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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不少网友发微博晒图说，在自己买的书《自由的界限》中，有书页被撕掉。据网友反映，被撕部分多为由汪丁丁教授所作的5000余字的序言，亦有网友表示被撕的位置在书尾，还有网友表示前后都有页码被撕。对此，汪丁丁发布长篇博文表示，撕书是出版社和编辑室行为，为此“感到可气又可怜”。浙江大学出版社方面则未否认撕书行为，也没有透露具体原因。   下文转载自 汪丁丁 的博客  我之所以答应写这篇序言，完全不因为译者是苏振华（况且我严厉批评了他低劣的翻译质量），而是因为作者是布坎南。那时，两年前，布坎南还健在（参阅我写的逝者布坎南）。手撕的决策，真令我感到可气又可怜。首先，这篇序言的结尾建议，注意，是两年前写的，现在恰好被新的政治局常委会实现了。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商或编辑，庸俗不堪而且自私到完全忘记了新闻出版的社会责任，他们或许早已丧失了道德勇气，在我的学生来信告诉我“手撕”事件并试图安慰我之后，才来信道歉。这次事件再度表明，与上海完全不同，杭州是一个“小地方”。商业化（已毁灭了西湖），金钱拜物教，温馨而自私的小市民，如此而已。小地方不可能有一流的新闻出版，因为小地方很难培养具有宏大政治视野的公民和公民意识。经查实，此类下三滥行为与中央主管部门无关，纯系浙江大学出版社及其编辑室的愚蠢胆小而且自私的行为。我将与他们公开决裂，并将《新政治经济学评论》转交其它出版机构出版。可悲的是，小地方的文宣部门还自以为政治嗅觉敏锐，所以才犯了这次的荒唐错误，以致要被将来的历史学家嘲笑。我要提醒读者，买这本书之前仔细检查是否有严重翻译错误。因为，苏振华当时来信表示接受我的批评，但他说主要译者不是他，而是第二译者。再后来，我始终没有收到他的修订稿，直到现在，从学生那里得知“手撕”，才明白此书已出版。 自由的界限的评论 探寻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 汪丁丁 布坎南1975年发表的《The Limits of Liberty》（“自由的界限”），这本书的英译序言作者Hartmut Kliemt（现在任职于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指出，一方面参与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另一方面参与了关于正义理论的讨论。也因此，布坎南为这本书拟定的副标题是“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 读者或许首先要求解释“利维坦”与“正义”之间的联系，为什么追求正义的人们可能接受并帮助一个政府成长为庞然大物（利维坦）以致他们的自由最终和他们追求的正义一起被这只利维坦巨兽吃掉？Anthony de Jasay（亚赛）早年是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与他的匈牙利同胞海撒尼（John Harsanyi）一样，1948年因躲避政治迫害离开匈牙利，从奥地利辗转至澳大利亚。数年后，海撒尼从阿罗（Kenneth Arrow）在斯坦福大学研读他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亚赛则辗转至英国并获得牛津大学研究职位。后来，亚赛在巴黎一家银行就职，再后来，他成为独立银行家，在欧洲和美国都有投资。退休后，他继续发表无政府主义论著。1985年他发表《论国家》，引起布坎南的格外关注。2007年，布坎南和一群寻求当代无政府主义理论基础的学者发表文集《良序的无政府》（ordered anarchy），旨在阐释和发挥亚赛的一系列简明但深刻的见解。顺便说一句，他们当中至少一位作者认为亚赛，一位退休银行家，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我在“自由基金”网站下载了亚赛的或许是最后一部作品，《Justice and Its Surroundings》。这部2002年发表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上述问题的清楚解释。与亚赛一样，或许不那样偏激，布坎南坚持契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思路。他在《自由的界限》开篇提出一个问题：无政府状态可否产生秩序？这样，他便直接参与了罗尔斯和诺齐克的那场辩论。 诚如布坎南本人和Kliemt所言，在布坎南的思想体系里，《自由的界限》（简称“界限”）应被视为他和图洛克（Gordon Tullock）1962年发表的《同意的计算》（简称“计算”）的姊妹篇。在“计算”里，个体的理性选择模型被用来解释关于“公共善”（public goods）的投票规则的选择。在“界限”里，如布坎南在第一章所说，这一模型被用来解释“公共恶”（public bads）的形成。这里所谓“公共恶”，就是借助民众投票同意而形成的“利维坦”。预见可能形成公共的恶，也就是预见自由的界限。那么，制度是如何失败，从而产生了公共的恶呢？这是布坎南写作“界限”时的基本问题意识。 布坎南指出，必须考察那些曾经有效的制度是怎样腐败和趋于失效的。换句话说，最初我们一致同意接受某种政府形式的强制，或放弃一部分个人自由，为了获得秩序。然后，当政府权力不断扩展，直到某一阈值之后，我们再也无法收回或抵抗这一强权，我们在哪些环节犯了错误？对于美国的情形，布坎南这样描写：“大萧条以降，我们见证了我们自己的利维坦的持续和加速扩张。……可以被称为宪政无政府的状态下，……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受不可名状的不负责任的官僚的支配，生活与无法预料的迂回曲折之中，私人预期被摧毁和扭曲，而却鲜有机会因此得到赔偿。” 以上所述，若将“大萧条”这一时点推迟七十年，即1999年以降，又何尝不是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描写呢？“四面八方的人们要求废除官僚机构，……将个人从加速增长的税负之下解救出来。……但与此同时，要求公共控制继续扩展的呼声也大量存在。我们观察到，政府虽然将其指爪伸向各处，但在此期间，一般而言，由集体依法推行的最低限度的秩序似乎都在消失中。”布坎南追问：政府的存在本身是否在侵蚀社会所依赖的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自愿遵守行为规则时，创造了公共的善。当个体违反这些规则时，公共的恶出现了。以上文字，大致表达了布坎南这部著作的基本问题意识。 于是，我们可以探讨下一个问题：怎样界定权利？这是一种要严肃对待权利的呼吁（第三章）。布坎南承认，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界定了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过，他在第十章“脚注1”里批评哈耶克盲目尊崇传统。这一批评意味着，布坎南倾向于有更积极的传统革新，例如，他多年来努力推动的“美国宪法重订”会议。现在请读者回忆我开篇提及的亚赛的那一见解：权利源自契约，而不是契约基于权利。对布坎南而言，这仍是一个可质疑的假说。因为，布坎南指出，假如契约各方在一开始没有就任何权利达成共识，怎么可能订立有约束力的契约呢？一个著名的例，是尤士丁尼讨论过的，甲方认定乙方是一名奴隶，则他们之间的契约不能成立。产权经济学家表示反对，因为，奴隶可以怠工，从而奴隶主的理性选择是允许奴隶有更大的自由。看起来，我们有必要拓展契约概念，使能包括“隐契约”的情形。这样，产权之源于契约就符合情理了。类似地，布坎南可以争辩，我们也可以拓展权利概念，使能包括“隐权利”的情形。大致而言，我相信，诺齐克与罗尔斯都有理，因为权利与契约可以相生相用，只要允许概念拓展到包括“隐”情形。当然，隐的情形，不论权利还是契约，迟早都要隐入漫长的文化传统与行为模式当中去了（参阅第四章和第五章），所谓“the status quo”（可译为“既成事实”或“现状”）。在漫长的自然演化史中，最早出现的既成事实（权利），可称为“产权”——财产权利。根据洛克的解释，产权有三类：life（生命），liberty（自由），possessions（财产占有）。我称之为洛克的“广义产权”概念。洛克的产权定义，源于自然法传统。 布坎南在第六章和第七章的讨论，明显地受到他的老师奈特（Frank Knight）的深刻影响。奈特在1942年发表于《伦理学》杂志的文章“科学，哲学，社会过程”（“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Ethics》v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