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

冯军旗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南方周末》1月12日头版深度报道了安徽萧县官场公款吃喝的现状。记者经过多天蹲点，披露了该县一方面财政困难，县财政负债运行，多个党政机关办公条件简陋。另一方面则是官场公款吃喝盛行，官员深度介入吃喝经济链条，垄断酒品批发，从而产生“吃公家的饭，喝领导的酒”的怪现象。 应该说，公款吃喝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传统的官场顽疾和悖论之一。一方面很多官员陷于吃喝应酬之网不能自拔，疲于应对，苦不堪言。特别是在县乡官场，由于吃喝的卫生条件相对不高，很多官员往往付出身体的代价，因吃喝而导致的身体疾病层出不穷，官员命丧酒场的事例亦时而发生。 另一方面则是，虽然中央一再三令五申，公款吃喝在县乡官场仍是普遍盛行。并且吃喝应酬往往和官员的权力位置成正比，权力越大，位置越重，吃喝应酬往往也就越多，并在县乡官场演化出“转场”“跑片”的怪现象：在同一中午或晚上，官员转战于多个酒场。官场所谓的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乃至滴水不漏等等，都和这种官场应酬有关。 如何解答这种随着经济发展，官员吃喝之风也日炽的官场悖论？ 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公款吃喝具有公务接待的合理内核，还因为公款吃喝承载了众多的官场功能，它关乎一些官员的工作、利益、晋升以及交流媒介等官场要事，是官场各种环节的重要一环，是官场各种链条的枢纽所在。一些酒场即官场，吃喝应酬已成为部分官员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 吃喝应酬关系到一些官员的工作业绩。县乡是我国行政的末端，国家的政策措施大多要落实于此，也就是“上面千行线、下面一根针”。由此，各种形式的检查、评比、调研和宣传等，都需要县乡来招待，而且还要招待好，这是自上而来的吃喝应酬。同时，上面的各种项目、资金等，也都需要县乡官员来运作争取，在所谓的上贡体制下，吃喝应酬是少不了的，这是自下而上的吃喝应酬。而对于一些县乡官场内部来讲，各种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各种形式的行政审批，各种工作的开展，也都是先需要吃喝应酬开道的，这是一种内生的官场游戏。 吃喝应酬关系到一些官员的利益获得。《南方周末》的记者经过调查，发现萧县某些官员间接或者直接垄断了酒品的批发，但这只是官场吃喝经济的一个方面。官场吃喝经济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则是一些官员往往是楼馆会所的背景或后台，他们甚至入股份于其中。在县乡，很多吃喝应酬的场所需要权力庇护，也往往具有官员背景，这是官场灰色经济或者隐形经济的重要内容，也是官商一体的重要形式。吃喝应酬对于一些官员的利益作用还在于各种形式的贿赂和回扣，同时招待费往往成为一个筐，各种无法入账或者不好入账的资金都会往里装，这是招待费暴涨或者超支的重要原因。 吃喝应酬关系到一些官员的仕途。吃喝应酬是一些官员积聚人脉的重要形式，是他们编织关系网的重要手段。在某些县乡官场，拉关系、拜门子等仕途运营大多需要通过酒场来完成。同时，这些酒场完全是权力的仪式，是官场各种潜规则的演示和操练。比如，位置安排，谁先敬酒，谁添火候，酒场话语等等，都是这些官员行走仕途的基础性内容。“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酒场往往成为这些官员历练的重要场所，酒场应对能否自如成为这些官员是否老练的重要标志。而在票决制的晋升规则之下，吃喝应酬更是对这些官员的仕途意义重大，因为拉票的重要手段就是吃喝应酬。所以，换届或者官员调整的时候，往往也是官场吃喝应酬最多的时候。 吃喝应酬是一些官员的重要交流媒介。在县乡官场，官员的交流、信息的传播，酒场是重要的媒介之一。正是在酒场上，有些官员共同体内部是透明的，基本没有秘密可言：谁在北京买了房子，谁和谁有一腿，谁被双规等等，不一而足。酒场同时也是一些县乡官员的重要娱乐方式，酒场上的吆五喝六、划拳斗牌，在令一个个官员兴趣盎然的同时，往往和地方习俗相结合，富有地方特色。 正是因为吃喝应酬具有了这么多的官场意义和功能，再加上“公款”二字，所以对其的治理绝不是几条禁令就能毕其功的。其根本的治理之道在于健康文明的官场生态的形成，在于权力和资源的公开透明。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1/16 — 宋大妈:关于天猫 2012/01/07 — 南方人物周刊:回看程维高：一个被开除党籍省委书记的反思 2011/12/12 — 宋石男:清代官员的革职与复出制度 2011/12/06 — 调查“动车调查” 2011/11/24 — 十年砍柴:规范“三公”支出会陷入文字游戏？ 2011/11/22 — 中国”80后”的官场生涯 “选调生”眼中的官场生态 2011/10/11 — 关于地铁安检，说说我了解的情况吧 2011/09/29 — 高利贷8亿官银约等于财产公示 2011/09/25 — 十年砍柴:巡视大员变异和乱世多钦差 2011/09/23 — 金融时报:中国“鉴表”微博被关

这个主要就是给领导干部用的。如果给老百姓用，肯定是贵，里面这些信息、服务老百姓用不上，但对领导干部很实用”。刘鲜日说。

11月29日，人民大会堂，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居中前七排77席座位，仅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一人缺席，空荡荡的座位上贴着写有她名字的字条。几乎同时，安徽政府机关里快速私议一则传言，新省长将由一名女士从中央机关空降。不到两周，中组部干部二局局长宣布完政治鉴定后，李斌成为安徽省委副书记，提名为安徽省长候选人。 　　李斌也就成为大陆现任官员中唯一的女(代)省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位女(代)省长(区府主席)。同时，陕西省委副书记王侠升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书记，接替李斌。王侠是现任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继监察部长马、司法部长吴爱英之后又一位新晋女性正部级高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女性高干都是稀缺且受人注目。 　　经济博士李斌升迁路 　　现年58岁的李斌是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这个学院也是现任省委书记毕业于此最多的中国大学学院，包括现任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江西省委书记苏荣。 　　李斌成为基层党政官员后一直干着与自己经济专业有关的计委、体改委工作，在担任吉林副省长期间，亦分管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厅、发改委等经济社会领域的核心职能部门。这迥异于多数女性官员多出自组织宣传、统战群团系统。 　　不过，自副省长任上进京主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后，没有受到公众太多关注。当她到安徽履新时，发达的互联网甚至很难找到她的详细资料，虽然她在正部级岗位上也有三年之久了。 　　李斌在吉林任职时，恰是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出之时，传统工业面临转型升级，此次空降中部农业大省安徽后，她亦提出巩固农业基础的同时，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这个执政思路受到了媒体评论者的关注。 　　在常受质疑的国家计生委工作期间，李斌较少抛头露面，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曾有媒体记者描述她举手投足间严谨干练，讲话喜列举数字。 　　李斌之前的连续三任计生委主任钱信忠、王伟、彭云职满后均调任中国红十字会。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代表着计生委的转型。李斌曾对媒体说，“计生委”名称前面常被省略的“人口”两字才是最关键的，要把人口和中国宏观经济紧紧地连在一起考虑。李斌是唯一一个能够从计生委系统转岗到党政大员位置上者。 　　62年仅有四位女省长 　　在李斌之前，现任全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在1982年至1989年间任江苏省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在2000年至2003年间任内蒙古区府主席，现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岩在2004年至2010年间任青海省省长，她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仅有的四位女(代)省长(区府主席)。 　　女强人顾秀莲最为传奇。她16岁作为家中长女，就为工厂做工贴补家用。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代，从技术员突击升迁为国家计委副主任，中间不知道跨过了多少级，不过文革后继续留任高层职务，直到1998年从国务院化工部长任上退出一线岗位。兼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乌云其木格从政履历则属步步上位，从教员到党报管理者，从基层组织干事到地市组织部长，在省委宣传口进入常委序列，从区委副书记到区府主席的跨度也自然流畅。 　　四人中曝光率最高的要数宋秀岩。1983年1月，年仅28岁的宋秀岩被调到共青团青海省委任副书记，从副科级一次越过数级提到副厅级，当年又转正去掉了“副”字。恰在此时，竟在团省委常委差额选举中意外落选了。后只能被外放地市，但此次波折并未影响其后仕途的顺畅。在当选青海省长时，一袭得体的黑色职业装配上红色衬衣的宋秀岩被媒体用“一枝独秀”形容。在青海工作27年后，宋秀岩进京履职全国妇联副主席。 　　相较而言，李斌则是最冷门的，而且甚是低调。履新安徽一周，还未见她在省台新闻联播这个地方领导人动态播报窗口上公开露面。 　　女性省委常委2011年增多 　　全国31个省市区中，有29个省份有女性省委常委，其中，福建、安徽、辽宁和贵州都有两名女性常委。江苏更是在去年11月省委党委换届后罕有地出现三名女常委，这在最近十几年来的地方党委换届中首次出现。 　　江苏省委常委换届前，已有两名女性常委，分别是纪委书记弘强和副省长黄莉新。出生于1962年的黄莉新年龄虽然不大，但已是老资格的副省级干部，2003年便出任副省长，2007年入省委常委，本次换届属于连任。新晋女常委是正任职扬州市委书记的王燕文，52岁的她是军人出任，有共青团履历。 　　在省委常委层，经历了去年秋冬14省市区换届，女性省委常委已达到34名，较之以前有所增加。 　　其中主政福建的孙春兰是现任中唯一一位女省委书记。工人出身的她早期职务在妇联、工会系统，关键转折点是2001年接替薄熙来，出任副省级大连市市委书记，2009年，从全国总工会空降福建省委书记任至今。 　　34名女常委中，除了孙春兰和李斌外，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的有3人，担任纪委书记的有5人，担任组织部长的有4人，担任宣传部长的有4人，担任统战部长的有3人，担任副省长(区府副主席)的有6人，担任总工会主席的有3人。担任秘书长、政法委书记的各有一人。河南女常委赵素萍兼任济源市委书记，江苏女常委王燕文兼任扬州市委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舒晓琴，她是建国以来第一位女性公安厅长，也是公安系统第一位女性副总警监。 　　女性省委常委学历普遍较高，34人中，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有26人，其中多人拥有博士学位。从年龄上看，绝大多数是“50后”。“60后”有5人，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乌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高晓兵、浙江省副省长葛慧君，以及江苏的黄莉新、王燕文。 　　女官员“天花板” 　　去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官方数据显示，大陆在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8位是女性。女市长总数超过670人，有230多位女性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从下至上所占同级比例递减明显。 　　地方党报曾对现任女性省委常委群体统计发现，她们从参加工作算起到达省部级序列，平均耗时30.4年。据了解，大陆公务员晋升制度，领导职务共有10个官阶，非领导职务有8个台阶，如果每5年晋升一次，当个正厅级干部也需30年。按此计算，多数女性省委常委的晋升之路不算漫长。 　　不过女性省委常委群体仕途继续上行却并不容易，她们的现职“三多三少”现象突出：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边缘部门多主干线少。绝大多数人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工作过，现职分管内容也多集中在纪检、组织、宣传、统战和群团等领域。 　　华东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海春说，一般认为女性更适合分管纪检、组织和宣传工作，而不太适合经济、政法等工作。但究竟怎么分工，并不具备必然性。 　　广东省妇联妇女研究中心会员、广州市委党校教授葛彬认为：“女性头顶上放着一块‘玻璃天花板’，高层领导职位让女性看得见，却很难够得到。”她同时认为，干部选拔任用中许多外部环境因素对女性成才不利。 　　一位步入政坛多年的女厅官受访时表示，“有从政愿望、同时又有从政能力的女性领导人才，能够被组织部门选拔出来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女高干的去处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有13名女性，占比仅6%。 　　这13名女高干包括上文提到的乌云其木格、孙春兰、宋秀岩、李斌，两位女部长马、吴爱英，还包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去年卸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黄晴宜，也包括任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的邓小平女儿邓楠，此外刘延东、沈跃跃、陈至立三位女性高官格外受瞩目。 　　刘延东可算目前级别最高的女性官员，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列，行政职务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分管科教文卫体等工作。刘延东曾在1982年至1991年间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9年，其后长期在统战、政协系统任职。和李斌一样在吉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8年始任现职。 　　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沈跃跃是一名资深“团干”，从学校的团干部直到共青团浙江省委，有十多年的团干经历，其后又有地市一把手、省委组织部长任职履历，到中组部已近十年。 　　复旦大学理科毕业生陈至立是上海生长干部，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党务、宣传口长期工作，后出任国家教育部长5年，国务委员5年，分管工作与刘延东行政现职相同。从2008年始，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至今。 　　全国人大和全国妇联是女性高级干部到达一线岗位任职年限后通常的去处，顾秀莲退出一线岗位后，进入全国妇联，然后晋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两个机关也分别是宋秀岩、乌云其木格现职所在之处。 　　计生委官员通道 　　在李斌空降安徽的同时，陕西省委副书记王侠则进京补缺。 　　今年58岁的王侠，从出生省份陕西开始仕途，在曾是中共革命圣地的延安，历任了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48岁时升任陕西省委常委，成为副省级官员。在省委副书记任上，同时兼任了专门培养党政军高官的延安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院长由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兼任)。这些经历显示了政治可靠性。 　　王侠所补缺的国家计生委党组书记属正部级干部，主任一职需要人大任免程序通过。按规定，正部级官员65岁退休。她此前没有过计生委系统的任职履历。 　　计生委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维持庞大组织系统，但职能已有重大转变的政府部门。 　　1981年3月，计生委正式成为国务院组成部分，一把手由副总理陈慕华兼任。计生委的特殊性不在高层，而在于其基层组织的庞大和基层任务的重荷，计划生育工作一度成为基层政府最为核心又最为艰难的任务，其面临的困境与当前的基层维稳类似，正规编制的计生委干部之外附属着数倍的聘用人员，所采用的各种粗暴执法方式已成时代烙印。 　　计生委系统人员成分复杂，更主要是其职能狭窄，即使在计生工作上下重视时，能够转任其他核心职能政府部门者也寥寥无几。 　　进入新世纪，随着人口增加压力减弱，基层计生委组织逐渐边缘化，国家计生委也由最高时的180名人员编制减至120名。    

　　在同僚当中，肖桂国是个异类，他开博客、发牢骚、写官场感言，最近还联络了几百个全国各地身处官场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80后，他们打算自费出本书，把各自的从政经历和感悟集中起来表达，名字就叫《“选调生”眼中的官场》。 　　选调生原本是中组部培养年轻干部的一项活动，选拔那些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到最基层的乡镇工作。在干部培养和组织系统的建设上，执政党一直都有这样一个传统，将那些校园里的年轻人派到基层历练几年，然后步步提拔，最终培养一批既有文化又懂基层的领导人才。如今，中国政坛上不少高官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组部重启了选调生制度，刚满30岁的肖桂国就属于这轮选调生，自2003年起，从基层乡镇党政办到现在的广西区委党校，他已经在官场混了8年多，他的QQ里，有好几百类似经历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仕途之路并不像前辈们那样顺畅，过过小日子还可以，但对那些还怀抱着些许政治理想，曾经希望有朝一日“主政一方，造福百姓”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却是痛苦的，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则已经被异化得面目全非。 　　11月27日，新一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即将开考，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打破脑袋想要进入肖桂国他们已经进去了的官场，虽然很多人都并不真的清楚在那里究竟会迎来怎样的生活。 　　入官场 　　“农民很辛苦，我就是希望能帮他们做点事。”梁婷说，后来才发现，要在基层做点事，很难，“我不过是这个庞大系统里的一分子，能做的，更多时候是适应而不是改变”。改变需要资源，但你不是领导就不可能拥有资源，当你真的是领导了，考虑的因素也变得多而复杂，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就不会想改变了。 　　今年30岁的梁婷，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的秘书。8年前，当她大学本科毕业时，以选调生的身份来到广西凭祥市友谊镇政府任职团委副书记。 　　像她这样的选调生，在整个广西有近4500名，其中2011年全广西招入434名，这434名中，定向分给来自清华、北大的大学生名额就有93名。他们通常是被视为精英人才派去基层历练，以后要调回来担当大任的。 　　“我们是真正把他们当‘苗子’来培养，让他们下得去、长得好、上得来。”分管选调生工作的广西区党委组织部干部一处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这帮政治精英经过基层历练，再回到区直单位时，他们知道基层的艰苦，熟悉基层的工作，对百姓有感情，今后面对来办事的基层干部群众时，他们态度会好些，服务意识也强些，在制定政策等方面，他们也因了解基层而使政策的制定，更切合实际，避免了被基层官员糊弄的可能。” 　　不过，就个体而言，“选调生”不过是个标签，是进入官场的另一种通道罢了，他们进入官场的目的、混得好与坏，跟这个标签的关系其实并不很大。 　　肖桂国进入官场的第一站是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沙头镇党政办，他将自己当初踏入基层为官的原因归结为：从农村出来，总感觉做干部较体面，而且年轻也想打拼一番。 　　在镇党政办期间，肖桂国主要做张贴大字报，参与收取农业税，扑灭山火，收发传真，打扫卫生，搞拆迁等工作—在这个以“水稻、母猪、荔枝”为三大主产业的乡镇，荔枝种植的季节，镇领导干部会带队做表率，带头去种一棵荔枝树，以示重视发展荔枝产业，虽然种下后就不去理会了。 　　荔枝成熟的季节，才是镇政府最忙的时候，主要是搞荔枝公关，给上级领导、县直部门送送荔枝。“全镇干部都出去摘荔枝。”肖桂国说。 　　在沙头镇政府里，稍上年纪的不会打字，因此文印室便成了肖桂国在基层工作的主要舞台：很多时候，整天的工作就是在打字、复印、速印，有时一天要印上百份材料。备感苦闷的肖桂国，在和很多同到基层的同学交流时才知道，原来大家的状况都差不多：没有洗澡的热水，得烧柴火来加热；手机信号不好，得跑到楼顶某个位置打电话……寂寞、枯燥、乏味、无聊，极大颠覆了他们想象中的官场生活。 　　基层的苦涩，覃夏也深有体会。她2005年7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从繁华的广州回到相对落后的广西贵港城北区港城镇政府工作，主要在党政办打杂。“当时港北区的科室，一个科室就一台电脑—可那时我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了。”在覃夏看来，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总感觉当地政府没现代发展的意识，大家关心的东西根本就不一样，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 　　在基层，抓计生和维稳是主要工作。盯紧越级上访的百姓，并和相关部门联动一起截访；整天跟在领导屁股后面，平时做着枯燥乏味的会议记录；负责“保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让党员学习领导讲话，并提交读书笔记……这和覃夏当初想的“去做一些关心民间疾苦的事情”，相去甚远。 　　逃回大城市 　　2007年，覃夏终于受不了这些了，辞离官场。“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如果熬的话，也会有一官半职，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忆起这段经历，覃夏说，事实上，大学生到机关能发挥作用的很少，因为自己本身就没什么资源，也没什么经验，“想象着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其实谁听你啊”？正如梁婷说的那样，“想改变的没条件，有条件的不想改”。 　　不过，大学生在基层究竟能改变些什么？也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崇左市扶绥县岜盆乡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黄福威就认为，由于乡镇没有财权、人事权，很多事情根本就没办法做，很多人包括基层领导，都不愿意呆在乡镇，一有机会就努力往县城挤。 　　在黄福威看来，考入公务员系统的大学生会写材料、懂计算机知识，他们在基层提拔比较快，对于其他基层干部来说，已经不公平了，其实这些大学生对基层的情况根本就不熟悉，做事的还是那帮老人。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体制问题之外，那些看不见的潜规则或许才是这些年轻人纷纷离开的真正原因。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按程序走，而是托熟人找关系来摆平，中国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几千年来似乎从未根本改变过。即使不是身在官场中的人，也深有体味。 　　“一些甚至我都不认识的老乡，跑运输时车辆超载在田林县被查扣时，都经常找我帮忙。”田林县人民医院的医生黄超告诉记者，尽管自己不是在交警部门上班，但一般打个电话也可以搞定。 　　“即使不认识，喝两次酒，朋友一介绍就都熟悉了，打招呼也都会给面子。”黄超说，小地方就这点好处，遇事习惯找熟人，而且也能解决好。 　　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中，基层政治的运行也就更加无视规则，依赖关系，战友、老乡、同学等等什么样的关系圈子都有。就连结不结婚，都是一门政治学问。尤其是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最好的融入就是联姻。 　　“和当地人结婚的好处是，你被认为是扎实基层的表现和决心，组织在提拔时，会优先考虑。”肖桂国说，一旦和当地人结婚，就成了顺利融入当地的润滑剂，别人在介绍你时，也不再直接说你的名字，而是强调“这是谁谁谁的女婿或老公”，毕竟娶的肯定也都是地方权贵的圈子，在提拔等方面有人帮说话，进步就比较快。 　　当理想遭遇现实的挫败后，这些年轻人也不得不面对这个年龄阶段所要面对的全部问题：买房、结婚、生娃、照顾父母等。于是，不少人选择了逃离。 　　宾秋月，2003年毕业后来到玉林北流市大里镇政府上班，2006年9月离职，目前和老公在南宁做生意。 　　刘强，2008年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进入河池市委办，主要给市领导写材料。2010年12月，辞离官场，来到南宁北部湾银行上班。 　　黄延新，2003年毕业后在柳州市基层从政，2006年，辞官做律师。 　　肖桂国，尽管目前还是在体制内，但转到了广西区委党校任职。 　　对逃离官场或转移阵地的人，很多都是涌向了南宁。“大城市尽管压力大，多少还是讲究游戏规则，机会多一些，选择的空间也多。”梁婷说，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因房价等压力，很多白领直呼“逃离北上广”，但结果还是“逃回北上广”。 　　升迁的通道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努力往上走，当更大的官，也就成了人生可选择的为数不多的目标，但升官并不是靠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就管用的。 　　对乡镇而言，你不是这个乡镇的人，就属于外地。而在县里，同地级市不同县的，别人也都把你当成外地，甚至在一个县里的各地乡镇官员，也会抱团形成自己的派系。对于这些外来者来说，站队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成为谁的人才行。不过，官场有起落，斗争有成败，站队的风险也不小。站错一次队，影响的很可能就会是一生的命运。 　　还有那些“富二代”、“官二代”们，也会经常出来分食本就不多的升迁机会。“官二代”借助选调生的选拔制度进入官场后，没在基层呆几个月就坐“直升飞机”，步步高升，这在官场中为不少人所诟病。 　　中组部在关于选调生的选拔培养方面，有这样的表述—“重点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同时为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培养高素质的工作人员”，这些定调和表述，有时成为提拔“官二代”、“富二代”的依据。 　　对此，宾秋月说，应该对“官二代”采取异地安插等方式，尽可能避免让其回到其父辈所能庇护的地盘，比如不能在其家人为官的出生地、成长地任职，尽可能地脱离其家人所能庇护的关系网，应该说，在同一个市都不行，在官场上，同一个市基本都能很好地运作。 　　在官场里沉浮，女性的命运更显艰难。女人从政获得升迁，总是和情色过多地牵扯在一起，进而成为官场津津乐道的话题。“据我平时接触了解到的，一些担任团县委副书记的年轻女孩，一些靠色相获得升迁的，她们通常就是县某个领导的女朋友。”一位深谙官场的官员如此描述，“能把持基层女官员命运的，不只是乡镇党委书记（乡镇干部要提拔，需要党委书记的推荐），因为凡是副科级以上干部，都纳入县委组织部统一管理，所以能掌控这些女干部命运的，还有县里的主要领导，有的女干部一心想着往上爬，关键时刻也因此很能豁出去。” 　　梁婷等多位受访者也坦承，基层官场的男女关系确实比较复杂，在这样的官场氛围中，即使获得升迁的人真不是靠出卖色相获得的，也会被怀疑，甚至谣言铺天盖地传开，因此，对一些女干部而言，获得升迁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仕途的进步，忧的是官场的议论：她是谁的情人，她和谁有一腿……流言蜚语，不堪其扰。 　　“我当年一个22岁的小姑娘，性格开朗活跃，加上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会打字、会写发言稿，领导有什么事也喜欢叫上我去做，人家也会怀疑和议论说你是不是在出卖色相。” 　　梁婷直言，“其实我真没什么，自己很谨慎地走好每一步，但还是有人会说，在这个官场环境中，不管你有没有事，一旦进入，基本上也就无法逃离色相与升迁的暧昧揣测。” 　　这点，肖桂国也有体会。他正忙着主编的那本关于选调生的书，马上就要出版了，但他拟定的书名《选调生眼中的官场》却遭到了很多参与者的强烈反对。 　　开始肖桂国还不明白为什么，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们反感的是“官场”二字，“在今天的社会，这个原本中性的字眼已多少被异化为藏污纳垢、色情、权钱交易等不好现象的代名词了。”肖桂国说，所以身处官场的他们，不愿去面对“官场”这两个字的异化内容，他们担心参与编写这本书会对他们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 　　这个书名提出后，Q群里马上就有Q友发出措词强烈的声明：鉴于书名被改，性质已发生根本的变化，本人决定退出，特此声明！ 　　这让肖桂国的出版计划陷入了困境。“在基层，他们都算得上是高素质的政治精英，但一个书名都能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和争议，你说到底是他们改变了基层官场，还是这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改变和同化了他们？”肖桂国说，定个书名尚且如此，何谈其他什么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