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

      王菲演唱会终于开了，听说黄牛被抓了21个，两千多的票翻一番卖，北京只给三家报纸每人一张媒体票，这就是天后的魅力。我没去看，但不用到场也能猜出来，她最多说两个谢谢，她绝对不会返场，她可能没有晒霜妆，但一定会画超级眼影，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后范儿。     唱歌不说话，这是王菲独有的表达方式，但这是舞台上的她，生活中的王菲堪称“贫后”，她曾在微博里写，不能再贫了，再贫都不好意思天籁了。不知道当她站在舞台上，台下有没有发出哄笑？我看过的演唱会里面，话最多的是蔡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那已经成了她的特色。林忆莲话不多，但返场，演唱会结束后很久，舞台灯光都要关了，歌迷们还是不走，已经换上牛仔裤的林忆莲出来，掉着眼泪唱起《诱惑的街》，“这样深的夜，下过雨的街，连灯光都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约？”     在某一天晚上，郝蕾在围脖里骂了一夜河南人，虽然后来都删了，但已经激起河南人的愤怒，众多网友在网上讨伐郝蕾，郑州的《东方今报》还发文章要求郝蕾公开道歉，成为这一周最争议的娱乐事件。有网友要我出来仗义执言，因为我也是河南人，但我说郝蕾的状态不正常，不能以常理待之，一定事出有因，而且担心她病了。后来程青松告诉我，郝蕾恨一个河南人，她的前男友是李光洁，但李光洁和她分手了，郝蕾一直没走出阴影，李光洁则很快成了王珞丹的新男友，他是河南人。郝蕾的性格很烈，《颐和园》她就是那个样子。骂一省人而实指一个人，这是郝蕾的表达方式。     我喜欢郝蕾，她骂人我体谅，骂得有个性，但万峰骂人我就很鄙视。电台的情感节目主持人在节目里骂听众，打进电话的听众本就是受虐的，问题不大。但当万峰在电视里骂一位官员“不要脸”“滚蛋”之类的粗俗话，而那位官员只不过语言前后矛盾，顶多算敷衍塞责，万峰就实行了恶劣的语言暴力，他利用了民众痛恨官员呢的情绪，博得一片喝彩。其实这一次他才是专制的化身，因为官员也是拥有天赋人权的公民。我会对那位官员说，告他！虽然这位官员很可能不敢。     夸人夸到了底线，就比骂人还毁人。河南剧协主席李树建夸了省委书记一把，“卢书记到河南之后，我们河南文化界的春天就到了。我们每天激动万分，以泪洗面。”省委书记赶紧说，“可不能这么说，每天以泪洗面怎么行。”这句话到了网上，李树建被以最快的速度封帝——洗面帝。我倒是很理解李树建，因为听过他的戏，他很擅长哭戏，他经常把观众唱得“以泪洗面”。他是个唱戏的，唱戏人的表达方式往往比艺术还夸张，我们知道他的心情就可以了。戏曲已经衰落了，豫剧的境况稍好，但很多剧团也举步维艰，电影《鸡犬不宁》讲的就是一个豫剧团如何艰难度日的故事。卢展工给文化事业批了很多钱，剧团盼来及时雨，我相信李树建的心情是真诚的，网友和评论家非要上升到拍权势马屁的高度，我看有些勉强。     大S是个伶俐聪明的人，很懂得经营自己，给人的感觉很理性，反倒小S从小归她管。但靠谱人办了不靠谱事，和俏江南老板的儿子汪小菲好上了。俏江南高档饭馆连锁，老板曾以几千万人民币的价格买下刘小东的《三峡移民》，是个敢花钱的主。汪小菲是富二代，之前跟张雨绮好过，这次他跟大S一见钟情，见了四面，一个月时间，就订婚了。大S公开表示，这次我找着生命中的那一个了。有记者就去采访俏江南员工，有员工说，大S这次怎么了？少老板那么花的人。     周迅是出了名的爱点低，一喜欢就是说这辈子就他了，分开后再继续爱着，但大S抢戏，是谁也没想到的。但人性谁又了解得透呢，而且一见钟情就不靠谱么，我倒觉得俩人能坚持不少年。大S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了她不为人了解的另一面，冲动，不是么？                      潘采夫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河北大学的校园车祸案，按照一个习常的说法，可以说是“正在向纵深发展”。纵深发展的标志，既包括肇事者李启铭和“我爸是李刚”中的李刚电视道歉并不被受害者和公众接受，也包括李刚和尚未成家的儿子李启铭名下在保定拥有5套房产，和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涉嫌学术抄袭。 　　河北大学的校园车祸案，因“我爸是李刚”而成名。肇事者李启铭的这一句“炫爹拼爸”之语，很难对他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产生影响，但无疑深深地刺激了大众的心理，使得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也可能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社会事件，产生了远比车祸严重得多的社会后果。 　　在“富二代”的杭州造下“七十码事件”之后，比富二代也许更能令人感到社会不公平的“官二代”，正急需一个标本。李启铭再次以一次车祸肇事适时出场，比“七十码事件”更加恶劣的，是“官二代”李启铭，不仅在校园内撞倒两名女孩后不曾停车，而且意欲冲离校园，遇到阻拦时说的是“看把这车给刮的”，和“我爸是李刚”。 　　这样，李启铭以远比“七十码事件”当事人高调、无所谓和张狂的行为及言辞，准确呈现了“官二代”更甚于“富二代”、权力更甚于资本的现实。由此，也为社会提供了一个表达愤怒的出口。作为一个车祸事件，李启铭要承担的责任，决定于其行为；作为一个社会事件，李启铭及李刚要承受的愤怒，更多地决定于“我爸是李刚”。 　　“我爸是李刚”，绝对具有成为当代名言的质量。没有别的语言能够如此言简意赅地显示权力在我们这个社会可以具有何其巨大的力量。李刚并不是高级官员，级别上，他只是保定市公安局的一名分局副局长。但只需这样一个级别，就足以使其子女产生高人一头的心境，不仅把人撞飞可以车行如故，而且受到拦阻时底气充足地作出不该受阻的理由亮出来。 　　“刑不上大夫”，毕竟还要先成为大夫；免死的丹书铁券，毕竟也要皇帝颁发出来的才算数，而且数量很少。而今，级别够不够大夫不论，不仅可能自以为超越法度，甚至其子女也可以觉得不受刑法制约。曾有报道说，李刚为人做官，名声还不错；李启铭看博客也不过一个小感伤多多的青年。这可以理解为，作为官员和官员子弟，他们并不特别恶劣。然而也正是他们几乎是官员和官员子弟中的普通一员，使人更加后背发凉。 　　李刚和李启铭痛哭流涕的道歉，并未被人接受，无论受害者亲属，还是被“我爸是李刚”而刺伤的公众，都未接受他们的道歉。即使如此，不能说他们的道歉事属多余。对一个真正的道歉来说，不在于人们是否接受，不是一种利益交换，而在于要负责于内在的道义，因此，李刚父子的道歉，不因人们不接受而失去意义，而取决于道歉本身是否真诚。 　　道歉不被接受，是因为受害者和公众都担心接受道歉可能带来司法上的从轻考虑。但如果不道歉，李刚父子将加剧人们的恶感，道歉即使不被接受，至少加剧恶感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人们的道德原则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慰藉。另外，李刚作为一个官员，只是以肇事者父亲的身份道歉，而未曾对公众道歉，不能不说道歉并不足够。另外，央视这样的媒体只播出李刚父子的道歉，而未曾采访受害者，也显失平衡。 　　河北大学卷入事件，不止是因为它是事件的发生地点，而是因为媒体纷传的对目击者发出封口令。如果说李刚不是官员及官员子弟中的特殊人物只是“也许”，河北大学面对“负面信息”的做法极为寻常，这是一定的。一所大学，也会如此有失风范，令人失望，但作为一个单位，又哪里不是如此，换一所大学，难道会有所不同吗？ 　　某种程度上，在封口令中能够看到的是一种寻常的管治行为，与管治之下人们一般性的恐惧。有负面信息就要封口，这是一般性的管治办法；下封口令就会起作用，则是一般性的恐惧。目击者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词，这是义务。目击者向媒体披露事实，基于良心。河北大学即使下封口令，还可能有多种考虑，而未必一定是为肇事者开脱，对“我爸是李刚”作呼应，也可能是不想学校陷入案件中，不想案件复杂化，想“维持正常教学秩序”等等。学校可以管理校园内的行为，目击者可以基于良心的原则而抗辩，也可以基于良心的原则而在校外接受采访，校方若有报复行为，公众舆论将剧烈反应。然而，这些没有发生，发生的是一般性的蛮横管治与一般性的恐惧服从。 　　一个官员，因“我爸是李刚”而牵连到一个社会事件之中，受到巨细无遗的搜索与审视；一所大学，因发生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被人们由此及彼地谈论，都是正常。因此，人们证实李刚是否有5处房产，检举河北大学校长涉嫌抄袭，都不应视为对他们应对“我爸是李刚”事件不当的报复性行为。无论他们如何应对，无阻于事件发生后人们对其所有不端行为的发掘。他们必然受到全面的检视，不是他们积极、正确的危机公关可以替代，可以收买。 　　官员和权力必须正确应对社会呼声，不是因为“李刚和河大应对不当后果严重”之类的教训，而是基于公民和社会应有的权利，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应对上先发制人”的怪圈，那些成功的应对将获得赞美，策略性的行为将掩盖价值坚持。 　　                                  201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