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

比文革更为空前的民族浩劫(图)

      比文革更为空前的民族浩劫(图)                    读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                            宋永毅 荷兰史学家冯克的新书中文版本《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新纪元/看中国配图) 给数千万亡灵一个慰藉和公正 冯客教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英文版刚出版不到一年,该书的中文版便由新世纪出版社以惊人的速度和质量翻译出版,对想要了解中国当代史真相的读者们来说,真是一件幸事。书的作者在副标题中把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大跃进/大饥荒称为“中国浩劫史”,该书的译者在中文版的“出版前言”里更开宗明义地指出:相比较一般人都认同的“空前的”文革浩劫,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才是真正空前的民族浩劫──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作、译者的史识和学力。我想要补充的是:一般的读者之所以把文革认同为空前的民族浩劫而忽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灾难更为深重,和这两场浩劫中的主要受害人群体的不同有关.文革中的受害者,包括了绝大部分的中国精英阶层,如干部、艺术家、中国知识分子等等。文革后他们自然地提笔来控诉揭发,一时充溢了所有的舆论管道。而大饥荒中的数千万亡灵,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中国农民,最大但又是最底层的沉默的群体,他们无法在劫后用“伤痕文学”等等的形式为自己伸冤诉苦。另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衬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不足:他们对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中国农民的灾难还是缺乏足够的关注,因为海内外研究大饥荒的着作远远少於研究文革的文字。作这一如是观,我们实在要感谢所有大饥荒的研究者和此书的作、译者们,因为他们用他们的着作还了死在大饥荒中的数千万中国农民的亡灵一个慰藉和公正。 对大饥荒全景式的历史回溯 和已经出版的研究大跃进/大饥荒的中英文专着相比,冯着的过人之处并不在理论的创新和考据的严谨。但是,冯客显然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他以宏阔的布局,生动的描述,对这一浩劫做了一个主线清晰、语言简明并引人入胜的历史回溯。其源头,诚如作者在第一篇“追逐乌托邦”的八章中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是毛泽东想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个人野心。 今天人们对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历史记忆,恐怕主要还是源于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济闹剧。这样的单一回溯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冯着告诉我们: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支配着人们荒诞行为的实际上是深植于内心的政治恐惧。这一恐怖的造成还不仅在于刚刚经历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中国党外知识分子的精英已荡然无存;更在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其实是毛泽东全面扫荡党内、军内、政府内“反对派”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上政治运动空前密集的一年。首先,在全国省、市一级搞出了近四十多个各种名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比较着名的有河南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等人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浙江以省长沙文汉,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为首;有甘肃以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有青海以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为首的“反党集团”等等。在政府内,毛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大批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掀起一股批判周、陈等人推行的一九五六年经济政策的“反冒进”浪潮。这样,毛在党内军内都造成了人人战战兢兢的局面。原来敢于讲真话的各省市的高级干部就基本被扫地出门,中央的周、陈、李、薄等人在政治压力下不但一再检讨对“一九五六年建设跃进”的“方针性错误”,还主动为一九五八年“一天等於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的“大跃进”大唱赞歌了。如果浏览一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的报道便会发现,那时隔几天就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平调风”的横行之地,也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其次,就民间政治运动的密集度而言,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恐怕也大大超过了文革。早就有人统计,连同还没有结束的“第二次反右”,“肃反大跃进”、“向党交心”、“拔白旗运动”、“反坏运动”、“双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瞒产运动”、“平叛、反封建运动”等林林总总共有二、三十种之多。而且,如同冯着指出的,这些运动都伴之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而被暴力直接迫害致死者有“两百五十万”之巨。这样,这些政治打击运动无疑在社会各阶层制造出深深的恐惧。恰恰是这种政治气氛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毫无抵制地蔓延开来。继而,又使人对饿死千百万人的大饥荒的真相噤若寒蝉. 不忽略劳改营和军队两个盲点 在一般的对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中,因为材料的缺乏,劳改营和军营常常是被忽略的两个盲点.自从大陆作家杨显惠的纪实文字《夹边沟记事》问世以来,成千上万在劳改营中被活活饿死的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冯着对此也下了不少的功夫。作者利用查阅到的内部文件,指出一九六○年大约有一百八十万劳改犯。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大致死亡率是百分之五,但是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却是百分之十,大约共有七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冯客指出:这只是一种“保守的估计”。根据我所看到的公安部的内部文件,这恐怕真是一种“保守的估计”。例如,公安部一九六○年九月十四日转发全国的有关广东文昌县冯家教养场有意饿死、打死劳教人员的通报中承认:建场仅一年的这一小小的劳教单位,劳教人员便从一千二百五十五人锐减到二百五十八人(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正常减员)。由於饿死劳改犯情况的普遍和严重,公安部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向全国劳改劳教单位发出一个“关于制止三类人员死亡问题的紧急指示”,这一指示要求地方“每十天一次”向公安部报告囚犯“每天的病亡变化情况”。要“大力抢救病号”,直至死亡。以倡导“阶级斗争”闻名的公安部,在这一紧急通知的开篇却令人意外地宣示:“目前应当把生活问题当作中心任务狠抓,不然不但今年的生产、改造不好办,而且会增加社会阻力,再犯错误”。如果不是劳改劳教人员极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急速蔓延,公安部怎么可能这么有人情味?可惜的是,这一死亡趋势愈演愈烈。公安部在一九六一年年底(十二月十九日)所发的一二四号文件中承认:“目前死亡的数字,比去冬今春已有很大下降,但绝对数字仍然很高……。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而且去年死亡较少的十九个地区,今年就有十一个省、市比去年同期的死亡率增长.”换句话说,按公安部的统计,如果说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囚犯比率是百分之五,那么一九六一年绝对在百分之十以上(可算作百分之十一)。而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则远远超过了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十一,可能是百分之十二──十五。仅按此计算,至少有九十万人在劳改营中被饿死和折磨致死。 冯客在他的书中还细心地提到了一般的统计“不包括军队人口”,因为档案被封锁。其实,也并非无迹可寻。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发了一个“总后勤部关于全军浮肿病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他指出:“全军浮肿病患者,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严重!”这一报告披露:自一九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仅三个月中,军队人口中新发生的浮肿病患者为“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人”。如以此推算,一年就可能有近十二万军人因为饿而得浮肿病。自然,因为军队是基本保证供应的“国家机器”单位,大多数人是可以通过国家剥夺农民的口粮给他们治好的,但绝不是所有的人。如果有百分之零点五至百分一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治好,数年内也就可能有万余人的非正常死亡。 难道毛泽东不知道饿死人吗? 善良的人们常常疑惑:在胡搞“大跃进”当中基层大规模地饿死人,大概毛一定是不知情的吧?而冯着却用他查到的内部文件告诉人们,毛泽东是基本知情而为之。例如云南陆良县和大跃进的“圣地”徐水县,一九五八年就直接向毛上报过因为高征购和暴力造成成百上千的人被饿死的实情。如果我们看一下同期的新华社《内部参考》等文件,更会发觉当时的内部秘密调查和基层干群的告御状早已经如雪片直飞毛和中央。又如,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的河南“豫东事件”里,共死亡十多万人。尽管河南省委掩盖真相,只上报毛“死了五千余人”,但五千余人也绝不是一个小数字!毛却无动于衷。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苗头在河南一出现,河南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就有不少群众于十月二十日直接给毛写信告状,毛还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做了批阅。不久河南省委的正式调查也直接向毛肯定了这些规模不小的暴力和非正常死亡现象,但毛仍认为只是无碍大局的局部的现象,如冯着所说:“他无视人民死活”;“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六月期间,毛没有放慢大跃进的步伐,而是坚定地继续追求乌托邦。大跃进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天堂而部署,今天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来明天全体人民的好日子……运动一定要进行下去。”然而,一旦大跃进全面失控,恶果日益明显时,又如同作者指出的:“毛泽东就转过身来,把自己的账算到别人头上……不仅把混乱的责任转嫁给地方干部乃至他的亲密战友,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关心臣民疾苦的仁慈的领导人。”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冯着的书名就是《毛泽东的大饥荒》,但作者并不主张只追究毛泽东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认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一个是一党制,第二个是极端的集体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目下学界的一种共识.但是读完全书,却觉得冯着对毛的个人责任,即他专横暴戾的性格、翻云覆雨的权术等等对大饥荒的影响的客观描述,亦是不可多得的精采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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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年青一代觉醒的心路历程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 进入专题 : 毛泽东 文革    ● 宋永毅       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后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毛式极权制度的没落,并激发了中国独特的民主运动。“文革”的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但它也使许多年轻人对共产党政府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幻灭感,激励了他们为中国的未来推动政治改革的热情。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无疑是想通过党内外不断进行的残酷无情的政治清洗,更全面而严密地控制人民的头脑,为他本人树立起中国新帝王的权威。然而,在整个动乱时期,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中间,始终存在着对毛泽东体制的怀疑与抵制。在这场大灾难中,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判决了一大批“反革命案件”,公开批判过30到50株“大毒草”(即赞成异端思想的作品)[1],如遇罗克的“出身论”(1966)和“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1974),中共领导层对异端思想的出现极为惊恐。此外,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的地下文学和读书运动一直不绝如缕。1966年爆发政治和社会动乱时,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街头,激进的红卫兵把各种书籍当作“封资修垃圾”付之一炬。可是没过多久,还是这些人,即所谓的“红卫兵一代”,几乎是在“文革”刚爆发的一年后,又开始热切地寻找、阅读和流传这些所谓的“封资修垃圾”了。     从对这一现象的观察中可以引出一系列极有意义的问题:“文革”开始时,中国青年人中的佼佼者几乎全都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后来他们为何又变成了毛泽东的敌人呢?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文革”和毛泽东体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在青年人的这一思想觉醒的过程中,在他们从激进到理性、从无知到成熟的转变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值得探索的事?本文通过追溯“文革”时期的地下读书运动,探讨一代“红卫兵”思想觉醒旅程的起源、形成、成熟和分化过程,追寻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的重要足迹。          一、令人惊讶的发现: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培育了自己的反对派          了解地下读书运动的起源,关键是要认识到“文革”本身包含的矛盾。深入研究“文革”时期的异端思想,就会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最先使中国人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产生异端思想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初期的一些政治操作。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革”时,固执地相信自己已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在党内“失去了大部分权力”,他认为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邓小平及其同伙占据着全国的大部份党政要职[2].1966年夏,“文革”刚一爆发,刘少奇和邓小平便立刻派出许多工作组,试图控制住运动星火燎原的势头。毛泽东看到,整个党政系统都处在自己对手的牢牢掌握之中,所以他认为自己唯一能利用的力量就是群众运动了。为了在全国发动群众运动,对抗刘邓及其控制的党组织和工作组,毛泽东把自己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暂时掩盖起来。与此同时,他向民众展示了一幅有关未来政治改革的模糊不清的乌托邦蓝图,从而赢得了千百万年青人的支持。首先,毛泽东向人们许诺,经过“文革”之后官僚制度将被消灭,会建立一个新社会。他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民主要素来表达这样的承诺,例如象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人民享有罢免和更换政府官员的权利,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毛泽东又正式向人民公开承诺,要实现“大民主”和“全面选举”。[3]其次,毛泽东为了让人们追随自己,还打出了人权牌。刘邓派出的工作组迫害了许多“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将他们打成“反革命”,而毛泽东却把刘邓的政策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开展一场全国范围的平反运动,为那些受迫害的人平反。为了证明“文化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毛泽东还鼓励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对抗”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的党组织。[4]     毛泽东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打出民主和人权牌,本来只不过是以此作为自己夺回权力的权宜之计。可是天真幼稚的学生看不透这一点,他们把这当成了严肃探讨政治改革、消除中国在“文革”以前存在的社会弊病的大好机会。“文革”时期主要的异端思想之一──“新思潮”,便萌生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中。     乔兼武和李文博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学生,他们写下了“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给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公开信”(1966年8月30日)和“公社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1966年10月17日)两张大字报,讨论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他们认为:“文革”前的中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和奴隶制的温床与社会基础;应当号召人民通过“消灭党的组织结构”,“砸烂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切办公室”,来打碎旧的国家官僚机器[5];要采用“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来选择干部。用李文博的话说,“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应当是“改造”,即“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无产阶级专政”。在李文博的大字报的鼓舞下,北京师范大学一群热情的学生在1966冬至1967年出版了一份名为《新思潮》的杂志。这个杂志主张“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这大概就是其创办者心目中的“新思潮”。[6]     在李文博和乔兼武的直接影响下[7],北京市的两名中学生伊林和涤西也贴出了他们的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66年11月15日)。他们除了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林彪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外,还认为林彪“没有认识到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变得日益突出的问题,即改进无产阶级专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巴黎公社那样的‘东方公社’”。[8]当局很快就镇压了这些学生,主要是因为他们将矛头直指林彪。可是,他们以巴黎公社为楷模,主张建立一种新型政治制度的观点,却被当时上百万“造反派”所接受。上海“一月风暴”后成功夺权的“造反派”就一度把新成立的市行政机构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毛泽东打倒了政敌、完全夺回权力后,便立刻放弃了自己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诺,这让他的许多狂热追随者困惑不解。在“一月风暴”过后不久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毛泽东否定了关于人民普选原则和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制度的构想,而是要成立被称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它以所谓“三结合”(军代表、革命干部和“造反派”)的形式组成。[9]     然而,毛泽东的变脸却无法阻挡那些勤思好学的青年人的独立思考以及他们探索中国前途的热情。从1967年到1968年的混乱时期,中国的“新思潮”运动从理论上和组织上都有可观的发展。北京和全国各地出现了20到30个独立的研究小组,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师范大学的“造反兵团”、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设在北京各中学的“《四三战报》编辑部”、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组”和“渤海战团”、上海的“上海市中学运动串联会”、广东的“八五公社”、湖南的“省无联”[10]和湖北武汉的“北决扬”[11].     这一时期的“新思潮”讨论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一批青年理论探讨者在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1967年6月11日)中宣布,在“文革”以前的中国,党的干部都变成了“特权阶层”,“阶级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文革”就是一个把财产从特权阶层重新分配给广大人民的特殊过程。[12]他们预言,今后的“文革”运动将继续这一重新分配权力和财产的过程。     新思潮的探索者还抨击“文革”前的国家机器,认为毛泽东批准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的“至今仍在运转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应当起来推翻”这些“革命委员会”[13],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巴黎公社式的新国家机器。这些“新思潮”的青年探索者们对“文革”前的中国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存在着一个由90%中共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新阶级。湖南省“省无联”的杨曦光(即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去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在“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6日)一文中主张彻底消灭这个“特权阶级”,砸烂包括“革命委员会”在内的旧国家机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将来“实行人民自治”的人民公社。十分巧合的是,这些理论类似于著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异议人士米洛万·德热拉斯的名著《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中的观点。杨曦光在他的其他文章中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把所有独立的“新思潮”研究团体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新政党,将大量民兵改造成一支新军队,通过内战夺取权力。[14]这种革命行动计划类似于毛泽东在50年前提出的如何建立红色中国的理论。     人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新思潮”的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在追求乌托邦式的社会政治制度时严格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为何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却把他们当成“极左派”和“极端反革命”严加迫害呢?     其中的原因其实并不难找到。首先,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实际上是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当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在研究和讨论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发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政策和行动事实上偏离甚至背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勇敢的思想者越是深入研究理解马克思主义,就越怀疑和反对“文革”及其理论。     其次,这些年青思想者过于天真,缺少政治经验,看不透革命领袖的政治权谋,也没有能力戳穿领袖们用政治宣传高调掩盖起来的真实动机。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出于权宜之计作了某种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诺,但这仅仅是毛耍的又一次政治权谋而已,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操纵群众运动夺得政治权力。而青年理论探索者却误以为,毛泽东是在其政敌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他的乌托邦蓝图,他们认为,“毛主席一再向资产阶级做出让步,证明这种势力十分强大[15]”。     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与许多热衷于“夺权”的“造反派”有所不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许多“造反派”之所以“想夺权,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实现什么崇高的革命目标,而是他们受到成为新的当权派这一前景的吸引”。相反,“新思潮”的青年理论探索者们所关心的是,“不仅要打破官僚体制,而且要创建一个新社会”,可以说,“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具批判性的头脑,并不想顺从地变成中央的消极工具的人”。[16]          二、史无前例的悲喜剧:“自来红”成了“反革命”          按照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工农兵应是共产党中国的社会基础,但在现实里中共的高干及其子女却演变成一个凌驾于工农大众之上的特权阶层。“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出史无前例的悲喜剧,它使一些以高干子女为代表的“自来红”的青年学生变成了毛泽东体制的反对派。“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动)的出现以及它所代表的思想,便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     “联动”成员一般被称为“老红卫兵”,因为他们是首都和各省中学里的第一批“红卫兵”。在毛泽东及其党内一小撮人的支持和默许下,这些“老红卫兵”在“红色八月”期间殴打和杀害了大量无辜[17],毁坏了大批中国的古代文明遗存。他们一度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掌上明珠”。可是,毛泽东的不断清洗终于落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95%的高干头上,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联动”成员的父母。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和特权,这些“老红卫兵”很快就变成了“保皇派”,令人啼笑皆非地成了毛泽东的革命对象。     这些失势的中共高干的子女比较了解中国党政领导层内部斗争的底细,又因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抛弃而怀恨在心,所以他们在觉醒之后于1966年12月成立了自己的反抗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的思想觉醒过程记录在“联动”文件“中共中央及驻京党政军机关干部子女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公开宣言”(1967年1月1日)之中[18].     “联动”成员们所代表的“新思潮”与上述青年理论探索者不同,“联动”成员们对研究和阐述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兴趣不大,却很关注中共领导人的个人错误及高层内讧,所以“联动”曾号召人民粉碎党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它的两个主席和一些中央委员”。换言之,最先向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正是“联动”成员。从中共建政到“文革”爆发的17年里,民众对隐藏在中共宣传骗局背后的政治真相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一直对毛泽东和中共抱有幻想。因此“联动”成员对中共内部黑暗的权力斗争的揭露,在教育和唤醒民众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动”的最终目标是让中国回到“文革”以前的状态。有趣的是,虽然“联动”成员也赞成“民主”和“消灭一切独裁制度”,但他们所追求的民主制度却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9].显然,“联动”成员的政治主张是想用“文革”之前党的集体独裁来代替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的个人独裁,这样的主张其实与民主毫无关系。     1967年1月,中国当局正式宣布“联动”为“反革命组织”,它的大多数主要成员都被捕入狱。然而,政治迫害使这些年青的受害人提前成熟。一些“联动”或“老红卫兵”成员获释后,成立了研究“文革”的独立团体,探索政治改革的新途径[20],其中一些人还创办了地下刊物《新思潮》[21].     1967年冬,北京的一些前保守派“红卫兵”运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初期提出的一些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观点,批判了毛泽东及其同伙。在这场被称为“十二月黑风”的“反革命逆流”运动中,他们至少张贴了20张“反革命大字报”。与“联动”成员一样,这些保守派红卫兵也有“自来红”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中共要员,“文革”之初因执行刘邓的政策而遭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整肃。毛泽东及其同伙曾经打出“人权”和“民主”的旗号,号召民众起来清算这些干部追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这些“保守派红卫兵”在自己的大字报中撕下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民主”面具。在他们当时风靡一时的一张大字报“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1966年12月2日)中,这些“保守派红卫兵”根据《十六条》中宣布的“巴黎公社实行的全面选举”的民主原则,强烈质疑“中央文革小组”的合法性[22].当然,这些“保守派红卫兵”也表现出掩盖自己错误的倾向,例如他们仍然强调“血统论”。     在混乱不堪的1967年春夏之际,“文革”高潮中兴起的群众运动分裂为两大派──“激进派”和“温和派”,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武斗。混乱的局面使民众强烈要求恢复秩序。这时清华大学出现了一个温和的“红卫兵”组织“四一四派”,其中的大多数人也属于“自来红”的学生。他们的理论家周泉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1967年8月)等大字报中提出了“四一四思潮”这一提法。与极左派的“新思潮”相反,周泉缨否认“阶级关系有任何变化”,不认为“文革前17年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因此他强烈反对实行任何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和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他批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群众运动使全国陷入混乱,他的主张是,革命应当“停下来,巩固成果,做出让步”。[23]周泉缨在1967年9月14日又写了题为“炮轰陶铸──一个窃取文革成果的袁世凯式人物”的大字报。其实,此前半年多,陶铸即已失宠于毛泽东。周泉缨的这张大字报真正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陈伯达──“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周泉缨认为,陈伯达是个“反革命两面派”[24],正在把“文革”引入歧途;他还想揭露“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以及周恩来和林彪之间的权力斗争。但周泉缨和另一些“四一四派”的“笔杆子”都未直接回答中国将来的正确方向在哪里这个问题。他们称赞“文革”前的中国以及对“新思潮”的批判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只是想回到自己失去的天堂──“文革”前的中国。          三、地下读书运动──异端思想的成熟与分化          在“文革”与这一代年青人的关系中,书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当1966年爆发了政治和社会大动乱时,成千上万激进的“红卫兵”把书籍统统当作“封资修垃圾”,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街头付之一炬。迷信毛泽东的千百万年青信徒认为,“红宝书”已经告诉了他们指导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可是,一年之后这一代人中的先驱者却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阅读和传播这些所谓的“封资修垃圾”。当时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已关门,除了官方批准的极少数图书外,大部份书籍遭到查禁。这些探求新知的青年人为了满足对图书的渴求,不得不通过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地下阅读网,交换和传播他们喜欢的图书。这种地下读书活动的一个参与者回忆道:“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文革期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多彩的阅读经历,尤其是西方和中国的古典文学。……读书小组通过相互交流结为一体,最后形成了一个地下网,使他们能够看到和交换各种书籍。这并非武汉的各别现象,全国都是如此。[25]”     从1967年到1976年,全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无数个地下读书会。越来越多“文革”时代的青年人产生了与赵振开──即后来中国著名的诗人北岛──相同的认识。赵振开说:“只有驶过知识的海洋,才能抵达真理之岛。[26]”具有反讽意味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广泛阅读使他们用马列原著对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提出质疑,用正宗的人道主义传统去评估革命,以西方哲学和法学去批判整个社会主义体系。正是这种广泛的地下读书运动让一代人告别了天真,形成了自己的异端思想,使他们走向“文革”的反面──民主和基本人权。     许多有探索精神的青年人起初是希望通过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寻找革命真理,可是他们真诚的努力往往以挫折而告终。梁恒是“文革”期间湖南省的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学生,他在“文革”后出版的自传《革命之子》一书中介绍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读得越多,我就越是把书中所讲的社会与自己的社会进行比较,头脑也变得越发混乱。这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情况;有我这种问题的相当普遍,大家都能看到的报上的大话与我们可悲的现实之间的差距。[27]”     由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不能充分解答他们的满腔疑问,官方的正统宣传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惑,于是这些青年人开始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之外寻找答案,他们的阅读范围逐渐扩大,涵盖了所谓的“反动书籍”。     一位中年作家在回忆读书经历对他在1967年年底觉醒的影响时说:“我读了当时在大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两本书,一本是锡兰共产党员古纳瓦达纳写的《赫鲁晓夫主义》,另一本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这两本书里描述的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让我浑身发凉,四肢麻木。我在头脑中把斯大林的清洗与文革和毛泽东联系在了一起。我突然觉悟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暴君,他们都是用卑鄙无耻的手段维持着自己的独裁统治。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那不过是些阴谋诡计和血腥的清洗。文革期间的毛泽东完全是在步斯大林的后尘。……我认为,自己的思想转变在这个时期大学生造反派中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28]”     1966年以前,中共当局出版了大约1,041本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29].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分为两类:一类是灰皮书,大都属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范畴,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苏联东欧各国的“修正主义者”所写;另一类是黄皮书,主要是文学读物。由于这两类书有特定的封面颜色,因此人们简单地称之为“灰皮书”和“黄皮书”。在“文革”的动乱岁月里,大量这样的图书散落到普通人手里,它们很快就在学生中间成了“抢手货”,这些书籍给地下读书运动的兴旺增添了素材。     下面列出的书是一份十分独特的书目,不仅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未必知道其中的书名,当时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全都读过,但“文革”时期中国地下读书运动的活跃成员们却十分熟悉它们。     “灰皮书”中有10到20本在地下读书活动中特别受欢迎。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特加·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未来》,米洛万·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分析》,弗里德利希·A ·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亚当·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拉扎尔·皮斯特腊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等。“黄皮书”中最流行的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1891-1917年回忆录》和《解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让·保罗·萨特的《厌恶及其他》,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萨谬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书目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书的大多数作者,如托洛茨基、德热拉斯、赫鲁晓夫、爱伦坡、西蒙诺夫、萨特和索尔仁尼琴,实际上都是曾被共产主义运动称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义者”的人。他们曾经是激进的革命派,觉醒之后又开始反对革命。他们的觉悟过程几乎和“文革”时期中国的青年思想者一模一样。除了作者的政治背景值得注意外,还应当提到,上述书目中有些书揭露了斯大林1930年代大清洗的黑暗,它与毛泽东1960年代发动的“文革”十分相似。而书目中那些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则引起了这些异端学生的共鸣。20世纪现代派中的一个主要文学流派,即西方的现代派,突出表达了反抗传统社会的青年一代的怀疑、失望与反叛。“文革”时期的中国青年人经历了同样的彷徨、失望和“造反”的经历,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情感对他们很有吸引力。     至于为何纳粹德国的历史会吸引许多有头脑的中国青年人的注意,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学者高瑞全在讲述他第一次读到《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感受时说:“它就像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对此书的阅读引导他比较德国的纳粹运动与中国的“文革”,结果发现两者都会“使国家走上毁灭之路,尽管它们最初都得到了群众的盲目拥护[30]”。上海复旦大学“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胡守钧对该书的启蒙作用做了如下解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比较。我们很快便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才从毛泽东的乌托邦美梦中惊醒。[31]”     有意思的是,“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也促使这些青年探索者有意识地从“革命的敌人”的作品中寻找启迪。例如,一些“老红卫兵”在1968年看了许多他们曾经按照毛泽东的教导批判过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却惊奇地发现,站在历史正确方面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他的敌人们。     现任《中国税务报》社长的张木生曾是北京地下读书活动中的一位青年知识分子。他组织了一个地下读书会,向他的同伴们介绍他对毛泽东及其在中共历史上的错误的分析。他为当时自己的读书会开列的阅读目录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拉扎尔·皮斯特腊克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张木生回忆道:“我也看一些所谓‘右派’的讲话和他们交给党组织的有关自己思想进步的汇报。此外,我还得到了一份彭德怀在1959年的反党信。根据我本人在农村的经历,我不但认为彭德怀讲的事情绝对真实,而且他和那些右派的文章都十分深入而客观。[32]”张木生在一次沙龙式讨论中发表了题为“对中国农业制度的思考”的演讲,把“文革”早期的异端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对“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前的毛泽东体制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做了系统的批判。     由于参与地下读书活动的青年思想者常常公开宣扬自己对“文革”的异端观点,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政治迫害。在“文革”期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些读书小组都很短命。     1968年年末,中国当局把大约1,600万城市学生送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场所谓的“上山下乡”运动对那些原“红卫兵”来说是个明确的信号:他们对党已经没有用处了,因此不再是毛泽东的“革命小将”,而成了“再教育的对象”。社会政治地位的突然变化以及在贫困农村的艰苦生活使这些青年人既沮丧又困惑,这激励他们通过探索性的阅读来重新评价“文革”。     北京的下放知青卢叔宁曾在日记中讲述了那时他对书籍的“精神饥渴”,他让自己的朋友给他带来更多的书,因为“我们的知识极其贫乏;我们的精神胃口极其饥饿;我们读书的愿望极其强烈。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寻找精神食粮──书籍。[33]”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王申酉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更生动地反映着他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求。王申酉在“文革”早期因创办反对“文革”的“反动杂志”而被打成“反动学生”。他与另一些“反革命学生”组成了一个地下读书会。为了找到更多有关政治、哲学、经济学尤其是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一天夜里他们潜入已被封闭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偷”了二百多本书[34].在当局及其信从者看来,“反动学生”的这种“罪行”是完全不可原谅的,但对这些“饥饿”的真理追求者来说,他们就像是从天上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王申酉热衷于读书和独立思考,在给女友的长信中阐述了自己逐渐成熟的异端思想,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国的政治制度。1977年4月27日,秉承毛泽东意志的中共当局在毛泽东死后,以“反毛泽东思想罪”将王申酉处死。     从中国和海外出版的下乡知青的大量怀旧文章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文革”期间下乡知青把大批书籍带到农村阅读,回城时又常与朋友交流各自的独立见解,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尽管当局在1967年迫害过早期的地下读书会,但这样的镇压并不能阻止地下读书运动的延续和扩大。事实上,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地下读书会,不过它们都刻意保持低调,没有正式的名称,很少组织公开的讨论或交流活动,也不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全国范围的地下读书活动主要有两种交流形式,通信和沙龙。     著名的通信式读书团体的一个重要案例是1970年代上海复旦大学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它由上百名持异见的青年人组成。这个“小集团”包括上海的一些原“红卫兵造反派”,他们曾两次参与“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行动,大多数人在1968年被下放到农村去。尽管这些学生在挑战张春桥时受到挫折并遭到政治迫害,但他们并不气馁。他们编辑了一份地下刊物《远方战友通信集》,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读书笔记。这些文章表明,他们已经超越了个人的痛苦经历,开始严肃地探讨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这个团体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方农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两重性”观点:这种国家的“政府一边镇压人民,一边保护官僚”。这个团体的另一名成员童允安主张,“用新的机构代替无产阶级专政”,“逮捕任何公民都要经过法院公审”,“人民选举法官,全民选举干部”。[35]这些想法往往来自他们读过的马列主义原著和西方哲学,甚至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这类“修正主义文献”。     所谓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是又一个案例。1969年到1971年由北京的下乡知青徐晓与一些青年工人和战士在山西和上海等地组成了一个通信小组。“由于环境压抑,双方只能写信。徐晓和他们通信,都是十几页纸。”当局拆检他们的通信,指控这个松散的通信团体成员“搜集、流传反动小说、诗词;搞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36]”,最后以荒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罪名将其成员悉数投入监狱,有两人甚至被判了死刑。     讨论理论或文学话题的私人地下沙龙是地下读书活动网络成员的另一种交流方式。例如,赵一凡是1970年代北京的这种网络的活跃成员之一,他就领导着一个这样的地下沙龙,给朋友们提供一些“禁书”、“灰皮书”和“黄皮书”,并组织私下的讨论活动。中国当代一些著名小说家和诗人,如史铁生、北岛、芒克和郭路生等,都参加过这类沙龙的活动。据他们回忆,“此时在沙龙里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37]”。     所谓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徐晓也是这类网络的活跃成员。她后来回忆道,她得到的第一批禁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徐晓写道:“赵一凡和他的沙龙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这个沙龙开展的西方哲学和文学阅读活动也影响了芒克和北岛。来自白洋淀的诗人多多和根子,就是通过地下文学交流活动,在西方现代派的启发下开始写新诗,后于1980年代形成了当代诗歌流派“白洋淀诗群”。出人预料的是,地下读书运动也为1980年代中国的开放准备了人才。     活跃的地下沙龙也散布在偏远的农村。例如,河南省兰考县──这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就有一个地下读书会。1968年该地某工厂的10位大学生和中学生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读书会。90年代以来在中国很有影响的学者朱学勤回忆当时这个团体的读书经历时说:“[他们]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38]”朱学勤后来把这些读书者称为“六八年人”。     这类的地下读书会超越了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文革”派别。例如,北京女学生“徐浩渊”沙龙的主要成员是过去的“老红卫兵”,而“二流社”沙龙是由一些“文革”初期反对过“老红卫兵”的前“四三派”红卫兵组成的。这两个读书会的成员从前有过严重的过节,但此刻却凑在一起读书和讨论问题。1969年冬,前“老红卫兵”张木生和一位高干之子加入了一个由前“四三派”成员和知识分子子女组成的沙龙。家庭背景各异的青年人聚在一起共同探索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和中国的出路,为后来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社会学者杨东平后来作过这样的评论:“整整一代人在严酷的环境驱策下,重新聚在一起,彼此接受。这是一次摆脱了派别之争的集体反叛。这一代人通过重新塑造集体人格和共同文化,最终完成了向人的过渡。[39]”          四、新高度:为人权和社会主义民主而战          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异端青年思考者的作品是遇罗克的署名为“北京家庭背景研究小组”的文章“出身论”(1967年1月18日)。可以说,“出身论”是“文革”期间中国出现的第一份人权宣言。     文革伊始,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一名学徒,其父是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遇罗克虽然学习优异,却未能进入大学。在1966年的“红色八月”期间,一些“老红卫兵”以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为由,殴打甚至残杀无辜的人。“红卫兵”们用当时流行的“血统论”为自己的暴行辩护,却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这种荒谬的“血统论”。遇罗克挺身而出,凭借他在过去几年里积累的西方哲学知识,于1966年底写了这篇“出身论”,试图从理论上澄清对“家庭出身”的政治偏见[40].他先把文章油印了一百份,贴在了北京市区的一些电线杆上。随后他又把修改过的该文交给支持他观点的群众组织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于1967年1月18日刊登在这家报纸上。“出身论”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一期的《中学文革报》印了约6万份,一周内便在北京销售一空,全国各地则翻印了一百万份以上。该报编辑部收到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封表示支持的信函。[41]     遇罗克不象“红卫兵”那样关注中共的党内斗争,也未钟情于毛泽东那些关于民主的政治“承诺”,更没有参与“战斗队”之类的流行活动,他是个独立的思考者,选择了为民众和受政治迫害者代言的角色。他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是人权,他强调,“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遇罗克所关心的是每个中国人的“公正”与“平等”,尤其是因家庭出身受到政府排挤的千百万青年人的政治和教育权利。他揭露了中国社会中为当局鼓励的政治歧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问道:“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42]”在否定“血统论”的同时,遇罗克还指出,在中国社会里“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其成员利用血缘关系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这是“新思潮”当中非常尖锐的一个观点。遇罗克还谴责当局授权“红卫兵”剥夺他人的人权,进行政治迫害的行径,如“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在该文的末尾他向民众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43]”遇罗克在1968年1月5日被捕,于1970年3月5日被中共杀害,年仅27岁。     1970年春当局发动了名为“一打三反”的政治运动,以打击所谓的“反革命活动”,其中也包括地下读书活动,上千个地下读书会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许多参与者被捕入狱或受到政治迫害。除了上文提到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等例之外,还有南京的“金查华马列主义小组”和宁夏自治区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小集团”等许多案例。当局以“攻击毛泽东和文革”的罪名将金查华处死,他的朋友陈卓然、苏小彬、倪寒予和王茂雅对这种残忍的杀害极端不满,他们在南京市的大街上张贴了数十张标语,标语的内容有“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金查华烈士永垂不朽!”。不久当局又把他们以“陈卓然反革命集团”之罪关进监狱,后来也将陈卓然杀害了[44].     与“红卫兵”早期的异端团体和派别相比,地下读书运动提高了青年一代的理解分析能力和认知水平,帮助他们比较深刻地认识和判断政治社会弊病。     例如,1969年底,张木生在地下沙龙的那次以“对中国农业制度的思考”为题的演讲中,比较系统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农业政策及其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他指出:“人民公社社员的热情和干劲都被糟蹋了。工分差别太小,这对老弱妇幼有利,因此难以进行调整。全县的生产队都在开会,工分制没通过之前他们是不会结束会议的。这是目前最严重的损失”:“集体生产总会导致产量下降,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中看不到好处。农民也没钱买机械。这种集体所有制哪能撑得下去?”当时他的眼光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10年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试图解决的问题。在这篇演讲中,张木生不仅分析了农村制度和政策,还讨论了政治制度问题。他大胆支持毛泽东的“敌人”,如1957年的“右派”、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甚至还支持赫鲁晓夫的改革。那时他的一些判断显示出深刻的洞见。他说:“右派们在1957年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制度,这正是他们超前于别人的地方”:“这一切都说明制度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作为一名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中的活跃分子,张木生当时能从本质上摒弃和否定中共的制度,实为认知上的重大“飞跃”。[45]     上文提到的王申酉也从历史和思想的角度批判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要政策。1976年,他在“1949年后的中国及我对毛主席的看法”一文中批评了毛泽东及中共发动的主要政治经济运动,如1954年的“集体化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1959年的所谓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和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6].这些错误中共直到1981年才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承认,但这份权威性的官方文件对这些错误的肤浅认识尚不及王申酉5年前看法的深度。     王申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梦犯下了几大错误。首先,“这种公社……只能使农民愚昧落后的状态永久化,没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其次,针对毛泽东“消灭劳动分工”的蓝图,王写道:“只有通过大工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才有可能没有例外地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平等分配劳动。这将大大减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使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参与社会理论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恩格斯)”。再次,“在中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消灭劳动分工”的时间尚不成熟。[47]王申酉对毛泽东及其政策的分析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的挑战,因此就更透彻,更有说服力。     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异议人士探讨中国政治痼疾和为中国的未来寻找出路的热情。1974年“李一哲”以“批林”的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李一哲”是广东的一个地下学习小组3位成员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的笔名。他们于1974年11月10日贴出了这份大字报,它随后在全国各地被广泛地油印和传抄。     “李一哲”的文章包含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与遇罗克和杨曦光一样,“李一哲”认为“中国也出现了与苏联相类似的特权阶层”,党的干部是一个享有特权的“新资产阶级”,“一个对起来反抗其特权的群众进行镇压的新贵集团”[48]:“李一哲”也猛烈抨击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完美无缺”[49];这几位作者承继了遇罗克的人权观,认为中国“需要民主,需要社会主义法制,需要能够保护广大群众的革命权利和做人的权利[50]”;他们还强调要“保障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探讨如何让干部对人民负责,当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到让人民满意时应当怎么办。“李一哲”最先提出了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法制,还向第四届全国人大呼吁,要求在新宪法中重新确立法治原则,让司法系统摆脱政治,以便保护普通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它也在中国首次提出,未来的政治改革应当沿着“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进行。这种观点到了1980年代为中共党内的开明派接纳[51].     地下读书运动深化了青年思考者的认识,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起未来的民主和人道社会的具体蓝图。例如,贵州省的陈尔晋在题为“无产阶级民主制”的长文中讲述了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看法。他观点的的核心是两党制,“承认革命的合法性,尊重真理,铲除长期以来在一党制掩盖下权力斗争中的那些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52]”。此外,陈尔晋还提出了一种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共产主义制度。陈尔晋强调:“每个公民既有义务进行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也有权利批评政府。造谣诽谤将受到全社会的鄙视。批评主席不是犯罪,对不同意主席的人更不能进行残酷迫害。”他不仅谴责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推行的政治迫害,还强烈表达了对自由人权的渴望。陈尔晋的主张实际上是以美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为蓝本的,但他给它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压抑的时代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观点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自相矛盾。尽管如此,他真诚地追求民主和人权的努力还是有意义的。     回顾这一代青年人在“文革”期间的思想觉醒以及从激进到理性、从幼稚到成熟的整个过程,1970年代的地下读书运动确实代表着异端思想的一个新高度。考虑到“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压抑的政治和社会气氛,这一代人当中青年思考者的文章和思想方式自然会有局限性。他们都是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洗脑教育中成长的,当他们试图批判毛泽东思想时,往往会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和其中的人道主义因素当中寻找依据;他们大部份人都没有完全摒弃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对西方民主制度所知有限,因此不少人只是主张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却无从想象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能在完全隔绝于外部世界的年代里凭借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提出以上种种观点,实属难能可贵。他们勇敢地追求真理,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向毛泽东和中共的体制发起挑战,毫无疑问他们理应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开放的胸襟、高尚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热情,以及他们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变成毛泽东的反对派这一史无前例的思想旅程,都值得后人铭记。          「作者说明」本文原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40周年《中国现况》学术研讨会宣读的英文论文(2004年1月6-7日),由伊洪译成中文,作者做了最后的审阅和不少修改。          「注释」     [1]见宋永毅、孙大进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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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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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千百之十的汉语思想

从政法系到宪政中国,从次法西斯社会到后改革时代,从维权到围观,从NGO到法律救助,从河蟹到草泥马、神马……今天是以行动来表达的,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表达。任不寐、摩罗、杜导斌、高智晟、郭飞雄、胡佳、刘晓 波……各自彪炳一时,孙志刚、杨佳……则已经成为英烈,范亚峰、余杰、王怡、傅国涌……在上帝的慈怀里有着卑弱而坚韧的力量,莫之许、冉云飞、谭作人、陈 云飞、许知永、滕彪、蒲志强、夏霖……则一直示范着短兵相接的人生社会正义……这种人格和知识论的一个历史成果,即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宪章运动,一 度检验了大陆中国的国民心地或仁人志士素质,在08年中国奥运随喜里发声而让官产学扫兴,这个运动迅速被权力定格,成为大国小民时代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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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影像博物馆

本文档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给当今中国的青年一个异于官方媒体的平台。在这个平台里,您可以看到一些你在主流媒体看不到的记录影像。我希望中国青年可以在这些资料里能够进一步认识历史的真相,逐渐培养和建立公民意识。本doc地址为http://aa.cx/pmq;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我 @ray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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