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精选

朝鲜日报 | 哈佛教授:中国富二代总忘记自己是运气好

《南方都市报》8日报道称,全球畅销书《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中国广州公开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富二代和官二代总忘记自己其实是运气好。”中国富二代和官二代大都倚仗自己父母的财富和权力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让普通百姓怨声载道。 据报道,桑德尔说:“那些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人,往往会有个习惯,总忘记自己其实是运气好。而正是因为他们靠运气,才更应该反馈给社会。”桑德尔指出,唯一的解决途径只有靠父母的教育,他们对于孩子价值观的培养非常重要。 桑德尔表示:“公正就是个人所得到的报酬和他对社会付出劳动的平衡,或者两者间达到一个合理比例。也因此,高官寻租、腐败,一定要打击,人们不能拿手中的特权,对社会公共的善进行腐蚀。”他还指出:“每个人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同时还得有社会团体的帮助以及可能有的祖辈恩泽。”也正因此,桑德尔说,先富起来的理应帮助弱者,他们负有这样的责任。桑德尔还指出,不少中国父母因为生活拮据而放弃生孩子,其实最好的情况并不应这样,决定一个人生多生少,不应在于钱多钱少,关键在于对孩子的感情与爱。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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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富二代、贫二代和权二代

富二代的名声近来很响。在大众,是痛恨他们的张扬,轻裘肥马(宝马车),十步杀一人(斑马线上撞人)。在富一代或者富二代,则是犯愁如何接班,能不能接班。   富二代的接班问题,是个古老的难题。自古以来,中國富商的事业,总是传不下来。二世、三世即斩。因此,中國罕有像欧洲甚至日本那样七八百年的企业。资本主义,总也长不起来,老是萌芽。近代以后,海外的华人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海外中國学者就已经探讨过。从晚清到民国成长起来受过良好西式教育的一代企业家,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开始探索一条不同于传统的企业传承之路,但是随着他们1956年因政治原因退出历史舞台,这一代人基本上被格式化了。因此,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代,依然要再一次面对传承的难题,而且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汲取。   同时,由于先富一代人出身参差不齐,很多人是出身草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而且忙于打拼,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因此,富二代的教育状况,有相当比例的人情况堪忧。惹人痛恨的飙车一族,也许还不算最糟的,吸毒嗑药者,也不在少数。很多富一代,对于子女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下一代不再像他们那样吃苦奋斗,能享福就享福,自以为已经挣够了可以让后代享福一辈子的钱。至于事业的传递,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所以,富二代之中,有相当比例的人,似乎注定要成为败家子,重演多少辈子,父辈创业,子代败家,崽卖爷田的悲剧。对于这样的富二代,即使有关部门或者某些社会团体急来抱佛脚似的强化培训,估计效果也不大。当然,富二代中,也有比较出息的。受过良好的教育,出国读名牌大学。而且有些人也有志接班,把父辈事业发扬光大。但是,他们又碰到另外的难题。有些人虽然受的教育不错,但志向却不在企业经营,也许热爱艺术或者别的什么。有些有志于家族事业的,由于受过新式企业管理,对于父辈老一套的经营方式不以为然,但回国后却水土不服,完全不能适应中國的社会和政治法律环境,不知道如何施展拳脚。同时,目前中國的生育制度,独生子女的条件,给富一代的传承问题,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课题,使得他们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面临更大的难局。   比起富二代来,贫二代的问题,也许更加令人困扰。无可讳言。比起先富起来的第一代人来,现在白手起家的奇迹,越来越少见了。从一个小贩变成巨富的故事,现在似乎真的成了神话。现阶段的中國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已经出现。现在被视为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第二代,即使少部分上了大学,改变身份地位可能性,也比从前小得多。在改革之初的那几代人中,上大学是个命运的分水岭,但是现在这种分水岭已经不明显了。也就是说,现在贫困的群体,他们的第二代,还有最大的可能依然是贫困的弱势。   代表身份地位固化的群体,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权二代的官员子弟。高干子弟借助父辈势力经商的故事,还在延续,但另一种官宦世袭的苗头却已经出现。在很多地方,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女,无论所上的大学优劣,甚至在国内上不了大学,花钱送出国,拿了不知什么来头的国外文凭,回国之后,进入仕途,在父辈的荫庇下,就会官运亨通。在历史上,官僚世袭,或者变相世袭,是历史最糟的一种制度。比贵族封建制还要糟。贵族世袭制,至少贵族还会对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民负有责任。而世袭官僚制土地和人民是国家的,官职和特权是自己的。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那样,既享有特权,又不负责任。显然,这样的权二代,最为人们所痛恨。   富二代、贫二代和权二代的问题,实际上改革进程中,社会政治环境和制度滞后,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即便是改革的第一代人,对此也认识不足。以富一代为例,他们往往习惯于对于制度和法律的问题,通过给制度内的官员个人建立关系来解决。在转型的某个阶段,这种个人关系,甚至还可以给他们带来某种特权,方便地分享国有资产的流失,便利地压榨弱势群体,不担心有工会的干预,罢工的威胁。在身份阶层固化的过程中,富一代的民营企业家,往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旦权一代和权二代起来吞噬和侵夺民营企业的时候,这些民营企业家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即使奔走呼号,也无法引起社会的同情。不考虑制度的变革和改进,只热衷借用腐败的润滑剂,通过建立个人关系牟取利益。这样的短视,势必会付出代价。最大的代价是,富二代和权二代被民众视为一丘之貉,丧失了作为精英阶层的威信和地位。   富一代事业的传承问题,只有靠现代企业经理人制度和资本社会化来解决。而这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只能是市场进一步规范,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进步,才有可能。否则就只能守着家族企业的小摊子,一旦摊上不肖之子,家业就败掉了。同样,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贫二代问题,也是一个制度问题。存在贫富差距不要紧,如果社会制度不能保证穷小子经过奋斗发迹,连一个都实现不了。那么,问题就大了。接代的贫困,就会产生巨大的绝望,最后的结果就是玉石俱焚。当然,可以预计,权二代如果普遍地接了班,那么他们会比他们的父辈更加疯狂地吞噬财富,尤其是吞噬已经成为大鱼的富二代。而为了避免被吞噬,富二代则会跟古代富商那样,积极进入仕途,把自己变成权二代。这样的话,也许到了某个时候,社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边是少数人上人的权二代,占有垄断所有的资源,一边是贫穷传代的贫二代,富二代极度萎缩,畸形的两极分化。到了这个地步,社会离崩盘也就不远了。   其实,尽管富二代、贫二代和权二代势同水火,但从长远看,他们实际上是在一条船上。对他们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共同奋斗,改进我们的环境和制度,使得这三种人可以相互互换。只要个人奋斗,有才能,就能改变命运。社会不会因周期的动荡而财富尽毁,重演中國历史一次次从头开始的悲剧。   作者: 张鸣 中国报道周刊 , 2013-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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