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

反美鬥士司馬南狡兔三窟，其中一窟竟安插到敵人心臟華盛頓去了。王立軍何嘗不是黨國棟樑，當初空降重慶接管公檢法系統，持有中央軍委手令，有如尚方寶劍。然而王立軍自己大難臨頭，第一個想到的還是美國領事館。這兩位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強化中美國友誼的紐帶，給龍年春節增添了許多喜感，原來“中國不高興”就罵美國；而中國人不高興還是要去找美國。

北京《环球时报》署名单仁平的评论称：“‘借钱还税’的艾未未近日对外媒称，有3万人共‘借给他’140万美元（约合880万元人民币）。”“3万人，这个数字大吗？中国有13亿人，新浪微博用户据称超过1亿！”“艾未未是西方世界全力支持的‘持不同政见’的符号。”“30年来，‘艾未未们’一拨拨冒头，然后陨落，中国崛起却逆着他们的预言不断成形。他们被从这个大进程中淘汰，才是真正的社会潮流。”“必须说，如果没有外国势力鼎力支持，艾未未‘什么也不是’。中国现实环境对艾未未行为的抑制，实际上是对外部力量借艾未未推搡中国的反作用力。艾未未只是自愿做了西方撬动中国的一个支点。”“不知道那3万个借钱给艾未未的人有多少来自中国境内和境外。希望其中的中国人都确实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追随一个煽情的口号。”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孔捷生的评论称：“这个国家真的低估他了。”“艾未未再度向这个政权掷下战书，全民借债筹款俨然又一波行为艺术，正震撼着大红门前那对镇宅的石狮子。”“艾未未‘虽千万人吾往矣’，底层弱者如久旱望云霓，称他为大侠为艾神，何况艾‘特立’而‘不独行’，他的义举唤起一波波公民行动，他所到之处，均有志愿者舍命追随，当地平民挺身而出保护他。”“这个政权诚然还有无穷无尽的手段来整治艾未未，但它永远没有足够的智商去估量艾未未的反弹能力和人民的反抗之心。”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张华的评论称： “过去，中国政府不知多少次以‘莫须有’罪名对付异见人士。无论以‘反革命’、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泄露国家机密’等政治罪名，还是‘藏毒’、‘寻衅滋事’等刑事罪名，又或‘非法经营’、‘偷税漏税’等经济犯罪，甚么罪名也没有，就像刘晓波妻子刘霞、失明的‘赤脚律师’陈光诚、维权律师高智晟那样，要么将他们非法软禁，要么令他们人间蒸发。不少人看在眼里，心里都很明白这些都是政治迫害，但苦于没有途径表达异议，又或声援受害人的代价过大而被迫沉默。相反，今次每个人都可透过做艾未未债主，参与这场‘行为艺术’，毕竟借钱汇款，人人可做！借钱给艾未未，除了对他给予支持，更重要的是对北京当局的无法无天，表达强烈不满。” 香港《明报》的社论称：“与中国人民逾13亿比较，即使有数万人借钱给艾未未，肯定仍然是绝少、绝少数，不过，在官方全面封锁下，仍然有这些人冒着被追究风险，借钱给艾未未，意图‘保护’他，这股勇气所折射为公义而与公权力对抗的精神，不容忽视。至于‘艾未未偷税的事实’，迄今未见当局公布什么文件证据，有的只是新华社报道的说法。”“我们认为，若当局已经掌握艾未未偷税的真凭实据，就应该光明磊落地在行政复议与艾未未见真章，容许艾所属公司可以全面查阅财务数据，容许经理和会计人员出席，让他们在行政复议时，提出辩解，而整个过程要让传媒采访。只要做足一切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和程序，则艾未未等人和所属公司若违法，则他们就在众目睽睽下被确定罪名成立，这样，自然杜绝打压艾未未的非议。若当局仍然以黑箱作业方式处理此事，艾未未只能蒙眼绑手面对行政复议，则他的‘罪名’，将不会使人信服，而此案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法治形象，恐要付出巨大代价。艾案是让国人和世人认知中国政府以法治国决心的观察点，结果存乎当局一念之间。”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评论称：“中共在 1949年建政之后，经历了六个辛亥革命的逢十（10周年）纪念日，除 1961年外，次次做足逢十大庆的戏码，自1980年代后，更形成例行公式，包括10月 9日在北京举行高规格纪念大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呼吁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等。一个用暴力推翻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的政党，又热衷于纪念辛亥革命，所为何来？”“其实，中共以武力打天下，迄今拒绝民主选举，权力来源并非民授，这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阉割。中共绕开民主、绕开民权，号召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强调中共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质是以爱国之名行爱党之实。”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中共在纪念辛亥革命时，主题集中于纪念孙中山和国家统一，避免突出民国和国民党，更标榜中共是孙中山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共举办的辛亥百年纪念，与其说是缅怀孙中山等革命先烈，还不如说是中共丰功伟绩的说明会，除了强化执政合法性，还不忘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中共政权虽将‘为人民服务’挂在嘴边，官僚们却‘为人民币服务’，沦落为特殊利益集团。国富民穷两极分化，民主自由成为空谈，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在现实社会中早已是‘天下为私’。中共自诩为‘孙中山先生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却以实用主义阉割他的思想，对民主共和的精髓置之不理。辛亥革命推翻的是帝制，但中共推行的依然是人治，逆潮流而动，有何资格纪念辛亥革命呢？”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孔捷生的评论称： “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后，中国有了数千年未见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结社自由，当时成立了二百几十个政党，发生了五四运动和与之呼应的新文化运动，其时思想文化界星汉灿烂，有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教育家有蔡元培，北京大学是由中国人办的真正大学。这些全都拜辛亥共和革命所赐，而到了中共建政这六十几年悉数香火断绝。” 香港《明报》的社论称：“辛亥革命百年，中国摆脱帝制一世纪，本应值得隆重纪念，可惜两岸各有盘算，内地只谈民族复兴少谈民主宪政，台湾朝野更冷淡待之。关心中华民族历史的同胞，有责任在这个重要日子放下党派之争，还辛亥革命的本来面目，认清这是中国推翻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的重要日子。辛亥革命已是100年前的事，但其意义到今天还值得细味，因为我们的国家离民主共和的目标还很遥远。”　“一个贪污腐败的政权，人民不会永远盲目哑忍。若政府主动改革，社会还可能平安过渡，人民还能免于生灵涂炭；若政府对改革诸多推搪，一旦人民彻底失望，认定当权者已无可药救，再遇上合适的时机，革命就会爆发。一个看似牢不可破的帝国，可以在旦夕之间崩溃，被人民彻底唾弃，只是民族、人民、国家都要付出巨大代价。腐败的政权必须变革，问题是政府主动改革还是人民被迫革命？在辛亥革命百年的今天，这个课题值得关心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每一位同胞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