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院

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教育部在2013年将全面推进《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雄心勃勃地声称到2015年全球孔子学院要扩张到500家，到2020年基本完成全球布局。但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周刊撰文指加拿大的人权事件表明北京在国外开设孔子学院的过程并不太平，仅在加拿大，除麦克马斯特大学将在7月底关闭孔子学院外，早些时候更有马尼托巴大学和卑斯哥伦比亚大学拒绝让孔子学院落户，这些都表明西方大学正重新审视孔子学院。 该文的撰稿人是来自美国波士顿的马库斯，他首先引用了孔子在论语中的一句话“逝者如斯夫”，认为它可能正说明被北京以孔子冠名的汉语学校在全球各地面临的命运。位于加拿大华人最集中的大多伦多地区西部汉密尔顿的麦克马斯特大学，来自中国的汉语教师赵女士在2012年向安大略省人权委员会提出人权诉状，指孔子学院要求她隐瞒自己的信仰，不允许她与学生谈及这些话题。孔子学院规定教师不能与被中国政府取缔的组织有联系等等。麦克马斯特大学公共与政府关系助理副校务长安德烈娅•法夸尔在解释停办孔子学院的原因时说：“麦大关注孔子学院的聘用过程，孔子学院必须改变以适合我们的标准，在孔子学院拒绝后，我们只好做出停办的决定”。 除孔子学院最新争论的爆发地加拿大，其他国家反对孔子学院的人数近年来也大幅增加。马库斯认为除聘用人员时侵犯人权外，批评者还指责它在台湾的主权地位和朝鲜战争的起源问题上做宣传。曾成功抵制孔子学院落户的马尼托巴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罗素说：“在决定聘用谁和教学内容上，孔子学院没有独立性和公正性。他们只是照搬中国那一套，对我们的学术自由没有兴趣。” 对破坏国家安全的顾虑也是孔子学院受西方国家关注的原因之一。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理查德•法登在2010年就对媒体表示“中国人试图在加拿大全境的大多数学校里投资兴建孔子学院”。这些学院由使领馆外的代理人管理，以造成使领馆没有插手的印象。 西方国家和大学对孔子学院的重新审视，并没有阻止北京扩张计划的出台，八年《孔子学院发展规划》要求在四年内于各国新开办至少142家孔子学院。这些受中国教育部旗下的汉办直接领导的学校，以向国外大学提供资金、教师和汉语教材的方式开办，这对于一些资金短缺而又想开设亚洲课程的大学来说，是一个很难抵挡的诱惑。马库斯说，宾夕法尼亚大学拒绝它落户，但墨尔本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开设了孔子学院，斯坦福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等顶级大学也同意开办。这种西方大学里因孔子学院而出现的价值观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被美国国会成员德雷尔称为“令人尴尬的中国热”。 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发展更快，现已达到500多个。自2004年底马里兰大学作为美国第一家高校与中国南开大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以来，至今美国已有81所孔子学院和300多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其中127个为孔子学院下设的课堂。但现在，中国大陆官方以金钱为后盾、在全球强力推广孔子学院的做法遭到了美国的抵制。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公告，目前在该国持有J—1签证的孔子学院中国教师将离境。美方称不会为他们续签签证；如果他们愿意，可回到中国再申办适当的交流项目签证。公告声称：“目前，国务院正在审查孔子学院的学术资质……孔子学院必须申请美国的认证，才能在其所在大学开展教学。”之所以需要美国认证，是为了确保教育符合并保持相关既定标准。 孔子学院在美国出现麻烦，表面看来有两个原因：一、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大都持J—1签证，这是一种非移民签证，签发给来美国参加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交流访问者计划”的各类外籍人士。换言之，中国教师从事的工作与持有的签证目的不符，即从交流访问变为实质性的工作。其二、由于孔子学院大都依附于高等教育机构并延伸到中小学课堂，而高等教育机构和中小学的教学需要认证，孔子学院则缺少了这一环节。上述问题的存在其实由来已久，孔子学院在美国校园内已有近10年时间，之前美国默不作声，现在突然叫停，与孔子学院教学的名不副实有关，也反映了美国内心深处的困惑。这种困惑是中方以汉语教学为载体来宣扬其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则与美国传统的价值观产生冲突。2012年3月28日，美国国会外交事务监督与调查专门委员会就“中国公共外交代价”举行听证会时，国会众议员达纳·罗尔巴克尔就指责中国通过私营媒体和公共教育“进行宣传”。 为何强大的美国会对中国的宣传产生恐惧？众所周知，中小学生是价值观处于构建的时候，他们对善恶美丑的分辨力还不够强，容易被扭曲的价值观误导。一些外派孔子学院的教师在教授外国学生汉语的同时，津津乐道中国经济的繁荣，并且认为经济的成就是在党的正确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下取得的。这样的宣传会让价值观尚未定型的中小学生认为，美国经济出现的问题症结在于民主党或共和党不够正确，政府不够强大，因此，要真正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应该向中国学习，必须强化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用。这就是症结所在。一旦中小学生接受了这样的价值观，他们长大成人后会主张政府领导一切，政府不应该停留在裁判员的位置上，而应当“下场去踢球”，即政府直接投资、兴办国有企业、官员与商人密切结合。如果美国政府在经济问题上缩手缩脚，与国会吵翻天，则有“不作为”和“效率低下”的嫌疑。如此一来，美国就有可能“国将不国”，成为一个 “美利坚人民民主共和国”了。可以想象，中方的教学内容不让美国恐惧都难。这正如主人邀请客人到家里做客，客人并非谦谦君子，而是在客人家里对孩子大谈自己通过欺骗、抢劫而快速致富的生意经，这如何不让主人反感？更糟糕的是，这个客人一边聊天，一边紧紧盯着女主人高耸的胸脯，主人只好下逐客令了。 也有人抱怨美国政府，为何不限制法语联盟、歌德学院并要求它们进行认证呢？原因很简单，法语联盟和歌德学院作为独立的商业机构来运作，并不挂靠到美国的大学和中小学里面，所以不需要认证。而且它们的目的很直接，就是通过语言教学来挣钱。而孔子学院并不去挣钱，反而每年花几十亿美元让外国人免费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挟带私货，让思想简单的美国佬想不明白，到底孔子学院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如同在一个市场里面，大家都忙着挣钱，突然闯进一个人，他根本不卖任何东西，而是拿着东西见人就送，市场里面的商家不奇怪才叫怪。刚开始，各个商家都以为这个大阔佬在搞慈善，所以不免有些羡慕嫉妒恨，等了解到这个“阔佬”的真实情况后，他们的疑心就越来越大。其实，这个所谓的阔佬家里人并没有吃饱饭，不少孩子依然在山洞茅草棚里面上课，亲戚们还为其捐资助学，资助“爱心午餐”，还有“希望工程”和诸多的“爱心工程”，甚至连基本的校车问题都无法解决。在此情况下，这个市场的管理者当然会站出来怒喝：“大阔佬，你来到这个市场究竟想干什么？” 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决策计划主管、资深律师大卫•哈瑞斯接受采访时评论说，孔子学院事件关系到加拿大的声誉。在加拿大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本身就存在着道德、价值观及法律问题。大卫•哈瑞斯表示，孔子学院能够进入加拿大这本身就体现了加拿大是一个开放的多元文化的特色。但中国政府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的学术界接受了孔子学院对这一制度的宣传时，那么我们就会在许多方面自找麻烦。在破坏自己传统价值观的同时也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很可惜一些机构，特别是那些已经同意开设孔子学院的机构，显然没有意料到（那里的工作人员）需要回答一些很严格的、有关个人背景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依据孔子学院的资方 ——中国大陆官方当局的意愿而设立的。由此可见，现在我们一些由纳税人资助的机构，受到中国大陆官方当局的操控的可能性增加了许多。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因为它与加拿大历史悠久的学术实践相悖。他认为，“加拿大联邦政府，省级政府，特别是那些参与管理的教育学术机构的部门，有必要开展一系列的调查，弄清楚究竟这些孔子学院都参与了什么活动，这是（政府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显然，（孔子学院）的许多作为，并不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违背了加拿大的价值观。” 哈瑞斯也曾接触过孔子学院的教员，了解了一些有关孔子学院的情况。他表示，有些人抱怨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这些教科书的内容，认为这些内容反映了中共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与加拿大教育机构一向推行的求实、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哈瑞斯表示，“其实，在纳粹政府凶残本质暴露之前，它也在施展所谓的迷人魅力攻势。而最后的真相却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灾难，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生命。我们也从斯大林和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的独裁者身上得到许多教训。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种虚假的魅力所迷惑，以史为鉴。”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刊登一篇文章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为“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短短8年内，中国教育部已在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开设400所孔子学院，德国就不下10所。同德国的“歌德学院”不同，孔子学院通常是中国高校同德国境内高校合作的产物，分摊费用，双重领导。而孔子学院正改变其战略，原因是中西学术界对孔子学院一再提出批评：在西方，人们担心，北京拨出的资金收买了德国的汉学界，使之受制于中国的检查制度；中国国内则有人抨击为孔子学院的拨款是无谓的浪费，无助于实现超出现有各种语言及文化活动框架之外的弘扬中国文化的蓝图。文章指出，根据中国的一项新战略，孔子学院不仅将效法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计划”或“富布赖特奖学金”，而且更具雄心，要在全球实现“新汉学（中方称“新国学”）”，换言之，北京意在掌控全球所有关于中国的认知。“不过，不清楚的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中华文化’不过是代表共产党的密码，这个党不仅要求单独掌权，而且也要求拥有对国家的单独阐释权。……无论怎么看，尽管概念含混不清，‘新汉学’是对软实力的呼吁，中国今天有能力轻松拿出显示这一实力的资金。为此，主管孔子学院的教育部便同文化部之间发生不间断争斗。文化部在柏林等地就经营着文化中心。在这方面，争取掌控全球关于中国认知的努力就成为（中国）国内围绕资金和影响力争斗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优势所在。”……“孔子学院新战略引发的问题就是：旨在夺取文化霸权和控制权的这一设想是否能实现？或者，中国问题的中外研究者在实践中是否会发展出一种自主的动力，使意识形态的紧身胸衣越来越松弛？答案最终将取决于西方汉学家们的自信和分析能力。围绕着‘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斗争，正进入一个新阶段。” 对语言和文化而言，以电脑为标志的电子化时代是一把双刃剑：在加快和扩大传播的同时，让人类几乎失去手写的动机，从而反对语言和文化的传承构成一种限制。对原本就复杂的汉字而言，电子时代更形成一种窘境。《南德意志报》在政治版上发表一篇文章，谈到了中国年轻一代中不谙写字的人数尤其多这一现象：“这是对仍在使用中的地球上最古老文字的威胁吗？最早的文字出现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上。今天，在网上聊天的中国年轻人相互告别时用‘88，3Q’，意为‘Bye-bye, thank you’。教育部的一名官员就此警告说，‘全球化和现代技术对中国的传统和语言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该警醒了。’为此，将在学校掀起一场运动，早上念古文，下午练习写字—用手。新华社援引一名文学教授报道说，‘我们在海外开设起数以百计的孔子学院，为中国文字和文化造势，可我们自己的孩子却认为没必要学汉语。我们的母语正处在危机之中’。” 中国官方自许的所谓“输出价值观”之类的目标，国人倒也知道这么艰巨的任务，仅仅依靠一、二年级般的认字读拼音教学无法完成，因此，有关孔子学院的讨论当中，被谈论得最多的问题是：这些孔子学院到底烧了中国纳税人多少钱？既然是投资，当然需要核算总投资与单个项目投资。先说说中国在海外到底办了多少所孔子学院，弄清楚其规模大小。 以下是从中国媒体上搜集到的最新资料：从2004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在106个国家中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 美国是中国人向往的第一移民之地，自然也成了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最愿意栖息之地，孔子学院自然云集美利坚。自2004年底马里兰大学作为美国第一家高校与中国南开大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以来，至今美国已有81所孔子学院和300多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孔子学院不但提供文化课、太极课、汉语水平考试，甚至提供带补贴的“中国之旅”。2004年至2009年间，国家汉办派出近8000名志愿者教师，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中的68个国家。为更好地运作孔子学院，2006年在北京还成立了孔子学院总部。 兴办这些孔子学院到底投入了多少资金？由于当局有意让这本帐成为“国家机密”，因此国内人士永远无法得知其详。最近中国媒体列举了从汉办采访来的数据：设立一个孔子学院，中国汉办提供至多1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每年的年度项目经费由外方承办单位和中方共同筹措，双方承担比例一般为1：1。2006年，中国派出300名“志愿者”教师，每人补贴1.3万美元。有两笔总经费看起来很巨大，2009年一年中国花在孔子学院上的经费共达1亿4千5百万美元；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网站门可罗雀，但却支付了年服务费3520万元人民币。对于前者，国内人由于分项经费不清楚，无法质疑每所10万美元的孔子学院何以需要年经费这么多。对于网站的维持经费，国内人有个比较，因为据说同类网站年服务费最多不过十几万元，于是质疑声集中在这个网站经费上。 果真如官方所开列的那样，孔子学院的志愿者教师很清苦；海外那些大学也真不是为了中国政府提供的那几个钱，而是真心喜欢中华文化，国内人士也大可不必再担心纳税人的钱打了水漂。但实际花费远高于此。以孔子学院遍地开花的美国来说，美国国务卿提供的数据远高于中国。2010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Helle C.Dale在World Affairs杂志7-8月合刊上发表一篇《全力以赴：中国展现魅力》；该文提到这样一件事：在2010年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参议员Richard Lugar指名要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解释，为何中国能在美国开办60个文化中心，而美国在中国却没有类似的机构。克林顿表示，中国政府在美国正在做的事情，美国政府没有同样财力在中国做到：“每个孔子学院启动费用需要100万美元，每年运营费用超过20万美元。美国政府在预算上没有中国政府这样的大手笔开支。” 希拉里说的只是一般情况，在少数美国精英学校，中国的投入惊人。2011年11月3日，美国彭博社披露：一个与中国政府密切联系的北京组织提供400万美元，在斯坦福大学成立一个教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孔子学院，同时资助一名教授席位。但该项资助有个附加条件：这位教授不得讨论像西藏这样的敏感问题。斯坦福大学拒绝了这一条件，理由是学术自由，中国官员最后让步了。该大学计划用这笔钱聘请一位中国古典诗词教授，与西藏问题相去甚远。 但是，斯坦福依仗学校的名气与地位，获得不少社会资助，财大气粗有底气，能够挺直腰杆拒绝。在其他学校，这种要求大都被接受了。美国马萨诸塞州霍尤克学院中国历史教授李普曼·乔纳森说，“他们上门推销我们想要的东西，中文教学；用孔子学院这种强力方式把中国政府引入美国学术圈，……他们会说，‘我们给你一笔钱，你就会有一个中文项目，但是不要谈论西藏。’在当前的经济情势下，拒绝他们很难。”这种情况不独发生在美国，在欧洲，中国要求在孔子学院的授课中不能讨论达赖喇嘛，也不能邀请达赖喇嘛到校园里来。 北京趁全球经济低迷时刻大把撒钱，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由于这类孔子学院已超出了传统的中文和中国文化范围，还通过资助研究项目进入精英学术界，规定资助的项目除不能讨论达赖喇嘛与西藏之外，台湾、中国军力增长、内部的派系斗争等亦为禁区，这种做法对美国的学术自由是个挑战。在中国大陆内部亦受到质疑。有文章总结孔子学院“三大滑稽”：一、孔子学院以国家名义大搞文化输出，却不过是给人作保姆式外教；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扩张，自以为得计，其实不过烧钱；三、挂羊头卖狗肉。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大举兴办孔子学院，难道真是喜欢赔钱赚吆喝？非也，中国“文化教育宣传战线”的高官们自有精密盘算。如2004年至2009年间，国家汉办派出近8000名志愿者教师，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中的68个国家。这8000名志愿者教师，当然大都并非平民子弟，而是官宦子弟，去的国家好与差，全看其父辈的权力大小。这一点在海外并非秘密，可以举出若干例子。国内人士也并非不知道此中内情，网民@斯文君爱竞红就写过一微博：“当大众为孔子学院的教师被美国驱逐而愤愤不平时，不妨看看美国的孔子学院都在玩什么猫腻：红官二代利用孔子学院向国内申请官方办学经费，然后让高官子女在里面任教。目的只有一个，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帮他们拿到绿卡。明修孔夫子的栈道，暗度他们红二代的陈仓。——关掉何妨？关我屁事？” 平民们对花纳税人的钱让红二代、官二代子女在海外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感到愤慨，但“文化教育宣传战线”的官员们还感到非常委屈：那些在大型国企做老总副老总董事的人，早就将子女送往海外工作，薪酬哪只会有两三万美元？都是做着党的官，凭什么他们比我们优越？那些依靠官场赚了钱的富豪们，也都在纷纷为自家买“船票”，凭什么就咱这清水衙门的官员子女该留在中国？花这点钱为我们家庭成员买个落脚点，应该。 这就是某些官员们不计成本往外“输出价值观”兴办孔子学院的真实动机。

麦克马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网页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将停办孔子学院，该校助理副校务长法夸尔表示，孔子学院的确能帮助人们了解中国的文化、语言。但是学院的聘用过程不符合校方的人权标准。 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位于加拿大哈密尔顿。该校公共与政府关系助理副校务长安德烈娅·法夸尔（Andrea Farquhar）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具体解释了停办孔子学院的原因。 “我们（大学）关注孔子学院的聘用过程，孔子学院必须改变以配合我们的标准，但在这方面学院和我们的看法不一致，我们只好决定停办。” 收听 点击收听法夸尔英语采访 法夸尔说，他们的大学开办的孔子学院主要教授中国的文化与语言，以及向本地商界提建议。“开办以来，报读的人觉得学院很不错，教授的东西很有用。” 麦克马斯特大学表示，孔子学院在招聘方面规定人选必须与中国政府取缔的任何组织包括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违反加拿大的人权标准。 法夸尔说，学院开始时，他们没有留意招聘的细节，“有人投诉后，我们才深入了解在中国的招聘过程是怎样的，我们发现他们的做法不符合反歧视、包容社会各界、透明、言论自由等原则，这是我们、整个大学、以至全加拿大都重视的价值。” 法夸尔说，当他们和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北京语言大学和国家汉办了解情况，知道对方不会做出合符他们原则的改变之后，他们在去年12月通知在中国的伙伴在今年7月本学年结束后停办学院。 按键 麦克马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网页 的最新告示并说，在3月中本学期还未结束时，中方伙伴已把孔子学院的教职员撤离。 目前全球有400多家孔子学院，中国国家汉办计划在2020年前把学院的数目增至500家。 美国爱荷华州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在2月底表示，已经采取措施避免类似的情况在他们的孔子学院出现。 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发展部副教务长唐宁·汤姆斯说，他们按照自己的准则招聘教员，其中包括非歧视的条款。 法夸尔说，她只能回应有关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事务，不能评论其他大学。

巫楠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3月26日 Wu Nan 维尔纽斯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文课堂。 孔子画像、红色中国结、彩纸风筝这些传统的中国工艺品高高地挂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和爱沙尼亚的塔林孔子学院办公室的墙上，透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虽然波罗的海三国总人口不过600万，短短四年时间里已有三所中国孔子学院陆续在当地的大学落户，除了上述两所，第三所孔子学院，由拉脱维亚大学和中国华南师大合作，去年9月刚刚开始招生。 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主导的，自称为非政治性的对外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机构。自2004年在韩国首尔成立第一所孔子学院起，据汉办统计，截止2011年，在全球的105个国家已有358所孔子学院，500个孔子课堂，注册学员达50多万人。 按图放大 Wu Nan 维尔纽斯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师和项目负责人卫丽玛。 如此快的发展速度令人叹服，但孔子学院的发展也自始至终伴随着争议和批评。孔子学院的办学原则是，“政府支持、民间运作”，以及“中外合作、内生发展”，在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它常常被当地的媒体和公众质疑为是中国政府输出意识形态和所谓“软实力”的工具，而抱以戒备之心。在波罗的海地区，这样的质疑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更为敏感和微妙。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党共产党在当地是公众避讳的话题，因为波罗的海三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摆脱了前苏联的统治、宣布独立，对当地人来说，那段历史是黑暗的。在近半个世纪统治中，前苏联对该地区进行了人口清洗、文化侵略和移民策略。在上世纪80年代末伴随前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的瓦解，以爱沙尼亚为代表发生了“歌唱革命”的大规模非暴力抗议，成为其取得独立的导火索。当年集会传唱的很多民歌以及三国的民间舞蹈习俗在今天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于历史原因，当地人对中国的看法容易先入为主，爱沙尼亚大学塔林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林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他从1983年起就进行对外汉语教学，2011年来到塔林后，他发现当地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当地媒体或者欧洲主流媒体的介绍，其意见往往是批评为主。“我不是说不可以批评。但很多批评是带偏见的，”林可说。 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可能引起中方和外方合作的摩擦。在波罗的海，孔子学院依附于当地大学的东亚系，承担当地学生的中文教学。但孔子学院的教学、教材、以及外事理念是服从于汉办的。林可说，孔子学院的公开活动是不能违背中外两方法律的。 塔林大学东亚和人文学院的中文教师葛佳(Katja Koort)重温了孔子学院成立不久的一次小插曲。2010年底中国诗人刘小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葛佳所在学院组织了相关座谈会邀请孔子学院中方代表参加。葛佳说林可院长接到通知后不是很愉快，他出席了活动，但全程没有发言。林可说，这样的活动让孔子学院中方的立场很尴尬。 爱沙尼亚塔图大学的中国专家林西华(Märt Läänemets)认为，孔子学院除了其学术功能，“是中国在世界提升其形象的重要工具，是中国软实力策略的一部分。”林西华说十年前爱沙尼亚人对中国的印象更简单也更积极。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但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但近几年，人们对中国观点更加批判。因为大家获得了更多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其中有争议性的是关于中国政治方面的信息。人们意识到这和欧洲的民主制度差别很大。比如爱沙尼亚人关注西藏问题源于他们那段前苏联统治的经历，但中国很难理解他们。 葛佳说塔林大学在推广东亚文化时，自愿学习日语的学生多于中文的。除了日本的流行文化比如动画片对爱沙尼亚年轻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一个根本原因是日本和欧洲民主体制的同一性。葛佳说，对于她们70年代出生经历前苏联统治的爱沙尼亚人，民主和权利这样的话题会让他们热血沸腾。 不过，也有外国学者认为孔子学院没有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教汉语和介绍中国文化。塔林大学前校长瑞恩罗德(Rein Raud)促成孔子学院在塔林大学落户。他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爱沙尼亚政府看到了更多和中国经济合作的契机。而越来越多的爱沙尼亚年轻人也选择到中国去旅游。因此，2008年罗德陪同爱沙尼亚教育部长访问中国后，开始和汉办商议开办孔子学院，并于2010年9月和广西大学成功签约。“中国开放了，全世界对其文化也更感兴趣，”他说。 另一方面，波罗的海地区为中国进一步融入欧洲提供了机遇。这三个小国实行开放的经济、文化政策，被认为是通往欧洲的门户。特别是爱沙尼亚，不但加入了欧盟，还是三国唯一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其IT业很发达，风靡全球的语音通话软件Skype便是当地人发明的，这里也是近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密集的欧洲国家。 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王丽英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这些小国离中国远、人口少，但不是不重要；加深了解才能促进文化交流。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市现在大概有40家中国餐馆，华人越来越多，有的还扎了根。因此，维尔纽斯孔子学院也为了方便华人孩子学习中文开了课，她说。 总体上，波罗的海三国还不如西欧那么发达，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来帮助当地学生学习东亚文化。 外方大学愿意和孔子学院合作的原因之一是中方会有直接的资金投入。两位孔子学院的院长说，当地孔子学院每年约8万美金的活动经费以及教材均由汉办承担。本来合同约定，中外双方给孔子学院的投资比例是各50%。但现实中，外方一般没有现金投入，其投资通过人员和场地设施支持来折算。 除了主要承担当地大学的中文课程，孔子学院也设了对社会开放的夜校和不同主题的文化课、如书法、茶艺、武术班等。据笔者从 维尔纽斯和塔林孔子学院了解到的情况，对社会开放的课程 每班有十几个学生左右，总共的学员不超过100个，其收费按照当地消费水平每学期每人大概一百多欧元。最后这些学费都回流到孔子学院的活动经费中。此外，孔子学院也在积极推动当地中、小学的中文教育，给予一定的教师和资金支持。比如塔林大学孔子学院给爱沙尼亚中部城市威延第(Viljandi)和西部岛屿萨若玛(Saaremaa)的中学都派了中文老师。 当地孔子学院的活动推广主要依靠Facebook，因为波罗的海地区几乎人人都用Facebook。大家在上面上看到孔子学院的中秋节活动，或者播放中国的电影就会进行转发并参加。塔林大学孔子学院的Facebook粉丝目前有280个，维尔纽斯大学的有550多个，拉脱维亚大学的有40几个。“汉办鼓励推行中国的现代文化，介绍中国现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但内容很多，我们只能一点一点做，”王丽英说。 即使出任维尔纽斯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王丽英依然延续着她之前在辽宁大学进行的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她现在的对象是当地的学生。在课堂上她鼓励学生提问，可以讨论任何关于中国的话题，但还是觉得当地学生比较沉闷。有时她会遇到一些关于中国现在发生的有争议性的问题，她会说中国是个大国，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们没有必要避讳那些关于自然灾难、社会矛盾和政治丑闻的报道。中国在变化，虽然比较慢，”她说。 “如果我们告诉学生中国是完美的，那没人能相信，”维尔纽斯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师和项目负责人卫丽玛(Vilma Šniukštaitė)说。一般来讲，当地人对中国的文化社会没有全面的了解，大家会提到低廉的中国商品。她说，这是因为大家缺乏直接接触中国的机会。卫丽玛本人在维尔纽斯大学中国方向毕业后拿到去中国的奖学金在中国学习了两年，她的中文很流利。她提到2012年他们组织夏令营带学生去中国。这些学生回来后，提升了语言能力也更全面地了解了中国。 有趣的是，真正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学习中文的学生往往积极地看待中国、过滤对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立陶宛大一学生葛丽泰(Guta Flipovic)参加了维尔纽斯孔子学院的夏令营去了沈阳和北京，她吃惊于沈阳的现代化程度，喜欢北京的颐和园，感触最深的是和普通的中国人比如出租车司机的交流，觉得现实中的中国并不和她平时看到的新闻报道一致。 还有没去过中国的学生，获得了对中国一边倒似的印象。“中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很富有的国家。我将来要到中国学习经济学，因为中国非常成功。”17岁的立陶宛高中生张龙(Lucas Marozas)用带着京腔的流利中文说。他学习了四年半的中文，最早靠中文学习软件，然后在中学和孔子学院上中文班。他天天在网上看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新闻来练习口语并获得关于中国的信息。 学习中国山水画十多年，用中国水墨绘制当地风景并成功举行画展的维尔纽斯画家多利亚·托克萨特(Dolia Doksaite)目前在孔子学院教授中国书画课。“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的深度。中国就像一壶开水，表面在沸腾，底下是平静的，”她说。 巫楠为2012年哈佛尼曼学员，现为自由撰稿人。

德国《商报》对中国大学毕业生争相报考公务员进行了一番分析，而瑞士《新苏黎世报》则关注孔子学院在非洲打造中国“软实力”。 （德国之声中文网）《商报》周六以”中国的理想职业：公务员”为题，报道了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当外企白领，而更愿意报考公务员的现象。作者首先讲述了一名中国富裕人家的女孩准备报考税务局的故事，然后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税务局办事员真的是一个理想职业吗？ “在德国只有少数大学毕业生会认可这样的说法，但在中国却是见怪不怪的事情。成百上千万经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只有一个职业目标：进入机关。” 文章写道，在当下的中国，进入国家机关工作不但能够获得影响力，为个人或家庭带来好处，同时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也是一个安全保障。”在人民共和国里，公职人员几乎不会遭到辞退。数字能够说明问题：不久前，150万人参加了年度（公务员）招聘考试，应聘区区12000个职位。比去年增加了20万人。” 除了在工作稳定性上有所保障之外，中国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也是造成”公务员热潮”的原因之一。欧美的经济危机使得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受到影响，而此前备受追捧的外企工作现在也不再那么诱人。”以前谁要是受过良好教育，往往会试图在大众汽车或者西门子这样的大型集团里找份工作。这意味着丰厚的收入，在良好的企业文化中接受培训以及派往国外的机会。但这些工作经常压力很大，并且越来越不牢靠。雇主期待（员工）加班加点，要求也越来越高。” 《商报》的报道也注意到，北京公务员的平均起薪约合360欧元，乍一看并不高。不过，其中自有奥妙，”复旦大学的孙霖教授（音译）表示：’公务员能拿到许多补贴：年终奖金、出租车费报销、房租补贴，甚至定额取暖费用和通货膨胀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爬上有权有势的位置，还可能拿到比工资高许多倍的贿赂。这在中国已经是系统化的现象。” 中国为快速发展的非洲经济提供工业产品和消费品 “孔子学院”推广中国”软实力”？ 瑞士《新苏黎世报》把目光投向了非洲国家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八年前，非洲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那里建成，目前数量已经达到了27家，数千名非洲学生在这里学习中文以及中国文化历史和书法。 文章写道：”中国希望通过（孔子）学院，用’软实力’元素来作为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的补充。这个由美国政治学者奈尔（Joseph Nye）提出的概念用来形容一个强国在国外的形象和非物质力量。在中国和许多观察家眼中，非洲依然主要是北京’硬’利益的关注所在，比如确保能源和矿产出口，以及中国为快速发展的非洲经济提供工业产品和消费品。中非贸易额在2000年至2012年间从100亿美元增长到2000亿美元。（中国）与肯尼亚的贸易额每年增长30%，就出口而言，中国发展势头迅猛，排名仅次于印度。” 文章提到，孔子学院并非独立于国家的民间组织，而是隶属于中国教育部，此外每个孔子学院都是一所中国高等院校的附属机构，比如内罗毕孔子学院的”中方合作机构”就是天津的一所大学。 批评者称孔子学院是宣传机构，但内罗毕孔子学院主任德宽萨（Dequan Sa）否认这一说法。他表示，这只是民众之间的友谊，别无其他。但《新苏黎世报》的记者同时注意到，”中国异议人士的作品在教学大纲中没有位置。” 作者：石涛 责编：雨涵

　　2012年5月17日，美国助理副国务卿罗宾·雷诺签署了一份指令，称中国“孔子学院教师以教授和研究学者的身份到美国，但部分教师教授的对象却是小学和初中的学生，违反了J-1签证的有关规定。因此，这些签证持有人必须在6月底之前离开美国，若需返美，须重新申请正确的签证。”这份公告旋即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很快发表文章，批评“单方‘喊停’令人困惑”：“美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些政治势力，一直对孔子学院横加指责，不断抹黑孔子学院的教学活动。” 　　其他主流媒体也纷纷跟进，指责美国方面“发难”。与官方媒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联网上的舆论，市场化的媒体《新周刊》官方微博甚至这样评述：“此事‘激活’了公众对两年前孔子学院网站运营费3520万元一事的记忆”，这指的是媒体曾经质疑孔子学院网站经费明细却被叫停的经历。 　　网上的知识分子还翻出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批评“孔子学院”是赚钱项目的文章，甚至连一些亲儒家的学人也开始公开表态，声明孔子学院与儒家文化无甚关系，只是汉语和中餐“培训班”。 　　眼看着舆论正在发酵，美国方面迅速作出了妥协和调整。 　　5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首次对上述指令造成的困扰表示歉意，她表示，5月17日的指令“很草率而且不完整”，对此表示歉意。纽兰重申，美方将尽力确保没有一人因签证问题不得不离开美国。 　　这看起来像是一次技术故障而非中美关系的摩擦。除了个别人的政治过敏，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美国人倒是很乐意占占这些中方贴钱教育项目的便宜。 “孔子学院”经费疑云 　　美国方面的“快速纠错”和“欣然接受”并未化解中国民间舆论对孔子学院的疑窦。这说起来有点吊诡，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有复兴的势头，另一方面则是任何社会思潮一旦被钦定为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民间又不信任且加以抵制。 　　“孔子学院”由一个叫做“国家汉办”的机构所创办。根据官方网站的介绍，“国家汉办是中国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提供汉语言文化的教学资源和服务”，这也确认“汉办”是个官方机构而非民间组织，由教育部直管。 　　国家汉办的“业绩”斐然：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不到10年间，孔子学院已在全世界104（另一说是106）个国家扎根，其发展势头之迅猛，人称“海外大跃进”。截至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分布在104个国家(地区)。目前美国４８个州已设立８１所孔子学院和２９９个孔子课堂，其中更将学习汉语的桥梁搭建到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一批一流名校。官方媒体新华网则将美国孔子学院及课堂的扩张称为“井喷式”发展。 　　在遍地开花的大扩张背后，民间舆论持续质疑产业化的官方项目背后的利益链。早在2010年1月，便有媒体报道，财政部网站上公布的一则中直机构的中标公告引得网友一片哗然：“孔子学院网站运营花费3520万元”，媒体称为“天价网站”。这轮风波以国家汉办的简单回应不了了之，媒体的拷问没能持续下去。 　　这只是冰山一角。舆论对办每一个孔子学院的启动资金、派驻教师的补贴、提供海外学生“中国之旅”的经费等等，都存在疑问，而官方资料则语焉不详，政务信息公开在中国也并没有真正制度化，因此，民间对官办机构会否成了“私肥”的不信任和疑云从未消散。 　　从“天价网站”事件到如今的“签证风波”，让中国一些结构性问题也因此被摊开来看。 　　一方面是国内教育投入的长期不足饱受诟病，早在1993年就承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一再被延迟，迄今未实现；另一方面却是教育部名下的机构在海外大搞文化外宣，“花钱买吆喝”，这是中国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 　　海外华人学者薛涌曾经尖锐地批评：“当中国的孩子连三百元的年教育经费还拿不到时，纳税人的钱被挪到每年享受着将近七万人民币（一万美元）教育经费的美国人那里，补充人家的开支。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的教育每况愈下，中国将越来越没有文化。” “软实力”靠“硬实力”打造？ 　　当然，会有人说，这是花钱打造中国的“软实力”，这笔钱省不得，不能与国内的教育经费类比。 　　“软实力”（Soft Power ）是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的概念。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展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呈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掀起了世界范围内“软实力”研究与应用的潮流，在中国的官方文件及国家领导人讲话中，也多次提及国家应“提升软实力”。 　　的确，“软实力”概念具有普世价值，并非仅只西方适用。《论语》季氏篇夫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所谓“文德”也可理解为“软实力”。 　　应当承认，官方提及“文化软实力”的打造，与民间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有契合点。这与1989年以后启蒙思潮的衰落也有很大关系。 　　90年代以来，源自西方语境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一直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官方意识形态对自由思潮的警惕，导致自由主义生存空间暧昧，另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内部的分歧也在日益扩大，从自由主义又分化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其对应的思潮正是儒家文化的复兴。 　　与八、九十年代民间淳朴简单的改革愿望相去甚远的是，在当下，民间社会的不满已经不仅仅是对贪腐的嫉恨，更有20年权力与市场媾和的资本经济浪潮狂袭之后，酝酿起拜金主义产生的焦灼情绪：毒奶粉、地沟油、空气污染等等生存环境的恶化，让民间社会陷入了普遍的不安全感之中，有学者甚至形容这是一个“互害社会”。 　　于是，既有新左派的兴起，指控市场经济罔顾公平；也有传统文化的复兴，将拯救当下社会溃败的形势寄望于儒家的道德教化功能。它们共同的不满，归咎于自由主义的“堕落效应”。 　　了解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大陆为何对台湾是否葆有中华传统文化之正宗那么感兴趣，对马英九的尊孔之礼那么热切。 两岸能否“软硬结合”？ 　　巧合的是，就在大陆“孔子学院”争议余波未了之际，6月6日，台湾首任“文化部长”龙应台指出，两岸的交流发动机若全是政治，将非常不可靠。拟未来在大陆设文化据点，推进“台湾书院”的发展。 　　姑且不论龙应台的构想能否实现，龙提到了“软实力”和“硬实力”概念，她表示，台湾是软实力、大陆是硬实力，软实力包括创意源头、文化底蕴、开放社会公民素养、总体民众素质；硬实力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庞大的资金、相对之下权力集中的社会。 　　作为作家的龙应台对大陆是比较了解的，这番评价也应当说是中肯的。 　　以我对台湾有限的了解，至少应当承认，台湾创意文化产业的百花齐放远在大陆之上。从来没有一次旅行，像到台湾这般，如此不辞劳苦地带回了那么多文案资料，诸如公私部门合作制作的“文化护照”、画册、旅行指南等。而台湾错落于民间宅院之间的咖啡馆文化，更是令人流连忘返。 　　这一切，在大陆有点难以想象，一是政府与民间文化的合作没有这么积极，二是追求大拆大建的城市规划思维，难以给民间宅院里的文化产业自由呼吸的空间。 　　就是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也曾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中国软实力还微弱的原因，便在于公民社会遭受限制，依赖于国家权力的奥运文化等大型项目的魅力攻势收效甚微。他指出：“软实力的增长不必是零和游戏。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在发现另一个国家的魅力时有所得。但是如果中国要成功，就需要释放民间社会的才华。” 　　约瑟夫的话不难理解，作为“文化官员”的龙应台的愿望也不难了解。正如我在品尝台北精致美食时会想到的，大陆餐馆那么多，却长得太相似，除了金碧辉煌还是金碧辉煌，若能以大陆的资金，引入台湾饮食文化的精致面，那的确是“软硬结合”的完美组合。 　　而大陆所能输出的，也不应该仅是官方主办的“孔子学院”，如何以创意思维挖掘在地文化、民间文化，这是未来很值得期待也完全可能从台湾汲取经验的课题。 　　彭晓芸，台湾《新新闻》第1319期，2012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