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王思想家:“朝鲜精神”的本质是“奴才加暴民”

朝鲜成了本次南非世界杯的一场闹剧。闹剧的主演是两部分人,朝鲜队在台上表演,某些中国人在台下表演。     序幕是巴西人设计的。巴西队很懒散地只进了朝鲜两个球。终场前又懒散地让朝鲜人进了一个球,巴西人没当回事。可是这边的朝鲜人、中国人就被这个进球给欺骗了。“朝鲜精神”的说法开始传诵,主体思想开始放出金灿灿的光芒,“金正日用隐型手机亲自指挥”的说法也登台了。     朝鲜队员郑大世在赛前仪式时痛哭流涕,被某些中国人解读为爱国主义的体现,称之为“本届世界杯最令人难忘的时刻”,“感动了全世界球迷”。但郑大世自己说,他之所以泪流满面,是因为能够与巴西这样伟大的球队比赛。这一点,郑大世还算是老实,但对于某些人则是泄了气。     第二场,葡萄牙人有点不像话,本来嘛,稍微进三五个球就算了,结果居然是搞人家个 7 : 0 ,分明是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对朝鲜精神的蔑视。     第三场输球,输得干脆,我以为,“朝鲜精神”烟销云散了。因为,照那些人的逻辑,小输巴西体现了主体思想的光辉,那么, 0 : 7 和 0 : 3 岂不是证明了主体思想的破产?     然而,某些人的愚蠢超出想象。孔庆东等人居然还试图给破烂不堪的“朝鲜精神”缝缝补补,说什么输了也光荣。于是我们明白了,朝鲜精神不过是剽窃了刘胡兰精神,生得伟大,输得光荣。     看到寒风中吹过一朵花,赶紧命名为所谓“朝鲜精神”。某些人妄图歌颂“美丽的凋谢”,结果发现那花原来是纸做的。纸上的字清晰可见:“首长伟大,我们听话;首长满意了,我们就高兴”。这就是朝鲜精神的主要内容。“主子面前是奴才,主子之外是暴民”,地球上一种叫“狗”的生物也具备这种特性。     扒开这朵纸花,可以看到朝鲜精神的实质:“奴才加暴民”。面对首长,一副奴才相;面对其他奴才或者国际友人,要横眉冷对,把一切坏事的源头都追溯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知道了“朝鲜精神”的内容、实质,还要知道使用方法,说明书上写着 4 个字:灵活运用。朝鲜成绩好了,就说是朝鲜精神在起作用;输了,就说不要把体育给政治化,不能否定朝鲜精神。这也难怪,朝鲜精神本来就是变魔术变出来的,现在继续变花样,也正常。     人要愚蠢到什么程度,才能去吹嘘“朝鲜精神”?     人要坏的什么程度,才能想出“向朝鲜学习”这么恶毒的策略?     追捧朝鲜精神的,固然是思想白痴;笑话朝鲜的人中间,又有几个是清醒的?想过我们跟朝鲜有多大区别吗?甚至,人家朝鲜人至少能住得上“公家”赏的房子呢,而我们中国的“廉租房”,成了公权力“寻租”的房子,成了“权租房”。     “朝鲜精神”,是朝鲜人的伟哥,是中国人的麻醉剂。中国人时常把朝鲜精神挂嘴边,实际上是自我安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差的;提的次数多了,朝鲜精神就在中国升华为“大国崛起”精神了。虽然我们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更买不起房,但我们有“大国崛起”呀,这种精神是能当饭吃、当房子住的。     而我显然没有很好地享用“大国崛起”这个伟哥或者麻醉剂,亏大了。我只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被万恶的应试教育折磨,我们的父母能看得起病,我们老百姓能居者有其屋;闲暇时刻,打点小麻将,不会被抓赌罚款;晚上跟老婆看看仓井空,不会被英勇的公安破门而入,闯到我家里来扫黄;希望每个公民既然长了嘴,就可以发发牢骚,而不会被弄个“诽谤罪”什么的……     如果大国崛起的标准是政府收了多少税,而不是公民的自由与幸福,那么,撅不撅起都扯淡;撅得越高,可能公民越不幸福。   链接:  《朝鲜0:7以后,体育就与政治无关了》         《中国义和团热脸贴了朝鲜冷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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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当今中国之怪象——只能骂皇帝,不能评宰相

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所谓党内民主派的民主自由和言论自由,就是只能骂皇帝,不能评宰相。 整个事件正在进行中,最终会出现什么后果,还不得而知。目前官方部门已介入调查,炎黄春秋也再次发出了“诛杀毛左”的呼吁,几天前还挂在炎黄春秋的首页上,呼吁:“对 文革余孽和毛左,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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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朝鲜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作者:黄章晋


  
 每到节假日临近,我总会想,这次得要去看看朝鲜了,万一再看不着这个国家该多后悔。

  几年前,一位日本同行邀我见识北京一家朝鲜餐厅,其间,他不断表白自己是个强烈反对Koizumi(小泉)的“好日本人”,衷心希望朝日友好,宴席散场,他又很在行地向及时表示对朝鲜歌舞的热爱,于是,一班人马盛装为我们两三个人热情表演。我很尊敬这位同行的职业水准,但他夸张地赞美朝鲜,为他们鼓掌喝彩作沉醉状,让我满心觉得,他其实是在残忍地欣赏他眼中的野蛮和愚昧表演,——这个世界的怪胎国家惟有朝鲜,谁知道它明天是否还存在,不装傻充愣鼓励他们没完没了地表演,哪里还有机会再看到这样的猴戏。也许是我太过敏感,我无法与他一同津津有味:中国与朝鲜,实在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无论是文明人为迎合野蛮人的自尊而故作欣赏之态,还是文明人在觉醒了的野蛮人诉说自己的苦难时礼貌的悲悯,我都会有不自在的联想。

  朝鲜,总能带给我这种复杂的情感。

  当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乘坐专列跨过鸭绿江大桥时,我正在丹东一家酒店早早起来,等着组团一起过境。虽然google
earth上有大批狂热的“邪恶轴心研究者”,把朝鲜看得比中国、伊朗还重,朝鲜三千里江山的每一寸都被他们细细标注过,但下载插件在空中研读,还是无法替代被限制了的实地亲眼一睹,是好奇,还是小心翼翼地证实一下自己的判断,甚至是怀旧?一言难尽。

  看多了渲染朝鲜贫困的中国人,若想到朝鲜满足一下贫寒乍富的优越感,多少会有一定的失望。朝鲜不是当年完全封闭的中国,至少对外部世界的商品是开放的,——除了韩国制造,而且朝鲜远不像当年的中国对国民装束有无数愚蠢的禁则,所以,能被你看到的朝鲜人,穿着打扮并不明显比中国人落伍。在新义州的领袖事迹纪念馆前的广场,我们碰到一对新人,他们的装扮丝毫不逊于中国新人,在公园再次碰到他们时,他们的家人各个手持相机、DV,由于这对新郎会流利汉语的新人与我们总是如此巧合,我甚至起了疑心:如果下次有朋友们再碰到他们结婚,请代问一声好。

  中国各种新奇的商品,朝鲜也有,事实上因为开工不足,朝鲜很大一部分商品就是中国制造的,只是多少以及什么人拥有的问题。朝鲜的对外半开放,甚至使其制作的动画片,也比中国的更得迪斯尼精髓,远不似“喜洋洋与灰太狼”那么弱智。

  赞美朝鲜是个平等社会的人,恐怕也会失望,如果心细的话。朝鲜贫富分化可能远比中国严重。朝鲜大街上空空荡荡,只有两种车,一种是破破烂烂的车,甚至平壤都有木炭车,一种是媲美山西煤老板的高档车。与中国游客保持密切接触的朝鲜人,穿得不差,长得不差,除了没有胖子,与中国人差别不大,但透过玻璃,你总有机会看到那些接触不到的普通人。尤其是在远离宏伟建筑的郊区和农村,所有人都长得与社会主义国家宣传画上红光满面身材粗壮喜气洋洋的公民形象完全相反。

  60年不同的社会制度试验,朝鲜南北变成了两个种族,韩国人平均身高与南欧相近,而朝鲜人则可算世界身材最袖珍的民族。当然,社会主义制度也会在穷国本土制造出身材明显区别的两个种族。刚到北京的头两年,我惊讶地发现,比我年长一辈的北京大院子弟多有着惊人的身高,这种差别在朝鲜更明显。这次正逢着朝鲜征兵时节,从外地汇集来的新兵,看上去都像发育不全的小学生。

  而新义州本部幼儿园的孩子们,享受的师资和教育条件中国普通幼儿园根本无法相比的,他们是朝鲜未来的主人翁。每个教室窗口望进去,老师谆谆诱导孩子的动人场景,拍下来都是一幅阳光希望温馨健康向上的宣传画。孩子们的表演,更非中国幼儿园可比,这里的每一个儿童都有着比林妙可还要林妙可的懂事乖巧天真烂漫可爱。有几出极为精彩成功的节目,我不知道该不该与周围的同胞一样热烈鼓掌,我知道他们是真的喜欢那些孩子的表演,但我无端地想起与那位日本同行在朝鲜餐厅的情形,我只觉得我鼓掌不鼓掌都是一种残忍。万分激动地歌唱金正日将军,与歌唱我们是祖国幸福的花朵,有很大区别么?

  毫无疑问,这个曾跨过鸭绿江来表演的幼儿园,把我们同行的人给震住了,如果当年日本北海道的农民允许到中国的蓝天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北京一〇一中学参拜学习,肯定也会被伟大领袖领导下的中国震住。

  只是我们在离开幼儿园时,未曾料想接待方委婉地认为游客们赠送的礼品不够,大家一时陷入尴尬,导游亲切提示下,我先捐出一百,好歹凑齐三百元,这才宾主尽欢。——去朝鲜的朋友们切记,别以为朝鲜穷,出发前那些小商小贩向你们兜售的文具之类礼品就可以随便打发,你们参观的其实是蓝天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想象一下,接受你们礼物的人,长大后不少人会像他们的中国同行一样,成为领导人、国企老总、专家学者。

  当然,就如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是红色子弟一样,1989年在平壤街头贴出大字报猖狂攻击伟大领袖的,也是朝鲜的红色高干子弟,甚至他们观念转变历程都与中国同行惊人相似,都是受不该读的书的影响:中国同志是读到了内部发行的西方反动名著,而朝鲜同志则是读到了内部发行的马恩原著。

  更当然的是,如果有一天朝鲜南北统一,他们肯定是最怀念“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朝鲜的人,甚至朝鲜普通人也会怀念过去是“主体”主人翁的种种美好,因为对统一后的朝鲜人来说,肯定是另一种“事大主义”,这个“大”就是今日的韩国。朝鲜人过去的一切,无疑都将随着制度被否定而被否定,个人的记忆和价值只在用于否定和批判过去时才有意义。而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否定,无疑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否定,即使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能拥有天壤之别的生存环境改观。被同胞集体加以同情和歧视——这是无法避免的——都是精神上难以忍受的伤害。今天,韩国汉拿院的许多“逃北者”才几年时间就开始怀念起朝鲜,虽然他们绝不愿也不敢回。朝鲜南北60年制度分野造就的心灵鸿沟,肯定需要远比60年更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填平。就一个民族分离的悲剧而言,或许史上未有甚过朝鲜者。

  真的,内心里我经常也会像孔庆东一样深沉地热爱着朝鲜,希望朝鲜这个人类制度实验室能永久存续。这与不少中国专门研究朝鲜的专家们立场相同,理由和动机不同。对他们来说,强调朝鲜对中国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朝鲜必须永久存在,那是关系到饭碗和课题经费的问题,虽然人们喜欢强调,朝鲜是隔开美国人的战略缓冲,但朝鲜战争之前,朝鲜半岛的美国人,连军事顾问、外交官加平头百姓,总数只有几百。有中国某些专家在,即使朝鲜再“悍然”,中国也会支持朝鲜活下去。

  其实,朝鲜让很多中国人不满的“悍然”举动,想一想我们的过去,真没有什么更过分的地方。比如,我们的领导人前脚刚走,朝鲜就立即一个大鞭炮,造成像是与中国商量好的效果,当年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中国让他公开走,他那边前脚走,这边就万炮轰金门,美国人真以为赫鲁晓夫访华就是商量打金门的。当年蒙在鼓里的赫鲁晓夫受了不白之冤,但今天,至少没有人相信中国会支持朝鲜在家里不断添置“大杀器”。

  到了朝鲜的普通中国人很少还会热爱她,我同行的人里,颇有不少一听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说辞,就会热切怀念“尤其是”之前美好岁月的人,然而,与陪伴的朝鲜同志混熟后,中国同志就迅速放肆起来,先是强忍着优越感以无限同情的姿态过问朝鲜人民的疾苦,接下来,再以过来人的身份谆谆教导朝鲜同志“还是得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咋整哈”。我之希望朝鲜永存,理由狭隘残忍而自私,我不希望有一天中国又遭遇任何一个歪瓜劣枣的家伙都可以来教育你的命运。

  话说回来,我同伴中“修正主义者”热心肠的发作,见多识广的朝鲜同志会用“我们当然非常欢迎中国同志来投资”来巧妙地应对,通常,幼稚的“修正主义者”会欣慰地连连点头,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朝鲜也要改革开放了。三十年过去,修正主义者们大都忘了,改革开放原本意味着逐渐削弱对全社会的强力控制,在中国,当时是靠清算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唤起的凝聚力,来替代被大幅削弱的强力控制,不认错、不释放善意,稍一松绑只会导致整个社会在迅速释放的不满中瓦解,在青年大将金正云同志即将冉冉升起的朝鲜,如何具备这种可能?

  朝鲜需要中国投资倒是真的。明年是金日成主席百年诞辰的大庆,要花很多钱,而且金正日同志允诺要在平壤兴建10万套住宅充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此外,尹浩镇同志为制造核武器的全球采购也要花很多钱。但朝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换汇,军火、毒品、超级美元这些拳头产品的销路,因帝国主义封锁受很大影响。不但添置计划面临巨大财政缺口,就是社会正常运转也极为困难。

  当年的中国都渐渐难以为继,而朝鲜不像中国是闭关锁国的社会主义,她是经互会大家庭的一员,苏东剧变断后,朝鲜由于幅员所限无法转变为自给自足经济体,八十年代以来陷入每况愈下的经济困境。虽然,日本在朝鲜留下的工业体系北方远超过南方,纯农业国的韩国到了1970年代初才赶上朝鲜,但今天一个步入发达国家之列,一个步入世界最贫困国家之列。

  路过的朝鲜烟囱很少有冒烟的,企业开工率可以想见,而路边晃过的农田,虽已垦到马路边,但劳作的社员多懒洋洋拄着红旗磨洋工。据朝鲜导游说,今春的寒冷天气对春耕影响极大,谁知道朝鲜是否又将迎来一个饥荒年份。不过,在饥荒会教给人生存技能。当年苏联在1921-1923年和1932-1933年两次大饥荒后,活下来的人已习得了应对饥荒的经验,所以1946-1947年的第三次大饥荒死亡人数少了很多。饥荒不仅会教会老百姓许多知识,也能教会政府许多东西,中国在三年大饥荒后,出台了缩小独立核算单位、允许一定程度的“三自一包”甚至允许退出公社的“调整”,同时默许了黑市调节作用,朝鲜同样在大饥荒之后出台了一系列与中国几乎相同、但却被外界认为是“改革”的新政策。这些年来,朝鲜黑市和地下经济的逐渐发育,使朝鲜人大都拥有了饥荒之年自己养活自己的技能和门路。

  当然,朝鲜面临的问题是,无法像当年中国一样,在挺过大饥荒后,又可以逐渐往回“调整”、斗私批修,缺粮即意味着缺少往回调整的本钱。尤为严重的是,一个正牌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掌控的工农业单位生产严重不足,相对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地下经济和黑市在多年默许下俨然已过份发达,权贵阶层与普通人的财富差距,早已不是按等级分配资源的产物,而是靠权力肆无忌惮市场抽头的产物。

  朝鲜远比中国当年更糟糕的形势,只好祭出中国没用过的狠招:国家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要收回游离于国家掌控的越来越多的民间财富,除了通过币值改革让老百姓手上的钞票变成废纸,别无他法。

  当然,仅靠币值改革是不行的,而且你不能每隔一两年就改一次,何况它还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弹,所以,在工厂农村上缴产品和利润越来越难和这种方式越来越低效时,领袖若想集聚社会资源,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还得开辟更直接的途径,比如各级领导的提拔与上缴忠诚金的多少联系起来,则正常财政系统之外又别开新源。类似的,“先军政治”下,军队可以直接到工厂和农庄收缴所需产品,这种简单明快的霹雳手段也是中国没用过的。

  所以,如果中国人投资,则意味着招商成功的领导有了一笔预备役的忠诚金。

  不过,朝鲜虽然穷,但依然有值得在中国人面前骄傲的地方,我们美丽的朝鲜导游几乎每两个小时就会对比性地介绍一次朝鲜的制度优越性:和你们中国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不同,我们朝鲜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免费的义务教育,我们每个朝鲜人都有免费的医疗服务。朝鲜不仅是义务教育的年头长,而且全民受教育水平也远高于中国。当然,朝鲜的医疗服务制度,只是比中国的现在优越,但并不比过去的中国更优越,在中国医院只有四环素、链霉素、青霉素,开一片阿司匹林还要走后门层层领导批字的时代,中国公民也能享受全民免费的医疗。今天的朝鲜与当年中国不同点在于,好药不需要开后门,送一点东西,医生就会告诉你附近某个华侨家里可以买到中国产的好药。

  当然,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人人平等,只是有一些人更平等而已。那位在本部幼儿园长大、向我热情介绍朝鲜医疗制度的导游,另一位认真想了一下才对我的同事回答说她的父亲是个医生、但不小心愉快自豪地透露她父亲隔几个月就去一次中国的导游,就是属于更平等的那一部分人。我完全相信,与她们同属更平等出身的同学,在将来统一的朝鲜,一定会有人写下《客观评论朝鲜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个纲,纲举目张》之类的文章,热情讴歌赞美朝鲜的全民医疗制度,就像他们在中国的更平等的同志一样,这个国家曾给他们免费提供的,远不只是四环素、链霉素、青霉素。朝鲜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一弹一星”的卓越成就,与他们的自豪骄傲联系得最为紧密。

  我愿意理解这将来的一切。

  去朝鲜前,一口气又把下载的10多部关于朝鲜的纪录片看了一遍,甚至把韩国电影《抉择》再看了一遍。这部正面描写在韩国被判重刑的北方政治犯在狱中顽强抗争的电影,虽然你会觉得狱中斗争方式与中国过去同题材片子如出一辙,但比之中国电影的浪漫化加工,该片极为写实的表达方式,将这种监狱中的残酷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是我近年看过的影片中最令人窒息的。片中人物时刻忍受着逼仄囚室的压抑、渴望亲人渴望自由的煎熬、狱卒的折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居然靠着互相鼓励和牢固的信念理想,几十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抉择》传递的痛感乃在电影之外。因为在我看,这部片子中描述的人最残酷的命运并不是忍受漫长的牢狱生涯,而是在忍受了漫长的牢狱生涯后,竟然获得自由,愿这些活下来的英雄,幸福地永远不知道真相。

来源:魔鬼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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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大中文系的新历史写法

作者:英伦在线 | 评论(5) | 标签:北京大学中文系, 温儒敏

北大中文系有个论坛,冲着北大中文系名头,上面真的是鱼龙混杂。但是最近中文系前系主任温儒敏老师发表了一篇,谈北大中文系历史的文章。可以说是写的相当棒的一篇,温老师,或者内部人称老温,也许是中文系转型的重要人物,按照孔庆东说法,你也许不喜欢这位醉侠,但是他作为在中文系服长期徒刑的人,说出来的话,常常是很有趣的,他说,老温可能是最厉害的系主任之一(具体原文不详)。

北大中文系高手文章,历来是义理、考证、辞章,三者兼备。盛名之下,往往都是中文系不及格的学生。留下来的都是举重若轻的几句话,一篇短文而已。这可能是外界对中文系很少知道的一面,而这几句话,一篇短文,又常常不是大师崇拜者,把头磕破就能写出来的。

这篇文章其实是两个广东人写的,一位前系主任温儒敏老师,一位现任系主任陈平原老师。陈老师研究,温老师定调。值得注意的一点,借用温老师对中文系教师籍贯的构成分析,两位系主任均出自广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气氛在静园草坪前一段照应。

这篇文章可以被列入北大中文系研究的一个文献,传达的信息很多。

长话短说,把这篇文章转过来给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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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诞生100年摭谈

  看到这个标题,有的读者可能会问:北大中文系才100年?百年校庆过去都十多年了,难道中文系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让我先说说这个问题。

  北大中文系的生日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建立的,但具体到哪一天算是正式成立,并没有定见。有三件事可供作“成立”的根据。一是当年2月15日光绪帝诏喻:“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从程序上看,这就是启动了。第二件事是8月24日礼部知照大学堂派员领取“钦命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的关防。 大印都拿到了,似乎也可以说正式开办了。还有第三,就是根据一些回忆,这一年的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宣布开学。 虽然有学者对“开学”的说法有些怀疑,但对“京师大学堂建立在1898年”普遍还是认可的。

  那么为何一开头没有中文系呢?因为大学堂创办之初因陋就简,类似“蒙养学堂”, 课程仅设诗、书、易、礼等几种,学生往往是上午读经,下午学点地理、格致之类常识,还没有分科。稍后办了仕学馆和师范馆,科目分得较细了,因为是速成班,也没有系科之分。1904年师范馆和预科的课程分为“公共”、“分类”与“加习”三科,一年级上公共类,包括人伦道德、群经源流、算学、外语之类,还有就是“中国文学”。二年级以上有4类课程选学,分别偏重数理化、地矿农、法政或者文史,每一类课程中都有“中国文学”。但这时的“中国文学”只是课程,还不是系科,也无所谓中文系。

  一直到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举行分科大学开学典礼,才意味着“中国文门”作为独立教学建制的诞生。当时全校设7个分科大学,也就是7个本科教育的相对独立机构,有点类似现今的学院,包括:经、法、文、格致、农、工、商。其中“文科”下设2个“学门”,就是“中国文门”与“外国文门”。这“学门”就相当于现在的“系”了。北大中文系的前身就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门”,诞生于1910年3月31日,从那时到今年3月,足足100年了。现在北大中文系正在筹备百年系庆,计划在下半年好好庆祝一番。但不应当忘了北大中文系的生日是3月21日。

  北大中文系的出生地与“系址”变迁

  说完生日,还要说说出生地。北大中文系诞生何处?不少人可能以为在沙滩红楼。非也。应当是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1910年“中国文门”作为独立的建制成立之时,整个分科大学都设在马神庙,这也是大学堂开办时的校址——原乾隆皇帝四公主府。据说和嘉公主16岁下嫁,23岁就过世了,其府邸到光绪年间还空置着,后来就由皇上拨给京师大学堂暂做校舍之用。占地并不大,但经过几番修葺,设置还齐全。两层过厅做职员办事处,正殿改作讲堂;讲堂两侧有耳房,做教员休息室。往里边大殿原是公主的寝宫,这时却在中庭祀有孔子神位,而寝宫后两排平房则作学生宿室。再往后的楼房相传是公主梳妆楼,就作为藏书楼。其他一些地方还有博物室、自修室、饭厅、浴室,等等。那时学生数量不多,宿室2人一间,膏火饭食皆官费。晨起鸣铁钟,上课、就寝摇铜铃,开饭则鼓锣为号。学生宿室几排平房之间是操场,学生课余在那里踢球或者荡秋千。 后来大学堂规模拓展,到老北大时期,陆续增设了二、三个校区,包括沙滩附近的汉花园、北河沿,以及城南的国会街等几处,分别称为一、三、四院,马神庙则称二院。北大中文系是在马神庙原四公主府诞生的。但当时“中国文门”座落院内何处?已很难考索。原北大二院旧址后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单位使用,几十年大拆大建,只有原公主府正殿也就是老北大讲堂等几处留存,依稀可见往昔旧迹。

  再说红楼。为何说起老北大和中文系很多人总会想到红楼?不奇怪,红楼和五四运动联系一起,太出名了,以至于“掩盖”了原出生地。红楼也在沙滩一带,现在的五四大街,原先叫“汉花园”。红楼建成于1918年8月,在当时北京,就算是一栋标志性大型新式建筑了。那略带西洋近代古典风格的造型,到现在仍然显得相当有气势和特色。之所以称为红楼,是由于通体多用红砖砌筑。红楼初建拟作宿舍,建成后用作文科教室和办公室。于是五四以降许多知名人物都曾在此讲学、工作和活动,许多故事传奇也发生于此。红楼从建成到1952年(除了四十年代北大南迁的西南联大时期),一直是北大的本部,也是文学院所在地。北大中文系也一直以此为“家”。 1937年北京沦陷之后,红楼被日本宪兵部队占用,地下室曾被用作监狱。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成为北大校舍。1952年院校调整,北大迁至海淀燕园,红楼改由国家文物局使用。现红楼改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对社会开放。现在到红楼参观,遥想当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沈尹默、、林纾、刘师培、黄侃这些大师级人物都曾在此任教、工作与活动,而这些人物又都和中文系联系密切,我们对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会顿生敬意。

  1952年院校调整,10月中文系随学校迁到原燕京大学旧址燕园,就在现图书馆东侧的文史楼设系办公室。当时用于教学的有8座大楼,有5座是原来燕京大学的,都在北大西门一带,而文史楼和生物楼、教室楼(一教)这3座是当时为北大西迁而新建的,现在进东门就可以看到。新旧建筑整体风格类似,都是挑檐大屋顶,三层灰砖砌墙,但新的几座更朴素一些。文史楼每层中间过道,南北两侧都是按教室设计的房间。最上层是文科阅览室,下两层东、 西分别属于历史系和中文系。北大文学研究所(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前身)也曾立身于此。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中文系集合了原北大、清华、燕京(后来又还有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的师资,人才济济,大师云集,文史楼也就称得上是五、六十年代全国一流文史学者的“杏坛”。他们在这里上课、开会、讨论,学生也在这里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但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反右、拔白旗、大批判等政治运动也接二连三在这里上演。前不久我从这栋灰色大楼前经过,有众多家长正簇拥着他们的孩子到这里参加自主招生的面试,煞是热闹。我想到,这栋楼曾有那么多的混乱、消沉、新生与辉煌,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

  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中文系搬出文史楼,“栖身”静园二院,也就是现在五院的对过。文革结束前几年又搬到靠南门的学生宿舍32楼,为的是让师生“三同”。那是动荡的岁月,中文系机构曾被摧毁,造反派组织与“革委会”取代了系行政。中文系搬来搬去,人们大概有一种“居无定所”的焦虑感吧。到1978年秋天,北大中文系进入静园五院,以此作为系址,一直到如今,32年了。关于五院的一些传奇轶闻,我在《书香五院》一书曾记其详,这里就不展开了。

  中文系建立之初的学派之争与学风流转

  以上说过中文系的生日、出生地,以及后来系址的变迁,其实也带出来学科体制、人事、学风等方面的变化流转。既然是庆贺中文系的百年诞辰,不妨再说点旧事。

  北大中文系诞生之初,是很多艰难曲折的,并非一开张就灿烂。某些学派之争和人事纠葛也对这个学术新生体很大制约。现在看到的许多回忆都是文科出身的人写的,自然格外关注文科,有时说得有些神乎其神,好像整个大学堂就是文人和怪杰的天下。其实不然。大学堂时期的文科包括“中国文”虽然列为主课,但整个大学对传统学术并不象后人说的那样重视。大学堂开办才几年,就已经很“西化”了。特别进入民国时期, “百事务新,大有完全旧弃之概”,主掌校政的几乎全是留洋的“海归”,学校开会都用英语,谁要是会德语,那就更被刮目相看。事实上这时“中学”的研究已经退为“装饰品的地位”。 学校本来就向“西学”倾斜,而文科特别是与国学有关的“中国文”又还被一些遗老把持,被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严复主理校政之后,还是主张文科之外各科全由西洋留学回来者担纲,可尽讲西学;而文科则让它纯粹研究传统学术,“尽从吾旧,而勿杂于新”。那些年轻的“海归”派断然瞧不起文科中的旧式文人,彼此有冲突,严复希望中学西学两不相干,各自发展。 他便起用桐城派文人姚永概担任文科学长。本来,京师大学堂期间,文科的教席就多为桐城派文人把握,包括吴汝纶(曾任总教习)、姚永朴(姚永概的兄长)、马其昶、张筱甫(曾任副总教习),以及为桐城护法的著名古文家林纾,等等,虽然仍多执滞于辞章之学,格局偏狭,却也曾一支独盛。清亡之后,这批效忠清室的文人陆续从北大流散,北大文科的地位更趋下降。这除了北大内部的人事变动,更因为民初学界的风气大变,桐城派原来笼罩北大文科包括“中国文”门的主流位置终于被“章门学派”所取替。

  现在看来,学术“政治”好像与“地缘政治”也有些关系。所谓学派往往可能有“某籍某系”的背景。严复1912年离职之后,先后继任校长的何燏、胡仁源,都是浙江人,且都有日本留学背景,他们对文科中旧功名出身的“老先生”不满意,希望北大引进一些留日的年轻学者,来排挤桐城派势力,而章门弟子就成为首选。章太炎继承清代乾嘉朴学正轨,由小学而治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佛学等,眼界阔大,作风扎实,在民初学界声誉隆盛,影响自非桐城文人所能比。章太炎因鼓吹革命而避地日本,除了办报传播革命,又设坛讲学,多讲音韵训诂,以及说文、尔雅、庄子等。听讲者多是浙江籍的学生,包括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黄侃、刘师培、刘文典,等等,后来各自都卓有建树。这些人多是同门同乡, 互相援手推举,大都在1913-1917年间进入北大,形成北大文科和国文门的新兴力量,终于取代了桐城派的主导位置。

  不过,在与桐城派的角逐中,章门学派最显示学术实力的是黄侃与刘师培,他们都不是浙江人。黄侃1914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文心雕龙》与《文选》。刘师培1917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中古文学史”。他们都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作为治学根基,讲究综博考据,打通经史,文章则力推六朝,又被称为“文选派”。他们学术上非常自信,自视甚高,力图通过北大讲台打一场“骈散之争”,驱除桐城派的影响。这除了学术理路的差异,更因为黄、刘认为古文家“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其实是浅陋寡学。除黄、刘氏外,在国文系主讲文学史的朱希祖和其他一些教员也加入对桐城派的批评。桐城派文人终于一蹶不振,失去在北大的学术位置。

  在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新进学人进入北大,提倡文学革命与白话文,鼓吹新文化,影响自然超越在国文门与整个北大文科。他们将桐城、文选两派都视为守旧加以攻击,“骈散之争”就被更热烈的“文白之争”所掩盖和终结,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矛盾纠结中日趋交融变通,北大责无旁贷成为全国文科研究和思想启蒙的中心了。

  六次变革值得总结

  以上回顾北大中文系建立之初的某些史事逸事,好像已经很遥远了。其实,传统的根须伸展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吮吸它的营养,有些“基因”始终决定着后来的命运。北大中文系建立数十年来,道路坎坷,粗略梳理,起码有这么6次牵涉人事、学风与课程的大的变革。第一次是1919年废门改系(改为国文系),实行选科制。第二次是1925年课程调整,出台“分科专修制”,为一年级设定共同必修课,二年级以上“分类选修”,教员也按各自所长归属某一类研究。第三次是抗战西南联大时期,清华与北大两校中文系联合,强化基础性训练,很好地发挥了两校的优势。第四次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三校中文系(包括新闻)合一,随后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又并到北大,新的北大中文系达到鼎盛阶段。第四次是“文革”时期,开门办学,大批判开路,结果大伤元气。第五次是八十年代学科复兴,进入比较正常的建设阶段,中文系语言、文学、文献三足鼎立的框架日趋完善。第六次是最近十多年来,面对新形势的调整,中文系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以及科研方面都在进行艰难的探索。在百年系庆到来时,这些变革都应当好好总结,也值得做专门的研究,因为北大中文系毕竟是全国人文学科的一个高地,也是一个缩影。

  为了迎接百年系庆,我和几位同仁也正在写一本《北大中文系100年图史》。说来惭愧,北大至今没有一本完整的象样的校史,院系的历史更罕有出现。 争论太多,由官方来修史就必然要讲平衡,讲政策,结果容易把历史的棱角都打磨了。所以还是主张个人修史,先写出来,有总比没有好。这次我们采取比较折衷的办法,就是专题加年表的写法,图文并用,展示一些主要的事件与人物。类似前面说到的某些历史细部,也会有所表现。效果如何,还得出版后听大家的评价。做这种学科史很有意思,也很难。对复杂的史事如何选择、过滤、呈现,的确需要眼光和见识。我们多少身在其中,史事牵绕,难免庐山不识。只好期待有更多的同好,能以更为超越的立场来关注这种学科史与学术史的写作了。

           2010年2月24日于蓝旗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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