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

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媒体审查机制的触角也越伸越远。萨拉·库克（Sarah Cook）在其新近发表的报告中描述了中国政府如何将新闻审查制度延伸至海外。就此库克接受德国之声采访。 德国之声：中国已经在使用”防火长城”等工具限制内容敏感、不受欢迎的外网，不少网站被直接屏蔽、封锁，为何还要大费周折动用各种方式来对外媒进行审查？ 萨拉·库克：毕竟不是所有网站都被封锁，而且中国人获得国际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多。直接向国际媒体和记者施加影响会更简单，也更有效。另一方面，这也关系到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名誉。想象一下，如果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大篇幅报道西藏或者新疆，例如警察向民众开枪，那么国际上的反对和抗议声要比现在响亮得多。 中国是否从近期开始特别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 近期的发展和几个因素有关：中国当局在国内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担心民众对政府和共产党的领导失去信心；而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国际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上的舆论和行动对于其执政合法性和经济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对其国际形象更加敏感；同时全球化下，中国手中的砝码也增加了，向国际媒体施加压力的方式也更多了。 您在报告中说，中国政府一方面使用商业广告等经济手段促使国外的中文媒体进行自我审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经常与外语媒体所在地方政府进行接触，要求当地政府限制负面报道。这也发生在美国或者德国吗？ 中国政府针对海外不同地区的不同媒体，施压方式也不同。对于相对民主的国家，如美国、德国或法国，可能会偶尔出现中国大使馆和媒体高层联系，要求不要发表或删除某篇报告的情况，例如那篇关于习近平家族隐秘财产的报道。 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亚洲，例如柬埔寨、越南或者印尼等国，针对那些独立的、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媒体，中国政府则选择接触和自己联系紧密的当地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地向当地政府施压。例如在柬埔寨，很多时候可能不需要中国政府发话，柬埔寨政府自己心里有数，会要求媒体进行自我审查。尼泊尔的情况也类似，该国记者和媒体不对（西藏）难民进行报道，并非害怕中国政府，而是担心受到其本国政府的严惩。 针对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例子也不少。比如当地的法轮功练习者–很多并非华人–企图向中国和当地华人聚集区传播未经审查过滤的、持批判性的新闻信息。中国外交部则向两国政府发函，要求尽快了结此事。越南政府将该事件的两名组织者送进监狱；印尼基本上关闭了肇事电台，也对一人下达了逮捕令，不过他并没有真正被逮捕–印尼的整体环境要比越南开放。 总体而言，这些对中国有很大经济依赖的国家，更担心冒犯到中国。而美、德这样的西方开放民主国家，我们还没见过任何政府因为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压力而向本国媒体施压的情况。 《纽约时报》今年年初表示受到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 您在报告中提到《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的案例，因为报导习近平和温家宝家族财产，媒体蒙受了不少经济损失，其股票一夜间跌了 20% ，广告量也减少。这样的经济影响会让西方媒体封口吗？还是会适得其反，反而刺激其反抗情绪？ 事实上，《纽约时报》和彭博社最终都发表了其报道，报道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引起了人们的反抗情绪。因为涉及面广、后果复杂，作出抉择很不容易，在编辑部里和这些媒体内部都有过大量讨论–例如市场或者销售部可能担忧编辑部会影响自己的生意，这些经济考虑虽然不会阻止记者，但会让记者在报道中国某些问题时顾虑更多。 记者在报道中国时顾虑更多，这是否也是您对未来发展的预期？ 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承认该现实情况的存在–认为国际媒体不受中国审查的限制，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想法。未来的所作所为和发展方向由媒体行业和外部环境共同决定。不可避免的是，只要共产党继续执政，中国就会继续向外界施加压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当局会更多地也对境外舆论施加管制。然而不确定的是，这种管制是否会成功。中国政府要求彭博社不要发表那篇文章，但彭博社还是顶住压力发表了，这非常好。我们认识到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作抉择就取决于世界各地的人们–广告商、投资者们是支持股票上涨还是透明地报道，未来如何发展取决于我们大家。 采访记者：万方 责编：苗子 萨拉·库克（ Sarah Cook ）女士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资深分析师。国际媒体援助中心（CIMA）本周发布了她的最新报告《中国审查机制的巨大阴影》（ The Long Shadow of Chinese Censorship: How the Communist Party’s Media Restrictions Affect News Outlets Around the World ）。

《坏新闻》是一个发现、陈列、批评中文媒体报道失范的栏目。可以做到、应该做到而未做到的，没有认真核实、小心求证的、误导读者、扭曲真相的，媒体越界、伤害个体的，即为坏新闻。 坏新闻第四期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