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部

中宣部：对各种自杀案件，各媒体严格按照司法权威部门发布的通稿刊播，不炒作渲染，不自行采访报道评论。...

5月4日是青年节。这一天，昆明的民众不顾社区干部不断给部分活跃的微博博主家长电话，警告不要煽动公众情绪，成功聚集于南屏街附近的小广场，抗议在昆明建PX炼化厂，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大约在今年3月，微博中开始传出云南将在昆明上风口安宁修建具有重大生态风险的对二甲苯（PX的中文）炼化厂的消息，引发公众的震怖和不安。至此，包括安宁和彭州石油炼化在内的子项目、中缅油气管道主项目，已经酝酿和运作了至少三年，基本上已经竣工。重大项目在公众不知情、本地媒体噤声、政府消极回应的情况下上马，导致公众情绪和不信任爆发，进而引发大批民众“散步”以示抗议。 不少国际媒体把昆明的这次抗议等同于之前大连、宁波、厦门、漳州的PX抗议，认为属于同类型的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过，和之前的几个案例相比，昆明的案例另有其独特之处。 可以说，云南的PX环境抗争其实是公众针对政府多种不信任和失望的累积产物，其中包括云南连续四年干旱，虽然事实上昆明已经把清水海、掌鸠河、牛栏江的优质水源尽数调往昆明，但云南高层仍然坚称是工程性缺水；另一方面，云南诸多地州（自治州）仍然在进行大规模的单一作物工业化种植，加剧了生态破坏和旱情。而昆明近十五年来治理滇池彻底失败，对老昆明和新昆明建设的灾难性设计，把昆明弄成了一个钢筋混凝土化、黄土灰尘漫天、道路破烂拥堵的城市，都是引发公众对政府不满的因素。我曾亲眼看见昆明政府为了迎接南博会，在机场入城高架沿线，把破旧房子刷上土黄油漆“美化”，并用橘黄铁皮集中遮挡民众架设在屋顶上的太阳能装置。 云南在产业升级和生计改善方面的落后和乏力，造成了另外一种凋敝之感，即使修好了一个体量全国第四的长水机场，也因为选址、配套、服务等原因遭致公众的强烈抱怨。 五四昆明抗争之后，一位积极参与者在微博上感叹：云南烟草全国第一了，送给中烟。云南航空盈利了，嫁给东航。铁路给成都，水务让高卢，煤气拱手中石油，电网送南方，公交给香港。云铜嫁中铝，昆钢赠武汉，云内动力予长安，昆明机床归沈阳，昆明制药去浙江。余下的空气和阳光用来生产PX，毒害下一代。 另外，许多公众已经无法忍受昆明官员整体表现出来的漠视、傲慢和颟顸。因为深处多民族聚居、次中心的西南边陲，云南的官场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熟人社会”，在那里，大学校长、宣传部长、教育厅长、地州州长、部门局长、媒体老总基本上是同一种“官阶货币”，可以通存通兑的，这也造成凡是出现大事，彼此能做的就是心照不宣。 相较而言，在我看来，之前大连等地的PX工厂环境抗争，并没有昆明这次负能量累积之巨和成分复杂。同时也没有昆明如此典型和强烈的生态对比，大连、厦门、宁波皆是美丽的滨海城市，但是在文化、民族、生态多样性方面，和昆明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在昆明建造大型PX化工工厂，其实类似于把“大背头”的“总经理弥勒佛”修建在布达拉宫广场。从生态和文化多样性来说，尽管多年的人为灾难之下，昆明早已名不副实，但和以往PX“垂青”的城市相比，昆明相对来说仍是中国生态多样性最为多元的城市之一，因此它更能衬托出失当产业布局的问题所在。更为重要的是，昆明的PX工厂还存在一个国际维度。 昆明是中缅油气管道的终点。2009年12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称中石油）与缅甸能源部签署中缅油气管道权利与义务协议，协议规定，缅甸联邦政府授予中石油作为控股方的东南亚原油管道有限公司对中缅油气管道的特许经营权，并负责管道的建设及运营等，总投资额25.4亿美元。昆明的安宁PX项目，正是中缅油气管道化工类项目的自然延伸。而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在缅甸境内已经演变为一个生态政治事件。 2010年，我曾作为独立观察员参与了泰缅边境的昂山素季释放运动，考察研究生态、政治和族群是如何在一个具体话题中被动员起来的。我在泰国北部、靠近缅甸的难民居住区考察时，发现当地人，无论是泰国本地族群还是跨境民族，都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国，认为它是一个明显、具体、强大、无所不在的生态阴影；中国人和中国资本，通过和“不道德政府”和宗派势力的合作，掠夺了当地资源、激发了当地矛盾，同时带来了生态的崩溃。 除了抵抗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当地人也发起了抵抗中国在缅甸的水电投资、中国在海外传统罂粟区进行替代种植的负面生态效果抵制、生态难民的利益维护、对中国跨境资本的宗教性抵制等。这让我发现，族群和民族性问题往往具有先天的“生态性”，民族的裂变和反抗体制，往往伴随着对具体自然生境、原住地、生态文化、自然神祇等自然因素的强调和守护，同时通过具体的政治事件，这些生态性会逐渐具象为公众熟知的生态政治事件。 由于中缅油气管道建设、中国水电集团、中国海外投资资本的项目区域，与缅甸、西藏、云南、四川、金三角这些政治动荡、族群众多、民族问题交织的政治离心带高度重合，使得中国在获得资源、利润、国际存在的同时，也将这种动荡和不安引入国内，并进入中国政治语境。 事实上，早在昆明五四抗争之前，缅甸境内以及中缅边境的战火和抗议就接连不断，许多抗议也直接和中缅油气管道、水利设施、矿藏开采等“中国资本”因素相关，缅甸政府军对反对力量克钦邦和掸邦的“热战”，已经把炮弹扔到云南边境，并造成大量的难民逃亡至云南境内。 可以说，昆明这次PX抗议活动并非一个孤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而是整个川滇藏及其毗邻国家民族问题严重区域，围绕一系列“中国项目 ”引发的生态抗议活动的一部分。因为地理接近、发展状态相似、族群的共同性、相似的灾害类型（地震带和旱灾地带），以及这一区域的资本逐利模式，使得这里的社会问题也容易形成共振。比如，围绕水电的非理性开发、雅鲁藏布江流域的不当开发、金沙江调水等区域调水、中国水利集团逐利尼泊尔、陆地冰川退缩、中国内地庸俗旅游地产开发模式（“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侵蚀）、神圣宗教区域世俗化等现象的中国“大三江并流区域”生态问题带，传统的民族问题、生计待遇等经济问题或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因为经济侵蚀和资本剥削带来的民众边缘化和贫富分化，传统文化生境的破碎和消失等问题，逐渐形成了问题的总爆发，滋生出各种不满情绪，而且所有这些情绪都有一个具象的生态和自然退化证据和肇事者。 以中缅油气管道为例，云南当地政府为了油气利润，几乎放弃了多年以来，至少在口头上不断强调的通过生态、民族多样性、文化多元来谋取当地政治地位的博弈路径，而全面发展以农业单一工业化种植（橡胶、能源植物、香蕉、麻、烟草等），能源化工等高污染产业、裹胁土地资源的旅游工业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文化相对封闭、民族众多、具有自然神性的丽江东巴教、西双版纳南传佛教、滇西北藏传佛教等区域，全部受到这种“去自然化”的发展路径影响。 云南当地人正开始使用我在泰缅边境少数族群中看到的反抗中国资本的模式，进行社会话题的组织、讨论和有限抵抗。这些抵抗，开始逐渐弥合了具体的族群所指，而指向一个因灾而生的“族群利益共同体”。尽管这个生态灾害“新族群”(disaster ethno)，具有复杂的传统民族基因，但是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所谓的“生态复国主义”，各自寻求和希冀回到自己一度拥有、掌控和享有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境。 在2010年众声喧哗的释放昂山素季的运动中，中国和中国资本时常被当作一个共同话题来使用，正是由于这个具体的生态和政治意义上的威胁存在，使得这场运动不是抽象的政见表达，而是清晰和真实的生计诉求；不仅具有反抗专制、反抗资本的正义性，还有具有保护原住民家园的生态正义。 中国的主政者也将会看到西藏人、新疆人、景颇人、昆明人，甚至上海人（死猪和新型禽流感引发的公共环境危机和政府监管失责，随之产生的群体性生态心理危机）逐渐可以在生态正义等问题上找到话题融合，尽管彼此的“民族认同感”正逐步丧失。从缅甸若开邦、伊洛瓦底江的反坝者、瑞丽的难民到中国民族地区的分离运动、丽江的电解铝微弱呐喊、昆明人对安宁二甲苯工厂的腹诽、西南旱灾的农民呻吟、城市中下层居民对城市化大跃进带来的逼仄生活环境的不满，凡此种种，自然开始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