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部

中宣部开展“爱国歌曲大家唱”

宣传部,即中共的“真理部”,全称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传部门。中宣部负责领导和组织党和国家的宣传思想工作,包括宣传思想理论研究、宣传思想政策制定、对外宣传、文化艺术事业的指导和管理等。

中宣部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宣传机构之一,拥有广泛的宣传渠道和资源。同时,中宣部也是控制中国舆论、意识形态以及打压言论自由的主要机构。在习近平上任之后,中宣部也成了习近平思想的重要吹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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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中国网络观察:习总的穿越

华盛顿 — 所谓的“穿越”题材的文艺作品(即人物穿越时代,古人穿越到现代,今人穿越到古代的作品)在当今中国非常流行。在表达自由受到严格限制甚至扼杀的中国,穿越小说、穿越电视剧大行其道,以至于中国广电总局下令禁止电视上播出穿越剧。   一般而言,中外穿越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以今人厚今薄古的眼光来看古代,如一个现代中国女孩穿越到了明朝,迫于风俗和家庭社会的压力不得不裹小脚,于是觉得裹小脚很痛苦,也毫无道理,不合情理。   假如是一个现代中国人穿越到了明朝,深感裹小脚的必要性,大声教导周围的人要认清现代生活的惨痛教训,要女人一定裹小脚,以便维持社会和谐,维持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避免女人大脚片子满街跑、惹是生非做小三,这样的穿越作品是罕见的。   假如作品中的这个现代中国人自己不裹小脚,也不让自家的妻子女儿裹小脚,却坚持要别人裹小脚,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作品就可谓穿越题材的极品了。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发表的讲话,就很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极品穿越。   *习总的极品名单*   习近平4月28日 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发表的讲话,通篇给人强烈、猛烈、炽烈、激烈、热烈的时代穿越感,或时空错乱的恍惚感。   千百万看客、千百万中国公众和网民惊讶习近平的讲话如此不接地气,如此跟时代脱节,好像他依然沉浸在今人记忆模糊甚至记忆阙如的遥远的昨天,跟今天的中国大众、中国公众完全脱节。   与此同时,众多中国问题观察家乃至一般的看客则好奇,习近平在讲话中所提到的一系列他所谓的劳动模范,是否连中共宣传部门的干部以及中共专门雇来在互联网上发帖给中共及其政府说好话的“五毛党”都会感觉一头雾水,云里雾里,不知道他说的究竟都是谁。   习近平在讲话中所提到的一串劳模是:   赵占魁、吴运铎、甄荣典、孟泰、王进喜、邓稼先、蒋筑英、时传祥、孔祥瑞、窦铁成、王启明、徐虎、邓建军、王顺友、吴登云、吴大观。   美国之音记者拿着习近平讲话中所列举的这些劳动模范的名单,对三个来自中国、一直关注中国并多年从事中国报道、年龄超过五十岁、记忆力也很好的记者进行了考试。   三位记者一开始信心满满,自认为自己不会有问题。结果考试成绩惨不忍睹,跟六十分及格水平相距甚远。   考试过后,三位记者很不好意思地承认,他们只是勉强模模糊糊地记得或知道赵占魁、吴运铎,王进喜,时传祥、邓稼先,蒋筑英等人,其他的人一概不知,连听说都不记得听说过。   假如对70后、80后、90后的中国人进行考试,结果显然会更惨。一般的外国人,甚至学富五车的中国问题专家则更是免谈。   于是,人们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   到底是现代中国人太落后,还是习总太落后?到底是现代中国人太忘本,还是习总太落伍?究竟是现代中国人太无知,还是习总学问太大?习总究竟是从哪里捣鼓来一份这样稀奇古怪的人物名单,足以考倒中外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   这份名单从内容到排列(如,把先去世或先出名的北京掏粪工时传祥排在后去世后出名的蒋筑英之后)都非常奇特。显然,给习总提供这样一份名单的人或机构也是极品。   近年来,中国官方强调要让全世界感受到中国的软实力。假如软实力意味着令全世界迷惑不解、不摸头脑,中国无疑已经获得了举世无双的超强软实力。   顺便说一句,在种族主义、种族歧视还可以得到公开和骄傲的表达的旧时代(如19世纪,20世纪初),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歧视的西方人喜欢用来形容中国人的形容词是“令人迷惑不解、不摸头脑”(inscrutable Chinese).   *重祭大寨,恍如魏晋*   中国官方权威通讯社新华社刊发的习总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总共3256字。在讲话中,习近平在罗列出一串让专家也觉得不摸头脑的劳模名单之后,又谈到了他喜欢说的中国梦。   习总讲话发表之后,许多人叫苦不迭,高声或低声抱怨中国有这样一位从思想到语言都糊涂和陈腐得一塌糊涂的领导人实属不幸。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习近平的讲话也是一份内容丰富的讲话。因为它内容十分丰富(例如,仅仅那一大串劳模人名,弄清楚谁是谁,究竟有什么具体事迹,就足以让专家折腾半天),于是,许多读者就将注意力集中到已故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所树立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模范典型大寨上。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再度表示赞扬和肯定大寨和大寨经验。   说到这里,需要对70后、80后、90后的中国读者稍微进行一点历史背景介绍。   最简单而公平的介绍,见诸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农业学大寨”词条:   【 农业学大寨 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相当于现在大寨镇下属的大寨村),全村位于山西东部太行山区环境气候恶劣的区域,包括“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石山,在50、60年代,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大寨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领导下,当地农民从山下担土到石山上造田,在山顶上开辟蓄水池,所谓“万里千担一亩田”,改造了本村的生活状态,受到政府的重视,毛泽东认为符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原则,因此号召全国农民向大寨学习,并在毛泽东的提名下,任命陈永贵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这里要补充一句,所谓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模范典型大寨在中国早就被揭露是弄虚作假的典型“山寨。”   大寨是山寨的观点,不仅仅是对中共和中国政府持批评意见的人有,就连中共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也有。   1975年,在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月之后第一次复出的邓小平遵循毛泽东的指令,在山西举行的农业学大寨全国会议上发表讲话。 邓在讲话中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对大寨的怀疑 :   “虽然学大寨有很多成绩,但有些地方也不尽如人意。”“大寨有个广积粮,昔阳有个广积粮。所以有个真学、假学、半真半假学的问题。”   毛泽东死后,中国官方的报刊也陆续刊登了一些揭露大寨大欺骗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时期,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到大寨参观,发现那里家家户户都在整齐一律地包饺子;参观者仔细看饺子馅,发现里面没有肉;询问当地人是怎么回事,得到的是整齐一律的回答:大寨人不喜欢吃带肉馅的饺子;于是,参观者纷纷痛骂这个骗子山寨。   *习总穿越,网民嘲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农业学大寨”早已经在中国历史上臭不可闻。在毛泽东死后,中共所推行的农村政策也是跟强调中共农村干部要把农民管得死死的大寨路线背道而驰。   在“农业学大寨”高潮期间,超级恶霸一样的中共基层干部甚至管到农民家养了几只鸡、下了几只蛋、下的蛋买都给了谁、卖了个什么价。“农业学大寨”导致中国许多农村地区陷入赤贫。在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四川省许多地方,一度几十斤“粮票”就可以换一个能干活、能生娃的健康的大姑娘。   “大寨”被公认是惨无人道、荒谬透顶的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一个臭不可闻的山寨,一个侮辱中国农民、侮辱中国人民的符号。   然而,中国这段并非年代久远的惨痛历史,现年60多岁、一直生活在中国的习近平好像完全不知道或完全忘记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习近平发表重新肯定和赞扬大寨和“农业学大寨”的时代穿越讲话,随即成为中国网民的笑料和悲叹的对象。网民嬉笑怒骂,不一而足。以下网民评论,全部来自新浪微博。   @国际时事军事评论员吴戈 :居然还在拣大庆大寨的劳模,最多加个杂交稻神舟号,依偎在领袖身旁你情我愿,如沐春风,一出戏就CUT了,中国在倒退。   (注:CUT,来自英语,字面意思是“被切掉”,在这里似乎是表示“没戏”。)   @姚敏诸:谁信谁傻。都要开始农业学大寨了,还法制呢。。。   @作家-天佑 : 空谈窃国,实干兴他人之邦。   (注:“作家-天佑”的这则11个字的微博贴含金量巨大,信息高度浓缩;一语双关甚至多关;“空谈窃国”,显然是讽刺习近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干部一个个都会高唱“为人民服务” ,同时大肆贪污盗窃,或纵容家人和狐朋好友盗窃公产国产;“空谈窃国”也与习近平当局近来一本正经地用来告诫国人的“空谈误国”形成对照反讽;“实干兴他人之邦”则至少有两个含义:A,中国劳动大众埋头苦干,最多只能得到一点残羹剩饭,到头来只是给中共权贵做嫁衣裳;中国古人有“试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之说;B,中共许多贪官把家人和财产转移到西方国家,因此,中国人的辛勤劳动,只是富裕了贪官和他国。)     @王江松-PHILOSOPHY :【五 一节实话实说】别腆着脸说什么劳动光荣伟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先来点实在的,让劳动者得到基本的报酬、安全、体面和尊严:工资通过劳资集体谈判决定并按 时发放、加班加点受到严格限制并给予补偿、工伤职业病得到防治、进城务工者能在城里安家落户…你可以暂时忽悠一些人,不可能永远忽悠所有人。   *习总穿越,诸多看点*   在许多人看来,习近平的“穿越”讲话之所以是极品,是因为他虽然如此赞扬大寨,但他本人以及他的家人,无论是他的妻子彭丽媛,还是他的女儿没有表现出任何意愿要返回大寨年代,或重新过上每天都像牲口一样被中共村干部呼喝驱赶到地里干活的大寨生活。   习近平本人在“文革”中深受毛泽东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之害,在应当读书学习的年代到贫穷的农村去当“插队青年”。(注:“插队”指城市青年直接到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去当“人民公社社员”,跟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或福利的普通农民一样。)   习近平以及他同时代的人虽然过后都或多或少、高调或低调地赞美当年到农村的插队生活让他们多么受教育,让他们得到了多么丰厚和宝贵的收获,但他们一个个都无一例外地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子女继续去受这样的教育,再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去获得那样的宝贵收获。   习近平和妻子彭丽媛后来选择把女儿送到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哈佛大学受教育。   众多的中共其他高干乃至普通民众也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只是到了美国,中共高干和普通民众也有所不同。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共高干的子女多是到学费高昂的哈佛大学之类的名牌私立大学读书,而中国普通的民众子女则是到学费相对便宜的州立大学读书。   自己和自家人不愿意回到不堪回首的过去,却公开发表讲话赞美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样的领导人显然是中国独有的,这样的讲话显然也是穿越作品的极品。   *观望习总,期待笑话*   平心而论,在当今中国乃至西方国家,发表习近平式的极品穿越言论的人并非仅仅习近平一个人。   无数的中共及其政府官员,无数的拥戴毛泽东的中国国内外的“毛粉”,也都喜欢大力赞扬不堪回首的毛泽东时代,但一个个却都不愿再过那样的生活,也不愿让他们的子女亲友再过那样的生活。   另外,习近平 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内容丰富,几乎句句都是可圈可点可笑可叹的极品。例如,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   许多人读了这样的话不禁纳闷:习近平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是说给劳模听的?还是说给中国公众听的?还是说给不劳而获的中共权贵听的?   这句话明显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义正词严的道义谴责,谴责的是一帮懒虫整天好吃懒做,就会白日梦,不肯干或不能劳动,不知道劳动是幸福的源泉。习总的这种谴责是说给谁听的呢?   与此同时,从学术的眼光,从公关学、传播学、语用学(注:pragmatism,语言学分支,研究具体词语在上下文中的意义)角度来看,习近平的讲话也是非常不合适的,非常可笑的。   在发表这种可笑的讲话之前,可曾有助手告诉或提醒习总了吗?   中外观察家们和许多中国公众、中国网民并不期望在可见的将来会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但他们普遍期待或预测,习近平在可见的将来必将继续发表可笑的讲话。   习近平掌权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很多人看来,他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笑料大王。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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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前中央编译局长被免后待遇未变

衣俊卿被免官职但仍然是中央编译局高级专家。 中国媒体发现,因“作风问题”被免职的前中央编译局长衣俊卿仍然是该机构高级专家,而揭露其丑闻的女博士则沦为“无业游民”。 近日,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后常艳开通实名认证微博“@常艳博士”。这是自她和衣俊卿婚外情事件曝光后,常艳首次亮相公共平台。 去年11月,网络登出一篇署名中央编译局常艳的12万字纪实体小说,详述常艳与时任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的交往历程,其中包含数十次的开房记录,引发中国网民关注。 今年1月,中国官方发布消息称,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免去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 常艳微博开通于4月27日,27日、28日多为转发微博,但从昨日开始,发布多条微博,讲述自己目前在落户、工作中遇到的困境。 从微博中可以看出,她去年11月被停发工资,不能上讲台授课,她称自己是一个“无业游民”。 而中国媒体注意到,事件另一方衣俊卿在被免去局长职务后,目前依然为中央编译局享受“正高”职称的专家学者。在中央编译局官方网站,衣俊卿与接替其出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的贾高建等26人,同为研究系列的“正高”级专家。 55岁的衣俊卿曾担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2010年2月出任中央编译局局长(副部长级)一职。 网友如有评论,请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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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希特勒借五一节收编劳工团体

在纳粹政权下组织工会令人难以想象。纳粹用一种集民粹、宣传和恐怖主义的混合手法控制工人。 (德国之声中文网)1933年4月,德国全国一片繁忙、喧嚣,大人、孩子们勤练歌曲,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特别是高高挂起了纳粹党旗。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选择在传统的五一劳动节这天举行一场空前盛大的群众活动,其目的是争取德国工人阶级为纳粹党人(Nationalsozialisten/国家社会主义者)效力。收编工人是巩固已显露独裁的帝国总理希特勒权势的重要一步。当时大部分工人支持与纳粹对立的社民党或共产党。 有薪假日 最晚19世纪起,德国人开始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但是在纳粹夺取政权以前,它并非国定假日。谁在这天去参加游行或庆祝,必须申请休假,甚至被扣除工资。纳粹独裁政权上台后改变了这一情况:1933年4月7日,希特勒内阁宣布5月1日为”国家劳动节”-一个新的国定假日;他更送给全国劳工一个大礼:这是个有薪假日。 纳粹党于5月1日向全国展示了一场震撼人心的大型庆祝活动:由希特勒青年团(die Hitlerjugend)、纳粹党卫军(SS)及纳粹冲锋队(SA)共同组成的大规模游行队伍,在纳粹党领导下浩荡进场。而就在之前几周,纳粹冲锋队刚以恐怖暴力手段迫害着众多工人领袖。对于活动组织者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中央群众大会在柏林举行,希特勒亲自到场讲话,再经由收音机传播到全国各个角落。庆祝节目包括:仪仗队、音乐及飞行特技表演,最后还施放了烟火。纳粹向数十万柏林居民展现了一场真正热闹轰动的大型群体活动。宣传部长戈培尔称心满意地说:”太慑人心魄了!场面之壮观超过预期!” 计谋的真相 那时没人知道希特勒举办五一节庆祝活动还有另外的目的。戈培尔在日记中就此写到:”五一节会非常盛大,5月2日我们将占领各工会办事处” 。所指的就是为工人争取权益的自由工会组织。独立于国家的工会组织是纳粹党的眼中钉。纳粹自己要成为工人的唯一全权代表,他们的看法是:一个有组织的劳工团体,有可能通过集体罢工来抵制纳粹进行独裁统治。其实这种危险性并不高,因为作为自由工会上层组织的”德国工会联合总会(Der Allgemein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ADGB)”于1933年2月宣布了政治中立-即使当时纳粹冲锋队已公开迫害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及其它反政府人士;”德国工会联合总会”甚至参加了五一节庆祝活动。该组织主席还呼吁所有劳工,在五一节这天自觉地履行作为德国合法工会成员的天职-踊跃参加群众集会。 戈培尔对自己的稳操胜券显而易见,他写到:”闹个几天,他们就是我们的瓮中之鳖了!” 组织完善的纳粹冲锋队于5月2日展开行动: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他们顺利占领了工会办事处、劳工银行及工会报刊编辑部。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入大牢或送入集中营,工会的银行账户及资金被没收。工人顺从地接受了工会遭解体的现实。戈培尔满意地在日记里写到:(瓦解工会)真是易如反掌! 德国劳工阵线 纳粹用自己的组织结构取代了自由工会:1933年5月10日”德国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DAF)”组织成立。从那天开始,该阵线成为代表工人利益的单位。”德国劳工阵线”的首要目标是控制工人,并根据纳粹意识形态教育劳工,同时督促雇主加入该组织。就这样,雇主和劳工都成为受纳粹掌控的唯一一个劳工组织成员。纳粹”希望人们自愿”加入这个组织,1942年,”德国劳工阵线”成员已达2千5百万人,成为所谓”第三帝国(Das Dritten Reich)” 的最大组织。而下一年,也就是1934年的五一节已变成”德国人民节” ,”劳动”字眼无声无息地被消失。希特勒轻易达成了目标:1933年的5月2日,对国家社会主义者可能构成威胁的自由工会成为又一个被消灭的机构设施。 作者: Marc von Lüpke 编译:杨家华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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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子 | “三换报头”里的蛮横权力审美学

作者: 苗蛮子   报载,4月19日至23日,创刊64年的《衡阳日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连续3次更换沿用了数十年的报头题字。据当地媒体人员透露,这是刚上任不足一个月、有“换字书记”之称的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所为。作为一家市委机关报竟如此反复无常,市民读者直言“这是瞎折腾”。 时至今日,即便对于已为人们诟病的一些党报来说,报头题字多少也算是其形象品牌。因此,报纸一般不轻易更换报头。即便因行政建制变化、多家报纸合并、报纸扩版重新包装等等原因而变更报头,也是慎之又慎的事。毕竟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更换报头不仅关乎财力物力,更关乎报纸的脸面,关乎报纸的市场——尽管读者喜爱一张报纸,关键在于其内容。 然而,在党管媒体的现实语境下,地方行政长官对辖区内的媒体指手画脚,已然是家常便饭,见怪不怪了。莫要说更换报头,即便是关停报社,对于已然山寨化了的地方权力而言,也是易如反掌之事。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下,一张报纸的命运大致取决于两点:一是看领导的个人喜好如何,比如有的领导热衷题词,于是甭管自个儿的字写得如何,也无碍于其题词满天飞。二是看报纸内容是否影响官员的仕途,换言之,就是媒体从业人员是否遵守由上而下却已被权力私利捆绑了的所谓“宣传纪律”——直白些说,就是看你是否“听话”。倘若媒体“不听话”,往往遭受权力种种或轻或重的打压。 尤须说明的是,这种来自权力的打压,往往是在暗中进行的。也正因如此,官方也就很容易以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反击汹汹舆情。依此来看衡阳更换报头事件,这里所延续的恐怕也是这种“黑箱政治逻辑”,毕竟你很难证明这是“换字书记”的“意图”。相反,涉事单位或个人往往会被迫出来替主子背书。比如,衡阳市委宣传部和衡阳日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口径一致地宣称“此次报头更改是报社根据报纸改版需求作出的决定”,而且还言之谆谆地说从“毛体”中选了两套方案供读者选择,并于4月23日“根据大多数读者的意见选定了第一套方案”。话说到这份上,批评者还能说什么呢? 基于这种认识,一个市委书记既有“权力”更换报头,也有更换报头的“权利”——显而易见,这里的“权利”,更多来源于颟顸不可一世的权力,而非一个普通读者的要求。也正因这种权力,一份本应面向群众、代言公意的报纸,俨然成了某些官员的家庭私报。在这里,作为公共资源的媒体,已然异化为官意乃至权力者个人喜好的展台。 一张报纸居然三天频繁“变脸”,可说是一种“另类题词”。之所以说是“另类”,大致是因为近些年中央已明令禁止领导干部“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这对于那些有题词癖好的官员而言,无疑是一道紧箍咒。具体到“换字书记”,不妨想象一下:既然上面不让题词了,那就不妨根据自己喜好换换公共领域的字体。 但说到底,无论是一些地方官员题词满天飞,还是“5天3换报头”,都是蛮横而虚妄的权力美学发作的病态产物,再次昭示出了权力的无边界。很清楚,一些官员如此热衷“题词”或“换报头”这种表面文章,端在于这些“表面文章”制造了财富、政绩以及权力的多重狂欢:不仅显政绩、见效快,名利双收,而且在权力意志得以贯彻执行之际,官员的权力虚荣得到了无比满足。 正因为这种多重效应,于是做“表面文章”在官场内蔚然成风,且绵延不绝。现在一些深谙宣传之道的官员,越来越善于通过媒体包装(伪装)个人形象。而我国媒体的特殊管理体制,无疑又为官员打形象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于是我们容易看到,一个官员到了一个地方,不是实实在在抓民生大事,而是挖空心思提出一些新概念、新口号,以标榜自己的所谓“创意”、“新政”。在某些舆论逼仄的地方,一些“高大全”式的官员,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地方报纸的版面。 应当说,官员热衷打“亲民牌”,并非全然是坏事,但评价官员有无作为,关键还是看其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民生实事。对于衡阳这位“换字书记”来说,我们不能说他不作为、能力低下,但人们难免不会这样怀疑:上任伊始便如此折腾于上演“皇帝的新衣”,又怎会搞好经济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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