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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夏琳 •克勒(Charlene Makley):亡者的政治生命

作者: Charlene Makley (夏琳 •克勒),里德学院(Reed College)人类学系。 译者:傅春雨 @boattractor_cj 文章来源:《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学刊特刊 标题: The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 时间:2012年4月10日 原文网址: http://culanth.org/?q=node/538 最近接连发生的藏人抗议中国国家迫害的自焚事件,再一次向人们提出了若干痛苦的问题:有何政治影响?外部世界能否见证、感受到这类事件?自焚对藏人而言基本上是史无前例的,并且有德望的喇嘛痛心这类行为违背了佛教徒不伤害生命的原则。自2011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自焚(多数是年轻的僧尼),在藏人中间,以及在他们遍及中国内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中间,就这类行为的道义性和政治含义引发了相当痛苦的争论。一些评论者以非暴力和普适的慈悲心向现代派佛教协会(modernist association of Buddhism)呼吁,询问自焚行为究竟是属于暴力的“自杀” 罪孽,还是利它、非暴力的“牺牲”?针对见证和报道这类事件有何影响的指责和反指责交织错杂,而这究竟是在鼓励年轻人效法这种“有害”或“无谓”的暴力行为?还是在放大烈士们为被压迫藏人舍身发出的“有意义”的抗争行为? 对于我来说,面对这自残和死亡的可怕景象所带来的新一轮极度痛楚,不由使我想起了在2008年 藏人广泛的抗议遭受军事镇压 ,我生活在青海省藏区时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所感受到的道德困境。也让我想起了维纳•达斯(Veena  Das,见译注1)(2007)和其他人的劝告,对涉及民族学的有关暴力的问题不要盲目迷信见证人的叙述,因为人的观念会随着时间推移和生活经历而变化,因而影响到对之诠释的民族学。因此,我所采取的态度是,避免就自焚的内在意义或道义进行争论,而只将这种抗争主要地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形式来看待(在自焚事件中,自杀者的身体变成了一种主要的媒介,就如同在自杀炸弹攻击中,自杀者的身体变成了一种重要的武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是藏人在日益加剧的国家迫害和剥夺之下被迫求助于自焚作为传播媒介;而另一方面则是由外国传媒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媒体进行的华丽演出。这就使得我们能够开始理解“亡者的政治生命”( Verdery 1996,见译注2)在后毛泽东时代的转换演变,这门正在深化的“死亡政治学”(“necropolitics”)(Mbembe 2003,见译注3)关系到藏人和其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边缘化的族群,并使得所有的旁观者成为了同谋嫌犯(参见Sontag 2003)。 正如我在2008年所观察到的,对藏人抗议的军事镇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正式进入到一种异常状态,它不再封锁、围困特定对象的敌人,而是封锁、围困整座城镇和整个地区(参见Mbembe 2003:30)。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该地区所营造的沉默和压抑不仅象征着对个体“声音”的压制,而且更是象征着整个藏区原住民所感受到的那种无依无靠的失落、支离破碎的切割、无可动弹的紧逼——一种与过去熟悉的时空丧失了关联的恐怖感觉;对于许多藏人而言,这种感觉似乎复活、再现了 毛泽东去世之前那段时间作为藏人在藏区所受到的创伤 。看到城里的藏人只能躲避在家,在人民武装警察和特别防暴警察那警惕的注视下小心谨慎地过日子,我就不难理解抗议和镇压是多么严重地威胁了一种我所称之为的“默契”, 在改革年代藏人和国家(领导人中的改革者)之间存在着对话和“默契”:不公开强调藏人的历史,不公开强调藏人特殊的(宗教)权威来源及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即便是中共汉人领导实施脱离地方实际的“发展”( Ch: fazhan, kaifa,即汉语拼音的“发展”与“开发”),即便是在该地区大力推行商业化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也没有危及那种隐而不宣的约定默契。 从实际效果上讲,在2008年的镇压中,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消失了的抗议者的幽灵,那些被安全部队杀害和囚禁的人的幽灵(那年春天,整个藏区都在流传着极度痛苦的耳语传言),将以前半隐藏的被封锁、围困的状态(偶尔有不明智的异议者)扩大为针对所有藏人的,日日持续的封锁、围困。与维纳•达斯在印巴分治之后的印度所发现的情形相类似,这种恐惧扩大化的过程有全面撕裂藏人赖以生活的社会道德经纬的危险,而这脆弱的社会经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经历了毛时代对该地区造成的巨大的创伤之后,无意识地重新修复编织而成。这也即是说,政府力图抹去2008年抗议者死亡的记忆,反而在实际上帮助释放了毛时代死难者的幽灵,需要痛苦面对的道义质问再次被提出,同谋、帮凶的问题困扰、纠缠着所有老一辈藏人,尤其是那些从中国政府的干预中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利的老一辈藏人。面对社会价值的衰亡, 面对有着巨大传染性、不合时宜的冤魂重返,我发现我的许多藏人朋友都经历了巨大的恐惧和悲伤,突然失去了旧有的约束。于是他们在2008年春夏转而参加草根的大规模悼念亡灵活动——抵制由(官方)寺庙主持的庆祝仪式,而去参加大规模的(自发)祈祷法会。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把从2009年以来的藏人僧尼和喇嘛的自焚,看成是上述地区亡故者的政治生命一种悲剧化的集体激活(发生在2009年的首起自焚,实际上就是抗议歪曲和抹煞2008年的镇压和死亡)。自焚(实际上)转化成了这样一种的抗议形式,它将以前(被屠杀)藏人的灵魂和(现在自焚藏人的)灵魂交汇链接在了一起,从而放大成了记念哀悼的政治(运动),从被分割、围困的区域扩展到包括所有藏人散居地的整个藏区。在此意义上,我们应当将燃烧的躯体视为信息交流的对话媒介。在极端封闭的状态下(如在第一起自焚发生的阿坝州),政府的话语权控制主宰公共表达空间,抗议者如何能够公开地“显示”出他们的痛苦处境和不平?在言辞表达被剥夺的情况下,该使用什么样的文体和身体符号(参见Das 2007, Butler2004)? 自杀作为抗议在中国地区有悠久的历史。近年来,自杀抗议甚至自焚的做法,在中国境内被边缘化的群体中呈增长趋势。面对市场化改革,他们的绝望和愤怒与藏人相似,但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却是完全不同,正如因抗议地方腐败官员剥夺财产而威胁要当众跳桥的江西农民的T恤衫所揭示的那样:一件写的是“天理何在?” 另一件则写着“以死呼唤良知”(NTDIV Aug. 2011)。与此相对照,藏人的自焚则是以佛教徒舍身求善的信念为特征,而所求之一就是佛教徒的最高寄托:达赖喇嘛的重返,正如他们最后呼喊的口号和手写的传单所表明的那样。令人恐怖的、燃烧的躯体,是作为主要的抗议媒介,而更重要的,是作为对僧人和达赖喇嘛的污蔑中伤的抗辩,自2008年以来这些滑稽的诽谤超越了政府暴力和媒体的底线;然而,我们却不得不见证,自焚者被描述成了应该严厉打击的“恐怖分子”。事实上,当集体抗议的空间大幅缩小,藏人僧侣(和两位尼姑)的自焚基本上是年轻人个体的行动,是自愿和利它的反对行为。我禁不住要想到, 当整个高原蔓延开集体的、非复仇的悲哀,当沉默在严密封锁下燃烧,伴随着政府安全部队(以强迫失踪的方式)和国家媒体(以不停的新闻检查)的不断清除,这些自焚者燃烧的躯体其实是在“预示”严酷的、最终的(藏民族的)死亡,这点至为重要。这些燃烧的躯体也提供给(世人)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参考文献: 鞠迪什•巴特勒尔,2004,“不安的生命:哀悼和暴力的力量。“ (Butler, Judith. 2004.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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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俄安全局:7条中国毒品供应链被破获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在19日对外宣布说,7条从中国向乌拉尔地区供应新型合成毒品的供应渠道被安全部门破获,俄反毒品专家称,中国已成为俄罗斯境内新型毒品最大供应国。 据俄联邦安全局乌拉尔分局新闻处星期四对外公布消息,安全局近日同当地警方协同, 同时在乌拉尔地区的秋明、苏尔古特、下瓦尔托夫斯克和诺亚布尔斯克等多个城市展开特别行动,破获了7条从中国运进新型毒品和分发的渠道。   据俄媒体报道,除了9名涉案人员在此次特别行动中被拘捕之 外,警方还缴获了共有500多克由“麻黄素”合成的毒品和2.5公斤合成大麻。这些毒品均是由中国境内的数家化学实验室制造。   据透露,在此之前,警方经过长时间侦察之后发现,这几个团伙与中国境内的贩毒团伙 勾结,居然明目张胆的将新型毒品装在塑料袋中,通过网上购物和特快专递的形式运进俄境内,之后再进行转运和分发。   俄罗斯反毒品专家叶夫根尼•罗伊兹曼在2011年2月9日就曾对外宣布说:中国已经成为新型毒品的主要进口渠道。仅在2010年,来自中国的毒品就已经占到俄罗斯毒品市场的30%,而且在不断增长。   俄罗斯联邦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流通监管总局局长维克托•伊万诺夫在今年4月9日的一次记者会上,对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境内除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之外的新型毒品最大供应国表示忧虑。   他在记者会上就此表示说:“根据我们掌握情报,中国境内的毒品实验室总是能够不断翻新花样地推出各种新型毒品,这些新型毒品在俄罗斯年轻人中十分流行。”   俄缉毒局长伊万诺夫还在4月11日于阿斯塔纳举行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打击非法贩运毒品主管部门领导人协调委员会会议上建议说:应该将毒品视为全球最主要威胁,取代目前的恐怖主义。他还呼吁加强国际间缉毒合作。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周人俄罗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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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媒体看中国:薄剧新发展

美國之音记者: 齐之丰 图片来源: 路透社 中国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资料照) 薄熙来戏剧在过去的24小时里再度呈现令人瞩目的新发展。多头并进的新发展来自中国、英国、美国,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酒店、毒药、官员、谋杀* 自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2月6日突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以来,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成为中国几十年来最大的政治丑闻剧的主角。早些时候,中共宣布薄熙来的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被停止,他的妻子谷开来有故意杀人犯罪重大嫌疑被逮捕。   路透社 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资料照) 中国官方媒体早先已经表示,有证据证明,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去年11月15日死于重庆是死于他杀。谷开来以及薄家的一位勤务人员有重大杀人犯罪嫌疑。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发表记者席佳林(Kathrin Hille)从重庆发出的报道,首次披露海伍德在其中中毒身亡的酒店是在重庆南山丽景假日酒店。该酒店地位于南山风景区,可以俯瞰重庆;薄熙来妻子在该酒店所在的重庆南岸区有一所山间居所;该区的中共区委书记夏泽良得到薄熙来的破格提拔,与谷开来也关系密切。 席佳琳的报道说:“熟悉这次调查的官员和知情人士说,他(夏泽良)被怀疑提供毒药,并在海伍德被杀当晚,调用辖区内安保人员控制附近地区。重庆官员和商人表示,夏泽良是薄家动用官方资源谋取私利的一个典型。” 早些时候,国际媒体报道说,海伍德之所以在重庆死于非命是因为他掌握着薄熙来家非法向海外转移大笔资产的材料,并威胁要将这些材料曝光。 *薄熙来-王立军-海伍德* 今日重庆显然已经成为调查报道的新闻记者的金矿。星期二,路透社发表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从重庆发出的独家报道,报道引用多个熟悉有关调查的消息来源话说,在今年1月18日,王立军当面向薄熙来提出证据,显示谷开来与伍德死亡案的关联;薄熙来一时震怒,并要王立军离开办公室,但不久又要王立军返回,表示可以继续进行调查。 “多个消息来源表示,两三天之后,薄熙来又改变了主意,使王立军靠边站;薄熙来显然是意图打消有关案件的调查,保护他的妻子,也保护自己的仕途。” 储百亮的这一报道与中共早些时候有意或无意泄露外界的初步调查结论吻合。 那份题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王立军事件通报”的中共内部文件说: “今年1月28日,王立军找薄熙来同志通报有关重要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由于办案人员为此感到了压力,已经接到辞职信,希望薄熙来同志予以重视,妥善处理。薄熙来同志对此十分不满,随后找市政府、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商量,以多岗位全面锻炼为由,提出调整王立军工作。” 该文件还说,“在薄熙来同志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有关方面以各种名义违规审查王立军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重要案件的办案人员。王立军认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出走,…….” 路透社的报道说王立军头一次向薄熙来提出谷开来问题是在1月18日,而中共中央外泄的文件则说是在1月28日。综合路透社本身的报道和中共文件来看,那个日期看来应当是1月28日。 *中国丑闻,英国丑闻* 不饮酒或很少饮酒的海伍德在重庆死于重庆当局所说的酗酒过量,并且在没有尸体解剖的情况下匆匆火化,英国驻中国领事人员对中方处理海伍德死亡案一度还表示满意。于是,海伍德死亡案不仅在中国引起一场政治大丑闻,也在英国引起一场政治大丑闻。 英国反对党指责伦敦现政府力图维持和拓展跟中国的贸易关系,对海伍德死亡案实行了有意无意的淡化处理。在强烈的批评声中,英国政府则声辩说,政府绝无为了推进跟中国的贸易而淡化处理海伍德死亡案之事。 英国政府在海伍德死亡案处理问题上所受到的强烈批评和英国政府对批评的应对,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约翰·伯恩斯星期三从伦敦发出的报道的主题。他的报道说: “一个英国商人在中国据信是死于谋杀之后的几个月里,英国的外交官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一直是不紧不慢不冷不热。但大卫·卡梅伦首相的政府星期二突然改弦更张,对议会表示已经直截了当地强烈要求中国‘揭开这一悲剧性死亡事件的真相,’而且要在‘没有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星期二,卡梅伦首相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会晤了中国事实上的宣传总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明确提出41岁的商人尼尔·海伍德去年11月15日被发现死于重庆市酒店的案件。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则在议会受到反对党议员的一连串的愤怒质询。那些议员担心英国政府淡化处理海伍德死亡案的诸多疑点,为的是在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占据更大的地盘。” 《纽约时报》记者伯恩斯在报道中还写道,黑格承认,尽管英国政府早先获悉在中国的英国人对海伍德死亡案提出的怀疑,但他只是在接到美国外交官另外向英国传达的相关信息之后才向中国正式提出调查海伍德之死要求的。 *海伍德案关键日期* 截至本星期二,英国政府向中国正式提出调查海伍德之死要求是在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之前还是之后,英国方面一直拒绝对追问的新闻媒体作出说明。而在外界广泛报道英国提出这一要求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外交部则表示对这一要求不知情。 星期二,英国大报《卫报》发表记者尼古拉斯·瓦特和塔尼亚·布拉尼根联合采写的报道说,在英国首相星期二会晤到访的李长春之前,外交大臣黑格对英国议会发表一项声明,详细列出海伍德离奇死亡案有关的重要日期,从而揭开了3月下旬以来的一个谜团: 11月16日(去年),英国驻成都领事馆得到重庆市公安局报告,说海伍德死于酒精摄入过量 11月18日(去年),海伍德家属对英国外交部表示,希望将遗体火化。英国一位外交官参加了火化仪式 1月18日,英国外交部官员获悉重庆官方对海伍德死因说法有疑点 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提出海伍德死与他杀问题 2月7日,外交大臣黑格获悉海伍德死亡案疑点,他要求有关官员向中国当局提出紧急陈述 2月15日,英国驻北京副大使会晤中国外交部官员,提出海伍德可能死于谋杀的疑点,并正式要求中国当局调查 2月21日,英国大使对负责欧洲事务的中国副外长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并在一个星期之后对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再次提出 3月22日,在没有得到正式回应的情况下,英国外交交部领事部主任对到访的一位中国官员提出海伍德死亡案问题 4月10日,中国当局宣布对海伍德死亡案进行调查 *王立军缘何未得美国庇护* 将英国、美国、中国、薄熙来、谷开来、海伍德这些国家和人串连起来形成令人瞩目大事件的是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感到生命威胁的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试图寻求庇护,从而在中国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暴或大丑闻。 美国为什么决定不向王立军提供庇护呢?《纽约时报》在先前的一篇报道中简短地提到美国官员担心王立军的庇护申请资格问题。 星期二,《纽约时报》再发表记者斯蒂文·李·麦耶斯和马克·兰德勒的长篇报道,详细讲述了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内滞留36个小时离去的情况。这篇根据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提供的情况写成的报道说,美国方面之所以决定不给与王立军正式庇护,是因为1)在中国内定最高领导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之际,美国方面不愿接手这样的烫手山芋,给美中关系带来重大消极影响;2)美国方面担心王立军的庇护申请资格问题。 所谓的担心王立军的庇护申请资格问题,是指担心王立军有犯罪记录,美国方面不愿意庇护罪犯。麦耶斯和兰德勒在他们的长篇报道中写道:与1989年中国科学家和异议人士方励之夫妇得到美国北京大使馆庇护相比,“王立军案明显不同。王立军是重庆市副市长,在跟薄熙来闹翻之前是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在担任薄熙来的首要助手期间,他在重庆以不留情面、肆意武断执法而著称。” *美国的自辩* 尽管如此,在一个感到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人寻求庇护时回绝其庇护请求,这从道德或道义上说是成问题的。美国国务院有关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为美国提出了辩护。麦耶斯和兰德勒的报道援引一些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外交官的话说,在确定王立军不能提出正式庇护申请的情况下, “美国国务院对他提供了保护。假如没有这样的保护,他几乎肯定会被忠于薄熙来的警察逮捕。另外,美国国务院也确保了王立军可以在北京提出他的指控。” 报道说,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期间给他认为能帮助他的北京有关部门官员打了电话,安排了北京来人把他接走。 《纽约时报》报道的这一说法,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有关王立军离开美国领事馆的说法明显不同。黄奇帆三月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在美国领事馆跟王立军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说服了王立军同意离开;最后王立军离开并被来自北京的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带走,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官员进入一个外国领事馆,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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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王立军 美国人终于开口说话了

美官员披露王立军领馆36小时: . 提供中共高层权斗爆炸性信息 京港台时间:2012/4/18 消息来源:美国之音 . . 据报道,美国驻中国官员把一名前重庆市官员保护了36个小时,使他能被交给北京当局而不是当地警方。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二晚间在其网站上报道了前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短暂停留的详细情况。目前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已经失势。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是根据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行政官员、国会助手和外交官提供的信息撰写的。报道说,王立军2月6号抵达美国领事馆时情绪焦虑,随后美国官员开始进行激烈的争论,并将此事向白宫汇报。 《纽约时报》说,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由美国国务院决定的,由于王立军名声不好以及把他秘密带出中国的难度很大,国务院迅速拒绝了王立军的庇护请求。但有关官员允许他在安排安全前往北京的同时留在领事馆,而不是立即把他交给忠于薄熙来的当地警方。 《纽约时报》说,王立军到达美国领事馆时,身上带着指控薄熙来和他妻子谷开来的详细材料。王立军并没有把这些材料交给美国官员,但是他向美国领事馆官员零零散散地谈了在中国权力、政治和腐败之间纠结不清的关系,透露了大量内幕情况。 据多维报道,薄熙来事件由王立军闯美国成都总领馆开启的,但是美国白宫一直对王立军事件保持难得的沉默。在4月10日北京公布对薄熙来的“双停”处理后,外传王立军可能因滞留并透露信息给美方而被判叛国罪并处以死刑。现在,美国官员开始透过美国媒体说话,披露王立军2月6日闯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36小时,华府、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甚至北京方面所发生的细节。 《纽约时报》4月17日引述美国官员话称,王立军是在“激动不安的状态下”(agitated state)出现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他担心自己生命受到威胁,便提出政治庇护申请,讲述了一个充满腐败与谋杀的故事,将奥巴马政府卷入一个它急于回避的丑闻中。报道指出,王立军带进总领馆的资料主要关于薄熙来,但王立军现在因向美方泄露国家事务,可能被判叛国并面临死刑。 领事馆官员称,王立军一开始是语无伦次(rambling),但最后还是让美方了解到了涉及中国权力、政治和腐败的错综交织。美官员认为,王立军提供了一些涉及中共高层权斗的爆炸性信息。 熟悉对话内容的国会官员表示,王立军说的内容并不是完全有条理的,但是还是提供了一些内幕(insight)。 报道称,王立军带进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材料详细记载了针对薄熙来和谷开来的各种指控。但是看过材料的美方人士强调,王立军并没有将材料交给美方,有一位官员形容文件内容是关于重庆警方调查的“技术性”内容。 该报道与美国国务院此前对王立军事件简短的说法有出入。王立军2月6日闯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时,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何孟德(Peter Haymond)并不在成都。 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兰(Victoria Nuland )2月8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王立军以重庆市副市长身份要求和美国领馆人员进行会谈。她称这次会见是预先安排好的。疑点在于如果是预先约好的会议,为何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何孟德不在成都。 新华社4月公布的说法,王立军2月6日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without authorization)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滞留”。 而《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指出,王立军在领事馆时被允许致电其认为能够救他的北京官员(officials),在领事馆呆了36小时后,北京派出的官员护送王立军通过领馆外的地方警力封锁线( local security cordon)。美国高级官员强调,王立军并没有被美国总领馆“扔出去”(tossed out)。 由于当时距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还有7天的时间,且中美关系已经专由美国副总统拜登亲自主导,外界普遍认为,拜登参与了整个王立军事件的处理及决策过程。而报道指出,当时在总领馆内的官员紧急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通报后,立刻上报到华府的国务院甚至白宫,白宫就是否接受王立军庇护请求进行了疯狂辩论(Frantic debate)。 但是《纽约时报》报道引述的官员强调,最后如何处理王立军的决定是国务院做的。他特别撇清白宫在“决策过程”中只是最高汇报的对象。 而且,美匿名官员称,美外交官一开始就知道安排王立军出境的困难度以及他身份问题,所以没有安排任何正式的庇护申请过程,但特别强调,是美国国务院协助保护他(shielded)不被薄熙来派来的重庆警方逮捕,同时确保他能将举报信息传递给北京。最后导致薄熙来与谷开来事件的发展。 其他媒体此前有报道指出,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在接获报告后,因正逢习近平访美前1周,随即向白宫进行汇报,称王立军在总领事馆过了一夜,次日凌晨骆家辉正式通知何孟德,白宫已拒绝王立军的政治庇护申请,因此王立军转而提出希望向北京投降,自行离开美国总领事馆。有记者向国务院发言人努兰求证王立军是主动离开领事馆,还是被要求离开,或是被强制带走的。努兰强调,他是自己选择离开的。 美国驻外机构有“不留人政策”,即对于提出庇护申请的“不速之客”,一贯的外交程序就是尽量“不留人”,设法就地寻求解决方案,避免损害与当事国的关系。美国匿名官员也认为,对于不是政治异见人士的王立军而言,美国完全不可能下决定向他提供庇护。 一位美国国会人士称“王立军事件”堪比一部《谍影重重》(Bourne Supremacy)情节,认为该事件有导致美中关系紧张化的风险,因为在应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白宫需要中国在朝鲜和伊朗核以及叙利亚问题上予以支持。 成都惊魂夜 美拒王立军政庇 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2月6日晚易装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从此引爆中共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党内最严重的一件分裂大事。虽然已经王立军已被掌控,但中共官方迄今没有对他进出成都美领馆事件做出具体说明。「纽约时报」访问美方成都领馆人员、国会议员、国务院及白宫资深官员,18日在头版首次从美方角度,报导处理王立军申请政治庇护经过。 纽约时报报导,2月6日晚上,变装易容的王立军开始对美方人士描绘一桩欧巴马政府不愿沾身的中国贪腐谋杀的丑闻。 报导说,王立军要求美方给予政治庇护,当时中国安全部队正迅速围住成都美领馆,要美方交出王立军。 美领馆内正掀起同时惊动白宫的激烈快速辩论该怎麽办。最后,王立军在领馆透过电话安排北京国安部一名官员自北京赶来,滞留36小时后,这名官员护着王立军走出重兵围绕,被带出领馆。王立军至此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正在接受调查,原因是向美方泄露中国内部事务,如果被定有叛国罪成,可能被判死刑。 王立军在领馆内对美方提供的资料确保他能取得政治庇护。但据纽约时报访问多方人士后所得的结论是:美方当时认为,王立军所提供的资料难以马上查证,同时要把王立军密送出中国也非常不易,不可能给予他政治庇护,但美国国务院可以保证王立军不被忠于薄熙来的警察所逮捕,而能让王立军直接向北京控诉。 一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表示,「(我们)没有把王立军丢出去不管」(”He was not tossed out”)。 报导引述美国官员说,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详细谈到他对薄熙来和谷开来的指控的文件,不过他并未向他们提供这些文件。尽管美国方面并不知道文件的具体内容究竟为何,但一位官员描述说,那是重庆市警方(有关海伍德命案)调查的技术性文件。 这显示美国方面并未掌握王立军手中的实物文件。同时,与最近以来传闻不同的是,报导引述美国官员说,当时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何孟德(Peter Haymond)并不在成都,由他的下属负责处理。他们紧急通报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由他们负责与华府联络。 官员说,美方允许王立军打许多电话给北京寻求帮助。与此同时,他与美国外交官们閒谈中讲到的中国权力、政治和贪污情形,又让他们感到讶异。 报导还引述处理王立军事件的美国官员说,王立军的身分与「六四事件」时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着名异议人士方励之不同。他在被薄熙来调职前是重庆市的公安局长,并非政治异议人士,而是当地残酷和专制的执法者。 该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他的这一身分使他不可能获得政治庇护。该名官员和其他消息人士说,国务院在把王立军案通报给白宫高级官员后,作出了协助王立军转往北京的决定。这一决定由国务院作出,而非白宫。 欧巴马总统的前白宫中国政策顾问贝德(Jeffrey A. Bader)说,「在天安事件中给中国的人权偶像提供政治庇护,是一个特别案例」。他说,「这不应看作有例可循,尤其在数以百计的中国安全部队人员陈兵馆外的情形下,处理一个前省级公安局局长的案子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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