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五倍

北京——尽管已经从位于北京西部的看守所获释，但是在警方和中国司法系统眼中，这五名在国际社会上获得广泛支持的年轻女权活动人士仍然是犯罪嫌疑人。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和其他政治领导人都对她们表示了支持。她们的律师表示，在未来至少一年的时间里，她们外出都须事先通知警方。警方可以随时再次羁押她们，或者把她们传唤到公安局进行问讯。相关文章 中国被拘女权五女取保候审 中国警方申请对女权五女批准逮捕 中国被拘女权人士背后的故事 被拘女权五女：她们是谁？ 中国声援女权NGO办公室遭搜查 中国5名女权活动人士被正式拘留 参与任何进一步的维权活动，或者与非政府组织合作，都可能导致她们被关押更长时间。周二，其中一名女性武嵘嵘的丈夫在电话采访中说，他不知道武嵘嵘将如何处理她在东部城市杭州成立的维权组织。她们之所以得以取保候审，是因为检方并未像警方希望的那样对她们提出指控。但她们的行动持续面临的压力和遏制表明，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手下的安全部门，再次加强了对公民话语和行动的控制，即使对那些不会公然威胁共产党的问题也是如此。与习近平2012年下半年掌权以来的其他任何事件相比，被称为“女权五女”(Feminist Five)的维权人士遭受的磨难，最能体现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对公民社会那种焦躁而充满敌意的态度。这一事件也表明，这些官员为了压制草根活动愿意费多大周章，即便影响友好的国际关系也在所不惜。美国领导人和其他知名人士对她们被拘一事发表了公开谴责，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高层做出了让她们取保候审的决定。但是，北京警方极力推动对她们提起刑事指控，而且尽管国际社会表达了强烈不满，她们还是被关押了五周。学者和人权倡导人士称，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以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为代价，向中国活动人士传达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讯息。“由于她们的行动如此成功地吸引了公众注意力，并影响了公众政策，现在给这种运动贴上‘敏感’的标签，这很可能会阻碍中国的女权运动，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这样，”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亚洲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说。“可悲的是，这五人的获释并没有表明，政府对公民社会活动人士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它仍然把这些人视作罪犯，而不是一道解决紧迫社会问题的伙伴。”这五名女性——25岁的李婷婷、25岁的郑楚然、26岁的韦婷婷、33岁的王曼和30岁的武嵘嵘——是推动性别平等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当中，崭露头角的领导者。在性别平等方面，中国仍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目前的问题是，这些女性、其他女权主义者，以及其他领域的活动人士，是否会出于害怕而克制自己的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五名女性受到公诉的风险可能很大。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说，“正式提起公诉能达到双重目的：一是阻挠人们采取行动——不论这些行动多么合法、多么温和，也不论官方媒体是否讨论过相关问题；二是让人们思索，挑战政府的红线究竟在哪里。这与习近平政府对独立公民社会的强烈敌意是一致的。”数月以来，活动人士愈发感到焦虑。中国官方即将通过公安部提出的一项法律草案，该法将对外国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更严格的管控。官员们怀疑，此类组织传播的思想，正是他们认为在前苏联国家引发所谓的颜色革命，近几年又在阿拉伯世界掀起民变的那些思想。警方突然搜查了一些民间组织的办公室，其中包括益仁平中心。这个全国性组织倡导让肝炎患者、艾滋病毒携带者，以及残疾人享有平等权利。几名被拘留的女性与该组织关系密切，尽管偶尔会受到当局的刁难，但官方多年来对该组织持默许态度。周二，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益仁平“涉嫌违法，将予以处罚”。警方3月底搜查了北京益仁平中心，带走了该中心的文件、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这次益仁平办公室被查抄我本人觉得非常意外，”北京益仁平中心创办人陆军说。“很明显当局的政策在近期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陆军表示，被拘留五周的女性都是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从3月6日起，其他一些女性因为计划开展行动抵制性骚扰而被拘留，但之后很快获释，她们都不是此类组织的成员。他还表示，这五名女性被捕一事并非“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大约一年前开始加强的压制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中的一部分。人权观察的研究员王松莲将打压女性活动人士的行动，与压制新公民运动的举动做了对比。新公民运动是由知名人权律师许志永发起的民间运动，要求政府透明，但最终遭到习近平政府的打压。2014年1月，许志永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获刑四年，警方希望检察机关以同样的罪名对这五名女性提起公诉。在香港工作的王松莲表示，这些案件说明，即便活动人士争取的政策变革与中国高层官员公开支持的变革一致，官员们也希望确保，他们才是唯一能够设定议程的人。“领导层并不希望看到它无法控制的任何公民运动，”她说。“至于改革，当局希望由自己把控。换句话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他们唯一可以接受的改革，无论是法制改革、经济改革、反腐运动等等。自下而上的行动会遭到极大的怀疑，现在更是如此。”由于民间活动人士能够利用社交网络工具和手机应用，以一种无法预测的方式迅速组织民众，官员们对他们的态度更为警觉。比如，女权五女从2011年开始组织具有戏剧性的街头活动，如通过占领公共男厕所，来为女性争取更多公共厕所，再如身穿沾有假血的婚纱来反对家庭暴力。她们利用广受欢迎的通讯应用微信，组织民众参加3月8日国际妇女节前后，在全国开展的反对性骚扰的活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历史和妇女研究副教授王政表示，她是在微信上第一次看到有关此次行动的消息，女权主义者利用微信建立了很多群组，微信可以被用来动员群众。一些人从这五人被捕一事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了一丝希望，王政就是其中之一。周二，她在一系列电子邮件交流中表示，她们获释而没有受到刑事指控的事实“显然说明，体制中有一些官员极力推动，采取积极的解决方案”。她还表示，“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涌现出了一个年轻活动人士的核心群体，他们具有领导能力、笃定地维护社会公正。”“但我也充分意识到，中国女权主义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她说。“只要非政府组织倡导、贯彻涉及性别平等或其他议题的相关法律的行动被界定为犯罪行为，那么女权主义者，以及在其他领域争取社会公正的活动人士，就没有安全区域。”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Vanessa Pia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打印 转发 寄信给编辑

文| 赵思乐 “已经超了……”4月13日17：22危志立在一个3·7女权案的关注群组里敲下了这四个字和一个省略号。他指的是检察院的工作时间已过，却还没有收到包括他的女友郑楚然在内的五名女权主义者被释放的消息——这是她们被拘留的第37天，如果不获释就意味着要被正式逮捕，面临数个月的继续羁押和被起诉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