至停车。明年元旦起正式施行的《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安机关可行政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19.【当孩子出现问题行为时】家长大声咆哮,是在发泄大人的负面情绪,而非关注孩子的教育。对孩子严厉的指责及辱骂,是对孩子自信的重挫,容易引起负咎感及报复心。孩子需要被教导去理解问题,才能真正成长。咆哮的爱不是爱,而是伤害;咆哮的管教不是管教,而是失态。 20.【兼职开摩的日赚200元郑州公务员也入行】如今的郑州,可谓“摩的”满街跑。最初,从业者主要为进城务工人员,现在有些公务员都加入了这个行列,搞起了兼职。据介绍,摩的司机“跑俩月可挣辆电动车”。执法人员称,曾有省直厅局的公务员、后勤人员被查…… 21.【一日禅:有佛法就有办法】想离若得乐,获得自在解脱,就应该好好学佛,而不是一味求佛。佛陀通过佛法,告诉你的是改变命运的方法。有佛法就有办法,你要理解并践行佛法,才能解脱。因为除了你自己,谁也改变不了你的业力和命运。 22.【佛陀与神有啥区别】学佛的人都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佛教的创始者,世人尊称为:佛陀。在历史上恰巧和至圣先师孔子出现在同一时代,是一位觉悟自身同时又觉悟万法的圣者。众生与佛陀在本性上没有差别,佛教并不承认“神”的权威,所以佛陀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

阅读更多

秦晖 | 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与认同之道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左右多元化”是最能够淡化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的,因此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承认左右多元化的印度国家认同越来越巩固,而不允许左右多元化却突出民族认同多元化的南斯拉夫却解体了,这不令人深思吗?   在多民族联邦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上,有两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对象印度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民族、宗教、语言、文化构成都极为复杂,而且都有个特点,就是没有具有明显优势的“主体民族”,中国的汉族占90%以上,但是它们都没有这样的主体民族,而且历史上一直缺乏对于统一国家的认同。近代受外部世界,尤其是外部列强的影响很大,印度原来是英属的殖民地,南斯拉夫这一块地方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领地。这两个国家建国之后实行的都是联邦制,尤其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走得也很近,都标榜既不依附于美国、也不依附于苏联,都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尼赫鲁和铁托被认为是不结盟的两大代表人物。   虽然两个国家都是联邦制,但南斯拉夫实行的是列宁式的联邦,印度是宪政民主制的联邦。几十年发展下来,两国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印度当然问题很多,但国家认同一直都在不断加强,现在已经成为新兴的金砖国家。而南斯拉夫虽然在铁托时代曾经有过一度的辉煌,但铁托以后就越来越混乱,上世纪90年代就走向解体了。   对这两个国家,许多人有不少误解。对印度最大的误解是由于它是宪政民主制度,所以搞得国内乱糟糟的,尤其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解决不好。可是不看别的,就看现在的印度和民主化之前的印度,乃至现在的印度和周边不那么民主的其他邻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构成比印度简单,但国家认同与政治稳定问题却比印度要严重。现在人们说印度的什么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那是很复杂,但印度不同于中国,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是统一的,而印度从笈多王朝解体后就没有由本土居民建立的统一国家,而民主制度下这样的国家已经存在了70年,这在印度1000多年的历史上已经是空前伟大的奇迹了。   对于南斯拉夫也有两大误解,一个是我们通常都认为铁托搞的那一套社会主义模式,要比苏联更开明、更宽松,因此往往认为它在民族问题上应该也是一个异端,但我认为虽然铁托在很多问题上有独创,在民族问题上他却是非常列宁主义的。   南斯拉夫的列宁主义联邦   南斯拉夫根据的是列宁的民族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在于它强调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大民族和小民族都必须有同等的发言权,但是请注意,这个同等的发言权都必须由各民族的共产党人来表达,也就是说各民族的共产党人有发言权,但是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非共产党人都没有发言权。他承认民族平等,但是绝不承认左右平等,或者说绝不承认阶级的平等。在每一个民族内他都是要搞专政的,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在每一个民族内都镇压一部分人、扶植一部分人,而且这个手段都是非民主的。   每一个民族内出现分野,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多民族国家里每一个民族都各自一元化,这不是好事。每一个民族中出现分野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比如说美国,白人、黑人中都分成共和党、民主党,这可以说是黑白矛盾被淡化非常重要的前提,但是列宁式民族理论却用一些人镇压另一些人的手段取消这种分野。   和斯大林闹翻之后,由于要争取西方支援,也由于要在国内赢得支持,铁托有很大的独创,搞了自治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要比苏联自由、宽松,但有一点他仍然坚持,那就是坚持不准比他右的人存在,也不准有比他更左的人存在。   但是这样一个绝不讲左右多元的国家,却很乐于强调民族多元。铁托容不得比他左的,也容不得比他右的,但是他却对族群的多元化极度宽松,甚至可以说是鼓励。他不仅允许非塞尔维亚各族保持自己的认同,甚至将塞尔维亚也分成了几个部分,成立了一堆共和国,但前提是这些共和国都是南斯拉夫共盟的专政,所有这些共和国都不准有左右的分野,但同时铁托又非常强调民族平等,强调各共和国的共盟都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不允许各共和国的共盟有政治的个性,你如果要比他左或者是右都不允许,但是他允许你有民族的个性。比如他提倡的波黑穆斯林不认同塞尔维亚,这个是很奇怪的,共盟是一个无神论者的政党,但是共盟建立了一个民族叫做穆斯林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结果有人就说,整个南斯拉夫联邦其实像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共和国自治省的共盟各有特点,加起来有8个党,不过这8个党和西方的多党制完全不是一回事,这8个党并不是左右之分,而是族群之分。有人说这个多党制就造成了南斯拉夫的分裂,可大家要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左右的多党制国家都可以维持统一,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族群多党制”,恰恰就要了南斯拉夫联邦的命。   铁托本人是终身总统,从1945年一直到他死,一直都是他掌权,但是铁托生前就说,他死之后南斯拉夫要实行各民族平等的集体领导,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南斯拉夫的党就是南共联盟的主席,都必须由8个共盟轮流坐庄,但是每一个坐庄都不是民主选举的,而是由党组织安排了一个民族平等的格局,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是平等的。老实说左右派的政党轮替通常不会影响国家的凝聚力,而南斯拉夫的这种各族轮流坐庄的制度,最后不仅是联邦凝聚不了,连一个松散的邦联都维持不下去,最终大家反目成仇。   印度的宪政民主联邦   印度也是联邦,但印度这个联邦的建构原则和南斯拉夫相反,应该说印度的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南斯拉夫,国家认同的基础比南斯拉夫还要薄弱。而且就它的优势民族、主体民族缺位这一点而言,它也要比南斯拉夫更明显。南斯拉夫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塞尔维亚族,而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印地族、乌尔都族这是没有的,只不过有一些讲这种话的人而已,讲这种话的人本来也是来自各族的。   我们现在觉得印度有种族矛盾、种族冲突,其实印度在建国之初才真是非常恐怖。印巴分治造成了100多万人的死亡,印度的历届领导人几乎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非正常死亡的,除了尼赫鲁和夏斯特里是病死的,三个甘地都是被民族/宗教极端分子暗杀的,但70年过去,印度的国家认同可以说是越来越稳固,民族冲突是有,但是应该说是越来越淡化了,而不是越来越激化了。   印度和南斯拉夫相反的是,印度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宪政民主基础上的左右分野的多党制,所有的各主要政党都是超越民族的。这些党都不是按照民族分的,而是按照政见来分的,有左派也有右派,尽管实际上这些党往往有固定的族群基础,也就是说实际上某一个党还是更多地得到某些族群的支持。   我这里分析一个党,印共(马)。印共(马)的选民主要集中在两个族群,孟加拉人和马拉亚拉姆人,它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马拉亚拉姆人为主)已分别执政32年与25年,在孟加拉人居多的特里普拉邦也执政很久,但除了这三个“红邦”,它在其他各邦几乎毫无影响。仅以2009年选举为例,在这年印度国会人民院该党获得的16席除1席外全部来自这三邦,在全印各邦议会中的印共(马)总共拥有293个席位,但三个红邦就集中了275席,其余32个邦(区)总共只有18席。   与此相仿,马哈拉施特拉、哈里亚纳等邦几乎从来都是国大党的天下,而古吉拉特邦则是人民党长期占有优势。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党都是以族群认同为依归,他们长期控制的邦与其他邦可能早就分道扬镳了。然而印度这些党都是以制度理念而不是以族群特性作为依归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印共(马)尽管在“红色三邦”之外影响其实很小,但是它的党中央一直设在德里,它的理想是取得全国多数的支持,以便将它在红邦的实践推向全国,在印度实现社会主义,而不会想去搞什么西孟加拉的独立或者是喀拉拉的独立。   印巴分治之后,东西两个孟加拉都曾有独立的情绪,东边的孟加拉最后真的独立成为了孟加拉国。而西部的孟加拉,其实也不是没有独立的思潮,但是长期执政的印共(马)偏偏是一个非常反对民族主义的政党,它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是全印左翼反对派的代表,而不是孟加拉人的代表,它并不想代表孟加拉人说话,它要代表全印度的穷人说话,它将自己定义为印度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代表。印共(马)大部分的党员、选民、国会议员和各邦议员都是孟加拉人,但印共(马)自从成立以后到现在,历任的总书记没有一个是孟加拉人。   今天的印度的国家凝聚靠什么呢?不是靠印度教,历史上向有“只有印度教没有印度国”之说,印度教可以建立文化认同,但很难建立国家认同。今天印度各民族在什么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呢?他们哪怕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但至少一个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那就是印度应该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无论哪一个民族,也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想在全印度执政,你就要坚持这一条。   印度这个国家矛盾很大,印共(马)掌权的西孟加拉邦与中央政府也有很严重的矛盾,曾经几次发生过暴力事件,出现过紧急状态。但是这些矛盾都是印度公民中的左右冲突,哪怕你是打起内战来,那也相当于中国的国共内战,双方都还是承认一个中国的。他们也是一样,这并不是孟加拉人与其他民族的民族冲突,今天德里的统治者也将印共(马)看做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整天盘算着怎么遏制印共(马)的势力,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担心西孟加拉邦有什么独立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在印共(马)执政的30多年里,西孟加拉邦的民族融合与孟加拉人的印度意识或者说国家认同,其实是明显加强了。   真正的民族平等必须走民主的道路   真正的民族平等必须是在民主条件下体现出来的,大家知道美国很早就有了黑人官员,甚至是高官。前国务卿赖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都是黑人,但研究种族关系的人并不认为这是种族平等的一大突破。道理很简单,不管是国务卿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那都是任命的,总统任命了一个黑人最多只代表了总统的开明,不能反映白人的开明,其实这就相当于在南斯拉夫,铁托规定各民族要轮流坐庄,但是你只能说这是铁托的开明,这并不是塞尔维亚人的开明,当然铁托不是塞尔维亚人而是克罗地亚人,但这也不是克罗地亚人的开明,其他民族也不会因为这一点而感谢塞尔维亚人或者克罗地亚人。   像美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每几年一次的竞选就是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洗礼,每一次的竞选就使得每一个党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成员要搞一次大团结,你不搞大团结你就赢不了。   我觉得承认阶级分野是可以的,阶级可以有矛盾,可以有斗争,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存在左派、右派,但是你左派、右派无需互相消灭。南斯拉夫按照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来建构国家,本来这种理论并不是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比如说我认为用阶级矛盾“替代”民族矛盾就很高明,而且老实说西方、印度也是这样,用阶级矛盾来淡化民族矛盾,用左右分野来化解民族分野,这应该是很高明的。但本来这个高明就高明在阶级矛盾比较容易妥协、合作,事实上也比较容易实现。相对而言,劳资合作总比“阿以合作”容易得多、工会与商会达成协议总比犹太教徒与穆斯林达成协议容易得多吧?可是列宁体制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它将本来是容易妥协和合作的一种矛盾人为地激化为你死我活、谁战胜谁。这种理论在利益关系上把劳资对立刻意激化成“阿以对立”,在观念问题上像旧时宗教战争中“基督徒战胜穆斯林”那样去镇压“资产阶级思想”。结果搞得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有人被伤害,任何一个民族都积累了不满的情绪。但是在存在着民族矛盾的情况下,这种不满又容易被转嫁到两个民族之间。于是就导致了越这样搞这个国家就越是离心倾向严重。   其实阶级的分野或者说左右的分野,一般来说是不会分裂国家的,为什么呢?   左右的分野和阶级的分野都是可变的,一个左派选民下一次大选可能就改变主意,成为右派的选民。但是一个民族的人怎么也不可能变成一个民族,这个认同是固定的,所以一个少数党如果对他的政治理念有信心,比如说我信社会主义,哪怕我现在是少数派,但是我相信将来有可能成为多数派,但如果是一个少数民族,你相信将来会成为多数民族吗?不可能,除非你独立。所以如果这个国家的政治一旦变成是以民族来分野,问题就很大了。   第二,左中右的分野是理性的,有理可讲的,可以和大家的实际利益挂钩。比如说我是左派,我主张福利国家,我可以讲福利国家可以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保障。我是右派,我主张自由竞争,我也可以讲福利国家不好,自由竞争可以提高经济活力等等。这些话都可以进行理性的分析,左派、右派各有利弊,利弊也容易讲得清楚。但是不同的民族认同你怎么解释呢?民族认同说透了,就是一种感情,这就像我爱我的母亲,那是因为我母亲比别的母亲更漂亮、更有钱、更聪明、更能干吗?当然不是,而就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能够向别人介绍说我的母亲多么伟大,所以你们也来认她为母吧,这是做不到的。   天底下不存在着一元化的东西,但是如果真的要讲多元化,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左右多元化”是最能够淡化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的,因此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承认左右多元化的印度国家认同越来越巩固,而不允许左右多元化却突出民族认同多元化的南斯拉夫却解体了,这不令人深思吗?

阅读更多

爱思想 | 马戎: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

马戎: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 进入专题 : 民族问题 国家分裂    ● 马戎         一、国家分裂的机制和要素        在不同的地理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人类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实体,如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城邦国家、世袭贵族领地、王朝、帝国、现代民族国家、联邦国家等。这些政治实体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发生分裂解体或合并重组的事件,这些变动的背后有着各种政治、文化、军事等因素发挥作用。归纳起来,一个政治实体如发生国土分裂而成为两个或多个新国家,其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敌军事入侵的结果,敌国使用武力强制分裂一个国家,吞并它的部分国土或在其部分国土上建立一个服从自己的傀儡政权;二是国家内部一些地区的部族群体首领要求自治独立,通过内战(通常有他国的支持)或政治妥协达到国家的正式分裂。   那么为什么一个国家内部会有一部分人口在群体领袖的号召下要求在自己聚居的部分国土上建立独立国家?为什么一个国家会出现领土分裂和国家解体?大致归纳起来,发生这样的情况通常需要三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或基本要素。   第一个条件,就是这部分国民认为自己不再从属于这个国家(甚至认为自己群体从来不属于这个国家,只是历史上因外在强制力使本群体被迫接受这一地位),他们在政治从属观念上和文化观念上(语言、宗教、历史族源等方面)不认同这个国家的主流群体,自认为是一个具有特质并相对独立的群体。在“民族国家”语境下的现代社会,这部分国民认为本群体是一个独立“民族”(nation)。正是这种具有独立和排他意识的群体政治与文化认同观念使这一群体在内外条件适宜时努力争取政治独立。   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群体的聚居地(也许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传统居住地,也许是集体迁移后逐步形成的聚居地)在国家体制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单元,在一个群体和一个地区之间发展出相互对应的关系,这个群体已把这个地区认作是本族群的“固有土地”(领土),在条件适宜时便以这个聚居地作为争取政治独立的地理空间。一个不断迁徙流浪的群体,即使本族的独立意识再强,也不可能以某个无直接关联的地域作为未来“独立国家”的“领土”来发动“独立运动”。   第三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在这部分群体中已经形成自己的领袖人物(群体)即政治和文化精英集团[1],这些人积极构建本“部落”或“民族”的政治历史,总结归纳本“部落”或“民族”的共同祖先和文化特点,强调本群体成员与其他群体成员的差别和人口边界(“谁是我们,谁是他们”),发掘和讴歌本“部落”或“民族”的历史英雄人物,强调本群体与聚居地之间久远和牢固的历史联系。这些精英人物通过以上步骤逐步构建和加强本群体民众的政治与文化认同,逐步把本群体民众凝聚和组织起来,联络境外势力使本群体的“民族自决运动”国际化,与执政当局开展政治谈判或组织游击战争,创造条件推动独立建国的社会运动。假如没有一个政治目的明确的精英集团在引领和组织,具有群众基础和真正有影响的社会运动是无法动员起来的。   独立民族意识、“领土”、群体领袖,是民族主义独立运动发动和取得成功的三个基本前提条件。在导致国家分裂的这三个必要条件中,独立的“民族”意识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只有当一个群体中由历史延续下来的“群体”认同(氏族、部落、血缘集团、帝国臣民等)转变为现代“民族”(nation)意识时,这个群体的传统居住地才可能被视为“本族领土”,群体的代表人物才会以“民族领袖”的角色领导社会政治动员,以“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为旗帜来激发群体内部凝聚力并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在传统的部族社会,一个多部族帝国中的某些部族在其领袖人物的领导下强化本族的独立意识,要求从目前的国家中分裂出去,以自己的传统聚居地建立独立的王国或部落国家。而在现代多族群社会,一些群体在其领袖人物的领导下构建并传播本族是一个“独立民族”的意识,要求通过“民族自决”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具体情景中,这些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可能表现为多种形态。例如:这个争取独立群体的人口在现代政治体制中可能被分割在多个国家,如居住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边境地区的库尔德人;这个群体有可能主要居住在一个国家境内,如俄罗斯联邦的车臣人;这个群体也有可能是一个国家境内的少数族群,但本族人在境外建有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群体要求争取独立并与境外本族的主权国家合并,如南斯拉夫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   如果不具备上述三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或要素,一个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争论,如对最高领导者(如国王、皇帝、总统)或领导集团(如世袭贵族集团、执政党、军政府)的批评,甚至以武装革命和内战手段推动的改朝换代或政体改变,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国家领土的分裂。这是因为无论是传统社会的“部落国家”(tribalstate)或现代社会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通常都是领土和人口边界清晰、有历史延续性并在全体国民中具有某种共同认同意识的社会共同体。所以,民众对本国政权体制和国家政治领袖的不认同或不接受,并不等同于对以国家为单元的社会共同体的不认同。   在工业化以后的现代社会,各政党在多党体制中的轮替执政,甚至社会革命导致的意识形态和政体变革都不构成国家分裂的条件。只要绝大多数国民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依然保持政治认同和忠诚,他们所要求的政治变革,并不是民族和国家(即社会共同体)的分裂,而是执政党政治纲领的改变或国家政体的改变(如从专制帝国变为共和国、从一党制变为多党制)。因此,在一些国家里有些政治家、思想家可能反对本国的现任政府、政治体制、社会阶级与权力结构,但是他们依然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他们也许会流亡国外,建立革命组织,鼓吹推翻现任政府,但是他们仍然可能是最深情的爱国者,他们反对现任政府,其目的恰恰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与强盛。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内部有些群体已经具有独立的现代“民族意识”、在国家行政区划中拥有自己的“传统居住地区”,并出现了由本族精英集团推动的有明确“独立建国”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那么在这个国家内部许多政治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演变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同。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剧烈政治变革或社会动乱,很可能将成为这些群体争取政治独立的最佳历史契机。在整个20世纪,除外敌入侵强行割地的威胁外,各国政治分裂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内一些群体的“民族独立运动”。         二、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1.现代“民族”意识的起源        那么,这种现代“民族”意识又是如何出现的?这就必须从近代起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说起。   西欧近代的工业革命和“民族”(nation)理念的出现,是人类政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西欧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建立起一系列“民族国家”来替代传统王权国家,以共和理念和公民权为基础建立了新的政治实体。“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列宁,1914a:600)。“民族自决的要求,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是与自由、平等、博爱的所谓‘普遍人权’思想相联系的”(潘志平,1999:160)。现代“民族”是替代中世纪“君权神授”世袭体制的新型的“法律和政治共同体”。   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群体认同,应当说与现代社会政治理念中的“民族”(nation)没有关系。人们在进行历史追溯时,有时可能把古代的群体或部族也称之为“民族”(“古代民族”、“资本主义前的民族”等),但他们或者是从学术角度探讨现代“民族”的酝酿期和“民族主义”的起源,如黑斯廷斯对“前现代民族”的讨论(史密斯,2006:100-104),或者只是把现代政治概念和话语体系简单地套用到历史场景而已。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西欧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市民的‘民族’模式”(acivicmodelofthenation)包括四个要素:(1)历史形成的领土;(2)法律和政治共同体;(3)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公民权)[2];(4)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Smith,1991:11)。但是在推翻王权并建立新生“民族国家”的运动中,各个“民族”的领土和人口边界究竟应当如何划分,则视当时内外政治形势而定。这些“边界”的最后确定,多少带有“构建”和“想象”的成分[3]。   “民族”理念一旦在群体中萌生并传播,就必然会推动这一群体产生追求以“民族”为单元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而且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总结的,“领土”要素是“民族”构建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基本宗旨。“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离的自然实体,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获得是当每一个民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的时候”(凯杜里,2002:7,52)。“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元应当是一致的”(盖尔纳,2002:1-2)。   在“民族”问题研究中,长期存在“原生论”和“建构论”的争论。如果分析各地“民族-国家”的实际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两者都在发生作用。如果没有族源的历史记忆和共同文化特征,就没有“民族”构建的客观基础和素材;而在一个现代“民族”的地理、人口边界的确立和型塑过程中,无疑也存在内外因素影响和作用下的具体“建构”现象。        2.在外力冲击中被动转型的传统部族国家        当欧洲出现以新兴“民族国家”为主导的现代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后,受到冲击的其他地区政治实体也开始仿照西欧“民族国家”的形式,即在原有疆域范围内,努力把本国统辖下的各群体整合成一个现代“民族”,推行统一的文字,强调各群体间的共性,构建共同的“历史记忆”,在各群体中建立共同的政治认同和文化历史认同,以便使各群体所有成员都能够认同和忠诚于这个新的“民族”(nation)。无论是以传统部族帝国(如中国的清朝)还是以殖民地(如英国统治的印度)为基础,这一国家政治转型都必然要经历这一个以现代“民族”理念重建社会共同体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政治历史过程。   史密斯把亚洲和东欧地区在外力冲击下被动转型建立的“民族国家”称之为“族群的‘民族’模式”(anethnicmodelofthenation)。其主要特点为:(1)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基于领土的认同;(2)在情感上有强大感召力和动员效果;(3)对本土文化传统(语言、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的重视超过法律(Smith,1991:11)。这第二个“民族”(nation)模式,体现了传统部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基础,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启蒙思想尚未发展起来的东欧和亚洲各国面对西欧已经发展和建立的国家形式的政治反应。由于这些国家缺乏现代工业化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基础,它们的“民族构建”只能是对西欧政体形式的被动模仿,在此基础上重新整合而成的国家与西欧原发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间存在着认同基础的重大差别。   在一个传统多部族国家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期后,这个国家中原有部族是在中央政府和主流群体的引导下(包括强制同化政策)分别成为新生多族群民族国家的一个族群(anethnicgroup),还是在内外因素引导下自认为是一个独立“民族”,并在条件适宜时争取建立独立“民族国家”,则是由这个国家进行“民族建构”的实际进程所决定,这里恰好可以用“建构论”来解释。而多部族殖民地在“非殖民化”潮流中转型为新生的主权民族国家,则为“建构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佐证。        3.在现代社会,“民族自决”是国家分裂的合法性原则之一        什么样的政治分裂运动有可能在国际社会获得普遍的同情甚至支持?在欧洲出现民族主义运动后,“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已经逐步成为各国民众和知识界普遍接受的政治理念。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已经成为从现有国家分裂出去的合法性原则。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与其统治下各群体的“民族主义运动”密不可分,加上外部势力的推动,最终促成两大帝国完全解体。这两个多部族帝国统治下的各群体,自认为是应当独立的“民族”,把“民族自决”作为现代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提出独立建国的合法性。“民族自决在1918年之后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合法性原则被提出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12 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进入专题: 民族问题 国家分裂   

阅读更多

秦晖 | 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不光彩的结局 关于1991年苏共的瓦解,据说有一种感慨:这个执政74年、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最强大之一的军队、拥有1900万名党员的庞然大党,一下子轰然垮掉,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阅读更多

郑非:“天鹅绒分离”二十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分裂的经验与教训

郑非:“天鹅绒分离”二十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分裂的经验与教训 进入专题 : 民族问题 国家分裂 捷克斯洛伐克    ● 郑非        捷克斯洛伐克在1992年发生分裂。当时,外界普遍认为相比南斯拉夫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更有可能保持国家统一,因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之间既没有历史积怨,边界清晰,也没有居住地域和人口混居方面的矛盾,在文化和种族方面也比前两者更有亲缘。在分离之前,在民调中也只有11%的捷克人和17%的斯洛伐克人愿意选择分家。居然就分了,还真是件怪事。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先生于2011年年末离世。在当下的中国,他生前少人理会,身后却褒贬不一。在哈维尔先生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期间,国家分裂解体,贬低他的人常常以此为钩戈。这件事距今正好二十周年了,说清楚这件事的原委就很有必要。   本文将根据以下结构来讨论这一问题:第一部分对1989年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史进行介绍,以描述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所发生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则探讨1989年~1992年间捷克与斯洛伐克之间的互动过程,以及这种互动是如何受到前述历史背景的影响;第三部分描述捷克斯洛伐克分裂过程中的一般原因;第四部分分析自由主义模式、苏式族群联邦制和协和民主模式的利弊,以及这些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政治实践中的表现。   由此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前苏式“族群联邦制”的实践给捷克与斯洛伐克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是导致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模式不能发挥作用、最终解体的重要原因。       一、历史背景      捷克与斯洛伐克人同属于西斯拉夫人,原本同在一国(大摩拉维亚王国)。捷克在西,山岚环抱。斯洛伐克在东,北面临山,南部是平原。公元9世纪的时候,匈牙利的先人马札尔人入侵,捷克人有群山屏障,免遭毒手,成立波西米亚王国(波希米亚王国日后向德意志靠拢,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重要诸侯之一),斯洛伐克则落入匈牙利人之手。   熟悉欧洲历史的人都知道在14、15世纪的时候,欧洲出现了第一次“大分流”。在西欧,城市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而在东欧,几乎所有的市镇生活却都在缓慢和逐步地枯萎并且出现了对农民的再农奴化(收紧对农民的控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分流,现在史家还在争论不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西欧开始勃发的市场经济对东欧的市镇消失与再农奴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捷克与斯洛伐克也被卷入这场大分流之中,相对而言,由于种种条件,捷克的市镇经济被保留下来,而斯洛伐克则成为农奴庄园领地。这就是两国分歧及不同发展道路的由始。   到了1526年,捷克与斯洛伐克都被纳入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不过,捷克人是在奥地利的直接统治之下,而斯洛伐克则还是归匈牙利人管理。哈布斯堡王朝从18世纪开始推行的开明君主制直接惠及捷克人,捷克的工商经济重新繁荣起来,成为奥匈帝国最重要的工业产地。到了20世纪初捷克的工业产量占了帝国总产量的80%。与其经济相媲美的是,捷克人在奥匈帝国内部争取到了信仰、出版和教育自由,所以布拉格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与学术中心。同时捷克人也享有宪政与自治的经验。   斯洛伐克人则没有这么幸运,匈牙利人的沙文主义情绪很重,斯洛伐克人只能在匈牙利学校里接受教育,在质和量上都得不到保证。与此相应的是,匈牙利人主宰着斯洛伐克的政治与经济生活,当地人几乎没有成熟的政治团体,也没有政治生活经验。   就捷克和斯洛伐克人的关系而言,政治、经济、文化水准上的差距带来的是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冲突。务农的斯洛伐克人崇信天主教而捷克人,尤其是城市里的知识阶层,思想上要世俗与开明的多。   到了1918年,奥匈帝国已经成为废墟,捷克代表与斯洛伐克代表商定重新联合成一个新的国家一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当时捷克与斯洛伐克联合,除了历史意义之外,还有政治意图。据1921年人口普查显示在这块土地上有680万捷克人、310万德意志人、190万斯洛伐克人、74万匈牙利人以及50多万其他族群居民。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联合起来才能构成65%的多数,勉强符合当时所认为的民族自治的门槛标准——即新生的民族国家要有一个多数种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是一个联邦国家,议会上下两院都是全民普选产生。   一开始的时候,斯洛伐克政治家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新国家、新民族可以说是热切拥抱,但是在这个新家里面,普通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关系很快出现了问题。匈牙利人从斯洛伐克撤走后,留下大批的空白公共职位——法官、大中小学教师、公务员等等,斯洛伐克当时的人口中没有足够的知识分子填补这些空缺,于是捷克人接手了这些职位。这就带有了几分内部殖民的意味。更糟糕的事情是宗教冲突一一做教师的捷克人同当地的宗教团体为公立学校中宗教教育问题起了冲突。在捷克人看来,他们是为“支援边疆”做贡献来的,但是在斯洛伐克人看来,却有败坏社会传统道德之嫌。   捷克与斯洛伐克人的经济融合也并不顺利。斯洛伐克的传统市场是匈牙利,但这一市场在新国家建立之后已被关闭。斯洛伐克的工业无法同先进的捷克企业竞争,出现大量倒闭现象。而由于没有进行成功的土地改革(匈牙利统治下的遗留问题),斯洛伐克的农业始终没有大的发展。这样,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始终无法得到消除。   政局动荡也加剧了两个族群之间的隔离。新建国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遭受着新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政治的碎片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获得议会15%以上的选票。在存在多个政党的情况下,每个政党都要努力维护自己的基本盘。这样,就很难出现一个兼容并蓄的党派。各族群有各自的党派,很少有党派能够跨界得到同等的拥护。   1929年随着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开始,斯洛伐克社会的最后一道安全阀失灵——以前移民到美国是斯洛伐克人的一条出路,现在却此路不通了。农业人口过剩的影响就是整体社会冲突的增加。   这种隔离与冲突最终变为了一场斯洛伐克自治运动(比方说,宣扬自治的“天主教斯洛伐克人民党”是一位天主教神甫安德雷?赫林卡[Andrej Hlinka]以保卫传统价值观为号召建立起来的)。这场运动的目标只是自治,但是在1938年被希特勒所利用,成为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具。面对咄咄逼人的德国,许多斯洛伐克人对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府也失去了信心,认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也许是一条自保之道,以免于被德国吞并。于是,德国占领布拉格之后,准许建立了斯洛伐克附庸国。这段时间虽短,但却使斯洛伐克人一尝国家滋味。   这段纳粹历史还有另外一个遗产:战后,基于二战造成的历史仇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遭到强制驱逐,被迫背井离乡,苏台德地区几为一空。而匈牙利人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签订了协议,彼此交换境内他国族裔。这些情况导致了一个结果:捷克斯伐克的民族构成相对单一化了。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不再构成重要族群,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名符其实。但是,这也就使得斯洛伐克人选择与捷克人族群融合的一个条件——联合组成优势族群一一不复存在,也使得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现在只能面对彼此进行“攀比”,这也削弱了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   二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归属到苏联阵营。从总体来看,其解决族群问题的思路,无论是从政制上,还是从政策上,都受到苏联的极大影响。   苏联一系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很鲜明的政制特征,那就是将“民族关系”唱到相当的政治高度,建立“族群联邦制”或“民族自治区制”。在这种体系之中,族群得到政府的正式认可,政治和经济权力在族群原则基础上进行分配。   在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制的引入要稍晚一些。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48年和1960年分别制定了宪法,但是斯洛伐克的自主权在这些宪法中都没有得到体现。直到1968年,斯洛伐克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最高领导人,开始了一系列自由化政策。政策之一就是要把联邦制落到实处,以捷克族与斯洛伐克族事实上的平等为保证,从而收拾人心。   在布拉格之春后,这一自由化政策却出乎意料地没有被苏联的入侵终止。1969年1月,联邦制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正式国家制度。苏联之所以在捷克斯洛伐克推行联邦化政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满足斯洛伐克的自治要求,来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精英阶层,为苏联稳定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制造群众基础。这也是他们选择了一个斯洛伐克人胡萨克(Gustáv Husák)做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的领导的缘故。此外,还有相当多的斯洛伐克人进入联邦政府,成为政府高级官员。   但是,这种苏联模式的联邦制度并没有满足斯洛伐克人,国家虽然具有联邦的形式,但是由于党治在先,而党的原则是集中制,党的中心又在布拉格。斯洛伐克人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联邦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应对族群问题的第二大解决思路是经济上的。他们的理论假设是,族群之间的矛盾多半是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差异而产生的。因此,只要将落后地区的经济搞好,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够有效减少该地区的分离主义冲动。   加大对斯洛伐克的经济投入程度,这也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力推行的政策。到1971年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斯洛伐克的国民收入达到了捷克的78.9%,工业产值达到了69.8%。这之后,有统计资料表明,在政府的大力帮助下,斯洛伐克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捷克地区。1970年~1985年,捷克斯洛伏克全国国民收入共增长了80%,工业生产增长了95%,而同时期斯洛伐克地区国民收入增长了3倍多,工业生产增长了l.5倍。根据一位斯洛伐克经济学家的说法,到1974年,斯洛伐克就已经克服了它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成为了经济发达国家。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斯洛伐克的人均收入大概相当于同期捷克人的90%。   不过,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斯洛伐克地区的投入集中在钢铁、石油等重工业和军火工业上,在较落后的技术条件下,这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生产多半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附加值低。在斯洛伐克地区,环境保护呼声因此而生。虽然捷克人认为自己是在补贴斯洛伐克,由于没有经济自主权(此权在联邦政府手上),斯洛伐克人却也有被剥削的感觉,认为是在把捷克的环境污染搬到斯洛伐克处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族群关系方面的第三个通常思路,是把涉及到政治认同因素的宗教看成是族群团结和族群融合的障碍。这是在社会层面上的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对斯洛伐克境内的宗教团体和人员持相当的敌视和警惕态度。在1949年,所有的教堂都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1950年,关闭了所有的修道院,并且断绝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建立了效忠于自己的宗教组织。信徒被鼓励、威胁利诱不去参加教会活动。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这一高压政策也并未放松。但是在1970年一项社会调查表明,70%以上的斯洛伐克人仍然是天主教信徒。   如前所述,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取了这么多政策,但是他们开始失望地发现,这些政策并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斯洛克人离心离德的劲头并没有改变。官方报纸上开始呼吁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实际上表明了,共产党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获得斯洛伐克人的认可。   回过头来观察这段党治岁月,就会发现它在捷斯关系上至少有三大遗产。   第一种遗产体现在制度层面。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宪法规定,在联邦层面,最立法机关由两院制构成一一人民院和民族院。人民院有150人,以等额人口为选举基础。民族院有150人,75名代表来自捷克,75名代表来自斯洛伐克。宪法规定,任何法案必须获得民族院中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区各3/5之上赞同才能通过。比方说,一项宪法修正案要获得通过,需要在人民院中获得90人以上支持,然后在民族院中在捷克代表中获得45人以上支持,在斯洛伐克代表中也要获得45人以上支持才行。换言之,即使两院代表中有269名同意某项议案,只要民族院中有31名斯洛伐克代表或捷克代表反对,议案就无法通过。   这种制度设计的用意就是让多数票在这里不起作用,只有全达成一致,才能通过任何决定。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保护少数的制度。但是,这种制度要运转正常,恐怕只能有赖于党对两院代表的完全控制(从而悬置整个宪法)。在现实的民主政治生活中,除非国家完全风平浪静,没有值得一提的分歧与冲突,否则极少数的否决权必定会锁死整个议事过程,使得政府陷入瘫痪之中。   在这个设计之中,同样没有宪法法院的身影。一旦联邦政府和共和国层级的政府发生权限冲突或争论,谁在制度层面来主持公道,(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民族问题 国家分裂 捷克斯洛伐克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文章总汇】民族主义

二月之声(2024)

【网络民议】国家医保局称农村“退保潮”的情况“不准确”,网民:“不是退,是不交,交不起了……”

更多文章总汇……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浏览器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