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

王缉思 张维迎 何怀宏等：未来10年的中国与美国 进入专题 ： 中美关系    ● 王缉思 （ 进入专栏 ）   张维迎 （ 进入专栏 ）   何怀宏   黄海洲   袁亚湘        未来 10 年，美国还不像会衰落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我在此主要探讨一下美国的兴衰。这一议题十几年前就曾讨论过，当时就出现了美国衰落论。2008年以来，国际社会上又出现了美国衰落论，大多数人认为美国会衰落，只有少部分人认为美国不会衰落。这和过去几次的美国兴衰大论战的局面是类似的，甚至这一次唱衰的呼声还更高一些。     首先，美国未来的兴衰主要是一个政治命题，不容易成为一个学术命题。 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唱衰美国的观点往往带有感情色彩，因为评论者个人是否喜欢美国、是不是美国的利益相关者，都会影响到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但这不是说别人的观点不重要。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自我实现预言”效应，因为当大家都认定美国将要衰落，这本身就可能导致美国真的衰落。     应该看到，不同人对美国兴衰的问题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背后有不同的动机。一部分人认为美国将能维持住现在的地位，我称之为“兴盛论”；另一部分人持的则是“衰落论”。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很少有人认为美国会比过去更强大，最多只是认为其会维持现在的地位水平，在过去的论战中也很少有人持这种观点。在衰落论中，又可以分为两种人。一部分人唱衰美国是因为很不喜欢美国，另一部分人则是“恨铁不成钢”，希望能通过警告的方式提醒美国居安思危。后者有时会通过宣扬中国的突飞猛进以求唤醒美国进取，这种言论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其次，关于美国兴衰的参照物。如果是和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也要考虑和哪个时期相比。例如，尼克松到卡特的那段时期是战后美国最为暗淡的一段时期，现在的美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国家整体形象方面都肯定比当时更为强大。又如我认为克林顿时期是美国历史上的全盛时期，从各方面来看当下的美国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小布什时期的前期仍享有克林顿时期的一些政治经济“遗产”，而后期则出现了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等一些问题；因此如果把现在的美国和小布什时期相比的话，现在的美国可能不及小布什前期，但比小布什后期有余。     如果是和别的国家相比，要考虑与什么国家相比。如果是和欧洲、日本相比，美国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跟一些新兴国家相比，则美国的地位在相对下降。此番关于美国兴衰的论战的新意就在于将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提上桌面，其中又以中国为首。但是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变化。如果我们讨论别的国家，就会发现它们没有一个具备在各个方面真正赶上美国的潜力，毕竟美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和开放特性。举例来说，任何人如果自己愿意，都有可能变成美国人，而外国人几乎不可能变成中国人，即使加入了中国国籍，也很难在我们的社会里被认可为“自己人”。所以美国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这次论战的另一个新意在于它由金融危机而起。金融危机对美国打击巨大，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华盛顿共识”已经不行了，需要中国的发展模式、“北京共识”来替代。这一论题的分论点还有对美元霸权、美国的金融霸权的怀疑。     在军事方面，美国的霸权是鲜有争议的，大家普遍认为军事上美国仍然是占绝对优势。克林顿曾经在会议上表示过，其他国家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美国还想在世界上保持现有的地位和生活水平，就必须在美国衰落之前建立起一套国际规则；但是如果有国家想在军事上超越美国的话，则是另当别论。美国现在所考量、担忧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德国、日本，而是中国，在军事方面美国对中国的警惕性已经提高。     在软实力方面，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形象有了显著的改善。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是美国的战略选择。我认为美国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自己的选择，取决于它自己是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现在奥巴马的支持率下降到41%~43%，表明美国民众对美国是否走对了道路还是存疑的。但是我所接触到的人，即使是共和党人，也认为奥巴马连任的可能性较大。奥巴马现在的主要任务有经济复苏、拉动就业、新能源、医疗改革等等。     在国际政治方面，美国现在的表现和举措目光还是比较长远的。比如此次中东出现问题后，美国态度比较谨慎，不直接出兵，尽量避免重犯伊拉克战争那样的战略性错误。在大国关系方面采取平衡的政策，拉近和所有大国的关系，而不是去疏远。让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比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更接近、更密切，就保证了美国永远站在国际舞台的中心或顶点。在中美关系当中，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美国表示欢迎中国发展壮大，中国也表示希望美国继续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不想、也不去称霸。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兴衰问题表态谨慎。但这种战略和表态同国内一些精英和公众的看法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总结起来，我不赞成美国衰落论。纵向比较看来，美国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硬指标与过去相比还会继续上升，民主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保持不变。教育水平虽然存有疑问，但是美国今天仍然吸引着世界各国最优秀的学生前去深造，这种“用脚投票”的现象仍体现着美国教育的领先地位。横向看来，和其他国家相比，一段时间之内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难以动摇，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会对美国带来牵制，但远不具备取代美国重塑世界秩序的实力和条件。整体来看西方也许在衰落，但是“西方”的范畴其实也在扩大，比如日本、韩国、印度等都基本认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而西方的对立面并没有完全站起来。美国已经走上了顶峰，但是这个顶峰是一个平顶山，未来美国将在这个平顶山上高位波动，有起有伏，直到将平顶山走到尽头。     从逻辑上来说，如果美国要衰落，只可能是那些使它强大的因素不复存在了。这些因素有很多。第一有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依靠法律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是直到今天都没有动摇的。第二，社会价值观的一致性和凝聚性，使国家凝聚力得以保证，一贯地保持了国家以自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是超越了所有的宗教和种族的不可挑战的价值体系。第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到目前为止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依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也是其软实力的体现。第四，发达的公民社会。美国社会自我纠错能力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密切，外交上能均衡使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只要这些因素没有变化，美国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           美国的国际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怎么做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不仅未来10年，在未来的20~30年，美国的领导地位大概也不会发生巨大的颠覆性变化。事实上，美国领导地位也符合中国利益。中国在各方面尚不具备领导世界的条件，且国际责任等等的成本是巨大的，中国负担不起。     在近代史上，美国是最具全球领导力的国家。这是因为美国社会活力旺盛，具有很强的自我纠正和修复能力。另一方面，美国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这种大熔炉的特性也为美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从战略角度讲，我曾推荐美国的政治家读两本书。第一本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同一年，近两百多年来的世界基本上就是国富论的理念的不断扩展。美国政治家之所以应该读这本书，是因为美国现在有走向保护主义的趋势，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以封闭而不是开放的姿态来领导整个世界，一个封闭的美国是不具备领导世界的合法性的。第二本书是老子的《道德经》，美国逐渐要从领导价值观相同或相似的国家转变为包括领导价值观迥异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大邦者下流”，以一种低的姿态来领导整个世界。现在的美国的领导方式是对内自由民主，对外专制，作风霸道。当下它的领导地位虽然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挑战，但是其领导方式有必要进行改变。     过去200年，世界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从大分离（great divergence）到大趋同、大融合（great convergence）。数据显示，在200年之前的漫长的历史中，一个国家的人口和GDP的相关系数基本是1，在19世纪之后，两者的相关性剧烈下降（大分离），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低水平后又逐渐恢复到21世纪初的0.55左右（大融合）。这种大融合的趋势是不是会继续下去将会对国际关系的领导格局带来巨大的改变。     我的观点是，世界的格局和美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做什么。如果中国不断犯错误，美国的地位就将得到稳固。近两三年来我对中国发展的态度从乐观变为了谨慎的乐观。这首先是因为一些原本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事情现在出现了逆转。这其中包括经济体制的逆转，比如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新的价格管制、计划体制的回归。此外，中国强大的国家主义倾向的影响力巨大。追求自身的幸福是人的本性之一，而追求幸福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使自己幸福，我称之为“强盗的逻辑”；另一种是通过使别人幸福实现自己的幸福，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强盗的逻辑是走不通的，例如德国、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灭顶之灾，而二战后这两个国家通过生产全世界人民喜欢的产品，重新崛起，市场的逻辑最终取得了胜利。美国基本上是按照市场的逻辑行事的国家，尽管它也不时发作使用强盗的逻辑。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利用自己的垄断力量不断扩大自己的边界，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愈发困难起来，这对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我可以肯定，中国越是回归计划经济的做法和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美国的领导地位就越强大。     在政治方面，中国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和印度在发展上很大的区别在于，印度是先进行政治体制民主化，再进行经济自由化；中国是先进行经济自由化，未来再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时间序列上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做法是更好的，但是也有巨大的风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是早晚必须要经历的，印度已经渡过了这一关而中国还没有。     具体说来，我们现在面临两个很大的挑战，其一是民粹主义，其二是民族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政权的合法性已经不是靠打江山、经济改革来支持了，寻求合法性的一个大胆途径就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如果缺乏勇气，没有足够的决断力和权威来推动政治改革，求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局面下，大的改革无法进行，倒退就很有可能发生。可以想象，当下层领导胡作非为的时候上层领导却没有足够的权威性能够表态，倒行逆施就可能盛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问题相结合，就使得在中国，有理性的行为很难进行。我们现在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按照市场的逻辑，不是以法治精神，而是先通过舆论等手段对事情进行道德定性，然后就不考虑处理方法的合法性了。总之，政治体制改革将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     国际关系方面，中国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没有公开而坚定的盟友，相比在国际社会上有很多公开盟友的美国，中国是很难挑战它的领导地位的。     如果将国家比作企业，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任何国家进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阻碍它的力量就会出现，没有一棵大树能长到天上！我认为，美国不可能衰落，但是它相对国际上、相对自己的历史将开始走下坡路。如果中国能不断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平稳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在外交方面实行合适的战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可能不能维持太久；但是如果中国走错了道路，那么美国和中国的地位变化会变得十分微妙。     总而言之，未来1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变或者不变，都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政治体制内大家比的是谁干事、谁有闯劲，现在比的是谁不干事、谁沉得住气，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改变。就美国而言，美国的领导地位若干年内难以挑战。未来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就能挑战美国、领导世界。美国的经济规模1890年就超过英国了，但美国的领导地位只是在二战后才得到确立。           有些使美国强大的因素，会不会也反过来使它走向衰落？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同意前面两位学者的不少观点，但为了引起讨论，我宁愿特意求异，提出一些疑问或者说不同观察点。纵观美国的两百多年历史，战争对美国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二战之前的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其结果大都是使美国更加强大的话，在这之后的战争却常常影响到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比如越战时期和小布什后期。结合王缉思老师所提的四点使美国强大的因素，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恰恰是有些使美国强大的因素，有时也会反过来也使它犯错误，甚至使它走向衰落？     比如说，第一，王缉思老师谈到的美国社会内部相当高的价值观的一致性和凝聚力，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的确是使美国国家强大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由于对这种价值观的崇信，转而也想向国外输出这种价值观，输出自由民主，甚至有时不惜强行输出，那么，这种输出就可能要带来问题了。美国社会内部一直存在的理想主义、某种使命感甚至天命观，对这种理想的深信不疑和普世主义，以及对其他国家地区专制独裁的反感，可能会导致它对整个世界文化民族的复杂性认识不够，使得它向别的国家地区强行输出它的价值观。我认为，美国在中东发动的几次战争的动机其实是非常复杂的，绝不仅是石油或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等一两种原因就能囊括无遗地解释，其中可能还包含了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所以，包括美国有些极其捍卫美国利益、但现实感较强的人们也反对伊拉克战争就不奇怪。     第二，美国社会价值观的凝聚力强，有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包括美国对自己公民的生命安全十分重视，就还可能有一个美国把自己的安全系数调得过高带来的问题。这也可能形成一种内外有别的局面，使美国甚至为此强行干涉甚至侵犯其他国家，而不顾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更大更广泛的安全利益。例如美国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原因之一发动伊拉克战争。这种行为会使一些其他国家认为它的举动过于霸道，是一种让人反感的单边主义行为。     的确，同样一些使美国强大的因素比如法治，也包括民主和公民社会，还是相当强有力的自我纠错机制。但是，如果纠错不力或不够及时，美国还会不会出现战略性错误，而如果接连出现战略性错误，会不会因此就走向一蹶不振？           对立会使我们失去观察和学习外部世界、促进自己进步的机会          王缉思：     补充张维迎老师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没展开讲的民族主义的部分。狭隘民族主义的危险在于将合法性主要建立在中国越来越高的国际地位上，将道义标准建立在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和意愿上，人为地将中国和西方、中国和外国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使得我们失去了很多观察和学习外部世界、促进自己进步的机会。这种民族主义成了我们改革前进的阻力。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需要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来保持国内的凝聚力，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得太强硬、太骄傲。     回答何怀宏老师的问题。现在美国处境堪忧，不太可能出现大的战略性的错误。一方面国内经济仍在复苏，奥巴马出于连任的考虑仍会以经济复苏、增加就业为首要任务。另一方面，美国的安全系数确实抬得过高。美国认为自己的安全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军事主导地位上。首先，如朝鲜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在军事力量上离打击美国差得很远，它们只是希望利用军事力量向美国要价。这些国家希望能一方面保住自己的政权，另一方面又能和美国拉近关系，除了用核武器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外，它们还会向中国提供好处，希望中国能给予帮助。但我们必须看清朝鲜、伊朗拉近与中国关系的最终目的仍然在于美国。其次，事实上军事方面真正能威胁到美国安全的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但俄罗斯在同美国签订核裁军协议、减少战略疑虑方面已经迈开了一大步。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军事力量，但中国却不愿意搞美国要求的军事透明度。中国在军事上把自己当成弱国，因为中国一直以美国作为军事力量的参照物。这其中又存在一些两难问题：一方面在美国和周边国家面前不能姿态太高，另一方面又不能在国内民众面前表现太过软弱；一方面不能搞美国要求的军事透明度，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同美国的军事交流，力图降低美国的战略疑虑。     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在经济强大后，还希望在政治和军事上与美国平起平坐。这是美国绝不能允许的。           美国与中国各自面临新问题          黄海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事实上，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现在世界（金融）的规则仍然是美国在1945年以后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在这种规则下中国一直在持续受益，因此中国没有必要去打破规则，尽管改良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并且，现在的中国也并没有能力去推行全新的规则或者创建更好的全新规则。     从国际经济体系方面来看，二战后美国开始通过一系列手段成为世界舞台的领导者，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制定了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吸引其他国家加入到这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中来。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黄金开始大量流出，黄金和美元逐渐脱钩，至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这是美国金融历史上的第一个低点。从70年代末的滞胀，到90年代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金融重新反弹到一个制高点，随着国际政治格局上东方阵营的彻底垮台，美国在资本市场上重新执起世界牛耳。当时人们担心的根本不是美国的财政赤字，而是美国的财政盈余导致了其他国家无法购买到美国国债、无法实现外汇储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难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     2008年这一次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的担忧，美国是否又将走入一个低谷，甚至是否会因此衰落。我认为，如果美国能持续保持每年3%的经济增长，3%左右的通胀，美元保持对国际主要货币缓慢贬值，那么美国经济在未来三年内复苏没有太大问题。资本市场的下一个热点也仍将可能出现在美国。新兴市场会有一轮一轮的繁荣，也会有一轮一轮的危机；美国也有危机和繁荣周期，但是就这次金融危机而言，我认为最低点即是2008年，已经成为过去。     就张维迎老师讲的世界从大分裂到大融合的趋势，我认为，世界从二战以后到中国改革开放、苏东变化、柏林墙倒塌，体现出的是大分裂。不同的国家过多体现的是意识形态的纷争、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导致国家与国家的差距拉大，国际竞争的环境恶劣，无法在全球格局下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90年代之后，全世界在美国的领导下“一统江山”，美国制定的一套规则基本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资源配置的效率较原来大大提高，也就推动了世界大融合的局面。一些具有一定自然禀赋、但经济实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开放市场、招商引资等方式不断追赶国际的整体经济水平。这种大融合既为全世界带来了和平红利，也带来了开放经济体下全球化的红利。全球化将导致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衰落，但也进一步维持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袖地位。     80年代到现在，最大的事件首先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后是柏林墙的倒塌、东欧纳入到西方的阵营体系中去。美国的大繁荣和全球化是离不开的，美国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的经济状况非常好，并且整体的波动也比较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认识不够深刻、有误判，这也间接导致了美国的金融危机。格林斯潘和当时的美联储观察到美国经济增长快、不存在通胀，单纯地归因于美国技术进步，没有关注到全球的经济格局，进而长期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日后引发金融危机准备了货币政策条件。事实上，美国许多大企业的盈利主要来自于海外——危机前美国标普500大公司的一半盈利来自海外，而海外廉价的进口产品又压低了美国国内的通胀水平，这些都得益于全球化红利，而且全球化红利从全世界向美国积聚。     但是现在全球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美国一直在享受着“体系外”的人（如中国、印度）以低工资低回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而随着大融合趋势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将被纳入“体系内”，它们也将希望提高工资、提高生活水平、从国际化的红利中分更多的羹，这势必导致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衰落，并将推高全球通胀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的自然禀赋有限，在现在的科技水平限制下，让中国、印度达到美国的人均GDP水平是不可能实现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将进一步导致能源的匮乏、通胀水平攀高。未来中国如果想要崛起，也将受到自然资源方面的巨大限制。这些问题到底能否解决，只有依赖于科技上是否会有新的突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寻找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globalrebalancing）。美国如果想要实现再平衡需要几个条件：通货膨胀，美元贬值，经济增长，以及技术进步。我认为，当下全球通胀攀高的趋势势不可挡，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助于美国复苏甚至变得更强。随着美国经济进一步复苏和美国经济实力进一步相对衰落，美国很有可能借这次机会进行一番重大调整，转变它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比如在国际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上与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分享。     再向前发展，能源是底线。金融市场上有传言称美国在能源方面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全新的技术。美国现在在市场上推高能源价格，导致某些国家因为通胀受到重创，以此达到在国际市场上洗牌的目的。另一方面它也希望借新技术，吸引其他国家到美国进行能源投资，趁势而起。资本市场现在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下一个技术性革命在哪里，我认为很有可能是新能源和与干细胞相连的生物技术。奥巴马上台后联邦政府签署的第一个法案就是支持在硅谷进行的干细胞研究，这是以往所没有过的。如果干细胞革命得以实现，将可以解决很多国家（如中国）人口红利枯竭的问题。     2011年资本市场开始LONG US，SHORT CHINA（唱多美国、唱空中国）。市场上很多人在唱空中国，中国2011年资本市场表现不佳也与此有关。这种局面可能还会持续。     总而言之，中国要打破现行的国际体系很难，也无必要。改良是可能也是必须的。中国可以也应该有所作为。与各国在战略上要联合，加强国家之间的互信，但在战术上要斗智。     何怀宏老师根据开会的地点和主题调侃说这次开会是“凤凰华美”。我再补充说“美中不足，龙凤共舞”。美国面临一些新问题，经济进一步复苏和全球相对经济实力进一步衰落并存。中国也面临一些新矛盾，包括资源短缺、通胀上升以及内部结构问题，经济增速下降和全球相对经济实力进一步上升并存。美国和中国都不足，此乃“美中不足”。如果能做成与美国“龙凤共舞”是最好的。现在两国都有很多矛盾。正是因为双方都有矛盾，而有些矛盾存在互补性，所以有可能找到一个解。     这方面，欧盟也值得我们借鉴。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有些类似于德国与法国的关系。如果能做成与美国“龙凤共舞”可能是最好的。美国不喜欢龙，但一直在扮演龙的角色，可能还需要继续演下去。中国喜欢龙，但要扮演好凤的角色。           10 年后中国和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差距还可能扩大          袁亚湘（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我对这个议题比较悲观。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诸方面，只有在科技方面我们是不能称自己为世界第二。科技界的领导人给公众树立了中国科技强大的形象，这对鼓舞我们士气或许是有利的。但事实上，现状并非如此。我国的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依然有非常大的差距，甚至可能还不如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科技的发展主要靠三个方面：人，科技条件，和科技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美国自二战后在科技方面开始领导世界，正是因为它把全世界相当多的最优秀的科技人才都吸引到了美国。目前的现状是，美国科技界在世界上绝对领先，且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继续扩大。     我认为，10年后中国和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差距还可能扩大。首先是人的因素。现在的状况是：中国大量的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往美国。中美双方在人才竞争上中方处于劣势。一方面，美国因为在科技上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它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仍会继续扩大。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许多政策促使我国优秀人才（或者潜在的优秀人才）继续外流。例如，我记得若干年前中国政府的人才政策有如下四句话：“引进顶尖人才，稳住优秀人才，用好现有人才，培养未来人才。”培养未来人才是句套话，我没必要对此评论。而前三句其本质是把人才分为“已经是我的人”和“还不是我的人”来区别对待，对前者不予重视，对后者极力讨好。可笑的是，同一个人的身份可以从一个“顶尖人才”几年后就变成“优秀人才”，再过几年就是“现有人才”了。这样的政策鼓励了人才流向国外，留在国外，只有在国外呆够了才会选择回国。这就是大家通常开玩笑所说的：“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     其次是科研条件和环境。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有四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军事对科技促进。美国二战后的科技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与苏联军备竞赛时的刺激和需求，例如航天航空技术、互联网、新型材料等等。其二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大企业对科技的需求。其三是公益方面，例如资源环境、卫生疾病等等。其四是科学家的兴趣，单纯为了弄懂宇宙和自然而进行的自由探索。在这四方面中国跟美国相比都有巨大差距，我不想展开去讨论。而且，遗憾的是这些差距正在继续扩大（我多么希望我的判断是错的！）。比如，中国的大型企业宁可花巨额的外汇去国外买软件也不愿意委托本土科学家来开发。     此外，我们依然缺乏科学精神。过去几十年来，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问题事实上依然没有解决。科技的本质在于创新，要和别人不一样。但现在，我们的评价体系、我们的政策导向，以及我们的教育方式都不鼓励创新。所以，中国仍习惯于模仿别人的创造，喜欢在别人的创造基础上进行一些改进，却没有胆量和勇气去创造全新的东西。     雪上加霜的是，我国当前科技界急功近利，喜好抓大工程。用搞工程的搞法来抓技术或许可以，但用来发展科学是绝对不行的。封建思想、封建意识、封建行为对我国科技界的影响依然严重。“学而优则仕”依然普遍，社会（也包括科技界本身）对科技工作者的评价和宣传太看重头衔、职位和荣誉称号，而不重视学术成就和思想。这会严重妨碍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影响青年科技人才的健康成长。此外，学风浮躁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势必严重影响我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如果这些问题不迅速解决，10年之内我国科技界很难培养出顶尖人才，很难在科技上有重大突破。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科技与美国的差距正在拉大，并且这一趋势难以在短期内扭转。这最终必定会妨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制约我国军事竞争力的增长，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幸中的万幸是，正由于中美科技的巨大差距，美国科技界目前还没有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来看，所以美国科技界不像其他领域（如经济、贸易）那样打压和制约中国科技的发展，这为我们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和加强自主创新，默默无闻奋起直追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和机遇。     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永恒的。但是，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避免把中国和美国并列放在一起来提，避免G2的说法，避免谈自己是世界老二。中国应该要多把俄罗斯、欧盟拉进来，一方面与这些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培养阶级感情），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保持一种低调的姿态。现在国际社会的博弈不再是双方博弈，而是多方博弈，在这种博弈模型下存在合作博弈的解。将其他更多的大国拉入这个博弈更有可能促成多极的国际合作模式，制约中美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最后再谈谈制度创新。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要制度创新，但是关键是怎么做？我认为社会变革必须要有理论指导，需要有学者、政治精英进行超前思考，社会变革不能随便摸着石头过河、盲目实践探索。维稳或许能稳几百年，但是维稳肯定不是最优的道路。历史告诉我们，不发展不进步最终必定会走入衰落之路，而只有不断进步才能让一个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何怀宏：     我想，不能因为美国对外的一些霸道行径，就否定它的对内政策和体制。中国要发展和强大，在制度创新方面，比如说在科教领域，可能恰恰需要借鉴和吸取美国科技教育发展的许多经验。科技的原创绝对是需要一种完全自由的思想和交流条件，以及自由流动的资金支持，这种自由包括可以反复试错和迅速反应、及时抓住和利用各种偶然性的机会，所以说，科研的第一流原创成果主要是得益于自由和自然的竞争而非人为的国家计划和“堆钱”，且不说我们的有些科研基金还像是在“分赃”。     张维迎：     用工程管理的思维来管理科学教育事业，实际上是反科学的。把社会本身当成一个工程，是制约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     现在，中国如何办大学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青少年留学的年龄越来越小，这也体现着对中国教育体系的一种不满。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没有飞跃，也不是直线型的。美国的科技、大学都是二战之后才崛起的，此后一直遥遥领先。美国的制度对人才的吸引力很强。     如果我们乐观地来看科教这个问题：首先，外国的科教为我们培养人才，外企也为我们培养人才。如果我们的体制变得好起来，这些外国培养的人才被吸引回来将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其次，现在的世界和200年前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200年前技术进步得很慢，传播得更慢，而现在技术进步快，技术传播比技术进步还要更快。中国过去经济、社会的进步靠的不是中国的技术进步，而是全世界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贡献的优秀的技术。未来也会是这样，可以利用别人的技术而不是只依赖中国自身。此外，原来技术是保护的、保密的；而现在的技术有一个市场，专利和研发力量都可以通过跨国收购等方式获得。如果利用好技术市场，中国的科技对其他方面的制约也许不是不能改变的。     黄海洲：     补充几点。第一，老二难当。美国成为世界老大后，先后至少有过三个老二：苏联、日本、德国。现在已经都不行了，可见国际老二确实难做。     第二，维稳难济。如果说明清维稳也能稳住300年的话，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是处于封闭状态。现在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能否维稳300年？     第三，科技难为。我想举美国和日本在计算机方面竞争的例子来说明。日本在科技方面的体制和中国是非常类似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意识到计算机的重要性后，设立了一个发展计划，倾全国之力支持五家机构发展计算机（包括大学和企业），相当于选出最聪明的人、向他们无穷地砸钱投资。而美国的计算机最后其实都是从成千上万的分散试验，包括在车库里试验出来的。美国在科技上采用的机制是依赖大数定律，不是首先选出最聪明优秀的少数人去实施。谁都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的人去试，最后筛选想法（idea），依赖市场机制逐步收缩规模，保不齐谁就做出来了。这个制度的回报补偿（compensate）机制也是正确的，只要一个做出来了，它的回报就足以弥补所有没做出来的人的成本。它还有资本市场的放大作为激励机制。     一个国家在早期追赶世界水平的时候可以靠模仿，但是当它进步到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就必须要创新。中国近年来经济上的发展事实上更多得益于模仿，得益于“追赶”世界水平。但现在到了前沿就必须自己创新，中国必须要有鼓励创新的体制，能让许许多多好的人才施展拳脚。在这方面，中国也不是全无希望。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大学加强和业界的关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建立起筛选想法的机制。     袁亚湘：     追赶别人的过程中，在早期的时候、差的距离比较远的时候模仿也许是可行的。因为你差得比较远，你想模仿别人，别人可能会把技术给你，让你学；但是你追到一定程度别人就有顾忌了，就会把关键技术保密起来了。照着别人的现有甚至是过去的东西去模仿，只能追到别人过去的水平；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模仿别人的时候，别人正在做的东西可能已经完全不同，甚至连概念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如果只是一味照着别人的东西去模仿，总是永远落后于别人，而且差距只可能越来越大。必须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     张维迎：     还有一个问题，美国的兴盛和美国人口结构年轻，和它的移民政策有很多关系。人口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市场的购买力和劳动力供给都需要年轻人；如果中国劳动力和人口流动跟不上，将会带来一系列巨大的问题。     中国的人口问题对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当时强制执行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就是经济学上面的大错误，将人口当成了一个负担。自己国家搞不好，就以人多作为借口。但是如果现在计划生育政策不调整，那将是一个更巨大的错误。人口政策的错误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的影响要很多年之后才能反映出来。但是现在计划生育是国策，谁都不敢动。我认为，日本的衰落与日本的老龄化有很大关系，我认为制约中国发展的因素有二，一是政治制度，二是人口。           未来 10 年中国政治秩序进步的关键是要加强法治？          何怀宏：     我下面想主要从政治秩序的角度来谈谈中国，预测或期望一下它的未来，但为此可能还是得从过去谈起。另外，福山最近出版了他的一部新著《政治秩序的诸根源》的上册，他在其中认为良好政治秩序的三要素，一是强大的国家能力，二是法治，三是责任政府。我想在这里不妨借用他的一些分析范畴。     首先作一简单的历史回顾。西周至春秋是真正的封建社会，是世袭社会。在福山看来，秦朝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国家，强大的国家，但我个人认为秦朝只完成了一半的“帝国”任务，因为它没能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也没有来得及解决统治阶级再生产的问题。汉朝才真正建立了稳定的、长治久安的传统国家体制，它政治上独尊儒家思想，建立选举制度，解决了官员的持续来源而不再采用世袭制。而究竟是世袭还是非世袭占优，有可能是一个大国、一个帝国是否能够稳定和强大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也可能是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一个分野。直到今天，我们也还能在不同的国家，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看到世袭和非世袭因素的不同消长。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和不足有几点是值得思考的：第一是选举过程中的严格法治，即是在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官员的来源和选择方面实现严格的法治，但又还不是政治社会的全面法治；第二是选举结果的反世袭，实现了政治机会即入仕的相当高程度的平等，但又还不是政治参与与社会的平等；第三是有助于形成一个有责任感和高度文化教养的统治阶层，但也还不是民主制度下的责任政府。     传统中华帝国在20世纪初就衰亡了。我不谈近百年对传统的“全盘打破”了，而只谈现在。今天的中国通过近些年的经济飞跃发展，可能已经达到了古往今来中华地域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实体或实力，但是和美国相比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一个美国人说：“美国存在问题，甚至严重的问题，但不是根本的问题。”这句话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和自己相比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可能是走在前面，但是不是还是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说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人们日常生活方面的分离脱节；思考和提供理念的知识分子的分裂等等。     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是处在一个需要选择的分路口。我不说是处在“十字路口”，即不是说只有两种选择：只能往前或者往后，往左或者往右，而是可以有多种复杂的选择，组合的选择，但又的确是面临选择，必须有所抉择。因为国内外形势也迫使着我们选择，尤其是以下一些因素和情况：一是中国在北京奥运和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似已不再能完全“韬晦”了；二是中国本身在经济崛起之后财富多了，贫富差距和分配的问题突出了；三是以前似乎主要是“放权”就基本可以了，现在还需要更主动和创新意义的政策；四是要真正使国家对内有凝聚力，对外有吸引力，就还需要增强软实力，要寻求“收拢人心”、以至让人“有精气神”的办法。总之，以前涉水过河，可能水还不深，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可以更多地借鉴世界的经验，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而今后就可能要更多地依靠自主的一种长远眼光了。     所以，尽管预测很难，我还是想对今后做一点展望，或者也是表达一种希望。     在我看来，未来10年中国政治秩序进步的关键是要继续走向法治，或者说确立、巩固、落实和加强法治——即法律的统治。这里涉及到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我和许多朋友一样认为，这里的次序应该是先法治，后民主。甚至法治不妨激进，民主不妨渐进。法治是民主的训练，是对公民素质的培养，也是对民生、民权和民主的保障。对中国而言，法治的巩固是不容易出错的，也不易导致社会激烈动荡。这种法治必须是保障人们的基本权利的法治，是落实宪政的法治。不仅是完备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确立法律的统治，培养一种普遍地尊重法律的态度。通过一次次权力和法律的博弈，如果每次、或大多数博弈的结果都是权力不敌法律，那么就有可能培养和完善一个法治社会、一个公民社会，虽然最后还应走向与法治结合的民主，但是是经由法治的民主，社会正义也应当是主要经由法律、最后并体现为法律成果的正义。     虽然目前法治的状况还不乐观，权力损害法治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但我认为在中国走向法治这件事上，我们还是有理由乐观，或至少以乐观的意志去争取。“法治”的概念也不像其他有些概念那样敏感。大陆之外华人世界的法治和民主的经验也可以供我们参考、值得我们借鉴，例如香港地区“蕴含自由的法治”，台湾地区“蕴含传统的民主”（乃至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蕴含信仰的生活”对中华民族提升精神生活的借鉴）。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和我们有着同样种族或文化地区的现代经验也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并非不适合法治，也不是不能和民主相容，所以不可以国情民情来推诿。总之，我希望在未来10年能看到中国在确立和巩固法治方面走一大步，培养自上到下所有公民对法律的尊重，通过法治和问责政府来善用和善推日渐强大的国家能力，从而摸索出一条新中国的长治久安之道。     王缉思：     我认为现在中国要法治还不太现实，更现实的是允许公民社会成长。现在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到美国投资，美国就非常警惕，认为这些企业是去偷美国的技术、抢美国的资源，甚至认为这些企业因为跟党和政府直接关联，这种企业的投资一定具有收复美国的长期目标。如果中国能让美国看到中国内部的一些多样性，美国就大可放心很多；但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不放心自己看到的多样性，认为都是假的，是中国内部在唱双簧。所以现在中国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至少要宽容一些不同观点，起码要建立起一个公民社会。当今的中国在美国人看起来是在加强集权，而同时中国还越干越好。这是美国所不放心的原因。我并不是说我们非要让美国放心，最重要的是多样化的经济形式和包容性更强的政治对中国自己有好处。     在一点上，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非常相像，就是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强权政治世界。在这点上我们不妨借鉴欧洲，欧洲形成了一个法治的欧盟，不是通过哪个或者哪几个国家的强权政治，但是形成了安定的秩序。当今世界也必须寻找这样一种能推广到全球的法治的秩序。然而现在的秩序是，中国认为美国太霸道，但是美国和很多国家认为要让中国统治世界则更加可怕。现在的中国仍然陷在“多极化”这个概念里，在探讨世界应该谁说了算、哪几个国家说了算，并没有去设想一个更为法治的秩序。     张维迎：     我认为，中国未来30年里，前15年的重点应该放在司法、法治社会，后15年重点进行民主化改革。把司法放在民主之前是非常重要的。从长远看来，中国需要探索新的道路，这种探索也许可以从香港地区得到启发，以及包括台湾地区、越南的经验也都非常值得中国研究。中国可以从功能团体、党内民主等等开始着手，也许30年内能慢慢地完成向民主化的过渡。     黄海洲：     推动法治无疑是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具体怎么推动法治？我认为在给定现状的前提下，应该分成两部分：基于宪法和公司法。宪法和公司法是非常不同的：宪法是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强调的是平权的概念，人不论强弱都是一票；而公司法是一股一票（one share one vote），保护股东和投资人权利。要实现效率就需要依赖一股一票的公司法，而要发挥自由民主的精神就需要一人一票的宪法。美国的经济制度就是一美元一票，和一股一票是相似的；而美国民众选总统是一人一票。这就是一个相当精妙的组合，既保证了效率，又保证了公平。中国也需要找到一个机制，将这两者平衡好。一方面是资本利益得到保护，另一方面是民权得到保护。     在国家舞台上我们可否借鉴这种设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相对加强和美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相对衰落，我们应该争取一美元一票的权利，在国际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中与其他国家分享、共治。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必须要放弃一些东西——基于一美元一票；各国都应该得到自己应得的，但也不要多占——一美元一票加上一国一票。布雷顿森林体系改良一下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     欧盟经验，尤其是德国与法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和在建立欧盟中的重大贡献，可以为中美关系和中美在国际舞台上可能的贡献提供一些指导。如果能做成与美国“龙凤共舞”可能是最好的。美国不喜欢龙，但可能还需要继续演下去。中国要扮演好凤的角色。“龙凤共舞”则老二可当。           中美各自的利益与价值观          张维迎：     在经济问题上，美国人太政治化，而我们太情绪化，导致了很多事情难以处理。例如人民币的升值问题，对美国究竟会有什么好处，现在尚且不明朗。但是可预期的对美国的影响至少有二：第一，美国消费者会支付更高的价格，美国将会面临更快的物价上涨；第二，这将对国际大公司的利润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跨国公司、品牌公司，因为它们所在的市场是一个寡头市场，利润本身比较厚足，人民币的升值将挤出这些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利润。这对整个企业的结构都带来影响。     中美关系中存在很多冲突，主要是两方面的冲突。一方面是利益冲突，两国在利益方面的争夺，包括地域政治、资源方面的争夺。 另一方面是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中美关系往往就围绕着这两个冲突。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一个利益问题。美国在国际上经常打着价值观的旗号来争夺利益。     但有时美国也会面对自己内部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诉求的冲突。例如美国在中东支持的人，如穆巴拉克，都是一些独裁者，是和美国的价值观相违背的；一旦这些国家出现了问题，美国这种利益和价值观的冲突就暴露无遗了。据我观察，这几次中东问题美国最后还是选择了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解决，不会明目张胆地支持这些独裁者。美国本身内部的这个冲突就会给整个国际带来麻烦，也会影响中美关系。     王缉思：     美国总体上看，利益诉求和价值观诉求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从美国人的观念上看，中东之所以和美国有大矛盾，最大原因仍然是价值观的不同。伊斯兰国家的价值观是神权统治、是独裁，而不是民主。如果能把中东国家都改造成民主的，就不会打仗了。这是一种非常天真但是同时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民主国家就是好国家、民主国家是不打仗的。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而美国社会的精英也明白并非如此。如果说民主国家不打仗，那只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不打仗。而一个从独裁走向民主的国家是处在最危险的进程中的。在这个进程中，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亲美、反对民主化，平民百姓会被动员起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反美的呼声都会高涨。问题就在于，在这些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才能上台，而在这个时代民族主义的旗帜事实上就是反美的旗帜，就是反美国式的民主化的旗帜。虽然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实际上有一些矛盾，但是长期看来是没有矛盾的。     美国最高层的领导人都非常明白，民主必须要慢慢来，不可能飞跃式地实现民主的进程。     美国的价值观是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从美国整个国家来说，它的核心思想是统一的，根本价值观是统一的，但是它的具体政策是非常不统一的。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根本的矛盾，无论是能源、贸易等各方面都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现在重要的是解决政治上的矛盾，中国是希望绝对获益还是相对获益的问题。美国怀疑中国就是要赶超美国，不相信中国不想称世界老大，认为中国只是现在还不具备这个能力，而只要有能力就是想称霸的。中国认为美国要保证其霸权地位，不想让中国作为一个异类国家崛起。美国对异类国家的崛起确实是比较警觉的。过去，美国认为中国只是表面上走社会主义、实际上走资本主义，心里还是向往美国的，并且最后会越来越像美国。但是今天的中国展示出的一些迹象，比如国进民退的趋势，搞“大政治”，这些让美国怀疑中国会成为最大的集权国家。这是美国所警惕的。美国认为，一个国家要变成一个自由国家、现代社会，一定要变得和美国差不多。如果一个独裁的、专制的国家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是美国从价值观方面不能接受的。     袁亚湘：     我还是比较担心的。如果过去的做法没有带来重大的问题，这种做法的结果还不错，很可能这种做法就被继续下去了；如果制定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法却被延续下去，这样做的问题是很大的。我认为现在维稳是对的，但是在维稳的前提上必须要有前瞻性地去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因为过去的做法好像还可以就一直承袭、固步自封。比如先逐步实现党内民主选举。从哲学的角度看，不断进步是稳定的最好的保证。     王缉思：     美国现在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停滞了，没有方向了。如果说现在国进民退、加强维稳是中国的方向，现在的信心相对十几年前也不怎么足了。在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些人看起来，最高纲领是向美国看齐，最低纲领是先学四小龙、然后学日本。随着改革进行，四小龙模式不行了，转向学日本后日本又衰落了，于是中国有些人搞起自己的路数，觉得自己快要成功了，挺好，就没有再改革的必要了。     张维迎：     中华文化本身是包容性很强的，历史上有很多外来文化变成了中华文化。至于斗争，我认为，有权力就有斗争。但是完全变成一个斗争文化，连普通人之间都参与到斗争中来，是近百年来的事。     王缉思：     所以说“和平发展道路”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不是文化的问题。说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唯一能说清楚的就是国家主义，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中国这个国家是一个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全能型国家。这就是我们国家和别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别的国家根本是学不了的，除非从上到下都能贯彻一套体系，一级一级的党组织。这一套体系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张维迎：     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存在民间力量的。但是现在每一个地方都渗透着体系的力量。     王缉思：     这套体系就是我们的主流价值观。而中国人就是用这个价值观来看世界的，并且在国际舞台上这就是中国人的软实力。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么一套规矩，只要你是中国公民，你就必须要服从这套规矩。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中什么位置清清楚楚。这整套规矩经过这么多年来已经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了，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     张维迎：     我相信影响历史的是理念和思想。因此我的态度是既悲观又乐观的。悲观的是，思想的传播仍然是非常缓慢的。乐观的是，思想仍然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现在的年轻人观念已经很不一样了。现在中国的局面就是，一方面言论控制得严而勤，但是另一方面现在信息传播速度很快，新的东西不断产生。     现在中国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中国实际是脱离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核心价值观是很难的，因为人们不能诚实地、真实地表明自己。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把经济转轨变成一个宏观问题、货币政策问题、财政刺激问题。但是经济转轨真正要靠的是开发市场，靠企业家精神。就开发国内市场而言，中国近些年最好的成就是交通成本大大降低，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交易成本奇高无比。 我们的体制使得市场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而交易成本高了之后企业家精神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无法实现经济转型。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对成熟的产业影响很有限，只是会导致效率低一些，但真正的企业家是要掌握和判断未来的事情，而权力干预会妨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民主的概念是不能用于经济的，民主只能用于政治。经济最重要的是自由，是自主，是给每个人选择的权利，让他们自己去判断。经济的自由比政治的民主更重要。现在国有企业垄断资源无边界地扩展。经济能不能自由化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国人接受不接受基本的财产的概念，接受不接受一个人通过努力获取收入是正当行为。     王缉思：     中国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的次序确实有点不一样。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体现在一个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为人准则里。他说：“我是一个自由人，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个公务员，是本党的党员，只按这个顺序，永远按这个顺序”（I am a free man， anAmerican， a public servant， and a member of my Party， in this order only and always）。这里第一重要的是自由人。不管在实践中如何，这就是美国的价值观。而在中国，一个人应该首先是党员，其次是公务员，然后是中国人，而“自由人”好像不是一个正当追求。这就是中美价值观念的根本不同。     张维迎：     国家本身不能够行使权利，行使权利的实际上是个人。 国有经济就是定义在职位基础上的权利（position-based right），私有经济则是定义在财产上的权利（property-based rights）。核心价值观一定是与权利有关的。主流价值观应该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形成，没有自由选择，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核心价值观。     何怀宏：     我不太谈价值共识、核心价值，而宁愿谈规范共识、普遍伦理。现代伦理学区别于传统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区分价值和规范、区分“好”与“正当”。价值是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是我们追求和看重的东西；而规范是怎么去追求的行为和手段。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各人的价值目标无法统一，各个民族国家的价值理想恐怕也是这样。     但是，在行为规范方面我们还是有希望达成一个核心共识的，比如不可杀害无辜，不可不顾及其他人、其他国家的基本权益等等。但是，国与国之间的道德要求实际是低于一国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要求的，我们也许只能要求一种“生命”原则和“顾及”原则，如尽量避免战争和暴力冲突，任何一个国家在追求自己的较大利益时也要“顾及”他国的基本利益，当然，这后面也要有实力，要使任何一个大国、强国都不能不有所“顾忌”和“忌惮”。      进入 王缉思 的专栏 进入 张维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97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际经济评论》2011.3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在巴西上学的头几年，我们学到：1988年5月13日 依莎贝尔公主 颁布 黄金法令 ，废除巴西奴役制度。自此之后，任何奴役他人的行为在巴西法律中皆属不法；实际上，巴西奴役现象依旧存在，只不过换了一张面貌示众而已。 巴西奴役的古今更迭 其实，奴役制度自人类文明之始就已经存在。这些奴隶，有的来自战争－因为战败而成为胜者之仆，或遭变卖给第三方为奴；也有一些因为积欠债务而卖身的 奴仆 (葡)。 巴西帕乐堤（Paraty）的安德森（Anderson）就是奴工的活例。图片来源：Flikr用户Mario Crema(CC BY-NC-ND 2.0)。 所谓的战奴，是胜者为王的权力表彰，因此俯首成寇，终身为奴。而为了偿债的奴仆，理论上一旦债务清偿，则重获自由，若债主仍要奴役，就得出钱买人。 巴西当今的奴役现象与后者类似，不论在乡村或城市都能见到。在乡村的农业开发区，地主会聘请仲介寻找开垦林地辟农地人力。这些地痞仲介开出 不实的优渥待遇－提供吃住，免费接送，以及不错的薪资，可是到了实际工作现场，这些上钩的农工才发现是个骗局，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非政府组织“巴西报 导者”在其网站上将这样不公的奴役现象报导 成文 (葡)： 农工坐了接驳车到了工作现场后各个傻眼，因为实际情形跟他们的认知完全不同。地痞仲介（当地称之为gato）居然开始跟他们说要 钱，包括接驳旅程所需的交通费跟生活费，都记录在债本中。…不只这些，就连质差又不卫生的食宿费用也一并记录下来，而且金额都高得很不合理。如果 农工打算一走了之，地痞仲介随即出面阻止，指控他们欠债不还，要走人就得还钱。而且，开口抱怨或意图走人的下场通常是一阵毒打。 2011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巴西部门发表了一项报告－《 巴西农奴的主因 》(葡)，反映出偏远地区巴西农工受到的严重剥削。报告指出，从1995年（该年巴西政府承认国内奴役情形的存在）至2011年，光是得到解放的奴工超过40,000名。 现代奴役的解决对策 虽然承认奴役现象不是件光彩的事，但政府愿意正视也是好事一件，成立打击苦劳执行小组（GERTRAF）及消灭奴工一号（及二号）计划，对 抗不公对待。其实，政府之所以转变态度，主要是受2004年1月28日乌纳地区（Unaí）三名审计工奴遭谋杀的事件所致，而该日随后也被定为“反奴工日”。 1月28日是国定反奴工日。提供：巴西阿图奥（Atual）的Verena Glass（CC BY3.0）。 废奴工修宪法案（PEC 438/2001）也是反奴工行动之一，提出政府应该没收存在农奴的农地，并进一步实施土地改革。2001年巴西参议院通过废奴工修宪法案后，送交众议院审查，过程备受地方官员关注。 念公共行政的安德雷奥威斯费南德斯在他的博客－〈争议之法〉上表示：要 消灭 (葡)剥削农奴的行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惩罚之外并没收农地： 对于剥削农奴的地主，政府就该没收他们的土地作为责罚。…而且剥削他人自由就是犯罪，只要农奴存在的土地就该被没收，一视同仁，不应该视剥削程度来分则罚的轻重。 由Tumblr用户Francisco Mendes(@Metalogis)提供，控诉国际成衣品牌Zara是血汗工厂。（2011年8月） 甚者，奴役现象不仅存在于巴西乡村地区，都市也成了奴隶的温床，许多人迫于无奈只能低头为奴，接受贬低人格的工作。这些人有的来自巴西贫穷落后区，有的则是从赤贫或政乱国家偷渡而来的非法移民。 华盛顿．阿劳霍在博客中 谈论 (葡)部分家奴所受的待遇时，提到巴西文化人类学家 吉尔贝托．弗雷雷 （Gilberto Freyre）的著作《 主与奴 》： …许多女孩被迫从奴，负责家务打扫，却没有酬劳给付，只能住在破旧、小如衣柜的宿舍－一般称为“女仆库房”。发现奴役现象从乡村一路蔓延到都市，令人不免唏嘘。 打击奴役必须多管齐下：除了提升贫弱人民的社会及经济状况，政府也要监督并取缔不法奴役；要真正根除奴役，政府及人民的实践力才是关键。首先，遇见 不公奴役马上通报－奴役的发生就是因为人民选择视而不见。此外，还要抵制雇请奴工的公司行号。再者，劳工局须查缉雇用奴工的雇主，归档 列表 (葡)，禁止公司向银行周转的权限，并限制商品的流通。最后，向政府施压也是很重要的－要求政府严惩奴役，如同严惩毒品走私及掳人勒赎等犯罪行为。 校对： yenrong 作者 Richard de Araújo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pt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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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细节】使馆与陈等人约好在使馆以西几公里的地方会面。双方各自派车会合。就在两车快要会合时，米外交官发现，两部车都有车辆尾随。陈所搭的车驶进巷道，米方的车并排靠近，陈马上被拉进去。接着使馆的车躲过两辆中方的车，开回到大使馆，陈被安顿在陆战队员的宿舍。 5月4日，美国之音电话采访在北京朝阳医院的陈.光诚。光诚表示，政府派一位司局级干部到他病房探视，并且送了鲜花。光诚说，这位官员向他表示，他是受中央委托前来看望，并且获得授权来了解光诚所反映的情况，如果查实，将会严肃处理。 家辉同志接受美国电视三巨头专访，非常详细地描述了陈事件。强调把陈接进馆是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下达到的;陈曾表示愿呆在馆里，一呆好几年也可以;进馆后，中美谈判几天无进展，陈说你们拿点实际来，把妻儿送北京来;后妻儿到京，中要求出馆不然送回鲁…… @狄马 ：看完听证会的过程，我忍不住想：一群远在万里的外国人，为了一个他们素不相识的外国盲人，奔走、呼吁、争吵、研究……尽管这个国家也有不如意的地方，但无疑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里诞生了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和法律。你若不相信，可想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北朝鲜难民的？ 【外交部发言人就陈.光诚希望出国留学答记者问】新华网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陈光诚目前希望出国留学。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刘为民说，陈光诚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他如果想出国留学，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可以像其他中国公民一样，依法通过正常途径到有关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段郎说事 ：词语解释，所谓道歉，就是在自己做了错事的情况下，希望他人主动出来向自己承认错误。 【4】中国姓陈的人有数千万上亿吧 @凤凰卫视胡玲 ： 彭博社记者提问商务部长陈德铭：＂部长您姓陈，我们很关注的一个人也姓陈，不知道那个陈有没有影响到今天的会谈气氛呀？＂服了！这提问实在高，不过陈德铭一句话就回了：＂中国姓陈的人有数千万上亿吧。＂ 【5】原信访局局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去信访 如果不是女儿的离奇坠亡，做了10年信访局长的柳乃华绝不会想到自己也会走上上访之路。他23岁的女儿柳镠在和男朋友余汀分手近半年后，于4月19日凌晨在余汀住处坠楼身亡。警方初步认定柳镠自杀，对此，柳乃华并不认同，他认为女儿是被人杀害。 柳乃华 : 我是寿宁县原信访局局长（曾被评为全省优秀正科干部），2012年3月19日我女儿在厦门遇害，我女儿乖巧孝顺，事发前一天还跟表兄妹一起玩，外向的她绝不会轻易自杀，凶手逃离现场，却可以逍遥法外。只因其后台强硬。我长跪厦门zf，只为女儿讨回公道。 我长跪在厦门市政府大门，只求为23岁年轻的女儿讨回公道，凶手逃离现场，没有报警和呼叫120却可以逍遥法外！凶手曾声称我后台强硬，告哪里都不怕，中国是法制社会，杀人就得服法，在这里我跪求社会关注此事，让杀我女儿的凶手余汀早日得到法律的制裁！！ “信访局局长也有信访的一天，真是报应啊，谁知道他当初是怎么拦访、截访的。”对于这类评论，柳乃华表达了无奈。“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如果有其他的出路，就不会去信访。如果不是无路可走，老百姓是不会选择信访的，但是信访局能力有限。”(中青报) 【6】网曝军人回家探亲因拍摄强拆房屋被羁押 近日，一自称军人的网友发帖称回家探亲时，因看到亲属房屋被强行拆迁，他便拿出相机拍照，不想被云南思茅区政府人员戴上手铐强行羁押。其母亲见状去拽那些官员也遭强行羁押，之后失踪了20多个小时。对此事，思茅区官员称正在了解情况。 【7】喷甲醛保鲜大白菜已成潜规则 市场不检测 @王云岭 ：山东有媒体曝光，菜农使用甲醛对大白菜保鲜。另外，山药、蘑菇等蔬菜也被曝出使用甲醛溶液喷洒和浸泡。知情人士称，使用保鲜剂几乎成了业内的一个“潜规则”，用来喷洒保鲜。记者了解，南京市场虽然对蔬菜入场有严格的检测要求，甲醛却并不在检测项目之中。 【8】中国枸杞里的虫全部死绝，一个不剩 @乔布斯党 ：家里有两袋打开包装袋的枸杞子，一袋是在上海超市买的，一袋是出口到美国，在华人超市买的，放在柜子里一个月后发现，美国买的枸杞爬满了虫，而中国买的枸杞一个虫都没发现，于是把一些虫装到中国枸杞的袋子里，再把两个袋子扎紧，一周后美国枸杞袋里的虫越来越多，中国枸杞里的虫全部死绝，一个不剩。 【9】红与白 【10】送奶工的道歉信 @王小亘_BAZINGA ：今天早上发现送奶箱里的牛奶附着一张便利贴：“早上好，对不起，你家的优倍鲜奶被我不小心打坏了，改送纯鲜奶一杯，另补差价1元”后面还写着手机号和日期。在这种添加剂和臭皮鞋横行的世道下，还有为这种小事如此负责和诚恳的人，真的很感动！！！ 【11】掷出窗外 http://www.zccw.info/ @新浪科技 ：“掷出窗外”网瘫痪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食品安全网站成为近日微博上的热门话题。复旦研究生 @吴忄亘 创建该网站“最初只想告诉同学哪些不能吃”，但就是这样一个网站，昨天2小时点击25000次一度瘫痪。一个网站的瘫痪，其背后正是当下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真实焦虑。 http://t.cn/zOHVpv2 @吴忄亘 ：卖地沟油的不会吃自己炼的油，但会吃鱼；用油鱼冒充鳕鱼的不会把鱼给自己孩子吃，但会喝牛奶；毒奶粉的产商不会喝自家的奶，但病了会吃药；毒胶囊的厂商不会吃自己产的药，但会在餐馆吃地沟油…看过这些年的黑心食品新闻，真心觉得这是一“易粪相食”的社会。这篇调查报告常看常新 http://t.cn/a9Z2qs 【12】公安机关5月15日起签发电子护照 要采集指纹 据京华时报报道，全国公安机关将于5月15日起统一启用签发电子普通护照，办理程序上新增指纹采集和本人签名等内容。电子护照是什么呢？在传统的本式护照中嵌入电子智能芯片，芯片中存有持照人的姓名、出生日期、照片图像等个人基本信息。 【13】中国留学生向菲驻美使馆提交抗议横幅遭拒 当地时间5月3日，纽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来到位于曼哈顿中城的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团前示威。示威学生希望将罗列有上百个签名的宣称黄岩岛为中国领土的横幅交与菲方，但遭到了拒绝。 【14】《知音》应该上市吗？ @环球企业家杂志 ：反对的理由是其“品味低下、胡编乱造、没公信力”，但除此之外，其经营数据却还不错：1、净资产6亿，2011年净利润1亿；2、从1999年开始，就实行税后千字千元稿酬标准；3、月发行量达600余万份，居世界综合性期刊第5、全国各类杂志第2，仅次于《读者》；4、创造了“知音体” @李华芳 : 人民网都上市了 【15】如果一个人在厕所洗手台面如屎色的一动不动假装洗手持续1分钟以上…那么，他一定是蹲坑蹲的腿麻了…（ @丁一晨DYC ） 【16】三个人的爱 在美国犹他州有一个很特别的家庭，Alina, Valerie, Vicki嫁给了同一个男人 Joe，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其中Valerie, Vicki是双胞胎姐妹，而Alina则是她们的堂妹。四人写了一本名为“三个人的爱”的书，子女也有份参与撰写。 【17】朝鲜民众致信誓言拥戴 金正恩亲笔批示 金正恩日前亲笔批示朝鲜民众的信，他们在信中表达了世世代代享受领袖福、将军福、太阳福，迎来金日成民族、金正日朝鲜新的100年代的巨大喜悦和激情。他们发誓，一心一意最竭诚拥戴金正恩，以斐然的工作成就为强盛国家建设做出贡献。 恩恩，你不要走啦 丫这小样的，还挺腼腆的 【18】和谐稳定两百年 @雾满拦江 ：美国宪法共7条：第1条讲国会怎样建，用来干嘛？第2条讲总统是什么，谁能当？第3条讲法院干嘛用？前三条确定三权分立。第4条讲州与联邦关系，不能以上欺下、以大欺小。第5条讲宪法以后怎么改。第6条讲联邦和州政府都要视它为最高法律，忠于它。第7条讲四分之三州通过后生效。简单七条，稳定美国两百年。 【19】为了生活而劳动是不公平的 如果不必为糊口而工作，每个人都有机会投身自己热爱的事业，这笔补贴将让人们从劳动义务当中解脱出来。——瑞士近日公布一项“无条件的补贴”提案，每个瑞士人无须工作，每个月可以领取1500欧元到2000欧元的补贴。提案委员会成员奥斯瓦尔德·西格说，为了生活而劳动是不公平的。 【20】這些不是美國人的權利。。。或西方人的權利，而是人類共有的權利，它存在於每一個靈魂中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楊甦棣引用奧巴馬總統的原話：＂沒有自由的繁榮是另一種貧窮。。。每個國家都應按照自身的規劃發展，但有些權利是普世共通的，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等。這些不是美國人的權利。。。或西方人的權利，而是人類共有的權利，它存在於每一個靈魂中。＂ 【21】张思之：人权是国家最大的面子 曾以为一国家只要有好的外交或者强大的国防就有面子，后来才明白其实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一个政权如果关起门来都不能维护自己本国普通公民的权利，它有什么资格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这个国家的权利，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 @宁财神 ：有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厉害，物业表现不好就能换，这种小区，物业费高点也咬牙忍了。有的小区，物业不作为，服务一塌糊涂，还死活不让换，谁想换就让保安揍谁，一边揍一边还说：“嫌这儿不好，有本事你别住，搬走啊，不爱物业就是不爱小区，不爱小区就是不爱家，一个连自己家都不爱的人，禽兽不如！” 【22】在平壤主体塔下，看到一些同胞歌颂主体思想的牌匾 （ @潘石屹 ） 【23】生活是天籁，需要凝神静听。 ——王小波 http://t.cn/zOHa0k2  （ @喷嚏意图 ） 余华 : 文章怎么写很重要，怎么读也很重要。有时候将无耻的文章反过来读，也能读到真理的语句。比如陈.光诚事件，官方媒体一律指责，可是陈.光诚究竟做了什么，他们只字未提。今天《北京日报》发表《从陈.光诚事件看美国政客的拙劣表演》的文章里说：“13亿中国人并没有那么好瞒哄”……这句话是真理。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61224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张千帆：如何治理中国——走向央地关系法治化 进入专题 ： 央地关系 法治    ● 张千帆 （ 进入专栏 ）   熊文钊   王建勋 （ 进入专栏 ）       主讲人：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与政府管理学院 双聘教授、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法治政府与地方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朱天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主办方：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法学社     时间： 2012年4月24日（周二）晚上7：00—9：40     地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廖凯原楼报告厅          主持人：今天来的人很多，我们希望这是一个精彩的讲座以及精彩的讨论。今天的主讲人和评议人分别是：北京大学法学院与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张千帆教授，掌声欢迎！另外一位是中央民族大学熊文钊教授，大家欢迎！再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既然这是政府管理学院的地盘，所以我是主持人，我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副院长朱天飚，谢谢。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先请张千帆老师做报告，然后请熊老师和王老师加入到讨论中，如果他们三个打起来，而我拦不住，下面上几个人拦一下（笑）。          张千帆：谢谢天飚，非常高兴！我和天飚、付军等人不约而同到北大来，原来他们想让我去清华，没想到我们都来了北大。2002-03年过来，在北大也将近10年了，我一直是所谓的法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但几乎没有给政府学院履行过任何义务。今天第一次来廖凯原楼报告厅，也算履行我的一点义务吧。     今天谈论的话题是与政府相关——“如何治理中国”，不过我们有个副标题：央地关系的法治化。我把央地关系比作国家的脊柱。每个人有脊柱，国家也有脊柱，这个脊柱就是央地关系。它把中央首脑和身体各个部位，胳膊、腿啊、心脏啊都连在一起。如果一个人的脊柱出了毛病，他问题就大了；如果国家的脊柱出了问题，那么国家肯定是治理不好的。所以今天我们从央地关系角度切入，讨论如何治理中国。     央地关系这个题目很大，涉及国家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这个哥儿们（薄熙来照）原来大红大紫，最近混得不太好；现在正是好戏连台啊，还在继续上演着。我对中央的决定举双手赞成（现场笑），太神奇了！中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从王立军跨入美国领馆的那一刻就成了一个神奇的国家。他在重庆做的那一套我全都反对，除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抛出的什么民主15条，但恐怕也是欺世盗名的招牌。我是希望地方领导人有他这种个性，但是这个家伙搞的那一套太有欺骗性、太危险，目前多数国人确实容易受骗，所以打得好！不过，这样一来左派不高兴了，说这么做违反程序，他是重庆当地的一把手，应该由重庆人民来决定他的命运；据说他在重庆“唱红打黑”还很受欢迎，中央就这么把他给换掉了。居然还有个北大的说，这是“反革命政变”。这显然离谱了。如果是薄熙来换了胡锦涛，那是政变；胡锦涛换薄熙来，在党内绝对名正言顺。从陈希同到成克杰到陈良宇，中共从来是这一套做法，没听说过“政变”的。     当然，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是另一套治理模式，应该是非常自下而上的，但是宪法管不了党；相反，宪法被党管着，而党内的执政模式是严格自上而下的。所以薄先生落到这样的命运，一点不奇怪，如果不是这样反而就奇怪了。我觉得左派朋友需要从这些事情上反思，不要再反对民主、法治，因为独裁、人治这套东西，弄不好搞到自己头上。薄熙来自己在重庆搞的就是这一套。表面上是“民粹”，实际上一手遮天、为所欲为，重庆人民根本不知道他在那儿玩什么。我想随着中央调查的展开，更多的细节不久就会披露出来。我敢断定，他是重庆迄今为止最大的贪官，最大的黑帮首领。重庆的“打黑”实际上就是以黑吃黑，最后就剩下一个黑社会，那就是当地的公权力，黑老大就是他自己。这就是所谓的“重庆模式”的实质，只是真相都被他掩盖了。我个人从来主张在中国扩大地方自治。在他出事之前，我就说过要让“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自由竞争，中央不要随便插手；他出事后，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但是良性竞争必须建立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基础上。如果连什么是真正的“重庆模式”都不知道，怎么判断？谈何竞争？他在重庆，有哪个重庆媒体敢说他一个“不”字？全国都没有媒体敢讲他，看来在中央也有他的人。不仅重庆人不敢，北京律师到重庆不照样受迫害？如果哪个南方系的报纸揭露他的底子——当然，这本身就很不容易，因为你要进最大的黑社会卧底多年，敢冒巨大风险才有可能知道底细——他也照样可以来个“跨省追捕”……在这种万马齐喑的环境下，当然是没法搞什么民主的。只有从上面端掉这个黑窝，这是为什么我赞成中央处理的结果。     但是我和左派一样，对这种处理方式不满意。因为这么大一个国家，不能总是靠这种高度人治化的方式来治理。今天你可以处理一个薄熙来，明天可能有一个“厚熙来”，后来再来一个“厚东来”……这样下去永远没有尽头。那真正的治理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在这个问题上，右派和左派的主张其实是一样的：自下而上，不是自上而下。都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不应该做“不明白真相的群众”，但我要强调的是，人民的眼睛只有在言论和新闻公开的社会中才有可能是雪亮的，否则大家尤其是重庆市的人民都只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这是我国最近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中央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在今后应该换一种更好的处理方式，不该管的事不要管。地方的领导人应该在自由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让地方人民自己来决定，中央要做的恰恰是为我们保证一个自由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     另一方面，中央该管的事情往往没有管起来。右边这张图是苹果和唯冠的争议，是关于IPAD的知识产权。我后来才知道，原告要维权，必须在全国两、三万个地方法院起诉，因为我国的工商执法在全国各地不一样，目前还没有一个机制由最高法院综合起来，下达一个统一判决，后交给工商局让它统一执行，不论是哪种判决结果。这种处理方式会让高度地方自治的美国都忍受不了，这样会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和高度的法治不统一。一个地方法院这么解释知识产权，另一个地方法院那么解释，一部法律岂非四分五裂？偌大一个国家岂不要“国将不国”？这恰恰是中央应该管的事，我们却没有管。这两件事表明，央地关系是很重要的治国问题。     当然央地关系出错不一定总是带有喜剧性的方式出现，也完全可能体现为悲剧，甚至极严重的悲剧。中国数千年文明下，最大的一场悲剧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大跃进”带来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就是一场大饥荒。大饥荒的直接起因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中国的央地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我国按照自上而下层层管理方法，地方永远是听中央的；中央一个指令下来，地方没有抗拒能力。地方官员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必须迎合上级的指示和命令，甚至有过之无不及。1958年，中国风调雨顺，获得了粮食生产大丰收。1959年，老天爷少下了几滴雨，中央未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是照原来的粮食生产指标下达至下级。能否完成呢？当然可以，不然你的乌纱帽还想不想要？不仅要完成任务，还要超额完成任务；让我今年交50万斤公粮，地方就说能交60万斤。所以各地到处“放卫星”，这是毛泽东视察河南郑州（图）。河南是“放卫星”最厉害的地方，饥荒自然也是最惨烈的。中央一听，信以为真，又再加码。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中央不知道，增加了粮食征购的数量，而地方没有粮，就在老百姓头上克扣，导致全国农村口粮不足。     人是很脆弱的动物，一个星期断粮就可以饿死人；两周没有粮食，村子里的人都会死绝。河南、安徽等农业地区就是如此。当时一个村可能就剩下几个干部及其家属。他们之所以活下来，是因为他们守着粮仓。在饿死这么多人的情况下，某些地方的粮仓竟然是满的。你们在一些电视剧中就能看到这样的镜头：地方发生饥荒，粮仓有粮，官员却不敢开仓赈灾，因为要经上级同意，但等你派信使到北京报告得到批准再回来，当地人早就饿死了。有些好心的官员擅自开仓，是冒着掉乌纱帽甚至掉脑袋的危险的。多数官员当然不敢冒险，所以在饥荒发生的当时，有些地方的粮仓却是满的。只有在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它体现了中央和地方之间信息交流的失灵。干部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们能利用自己的特权偷点粮食出来，便足以养活自己一家老少。     这样的情况当然是中央不知道的。有些人妖魔化毛泽东，说他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故意制造了这场灾难，我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模糊了问题的本质。其实你在妖魔化的时候，你也在神化他，以为他是无所不知的超人，但实际上“伟大领袖”也是可以很无知的。这张图是毛泽东在郑州兴致勃勃地视察田里的庄稼，而当时信阳已经饿死了百万。信阳可不是什么穷地方，素称“鱼米之乡”。毛泽东在信阳事件期间两次去郑州视察，而郑州离信阳才300公里之遥。但是他在当地干部陪同下看着长得非常诱人的麦子，一定感到非常欣慰吧，对300公里之外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所以不要以为“伟大领袖”是万能的，他也有不知道的事情。等他缓过神来知道当地官员骗了他，开始处理这些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可信阳百万民众已经成了地下冤鬼。这是当地饿死人的惨剧，是一个孩子。这类个案非常多，根据一些学者（包括国外学者）的调查，这个数字难以准确统计。我们谴责日本人南京大屠杀，据说死了30万，但是具体数字还是很难调查清楚。大跃进据官方承认非正常死亡至少有1500万，国内历史学者所统计的平均数字是3000万，一位在香港大学的英国学者统计“大跃进”包括饥饿其它非正常死亡（比如遭虐待和被殴打致死的）加起来有4500万多人。这么大的数字不可能统计清楚，但其中有很多个案是极惨烈。比如母亲自己拿到一点粮食，却不敢让孩子知道，因为怕孩子吃后告诉别人家的孩子，这样就麻烦了，结果孩子活活饿死了。在一个极不合理的央地关系制度环境下，毛泽东没有必要是魔鬼就可以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     到今天，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改善了吗？我想大跃进、大饥荒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不会发生，至少希望不会发生。但是表明央地关系的本质并没有改善。“大跃进”没了，却出来许许多多个“小跃进”。这必然会导致产生很多和“大跃进”性质相同的事件，只不过后果没有如此严重而已，但是央地制度的症结多年来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是为什么我们系统研究了各国央地关系的不同方面，我们尤其关心一个泱泱大国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央地关系。这儿显示的是我们去年出版的两本书，一是《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另外一本是《权利平等与地方差异》。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理论问题。中国自秦朝以来建立的高度集权的央地体制，中央一直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政府机构，它被认为掌握了全部国家主权。这种观念首先要修正，所以我们首先考察了国家主权和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研究，国内宪法学者（主要是左翼的宪法学者）对主权概念尤为青睐，其实主权至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在宪法研究领域内，主权概念没有意义，因为宪法是国内的部门法，一般不涉及主权问题。只有讨论国际问题，至多讨论一些领土争议，比如南海问题或两岸关系时才涉及“主权”。中国央地关系的真问题不是国家主权问题，而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为此要搞清楚“地方自治”这个概念和单一制、联邦制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个领导人强调“五不搞”，联邦制是其中的一个“不搞”。不搞联邦制是否意味着不能坚持地方自治？通过理论和概念上的研究可以发现，地方自治和联邦制没有必然联系，世界上有一些联邦国家可以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国家，比如印度、拉美国家，有一些单一制国家可以是高度地方自治的国家，比如法国、英国。虽然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在历史上有过紧密的关系，我以美国为代表，地方自治做得最好的国家也是联邦国家，但实际上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这本书探讨了地方自治的成本和利益。这个话题本身很大，地方自治有它的成本，中央集权也不能说没有好处，但在我们一贯把中央集权的好处看得过大，过分夸大了地方自治的弊端。所以在这里我主要凸显的是地方自治的利。地方自治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     首先，地方自治能表达地方偏好。只有通过地方自治，地方人民想要什么才能够充分、准确的表现出来。在这么大一个国家中，这么大的地方差异，必须要有多元化的地方代表体制，否则不可能充分准确的反映地方人民的需要。其次，能够促进地方试验和制度竞争。我一直赞成“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自由竞争，但前提是必须让当地人民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随着事件的进展，重庆模式成本会逐步展示在大家面前。在这个基础之上，地方进行不同的试验（无论是左还是右）对中国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中央避免把重庆事件变成路线斗争，而事实上这不可怕，中国各个地方就应该有政策上的多元化和自主性，只要不涉及大政方针，只要当地不宣布独立分裂，有什么好怕的？重庆“唱红打黑”，如果成本和利益都由重庆人民负担，他们拥护“重庆模式”没有什么错，只有通过地方试验才能在全国形成良性的竞争，否则中央只有“五不搞”、“六不搞”，什么都不搞，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带来的好处与弊端？怎么选择治理模式？所以地方试验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制度进步的非常有效方式，和当年1978年小岗村一样。小岗村在后来之所以在全国推广，是因为在当地的试验效果好。当然，也可以搞“人民公社”，河南的南街村据说搞“人民公社”；如果确确实实和对外宣传一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民公社”，它当然可以存在。只要对人民有好处，为什么不可以？但如果有欺骗，这种模式其实无法维持不下去，完全靠中央某部财政投入给他输血，那么这个真相必须让当地的人民知道。     再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淡化族群矛盾。今天中国不断面临着分裂的风险，尤其是新疆、西藏少数族群边缘地区。一有危险就采用高压控制，但这是缘木求鱼,和所要实现的目的背道而驰，因为你越统，他越要独。让它地方自治，让他看到留在这个国家能得到独立所能得到的好处，还能得到独立得不到的好处，那么他为什么还想独立呢？新疆为什么要独立？这跟我们体制的过度统一有很大关系，比如宪法第10条把所有矿藏、自然资源归应为国有资源。“国有”是谁所有？是全民所有吗？所谓国有或全民所有，其实就是无人所有，最后意味着属于政府所有，因为政府掌握着管理权和控制权，所以国有制直接蜕变到中央所有制。中央政府把大量的资源从一个地方调拨到另外一个地方，收益首先是北京、上海这些东部发达城市，西部地区没有得到公平补偿。有穆斯林人亲口跟我说：“如果我本来能够成为沙特阿拉伯，我为什么要待在中国呢？”导致中国分裂，至少强烈分离主义倾向的，不正是宪法规定的自然资源国有制吗？如果当地的资源属于地方所有，就不会这样。美国联邦制就是如此，森林、矿产都为州所有，不为联邦所有，所以地方在联邦之内或联邦之外不涉及重大利益问题。如果采用这样的体制，新疆作为中国一部分不会让它在资源上受到任何损害，同时能更好保护自己、抵制别国侵略，用不着维持庞大的军队。这多好，如此还会想独立吗？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地方官员以及被派去治理新疆、西藏的汉族官员出于一种极度的不明智，不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当地的经济利益等，损害了当地人民的感情，最后造成了这样一个综合恶果。所以政治上、经济上、财产上等一系列方面的地方自治会极大地淡化族群矛盾，强化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们成天把这些口号挂在嘴上，但实际做法事与愿违。     同时，地方自治也能有效控制政府权力。这本来是联邦制的一个基本构想，即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既有助于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的权力，也有助于地方制衡中央政府的权力，因为把中央和地方变成两级相对独立的政府，中央可以监督地方官员，地方反过来监督中央官员。最后加强权利保障。这是美国当年设计联邦制的一个初衷。这和刚才说的控制政府权力是一块钱币的两面。最显然的一个例子是，如果省或州政府通过权力侵犯了你的基本权利，你可以通过联邦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可能你最后还是会败诉，但这种体制安排为你增加了一层保障。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大致涉及几方面：首先是央地的立法分权，如何界定中央和地方各该管什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大的共识，联邦制国家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共识，可以存在各种形态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一般来说，国防、外交、军事这些方面由中央垄断，但即使在这些方面，各国都有一定差异。在其它方面的分权差异更大。     联邦制和单一制存在一种趋同现象，因为在美国这样的传统联邦制国家，原先认为州和联邦形成了一个二元的主权，因为相互独立，但经过多年发展，二元独立不再纯粹，慢慢演化成复杂的州和联邦的合作。对于同一个领域，譬如环保，联邦有它的立法，州出于自己的需要也立法，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关系。关于央地的监管分工在各个领域有不同的特征，比如环保领域、知识产权领域，为了增加管理的效果，要求中央集权，由中央统一规定这方面的事项。在生产安全领域则更要求中央和地方相互合作、共同管理。社会保障领域，我国中央的投入远远不够，这也是一个中央和地方共管的领域，需要中央提供一定的底线保障。基础教育传统上属于地方职能，现在越来越多中央或者省、州层次的政府更多的介入；如果光是由地方政府管理教育，比如义务教育，可能会出现地方不平等的问题，因为各地财力实力不同。在中国这个问题非常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差距巨大；如果把这个问题完全归于地方，有的农村乡镇政府很穷，根本不能维持足够的投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过富，由此形成地区的巨大不平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中央对这样的事情要发挥一定的平等化和均衡化的作用。     和立法分权相联系的是财政分权。立法分权规定了事权分配，事权和财权必须要有一定的程度匹配，要基本匹配，做多少事必须有多少财力，否则这个事做不成。在中国，“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现象非常严重。很多时候中央做的事可能是好事，但是地方财政不堪重负。乡镇企业在中国曾经是一支欣欣向荣的力量，但后来被搞滥了，因为中央要求每一个村都要有一个乡镇企业，无论是否有条件都上，不仅搞“一刀切”，也是典型的“中央请客，地方买单”，失败的地方大量欠债。另外一个例子是普九（九年义务教育），地方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上，这也是造成地方欠债的一个主要原因。上面这张图体现了中央自上而下的体制，老板在秤欠条——乡镇政府吃喝，没钱打白条，一秤足足有一公斤重。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自上而下的体制下，各种各样的检查、评比、监督活动非常多，乡镇是中国最基层政府，要接受县、市、省和中央各级检查。每次检查的人一来，都要有所表示，至少在招待上要过得去，否则哪怕中央去一个处长就会给你制造不少麻烦。当然，在比较富裕的地方，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在贫困地区就出现了地方政府“打白条”。     分税制曾被称为“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中央和地方终于要分税了。以前中央和地方是一套税制，一直实施到1994年，这么大的国家就那么过来了，所以听到分税后大家很高兴。可分税的结果，从地方土地财政看来，弊大于利。朱?基总理说，地方不是没有钱，中央大量的转移支付到地方。问题是这个转移支付很多不是一般性的转移支付，不能满足地方的日常公用开支，而是要跟着项目走，于是造成严重的“跑部钱进”。所谓的“财政联邦”其实是中央集权，中国的财政不仅没有向地方流动，反而越来越多的向中央集中。确实扭转了中央在全国总财政不断下滑的趋势，但这个是好还是糟，从地方土地财政看得非常清楚。     照理说，有了事权、财权，地方政府应该干事了，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政府不对人民负责，官员完全可以拿了钱不办事，甚至干伤害人民的事情。中国有一个现象，我总结为“资源越多越不幸”。这个现象和刚才提到的新疆问题联系起来，山西的煤源源不断的运到全国各地，给山西留下了什么？留下的是污染、矿难、地面沉降。最近在中央不断强调情况下，矿难好了一点，大的矿难有所遏制，但是生态环境污染难有改善。当地有一些所谓的商人、官员一夜暴富，但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什么？上面这张图是湖南郴州的一个纪检书记，纪检照理是检查别人的，自己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恰恰他的问题最大，地方资源多，往往产生一批贪官。为什么中央不去查一查，像查薄熙来、王立军那样？当然也查，这个地方纪委书记也落马了，但不要忘记中国多大？中国有3000多个县，3万多个乡镇，几十万个村，每一个地方都可能会发生贪污腐败，靠一个中央地方能查过来吗？所以纯粹靠自上而下控制，是控制不了贪腐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说到这儿，还涉及一个国家建制问题。即使中国将来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民主机制，但目前的建制结构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省太少，导致横向结构过窄，纵向结构过长。美国人口是中国1/5，但是有50个州，而我们才32个省级单位。这样意味着我们的省太大，省的人口往往相当于别的国家一国的人口，甚至还多，我们人口超过1亿的省不只一个，必然导致纵向的层级太多。宪法规定的是四级结构：中央、省、县、乡，但实际上县和省之间还插了地级市，村相当于乡镇的一条腿，帮助它执行任务，所以实际上有6级。这种结构纵向过长，对国家治理来说是不合理的。     最后，央地的司法分权。中国长期存在各种各样的“执行难”，哪怕打赢官司也很难执行。各种各样的地方保护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策很好，就是落实不下去，“政令不出中南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司法结构不合理，我们讲要改革司法，改革了十年，实质性的改革几乎没有进步。司法改革到底改什么？该统一的要统一，现在中国司法一个大问题是过于地方化，法院领导都是由所谓当地人大选举，实际上是当地党委、组织部门决定，法院能对地方说不吗？当中央法和地方法发生冲突时，能站出来维护中央的法律法规吗？不可能，首先要保证自己的乌纱帽。司法对地方不独立，必然导致各种各样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歧视得不到纠正，所以司法改革首先要厘清中央和地方司法上的关系。     综合起来，中央和地方的这么重要的一个领域应该制订一部基本法。我刚才说，央地关系好比人体的脊柱。人的脊柱歪了肯定要出问题，国家脊柱不正就不可能治理好。所以要理顺几个问题的关系：事权关系、财权关系、央地治权关系以及央地法律争议解决机制，专门建立一个央地法律规范审查制度，比如宪法委员会，也可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机构，比如法律规范审查委员会，只有这样才能够比较合理的理顺中国的央地关系。当然，央地关系不要光把眼光都集中在中央和地方；当中央和地方都不对各自选民负责的时候，怎么去调整央地关系都没有用。所以在央地关系上还要引入最关键的第三层次，也就是人民。人民要发挥作用，让中央对全国人民负责，让地方对当地的人民负责，这样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才有意义，否则央地关系就是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     回到“大饥荒”事件，大饥荒之所以如此惨烈，不仅仅是因为中央和央地关系失调，更重要的是在于那个年代的人民没有一点点权利。关于信阳事件现在已经有不少报道，当地做法极其恶劣，但是当时可是一点报道都没有，连我们的“伟大领袖”都被蒙在鼓里。信阳没有粮食，郑州有粮食，逃荒要饭不行吗？还就是不行，当地书记下了死命令，也是怕当地爆发饥荒的事情被走露出去，让警察、民兵在各个关卡守住，不让当地的人民逃荒要饭，许多人活活饿死在家里。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不是被当作牲口对待，有一点点起码的人权，有迁徙的自由、人身的自由或者言论自由，至少能说话，把这个消息报出来，“伟大领袖”说不定很快就知道了，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人。所以中央和地方关系最关键的是第三个层次，即人民的权利保障。中央要为全国人民提供基本的、底线的保障，这不等于平均主义。地方有条件的可以多保障一点，没条件可以少保障一点，但中央一定要有底线的保障。这个底线的保障不是平均主义，不能消灭地方差异，也要顾及到地方的多元需求。     《权利保障与地方差异》这本书讨论了一系列具体话题：一是收容遣送与迁徙自由。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国务院很快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这样做对不对？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三农”领域也存在同样问题，温家宝一声令下，把农业税给免了，但是地方的财政有没有得到满足？如果得不到满足，是否会诉诸其它手段？比如土地财政、强拆强征？     二是地方试验与良性违宪，这在我们国家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鼓励地方试验，中国宪政进步要靠地方试验推动。一个例子是地方对乡镇直选，当时在四川、云南、深圳一些地方开展，效果好像挺好。但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一声令下，说这是违宪。《宪法》104条规定，政府首长由当地人大选举产生，不能搞地方选民直选，若地方直选就违反宪法规定。但问题是违宪违的是什么宪？我们这个宪法有好的地方，虽然它跟发达国家宪法相比不怎么样，但跟我国现状相比可以做很多好事。然而，有的地方是有问题的，一个大问题是我们是一个单一制大国，而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像我国这么大国家是单一制的，即便我们的邻居印度也是联邦制，虽然我前面说印度是一个比较集权的国家，但毕竟是联邦。我国单一制是只有一部宪法，这一部宪法把所有地方机构产生方式和地方官员选举方式都规定了，这个规定是否符合每一个地方需要？我们要主义，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宪法总是滞后于国家改革，比如1983年就基本取消了人民公社，但“人民公社”却一直在宪法里面，直到1993年修宪才把它拿掉，宪法严重滞后农村改革步伐。所以还不能因为取消“人民公社”、搞联产责任承包制“违宪”，就不能搞，这对中国的损失太大了，很可能再来一次“大饥荒”。我们现在吃的食品虽然不安全，地沟油等到处都是，但至少不会饿死人。这是1978年这场当时“违宪”的地方试验带来的好处。所以“良性违宪”还是要允许，但在宪法学界却有不少学者反对，认为我们的宪法已经不管用了，允许“违宪”——不论良性、恶性——都是不好的。但这要分清楚。我坚持至少有一种情况要允许“良性违宪”，那就是地方试验，因为中国在宪法源头上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这么大国家搞单一制，必然一统就死，不能搞“一刀切”，所以地方有一些有益的试验，不能用宪法僵硬的框架套住，否则会约束改革的步伐。     还有其它一些问题，譬如非常严重的大学招生地域歧视，以及我刚才提高如何保证族群和谐与国家统一，因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     回到薄熙来事件，中国的央地关系怎么调整？我认为基本的方向必须是从人治、党治走向法治。党治必然走向人治，而中国已经饱受“大跃进”、“文革”之苦，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走向法治的动力何在？最终在于人民。如果没有人民的自觉意识，统治的动力只能是自上而下的，这样要控制下级政府的各种贪污腐败、胡作非为就只有依靠中纪委，但我前面已经讲了，这对于这样一个大国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要改这种自上而下的统治方式为宪法规定的自下而上的治理，尤其是要保证中央很多对人民有利的政策、法律得到施行，最终要靠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首先要通过地方选举等方式监督政府官员，当然还必须要具备适当的法律保障机制，比如建立一个具有司法性质的独立审查机构，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地方多元化，又防止地方歧视和保护主义，让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在全国各地得到平等保障。     这样才能实现央地关系的法治化。     我先讲这么多，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张老师，下面请熊文钊老师和王老师分别做一个评论以及自己的感想，后面还有时间的话就进行互动。先请熊文钊老师。          熊文钊：谢谢有这么多人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进行交流。张老师讲了他出的两本书，一个是《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另外一本是《权利平等与地方差异：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另一种视角》，这两本书的视角不同。《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这本书是从权力角度展开的视角，另外一本是从权利角度展开的。以权力与权利的路子来讨论，读这两本书有很多收获，先正本清源从主权问题说起，后谈到集权与分权问题。这两本书值得一读，因为其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逻辑上相互支撑，内容上相互补充。     书里有一些问题，借着评论的机会跟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在联邦制和单一制问题上，有很多人包括政治学、宪法学、法学的研究者、学生都喜欢关注这个问题。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现行宪法当中并没有单一制的明确规定，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选择联邦制还是选择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孙中山先生带着联邦制方案思考过这个问题，在建国之前毛泽东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到后来，孙中山放弃了在中国推行联邦制的方案，毛泽东也放弃了联邦制而选择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这很值得我们思考。千帆教授从美国回来有很多联邦制的观念思想，但我看了他的书最近有一些变化，他说单一制的国家也可以容纳地方自治，他推崇地方自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采行联邦制抑或是单一制其实无所谓好坏优劣问题，而是牵涉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历史、社会背景的选择，恐怕没有办法简单的说是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既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也不是说联邦制一定就没问题，或者单一制就不能够容纳分权的东西即和地方分权是可以容纳的。联邦制的体制上有地方自治，单一制架构也应当有地方自治。其实，单一制为了克服其过于单一的、简单的模式更需要地方自治，也就是说没有联邦制，单一制更需要地方自治。所以有的单一制国家有很强的联邦制色彩，有些联邦制国家表现出中央集权特征，而且联邦制国家从二元结构（美国）走向合作的形态发展，说明各自有各自的优点。     那么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结构状态？欧盟为什么不断寻求一体化？欧洲的这些主权国家让渡自己需多多主权，马克不要了，要欧元，法郎不要了要欧元。要欧元的代价很大，很痛苦，但欧洲人还是坚定的要挺欧元。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告诉我们国家形态在变。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是世界的一极，美国是一极，欧洲各个国家太小都单独成不了一极，只有一体化后才能成为一极，只有一体化后才能有立足之地，有竞争的优势。可能有很多战略上的考虑，所以国家形态的这种变化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欧洲各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在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作简单的选择，而是创造性的创设了地区国家的新的国家结构形式。这也很值得我们思考。孙中山先生带着联邦制从美国回来后为什么又变了？他研究了中国历史文化后，发现有些问题不是很简单就能做选择的。如果用单一的、高度集权的方式会造成很多问题，“天高皇帝远”的事一定会经常发生，那些饿死人的事情发生了以后才知道，那时的资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而且那时候的文化风气又是好大喜功的，导致信息了解不到位。     按当今格局来看，中国逐渐在形成这样一种格局：多元一体或者一体多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格局。一体不是纯而又纯的单一制，但又有一体化的需要，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意志所需要，但又不能简单的用单一制方式，所以要多元。     如前所述，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着“一体多元”的格局。所谓“一体”，指的是这种模式具有的中央集权制特征，即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政治关系的“一元化”方面。所谓“多元”，指的是这种模式体现出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色彩，即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多元化”方面。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多元化”方面反映出现阶段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已经不单纯地呈现为法律规定上的政治关系，也体现为社会事实中的政治关系，同时还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关系。     特别行政区制度就是一体多元格局的具体体现。其实，我们在特别行政区的制度走得比联邦制还远，千帆教授也是这么看。中央与特别行政区政府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模式。属于国家主权范围的事务，由中央管理，特别行政区必须服从中央的领导；属于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而又涉及国家整体权益范围的事务，由特别行政区自己管理，但要受中央的监督；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围内的地方事务，由特别行政区自行管理，中央不作干预。从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到，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仅高于内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甚至高于联邦制国家联邦成员的权力，明显突破了单一制下地方行政区域传统权力的范围。我们有可以让特别行政区保留终审权甚至可以让台湾保留军队等做法，特别行政的体制、制度并不比联邦制所得到的少，它是一种高度自治，是需要多少给你多少的高度自治，还可以有很大的空间让你有更多的自主、自治的权利。在单一制国家我们容纳了这么一个极端的地方自治、高度的自治，这在世界其它国家，即便是联邦制国家，联邦都得不到的权利，中国的特别行政特区得到了。     当然，中国处理央地关系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多民族问题，这也是一体多元格局的重要体现。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作为一种特殊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模式，它有三个特点：一是民族自治机关享有广泛而全面的自治权。二是民族自治机关自治权保障的法制化。三是国家通过制定实施特殊规定及照顾政策为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实现提供政治保障和经济保障。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60%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对于现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容小觑。实际上，少数民族的地方资源是最多的，同时地方权力大，这使得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种需求，这就是地方怎么来处理好民族地方问题，这都带有一体多元的特点。     另外，中国东西部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一些地方设立经济特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多元至少还有以下几种形式：地方体制的多极化，财政分配关系的多元化，民族区域自治。面对着行政区划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推行的计划以及财政、税收、价格、投资、外贸政策，从而扩大经济管理的权限，都促进了中央地方政府间的经济多元化。开放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开放地区的设立，导致区域发展打破传统区划界限，由此也引发一些区域行政事件。这就使得央地关系的多元化特征越来越显著。     以上是我们所讲的一体多元，对于一体，大家有很多体会，其中一种体会就是国家要通过宏观调控解决问题。碰到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应对是因为有整体协调的能力，使得承受金融危机的能力比过去要强，比如我们可以扩大内需。整体一体性和我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不要说这种整体性一元一体化一定是不好的，这种宏观调控是需要的，但同时要承认有多元，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特点，这是我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格局的一个基本判断。     今天的题目很有意思“如何治理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治理”，纵向结构问题是权力配置的最基础的问题，不管是政治学者还是法律学者我认为首先要关注最基础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关注，就不会找到权力配置的一个最好的位置，所以我们应该重视最基础的权力配置问题，结构问题搞清楚以后再来研究权力的配置问题才有可能找到最合理的方案。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比较好？我认为先要有战略考虑，即建构“强国、虚省、实县市”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战略格局。中国实现分税制以来，逐渐形成了一个上头大、下面小的结构，中央财政占比50%多，各省加起来占比40%多，各县（市）只占比10%左右，这是一个“五四一”的结构，从财政上讲也大体上是这个比例。事，地方要做，上学、就医、养老、保险、住房保障等都在县市，但地方经费往往不足，靠的是大量转移支付，造成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跑‘部’‘钱’进”等现象的出现，有的地方没招了，就靠土地财政解决基本问题。因此，这个结构不好，要建立一个合适的结构，建立一个“四二四”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新型结构，即中央占比40%，省区占比20%，县市占比40%。另外，中央保持有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面对东中西部差距比较大，需要协调式的发展，我们要调整战略上的思路、研究结构上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要虚设（省），虚设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增加省区的数量，将分配结构调整好，增加数量不是由32个简单的增加到50个，我觉得讲分成50个省区这个话的学者是在拍脑袋，并没有进行科学论证。为什么就一定是分设50个而不是更多的以一级区呢？因为美国是50个，所以中国也要50个，讲这个话的教授名气很大，他的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但这个说法没有讲清楚道理，事实上也没什么道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划分多少个一级政区是合适的？对于这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复杂问题我做过很长时间的研究和沙盘推演，如果有机会我来单独谈这个问题。     基于前面对于我国央地关系“一体多元”格局的基本认识，“强国——虚省——实县（市）”的逻辑进路实际上也与此一脉相承。所谓的“强国”即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全局掌握能力，在根本上维持“一体”结构的稳定性；所谓的“实县（市）”则是通过强调对县域经济的极大盘活并促使其因地制宜地实现各方面事业的个性化提升，以提高同公民基本权利的享有息息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规模和质量，最终实现不同地方的“多元”化发展；所谓的“虚省”，对上构成了对大量基层管理单位的协调，以符合管理幅度的一般规律，对下则构成了对同区域内不同地方的议事协调机制，从而“承上启下”地促进“多元”和“一体”的良好实现。     对于以上央地关系的问题，我们可以总结出有以下几条原则：一体性与多元性相结合原则，就一体性的实现而言，焦点多在中央的层面，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央通过宏观调控解决问题，代表的是国家整体利益。就多元性的角度而言，焦点多在地方的层面，这要求充分照顾地方的具体情况，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终使两者达致最优均衡、相互结合的状态。     正如前述，集权和分权相结合，央地关系应该遵循集权与分权相平衡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避免过度的中央集权，实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适度分权，同时应把由中央集权中统一行使的权力收归中央政府。形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协调的分工合作关系，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动态平衡。     公民权利决定公共权力原则，这是我国宪法第2条的具体体现，也是当代我国宪政制度的必然要求。国家权利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同时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方式也应由法律规范予以规定，从而形成公民权利决定公共权力的有效宪政模式。另外，中央的意志源于全国人民，地方的意志则很大程度上源于本地的人民。     同时，还要强调地方自治原则，从理论上说，地方自治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之一，也是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的最有效方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是社会主义地方自治制度的典型代表，港澳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制度则是新型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践先例。     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域协调原则，建立公权和经济区域相关的行政区划，促进经济区域发展，否则没有办法突破行政区划界限。不合理的区划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要相协调。     另外，司法区域和行政区域相分离原则。其实这一原则并不难实现。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在北京，但分行并没有按省区设立分行，实现了金融区域与行政区域的分离，也就是说分行行长不归地方省长和市长管，总行发挥着维护国家金融信贷安全和货币发行的统一和宏观调控职能。法院作为那么捍卫国家法治统一的职能的机制则更需要这种与行政区域的分离。中国人民银行能做到：一声令下，省长管不了9个中国分行行长。不归省长管时，金融安全就有了。司法保护安全比金融的体制更需要这种架构，从而完全可以做到司法区域和行政区域相分离。     公共权力成本最小原则，央地关系的互动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公权力的运行过程，其价值目标在于如何在最小的成本范围内实现央地关系协调效益的最大化。有鉴于此，我国地方行政建制应当采取切实举措，调整结构关系，合理减少层级，提高行政效率，精简机构，减少公共支出，真正落实三级地方行政建制。     最后一条是央地关系法制化的原则。央地关系的方方面面，都要求运用法律的办法，应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因此，央地关系的基本框架应当是一个法律的框架，其基调应当由宪法确定，同时央地关系的具体制度应主要由法律进行规定。     其中，对于地方自治往往存在这样的现象：过去中国人地方自治搞得如火如荼，当时搞完以后，国家却被各个军阀利用处于分裂状态，于是便觉得地方自治不好，就否了，现在谈地方自治色变。其实，这种地方自治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之一，是跟民主、宪政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自治是一个好方法，让地方自己去管，国家不要什么都管，特别是大的国家治理。但对于地方自治制度我们采取本能的排斥，这是很奇怪的认识。张千帆教授的书也提出，我们要重新对待地方自治、看待地方自治是什么样的。     最后，我想谈谈如何实现一体多元。首先，对于怎么样实现一体化的问题，我认为应通过中央对地方应监督和控制。从现状来看，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仍不容乐观。正如千帆教授上来讲了重庆例子，这里面表现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的省区太大，社保基金会的主席能管得住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吗？管不住，这属于行政控制的无奈。实际上，立法控制被地方性法规支解，地方法院要执行地方性法规时，把地方性法作为判案依据，这是有联邦色彩的做法。立法控制受地方保护限制，司法控制、立法控制、行政控制没有什么效果，财政控制有效吗？对没钱的地方有效，对有钱的地方没效。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总共6个手段：立法控制、行政司法、司法控制、财政控制、人事控制、政治制控制，后面两个控制有效，前面四个控制无效。制度性控制没有效果，很脆弱，重庆最高官员如果是地方选举决定的时候，中央则可能没有有效的控制手段了。如果民主搞到那一天，地方省区选的官员中央不能撤换时，那中央完全没有办法解决重庆问题。同时由于地方性法规有可能架空中央立法，使得立法控制也很有限，财政、司法的方式都没有足够力量制约地反复帮户主义的力量时，这些方式解决不了像陈良宇的上海和薄熙来的重庆这类的问题。现在之所以还能控制，所采用的方式就只有人事控制最有效，而人事控制背后是共产党的党管干部原则，而这变成中央对地方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因此，如果没有这一条，说党内搞民主，要让地方选时，中央将没有一个真正有效控制地方的制度性手段方式，这很危险。所以，建设法治化的央地关系要在立法控制、行政控制、司法控制、财政控制、人事控制、政策控制等方面建立有效机制，使这些手段能真正有效。如果没有，上海会失控，重庆失控，无法控制，则没有办法收摊子。     然后，对于如何实现多元的问题。保障多元实现的形式是地方自治，让地方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利，知道地方需要什么。现在中央感觉到地方总是有点控制不住的感觉，中央不放心，导致了地方老感觉我想做点事，做点促进地方发展的事，老是做不了，中央老不批。中央对地方无法控制的事情会找很多事由来加强控制，地方很难受，两头都有难处，都觉得有道理，实际上是两头都不高兴，怎么样解决这两头的“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让地方有空间去做是关键。     总体说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的大国的治理，按照“强国虚省实县市”的战略，奉行上述8项原则，采行上述6种调控方式则是当今中国的治理之道。这个问题很宏大庞杂，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很原则地很概括地讲到这里，希望有机会再来专门讨论。谢谢！          主持人：感谢，有请王老师发言。          王建勋：谢谢主持人！感谢张千帆教授邀请我参加这个讲座。刚才张老师讲了很多，大部分的内容我都同意。现在中国的中央集权太严重，应该搞地方自治。在熊老师评论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具体操作方面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分歧。在这里我结合张老师在这两本书当中提到的重要问题谈几点看法或者感受，有的是做点儿补充，有的是跟张老师一起讨论。     第一点，我想谈谈“主权”概念及其与央地分权的关系问题。张老师主张抛弃传统的主权理论——认为主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的学说，建构一种“相对主权理论”。这一点，我基本同意。在联邦政体下，联邦和州之间通常是主权分享的关系，即联邦和州都享有部分主权。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文集》中提到，无论是联邦还是州都不享有全部的主权，而是各享有部分主权，联邦只对全国性事务（外交、战争等）拥有主权，而州则对剩余的事务拥有主权。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把美国的“state”翻译为“州”就是一个错误，因为它本身就是“邦”或者“国”的意思。当然，将“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简称为“美国”也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不是法国或者中国意义上的国家或者民族国家，而是一堆（准）国家组成的联合体，一个联邦。正如今天正在演化的欧盟一样，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超国家的联盟。这种联邦或者联盟，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或者民族国家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组织形态，一种全新的政治共同体。     当然，严格来讲，说联邦和州分享主权仍然是不准确的，因为在美国或者其他联邦制国家，主权既不在联邦手里，也不在州手里，而是在“人民”手里，即“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这里的“人民”既不是与“敌人”相对的政治概念，也不是卢梭意义上的抽象存在，而是单个个人的简单相加。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主权在个人手里，于是有学者提出“个人主权”（individual sovereignty）和“公民主权”（citizen sovereignty）的概念。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个人拥有一些不可让渡、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而这些权利构成了对政府权力的根本限制，因此政府必然是有限的，必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擅自侵犯个人的私域。     基于这种理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完全是个人创制的产物，个人有权利决定如何安排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有权决定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更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不享有真正的主权，都必须受制于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选择。如果民众要选择联邦制，政府没有任何理由要坚持单一制，无论这种理由是“主权”还是其他。     第二点，到底该如何理解联邦制与单一制之间的区别？或者说，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到底有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二者是否可以达到同样的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程度？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显然应该抛弃这两个概念，否则，就应当承认它们的价值。     在刚才的演讲以及《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一书中，张老师似乎认为二者之间没有根本区别。譬如，他在书中提到：“事实上，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单一制达不到联邦制的地方分权程度。”（P.31）“虽然联邦宪法确实为地方自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但是这种保障并不是不可打破的。就中央和地方分权的现状来看，联邦制和单一制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不可逾越的鸿沟。”（P.33）“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最大差别在于地方自治是否具有宪法地位，仅此而已。”（P.34）“在实践中，单一制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立法赋予和联邦国家同等程度的地方自治。”（P.34）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首先，这涉及名与实的问题。是否所有国名之中含有“联邦”的国家都可以被认为实行了联邦制？是否那些名称中不含有联邦或者流行的看法不认为其为联邦制的国家就不是联邦？比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家都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联邦制国家，尽管那里奉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甚至根本是个人独裁。再比如，英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单一制国家，然而它的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却高度发达，历史悠久。既然如此，或许有必要区分形式上（名义上）的联邦制和实质上的联邦制。形式上或者名义上的联邦制，实质并非联邦制，而是单一制。正如形式上或者名义的“共和国”不是共和国一样。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共和国”并非是由于其名称决定的，那些国名中带有“共和国”的国家并非一定是一个共和国。个中道理与联邦制一样。那些名称中含有“联邦”或者外观上形似联邦的国家，可能是个真正的单一制政体，而那些名称中不含有“联邦”或者外观上不象联邦的国家，可能是个真正的联邦制政体。当我们分析一个国家的政体性质或者国家结构时，不应当看其名，而应当观其实，千万别被形式或者名称欺骗了。     其次，单一制国家是否可以同样实现联邦制国家的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如果它实现了，还是不是单一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两个概念或者两种制度安排的定义问题。如果我们在定义这两个概念时包含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的程度问题，那么就可以考虑将单一制定义为低程度的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将联邦制定义为高程度的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二者之间存在着程度的差别，当单一制的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程度达到了联邦制政体下的程度，它就变成了联邦制，而不再是单一制，不论其名称或者形式是否改变。至于二者之间程度的边界划分在哪里，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程度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并且程度（量）的变化会导致质的变化，正如专制社会和自由社会之间的重大区别之一也是自由的程度一样。即使在极端专制的社会（极权主义社会）里，人们也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但无论如何，我们不把这样的社会称为“自由社会”，这样的社会与自由社会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当一个社会中自由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了一个自由社会。但专制社会和自由社会之间的区别，仍然是不可抹杀的。     如果将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区别界定为地方自治的程度地话，那么，该如何衡量一个共同体中的地方自治程度？哪些因素值得考虑？第一个因素是地方政府权力的来源，即地方政府的权力是否来自于全国性政府的授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为单一制。在联邦制下，无论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还是地方政府的权力，都是直接来自于人民。第二个因素是，地方政府是否有权制定自己的宪法和法律，是否承认法律多元主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为联邦制，否则为单一制。此外，司法体系是否多元，公民身份是否多重等都是重要的区分因素。在联邦制国家，司法体系都不止一套，有两套甚至多套司法系统，各自在自己的管辖权内行使司法权力。在联邦制国家，公民身份通常是多重的，比如，在美国，公民有两重身份，每个人既是某个州的公民，又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在瑞士，每个人都有三重公民身份，既是某个市镇（municipalities）的公民，又是某个邦（canton）的公民，还是联邦的公民。     如果这些区分有意义的话，那么，联邦制和单一制之间的实质区别就是存在的。尽管单一制下也可以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但无论如何也无法与联邦制下的分权与自治程度相提并论，正如专制社会中的自由程度无论如何也与自由社会中的自由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一样。实际上，当麦迪逊等美国国父们创立联邦制时，他们就意味着它与单一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在《联邦主义文集》第51篇里，麦迪逊说：“在一个单一制共和国（single republic）里，人民让渡的所有权力都赋予了一个单一的政府；对权力的滥用依赖于该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分立。而在美利坚复合共和国（compound republic）里，人民让渡的权力首先在两个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分享，其次每一个政府的权力又要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分享。因此对人民的权利形成了一种双重保障（double security）。不同的政府之间将相互制约，同时每一个政府又受到自身的约束。”可见，在麦迪逊看来，单一制政体与联邦制政体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     在谈到单一制下也可以实现高度地方自治时，张老师在演讲和他的新作中都举了港澳的例子。他在《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一书中说：“虽然在统计上，联邦制一般更倾向地方自治，单一制则更倾向于中央集权，但是正和联邦制也可以选择扩大中央权力一样，单一制也完全可以选择高度的地方自治，中国在港澳地区实行的‘一国两制’就是最显著的例子。”（Pp.34-35）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港澳的地位？应当承认，港澳的情形是非常特殊的。港澳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收复的，这种收复是以其实行独特的制度作为代价的，是建立在中国与英国和葡萄牙之间的协议基础之上的。当我们考虑它们的高度自治状况时，不能不考虑到这种特殊性。当然，当大陆的其他省区都能够象港澳一样高度自治时，中国就几乎转变为一个联邦制国家了。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港澳的自治程度在某些方面还是有限，比如，它们的“基本法”（宪法）都不是自行制定的，而是由全国人大为其制定的。     最后，应当承认，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概念时常造成误解，尤其是当一些联邦制国家存在着中央集权倾向而一些单一制国家存在着地方分权倾向时。比如，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和罗斯福新政之后联邦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如果麦迪逊等美国国父们仍然活着，他们一定痛心疾首、焦虑万分。在这种背景下，是否可以考虑放弃单一制和联邦制这样的概念呢？可以，用单中心秩序和多中心秩序代替之。前者意味着在一个社会里有一个最高的决策中心，而后者意味着在一个社会里有无数个决策中心，它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多中心”的概念较早由哲学家博拉尼（Michael Polanyi）提出，用于分析科学研究、市场和司法等领域的制度安排，后来，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将其扩展适用于立宪选择和政府架构。与联邦制相比，多中心这个概念的好处是，它不仅意味着纵向的权力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分立，而且意味着在州以下的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之间同样践行分权的原则，也就是说，州政府并非一个集权者。实际上，瑞士的联邦制就是三级分权制，而非美国式的两极分权制。     第三点，我谈一下中国应否放弃单一制的问题。在我看来，为了实现真正的地方自治，中国应当放弃单一制，不只是放弃单一制的形式，而是放弃单一制的实质——中央集权和大一统，走联邦制之路，确立多中心秩序。历史上以及现在的中央集权贻害无穷。托克维尔曾经在《论美国的民主》的一个注释中说：“旅行家告诉我们，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勤劳而无进步，有稳定而无活力，有公序而无良俗。那里的社会条件总是可以容忍的，但决不是极好的。我可以想象，一旦中国的国门对欧洲开放，欧洲人将发现中国是世界上中央集权的最佳典范。”     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也曾指出：“所有的中国人都承认，中国人坚信所有的权力都应当掌管在中央政府手里，由中央政府来行使，这是塑造中国历史的最有力因素之一。这种想法使中国保留了单一制的政治制度，并使中国人，在其文化世界被竞争性的政治权威分割之时，感到不安。在很大程度上，中央政府可以声称其无所不能，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已经由较直接的基本上是民间的权威体系来治理了：这包括关系紧密的家庭、受人尊重的宗族组织或者其它的民间团体，它们减少了官方的负担。作为一个乡土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