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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社评:汶川,千面中国的一个真实表情(5.12)

环球时报社评:汶川,千面中国的一个真实表情 • 2011-05-12 08:25 环球时报 摘要:这大概就是我们中国人21世纪的命运:轰轰烈烈崛起,匆匆忙忙补漏,不时出现精彩的几笔,却有数不清的小辫可以被捉住 。    今天是汶川地震3周年,重建工作以令世界眩目的速度大体完成。用“奇迹”二字都难以描述这一切,一个有着种种陋相的发展中大国,却在汶川那片山区绽放了它的惊世力量。然而只要往回看一个月,中国就发生了多少令我们生气的事情?它们和汶川重建哪个是“真中国”呢?中国是它们的总和。   13.39亿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它的好处和挑战都一言难尽。西方治理现代国家的那套理论,获得成功的最大模块是3亿人。欧洲那些几百万、上千万人口的民主小国家,漂亮得就像受到精心保护的一个个精致古堡。而中国却不得不把大和拥挤作为筹划自己生计的出发点。   汶川地震波及的广大地区,生活着几千万人,重建的20个重点县和受灾严重地区,总人口超过千万。它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想想看吧,如果把瑞典或者希腊的大部分生活设施推平了重来,那会意味着什么?中国以一个发达省市扶助一个受灾县,每年拿出它们1%财政用于重建的方式,迅速重塑了震区。只有大国才有这样干的可能,只有一个有着强大中央政权的大国,才会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真实。   但国家“大”的代价也是明显的。新汶川的基础设施水平一下子在四川省跃居前列,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它们为什么不能在这3年中也得到更多资金呢?中国的发展不平衡,连救助、扶贫也不得不有个先后,国家早就在谈地区差别以及各种差别,但它们还是存在。在为汶川成就鼓掌的同一天,我们可以有无数个理由批评这个国家。   这大概就是我们中国人21世纪的命运:轰轰烈烈崛起,匆匆忙忙补漏,不时出现精彩的几笔,却有数不清的小辫可以被捉住。我们可以雄心勃勃,也可以垂头丧气,这一方面取决于我们所处的位置,同时也取决于我们的眼界和胸怀,取决于我们对人生以及对这个国家的基本态度。    今年中国还有几件事受到举世关注,其中之一是中国迅速从利比亚撤出3.5万侨民,动作比美国还快、还漂亮。然而中国以涉嫌经济犯罪逮捕艾未未,禁止街头“茉莉花革命”,却引起西方舆论的一片争议。这些支离破碎的事件彼此真的毫无联系吗?无论这些联系好与不好,它们都是同一个“大而复杂”中国的不同表情。   中国不是3亿人的美国,更不是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的400多万人的挪威。中国也不是12亿人的“民主的印度”。中国人的选票没印度人的选票管用,但中国人有越来越多的私有住房、小汽车和无处不在的高速公路网。而全印度封闭的高速公路只有200公里。   我们该为中国建成了高速公路网庆幸,但它的高收费令人讨厌。我们有了车开,但堵车让我们头痛。私有住房别人都买了,而轮到我买时却突然涨成天价。我们该怎么办?答案属于每一个人。但用乐观态度面对复杂人生,通常更快乐些。热爱祖国的人,通常更幸福些。积极进取的人,成功的机会通常更多一些。这是不少人的经验。▲ 来源:http://goo.gl/1Xi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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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陈破空:“配合社会治理,知识分子应带头”?

批评和监督政府,从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也是知识分子良心的体现,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常识。中共的“新观点”,企图颠覆常识,意在让知识分子放弃其天赋的批评与监督职责。

古代封建帝王尚设立“谏议官”,尚主张“文死谏,武死战。”文官为进谏,说真话,不惜撞死阶下,被视为国士,有国风。当今红朝,连古代封建王朝的气量都不如,又谈何“发展”、“进步”、“前行”(该社评用语)。

用“片面”和“不负责任”等字眼,来否定知识分子批评的主体精神、及其促进社会进步的主流价值。反射的,恰恰是中共本身的“片面”和“不负责任”。

社评里,中共将知识分子的批评讥讽为:“通过某个激进的举动吸引一些眼球,博得某个圈子里的喝彩”;“张扬分歧,用制造不和谐哗众取宠,彰显自己的存在”;甚至是“热衷于带头挑战社会秩序,以不配合国家稳定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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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答时代周报记者问,关于开明官员

伍皓的开明并不代表整个云南官方的开明,也不代表云南的媒体真的很开放,这是很难说的。他的行为只代表他个人,而不代表整个云南省。   张鸣:其实,他的态度也有问题,他还是把媒体当做喉舌。   时代周报:对像伍皓这样的开明官员有着两种直接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他们是政府改革的先行者,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推动者;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他们是在作秀、炒作,赢取政治资本。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   张鸣:这个不好说,因为这些都只是推测,没有一个确切的依据,所以不好判断他是否是炒作,或者是推动,但是我觉得他的态度比完全不开明肯定要好,但好到什么程度,以后会有什么发展,他能代表什么东西,这个很难说。   时代周报:有人认为不必管他的动机是什么样的,只要他的行为上做到了就可以了。   张鸣:对,动机是不重要的,他至少比不开明要好一些,这体现了他的气度,还能够接受一些冲击,比那些一惊一乍,破口大骂的要好多了,   时代周报:这些所谓的“开明官员”,他们到底能够为推动社会的民主进步和政府信息公开起到多大作用?   张鸣:应该是可以起到一些作用的,关键是要看他们的力量对比,他们的意见是否是占上风,或者说整体的官场作风,这不是看个人,目前来看,像伍皓这样的开明官员还是很少,我对他基本上还是肯定的,但是有保留的肯定。 舌省报不代表整个云南官方的开明,也不代表云南的媒体真的很开放,   我们的政府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多的开明官员? 张鸣:我觉得官员应该要有这种辨别能力,能意识到这种时代潮流的到来,要把媒体当做媒体,正视它的功能,而不是把它当做喉舌,这需要一种思想的根本转变,要尊重人权,尊重每一个个体,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媒体还可以对政府进行监督。如果意识到媒体是第四种权力的话,这样就好办多了。完成这个转变,不是说单培养几个官员,这样不会起作用,而需要一个根本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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