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

有人订婚了，打算毕业后就结婚，这事一刻也不能等了，十万火急。有人在忙着报考家乡的公招，整天泡在自习室，这事也不能等了。有人签约了大城市的学校教师，等到拿到教师证后立马跑到灯红酒绿的城市中开始三尺讲台。有人背上背包开始了去往西藏的路途，却并不是为了什么时尚或者小清新。有人依旧在寝室中游戏人生，趁着仅剩几天的快乐时光升级打怪兽。     毕业了   文/ 卞海鹏（重庆三峡学院）     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太阳肆无忌惮的放射出光芒，映照在校园中大大小小的林荫道上，稀疏处散落明亮的斑斓,像是黑暗中的明灭灯火。 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又开始了。     大四同学都在忙着为各自的生活寻找着出路，憧憬着，迷茫着。大家都在忙，忙的不可开交，焦头烂额。 毕业实习报告是用的野鸡打印店的红章。毕业论文，尽管多是抄自网络，还是不会排版，错别字更是连篇。论文答辩，老师一再的放点要求，却也是一问三不知。毕业设计，随便抄袭一个交上就可以忽悠下低年级的同学，换来学弟学妹崇拜的微笑。那个论文防作弊器更是形同虚设的玩意儿。等干完这些形式化的东西，在迷茫空闲中等待四年用一麻袋钱换回的毕业证，拿到后便立马滚蛋。 形式大于内容。内容不管是金子还是狗杂碎，都是一样他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形式，有了形式，便可以在新的一年招生中穿上了扰乱视听的新装，挂上了花里胡哨的大广告 新装总会一年又一年的换的，要不大家都看烦了，招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至今国内还没有哪个牛校，可以不换新装来招生。今年清华百年校庆，在《我要回家——庆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创作歌曲》MV中国学四大导师并不是在前面，而成为在众多CEO身影后面一张小小的照片。在一切向钱看齐的社会中，国学也仅仅是赚钱的工具，仅仅是用来出名的工具，更是一些所谓的大老板用来展现身份的盾牌。 扰乱视听已是后学的事情，与我们再无半毛钱关系。我们早已拿起月票从低矮的出租屋中走出奔入拥挤的地下铁，在左右摇晃中到达尔虞我诈的办公室，进行着一天又一天的杜拉拉升职梦。 但是有些事情还是无论如何都要做的。借此纪念一下自己的学生时代。这段时间里，校园中随处可以看到疯狂酒醉后的凌乱物——翻到的酒瓶和呕吐物。酒醉中胡乱着喊出某人的名字，随便骂着谁谁的名字，说上那句几年都没有勇气说的表白，聊上几句推心置腹的话，在酒未醒时，从填充着垃圾污垢的象牙塔中快速逃离，告别自己的学生时代，进入鱼龙混杂，一锅热腾腾随意翻滚的社会八宝粥中，品尝生活的五味杂陈，奋斗着，挣扎着。 还未毕业，和相处几年的同学寒暄，总是那几句话，”打算去哪”，“工作找好了吗”。谈点与找工作无关的事情，大家都不怎么感兴趣，毕竟生活最重要。要是说点别的或者多说几句就成了无言的结局。 有人考上研究生了，不用焦头烂额的为工作而奔波；有人凭关系进了机关单位，整天学习着怎么应酬；有人分手了，有人喝醉了，在女生楼下大声的喊叫；有人肩挎LV，脚踩艳红的高跟鞋，在街道上闲逛，电话铃声却在这时慌忙的响起。 有人订婚了，打算毕业后就结婚，这事一刻也不能等了，十万火急。有人在忙着报考家乡的公招，整天泡在自习室，这事也不能等了。有人签约了大城市的学校教师，等到拿到教师证后立马跑到灯红酒绿的城市中开始三尺讲台。有人背上背包开始了去往西藏的路途，却并不是为了什么时尚或者小清新。有人依旧在寝室中游戏人生，趁着仅剩几天的快乐时光升级打怪兽。 工作的事情很重要。不工作，嫁人是个问题，结婚是个问题，房子是个问题，车子也是个问题。工作后就没有那么多空闲，用来小清新，用来小纠结和小郁闷了。你连一车都没有还旅游？你连一房都没有，还敢嫁给你？总不能还像以前那样整天压马路吧。     对啊，手牵手压马路的时光，已经过去，成为一个个冰封的场景存在记忆的某个角落。一个个都老大不小了，还整天想着小清新？整天想着小青涩？整天想着所谓的小文艺？ 还是快点找个人娶了，快点找个人嫁了，马上找个人结了吧。 结婚的事情很重要，也很严峻。没房没车，这些都是老调重弹。韩寒在其《独唱团第一辑》中说：如果再能写点小诗，弹点小吉他，摘些小花，女生们都被迷倒了。你看看现在，女生们再也不中意这些人了，她们中意的是……。对啊，她们中意的是，车子房子和票子，而不是什么小文章啊，什么小吉他啊。如果能唱点小歌，画点小画，长发飘飘，白色连衣裙，男生都被迷倒了。你看看现在，男生们再也不中意这些人，他们中意的是······他们中意的前凸后翘，浓妆艳抹，中意的干完那事后没有后患，而不是什么小歌，什么小画。 无论是中意车子房子还是前凸后翘，都中意的是，不劳而获的钱和肆意无患的放纵。放纵中若是还能把钱赚了，岂不更好，岂不快哉？ 害怕自己年华老去，魅力锐减，风光不再的女人，大有人在。想在年华老去前找个如意郎君嫁了的人更是多得无法数。要是能找到个钻石王老五马上嫁了，那就是多年的灰姑娘终于得以实现穿上水晶鞋的美好愿望了。若是找不到如意郎君，找个凑合的看着顺眼的还算中意的也要立马把自己嫁了，也省的在红妆卸落，看到自己微小鱼尾纹后唏嘘惆怅。 回头看看，当年来到陌生的学校，那份清新单纯；再看看镜子中的自己，是否在外表繁华的大学中磨练出了一丝沧桑。 单纯时光，在一次次的恋爱分手；一次次的评优评先；一次次的喝酒寒暄；一次次的转换工作中，不知道何时已经跑得无影无踪，连一根毛都没有留下，倒在脸上留下了青青的胡茬和掩饰皱纹的粉底。要是某天照片中看到自己青涩的模样，和朋友的聊天中，想起当年的傻事，会感到当年的自己真的挺二，挺傻。     你也二过，我也疯过。在这里欢笑，在这里哭泣，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失去。 其实岁月的走过，总会带走青涩的情感和毫无顾忌的欢笑，总会带来点头哈腰、低眉顺眼、溜须拍马。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里，在这个连宪法都是橡皮图章的国度里，在整天吹嘘带血GDP如何增长的新闻中，我们除了整天在房子车子，孩子，票子、杯子中喘息着，迷茫着，挣扎着，还能做些什么？ 还未高考，就把书籍如雪片散落在校园中，洋洋洒洒蔚为壮观。美其名曰：释放压力？是应试高考压的喘不过起来还是被读书无用论所迷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不断自我纠结自我无聊中熬到毕业，换取一纸没什么用的文凭，打包滚蛋。那些精美包装的四书五经是逢迎上司的佳品，而不是什么修身明理的先贤经典。 那些当年的单纯和二，也只能想想了，也只能在照片中想想。整天在拥挤的公交车上被晃来摇去，整天在房东的电费涨了水费涨了的高叫声中点头哈腰，整天在热闹的酒桌上被推来灌去，也只能在照片中回想一下二过的时光了。 谁谁老公真有钱，谁谁老婆真漂亮，谁谁又换了一个富二代的新男友·····谁谁又升官了，谁谁又···· 身边的哥们，身边闺蜜，总是在这‘谁谁又，又谁谁’的欢笑叹息声中，喝完了一杯又一杯·····       （采编自投稿邮箱；责编：陈锴）          

退避者们所发生的变化是，他们开始懂得在现代的意义上，认识即是行动，既然能够意识到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就不应该仅仅追求明哲保身，须知没有积极的行动，退避者的乌托邦便永远只能作为一种美妙的图景停留在他们的思想中，他们更懂得在这个大多数人无法享受自由的时代里，在他们的国家还有那么多让人痛心的事发生的时候，一个致力于给后人带来福祉的人无法只沉浸在思想的世界中而获得灵魂的平静。 退避者与乌托邦（下）： 为了合意的改变 文 / 刘昌东（中国人民大学） 诚如上面所言，退避者们所面对的或许是他们所可能面对的最为险恶的时代，功利化的思考方式大行其道，退避者所依赖的独立而纯粹的思考被视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在很多人眼中，它早已被当作历史的遗物，失去了在现代存活的生命力。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存在即为合理。”一件事物要想在当下存在，它就必须具备在一个积极意义上改变现实的能力。毫无疑问，在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日益受到大众媒体与流行文化影响力塑造的今天，退避者的思考对于深陷功利化与同质化泥沼中的世界而言，不啻是一剂解毒剂。他们的目标并非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而是要将人们从对经济和消费文明的痴迷中解放出来，他们孜孜以求的乃是自身内在的多样性，即思想的多元与包容性。相较于无力评估目的因而只能依赖于手段的功利主义者，退避者们更能摆脱思想领域中弥漫的市侩气息，也只有他们能时刻保持对于停滞不前和凝固不变的恐惧，始终坚持自己具有超越性的思考方式，获得普遍性的知识与智慧。   然而，即使如此，退避者的理想也还远没有实现，因为他们充其量只能保全他们自身。就像别林斯基发出的疑问那样：“当大多数人还受苦，普遍性对我有什么意义？”在绝大多数人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情况下，一两个退避者孤独的思索或许能够为未来保存思想的火种，但绝无法给现实带来合意的改变。“君子之道，贵乎有成，有济物之用，而未见乎物，犹无有也”，那种“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口吻不是退避者们应该持有的态度，因此，我想说的是：在现代的条件下，退避者们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他们不仅要用思考保持自己的自由，更要用自己思考的成果去影响与改变他们所身处的这个被现代文明成果的两面性深深折磨的时代。也唯有如此，他们所享有的宝贵的自由才不至于成为人类作为一个群体的自由的绝唱，他们让思想之光传于后世的理想才可能实现。 而对于我们的国家而言，改革正处在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上，三十年单纯的经济增长耗尽了现行体制的生命力，政治与社会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只是社会乱象的一个侧面；没有了传统文化的庇护，我们的现代文化在欧美消费文明的冲击下显得无比空洞，宗教与法术趁机侵入了我们精神的空白；知识以惊人的速度贬值，教育则始终在通向自由的路口前畏葸不前，思考的代价变得越来越昂贵；怀抱精英梦想的人们惊恐地发现在这个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横行无忌的时代里，向上的道路正在被一点点堵死，社会阶层的渐渐固化与年轻人激情的冷却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想到了深陷泥潭的近邻——日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寄希望于变革，但时间表仍是一片空白；每个人都在眺望未来，但目之所及却只有灰暗的现实；每个人都在说将要改变些什么，但行动却显得那样无力。我们努力保持乐观，但现实并未因此对我们还以微笑，我们只能看到现实性却找不到可能性，思想早已被我们抛诸九霄云外，而这正是乌托邦在中国渐渐死去的标志。 可悲的是，人无法面对太多的现实，人也总是要靠希望来喂养的。当事实将我们的反思淹没，我们需要一次涅槃，经济上的发明和文化中的喧嚣使我们的神经钝化，只有理想与道德才能拯救我们。如果我们不去相信梦想，那么对所谓“清醒”的夸耀也就等同于抛弃了改良的一切希望。也就是在这时，退避者们才更显得弥足珍贵，但与上文所描述的那样，“大隐隐于市”对于现代的退避者们来说已是空谈，如果只是怀抱着自己的操守去追求那种“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个人境界，这样不是退避，而是逃避。须知个人境界固然值得歆羡与追慕，但时代毕竟已经不同，在各色思想理论多如牛毛的现代中国，我们需要登高一呼，振聋发聩的危言危行来涤荡尘埃，需要摧陷廓清，敢去陈言的勇者来挽狂澜于既倒，而非仅知埋首于故纸堆中皓首穷经，甚至是过于愤世嫉俗以至走向犬儒。“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先贤们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光辉典范，他们的教诲是现代中国的退避者们应该记取的。   可是，就像《理想国》中的哲学家们无法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一样，退避者们不愿意也不能够直接介入到政治经济这样具体的领域中去，一旦他们选择了冒险，等待他们的将很可能是被利用，就如同人们用广告牌来盖垃圾箱一样。进入体制虽然意味着具有了从内部改造体制的机会，但同时也会受到体制的极大束缚，思想的火花也随时有被掐灭的危险，两相权衡，这显然并不是个简单的选择题。而在文化精英主义日益受到敌视的当下，退避者们所面对的将不仅仅是物质强力，还有社会舆论并不友好的态度。特别是对中国来说，我们的文化中一直就有着精英淘汰的传统，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对于出奇拔萃之士，我们的文化传统并不宽容。因此我想，现代的退避者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应当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改造领域，尽管其作用并不直接。但就像一位英国爵士所言：“教育能使一个民族易于领导，但难于驱策；易于统治，但难于奴役”，我想他所说的教育，就应该是指一种广义上的意识形态改造，即立足于实现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对整个民族精神生活进行的改造。这种改造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如果整个社会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与责任，也就没有法律与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无法恰当地运转。对这个问题的考察虽然重要，但其牵涉甚广，也已经超出了这篇文章所要表达的范围，因此在这里就点到为止不再多说。 但另一个问题随之产生了，在这样的情形下，退避者这个称号是否还适用于这一群人呢？我想这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退避者所以区别于其他人的只在于既不轻易屈服又不以强力压制别人的气质和在一个喧嚣的时代独自深入思考的能力，而对于真正退避者而言，这些并不会因时代更易而轻易改变。退避者们所发生的变化是，他们开始懂得在现代的意义上，认识即是行动，既然能够意识到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就不应该仅仅追求明哲保身，须知没有积极的行动，退避者的乌托邦便永远只能作为一种美妙的图景停留在他们的思想中，他们更懂得在这个大多数人无法享受自由的时代里，在他们的国家还有那么多让人痛心的事发生的时候，一个致力于给后人带来福祉的人无法只沉浸在思想的世界中而获得灵魂的平静。当然，和所有其他时代一样，现代的退避者们仍然是脆弱的，他们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手段可以保护自己，而他们的思考和表达对于任何一个现存的不完美社会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因此退避者们往往也是最可能的殉道者。而这样的结果，无论对于退避者本身还是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而言，无疑都是悲剧性的。       这并不是一个属于退避者的好时代，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得够多了，但我更关注的还在于在残酷的岁月里，这个梦幻的乌托邦代表着什么，现代意义上的退避者们又该如何使他们的乌托邦继续存在下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这样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对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希图这个乌托邦能给我带来什么财富与荣誉，但仅仅是它的存在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切，意味着我将能在这里为我的民族做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乌托邦是我们必须要玩的一把火，也是我们能够将人性的曲木塑造成可用之材的唯一途径，即使要冒着为之殉道的危险。但退避者们究竟该怎样去保卫他们的乌托邦，就像开头所说的，对此我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它仍然是个找不出完美结果的谜题，这篇混乱而缺乏逻辑的文字也正是我目前对这一问题思索现状的最好写照。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事是我现在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仅仅有理想并不意味着什么，努力去践行自己的理想与承诺才是对理想负责的态度，我所追求的依然是属于自己的乌托邦，而非其拙劣的替代品。说到这里，又想起哈维尔在面对他的质疑者时所做的答复：“我以我认为适合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如果有人怀疑我的乌托邦是否还有意义，我愿以一个退避者的身份作出同样的回答。 （采编：陈锴 责编：陈锴）

关于文革、新华网和陈丹青没有冤枉网民 作者：恒旭 来源：原载乌有之乡，钱初颖推荐 来源日期：2011-7-3 本站发布时间：2011-7-3 10:33:21 阅读量：0次 建党九十年时，有两篇关于文革的文章，成为了舆论焦点，一篇是《新华网：中国照搬多党制将重蹈“文革”动荡史》，另一篇是《陈丹青：网民围观人肉郭美美大有文革遗风》。 两篇文章之所以成为舆论焦点，原因在于，这两篇文章把那些自认为是“普世价值”派基本概念的的“多党制”和“围观”，扣上了“文革”帽子，引起了自命为普世价值派的人们的极大愤慨，纷纷声讨新华网和陈丹青，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普世价值派大领导所指责的“文革余孽”。 普世们，尤其是年轻的80后90后年轻普世们觉得自己真是比窦娥还冤枉，自己明明是普世派，却被新华网和陈丹青说成是文革余孽，于是火气很大，可是火气大也没用，新华网和陈丹青至少说的是事实。 新华网说“文化大革命派别丛生”，这是事实。普世们纳闷了，普世精英们说文革里不是只有造反派吗？那里来的派别丛生？显然，普世们尤其是年轻的普世们还需要多去看看文革历史书，起码要搞清楚，红卫兵是造反派和保守派并存，谁支持保守派，谁支持造反派，起码要搞清楚现在当政的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 普世们的偶像艾未未的闺中好友陈丹青说“围观是文革遗风”，这也是事实。围观，围批，围攻，都是文革时的普遍现象，而且围观也只是最低级的办法，围观完了，还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然后批斗围观对象，公检法机关还不敢管你，因为你是革命群众啊，公检法怎么敢惹你？放到今天的话，比如你看到什么贪官，什么忽悠群众的砖家，什么炫富的脑残富二代，你可以随便去围观了，围观完了，你想批斗也行，想贴他们大字报也行，想到广场搞集会也行。 所以，觉得很冤枉的小普世们，其实是因为自己太脑残，太不了解历史，新华网的笔杆子们和陈丹青都是经过文革的，他们说的就是事实。脑残普世们又说了，我们支持的多党制和围观都是学习美国的，绝对跟文革没关系。说这话，显示出脑残小普世们甚至连美国历史都没读过，不知道美国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当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竭尽全力，组织全国性群众大游行来声援和支持美国民权运动支持马丁路德金的，支持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权解放运动，支持被美帝苏修压迫的各国人民实现民主自由人权的，更不知道为啥是尼克松基辛格跑到中国来求毛主席和周总理，而不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跑到美国去求尼克松基辛格。 中国共产党是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代末才把这个领导权主动交给美国，至于原因，这里就不说了，说出来共产党伤不起。 历史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冷酷。所以，脑残小普世们不必觉得被新华网和陈丹青冤枉了，谁让你们是脑残呢？除非你们自己争口气多思考告别脑残。最起码五四青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呐喊，能最低限度保证你不被居住在中国外国人如自称中共党员的澳大利亚人杨恒均等忽悠脑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