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

冉氏新闻评论周刊(176)

一:中国首届“红色体育运动会”再现抬担架炸碉堡。 http://www.chinanews.com.cn/ty/2010/08-28/2497626.shtml 。官方一边强力维稳,高调反恐,一边却圣化自己几十年前颠覆国家政权的历史,六十年后还开这样荒谬的红色运动会来为自己树碑立传。这样矛盾对立、呈精神分裂状态的领导集团竟然统治民众几十年,未必没有人知晓其间的精神分裂么?其实官方也是知道的,只不过因他们是武装夺取的政权,所以美化暴力就成了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权力来源所进行的美容术。你在大力倡导和谐时,却高唱那些杀气腾腾的红歌,举行炸碉堡的红色运动会,难道官方竟愚蠢地认为,只有他们才配杀气腾腾和炸碉堡吗?红色教育所带来的仇恨因素,给维稳带来很大的后遗症。 二:专家称我国养生市场没有监管 10年数人被揭穿。 http://www.ce.cn/xwzx/shgj/gdxw/201008/26/t20100826_21758501.shtml 。生活无保障,看不起病,很多人的生命没有安全感,才是养生市场畸形发生的深层原因。养生市场当然有高端和低端之分,高端是许多官员通过公费医疗浪费公币,无度吸食营养品;低端则是看不起的民众,奔向张悟本和李一的道路。古语云,乱世将及,妖孽必滋。这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因为社会不公正不公平加大,才会许多怪力乱神的东西,民众会病急乱投医,因此许多黑心肠的养生专家,藉此敛黑心钱。为什么没有监管呢?那是因为监管者本身就是黑心养生专家的同谋,他们互相勾结,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三:全国闲置土地可以造三个澳门 政府原因比例过大。 http://news.sohu.com/20100820/n274340882.shtml 。我曾说,中央与地方在政治大方向上是完全统一的,但在具体完成政治任务如维稳上,却有一些经济上的分歧。许多地方官员,正是利用这样的经济分歧来扩大自己的权力,最终把中央政策乱为乌有。维稳经费大部分是地方开支,而维稳经费又是如此之多,造成了地方必须依靠卖土地,来获取巨大利益,从而维持危如累卵的维稳局面。中央政府看到了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以及官员在其间巨大的寻租,但为了共同的维稳局面,只有最终对地方政府无度地卖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出现大量的闲置土地和众多的空置房,一点也不让人吃惊。维稳和巨大的地方利益,造就了地方对抗中央的强大力量。 四:山东女子为上大学做“高考移民” 冒名生活15年。 http://news.sohu.com/20100830/n274561330.shtml 。1977年恢复高考,的确为近三十年造就了许多人才,其功劳自不待言。但中国的高考制度的先天缺陷和积弊,却在这三十年的发展过程展露无遗,例如一考定终身,例如各地区考试分数的不平等,各地区人为的教育发展不平等,造成大量的教育问题。高考移民,就是典型的教育不公的产物,上同一所大学,其间的地区差距,可以大到上百分甚至两百分,不公平可谓显而易见。民国时期的教育总量固然不如今天,但其教育公平的程序设计上却远胜于今天,大学独立自主招生由于有比较公平的制度作保证,因此破除了一考定终身以及地区间的不公平,只有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没有解决。共产党得鼎六十后却把这三大矛盾给加剧了,这就是他们常自夸的功劳吧。 五:多省长江野生鱼测出“环境激素” 可导致性早熟。 http://news.sohu.com/20100830/n274566030.shtml 。圣元奶粉才被怀疑导致婴幼儿性早熟,现在又传出长江野生鱼测出“环境激素”而导致性早熟,又一起食品安全的事件暴露出来。在这个时代,用“寝食不安”来形容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再恰切不过的了。“寝”之不安,一是来源于贫无立锥之地,二是即便有平房几间,也可能一夜间被强拆精光,弄得你走投无路。 “食”不安,是因为你没有特权阶层的特种供应基地,大多是从普通市场购买来的,只能无奈选取诸种你不知道的有毒食品,来应付日常三餐。生态灾难和食品安全,正是目前威胁民众的两大灾难之一,但官方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之糟糕却有目共睹。连野生鱼这样相对高档的消费品都不安全了,何况那些低端的粗制滥造的东西呢? 六:中国律师30年增近850倍 仍有210县无从业人员。 http://news.21cn.com/domestic/shiyong/2010/08/30/7781110.shtml 。中国律师增加850倍就值得欢欣鼓舞,就会证明中国是个法治国家了么?如果只以数字论,好像有那么点像。且别说中国的统计数据大多不靠谱,即令如此,所有律师事务所都要建党支部,所有律师都被官方强令要讲政治,都被号召“党国至上”,那么法律的作用何在呢?不特如此,官方对真正的维权律师之打压之黑心之凶狠,是有目共睹的,不少进监狱,一些被跟踪,一些被吊销律师证,这些做法本身就是违背法律的。违背法律胡乱惩治律师,就是你再有比现在更多的律师,也对中国司法的公正没有什么帮助,何况还有210个县无从业人员呢?如此大国,人权不彰,怎么崛起? 七:南京最小最富房二代:2岁女孩拥有400万别墅。 http://finance.qq.com/a/20100829/000322.htm 。电信、电力、移动、石化、石油等垄断企业带给中国民众的灾难,抢掠民众资产,其间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可谓有目共睹。但中共官方为了保住其小集团利益最大化,控制社会反对力量,不惜力顶民怨,要牢牢控制这些事关他们利益和统治命脉的东西,从而成全这些集团的部门利益。据有关方面的研究,垄断企业职工的收入与普通民众的收入相差达五至十倍,网上曾传出一个倒掉的电厂抄表职工(一天抄四次)年薪是十万,更何况那些管理人员呢?垄断造就的富二代,就身份和金钱的世袭化,这种赤裸裸的不公平,会给整个社会的动荡埋下强劲的火种。   2010年8月30日9:26分于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 http://ranyunfei.shoutem.com 和推特: http://twitter.com/ranyun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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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贫民富翁”为何难产

王小章 浙江大学社会建设研究所所长 编者的话:《人民论坛》特别策划“新底层公众”推出后,引起社会热烈反响。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到处流传着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发财神话,这是中国的贫民富翁们的黄金时代。而如今底层公众创富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且更为狂热,但可以摆脱他们的底层身份的途径却越来越少。中国社会还能不能产出大量贫民富翁?从“贫民”到“富翁”的距离还有多远? 由于全能性资本过多地垄断、操控了社会资源,从而限制、剥夺了社会中下层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指出,法国的社会结构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一个从“金字塔”到“马拉松”的演变过程。这种“马拉松”式的社会结构构成相比于传统“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有两个根本性的特征:第一,在金字塔式的结构中,社会成员的地位虽然高低不同,但是都处在同一结构之中,而在马拉松赛中那些掉队而被甩出去的人,则已经不再是社会有机结构中的成分,而根本是处于社会结构之外;第二,在传统金字塔结构中处于底层的社会成员还有望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在“马拉松赛”中被淘汰出局的人则基本上无望东山再起。 为什么80年代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今天再难出现 图海纳对法国社会结构变化情形的描绘,在今天也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的现实。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余年间,我们曾经见证了一个社会流动不断加大、社会阶层结构从刚性向弹性转变的过程,曾经见证了许多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传奇开始越来越少见到,新的社会分层结构开始重新凝固。 这表现在:第一,新的阶层边界开始形成,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居住区的分化;第二,阶层内部认同,特别是上等阶层的身份认同开始出现;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以及与此响应的,阶层的自我再生产现象,即所谓的“富二代”“穷二代”现象的出现。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是“龙生龙,凤生风”,一方面是“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在这种情形下,歌手声情并茂地唱给“下岗”工人的“只不过是重头再来”在失业者们听来就显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于那些一无资本、二无学历、三无权力、四无“关系”的底层成员来说,从头再来谈何容易!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成为在社会竞技场上被淘汰出局的一群,他们生活在一个与中上层阶层完全不同的社会世界中。这种现象,社会学者孙立平先生也曾将其称为“断裂”。 为什么社会结构会出现这种“断裂”?为什么当年那些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今天再难出现?有两个原因特别值得重视。第一个原因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有关,即随着社会经济本身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并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人们进入市场、进入社会经济竞技场的门槛已变得越来越高。这种门槛的提高既表现在资本上,也表现在知识文化上。当年的鲁冠球们可以凭4000元钱的资金起家,甚至完全白手起家,这在今天听来就像是天方夜谈;当年的无知者可以凭无畏的精神打出一片天下,并且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边干边学,从而变无知为有知,而今天那些无知者的无畏举动恐怕只能赢得头破血流,如若一开始没有必要的知识积累、文凭学历,社会根本就不给你所谓边干边学的机会。 第二个原因则与我国各类资本的集中化、垄断化趋势有关。正如笔者在一篇短论中引证孙立平的观点所指出的,在我们这里,由于经济资本(财富)、政治资本(权力)、文化资本(教育文凭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交换乃至联姻,从而形成了一种总体性资本,或者说全能性资本。由于这种全能性资本过多地垄断、操控了社会资源,从而限制、剥夺了社会中下层、特别是底层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分享,由此造成了“赢家通吃”、“贫者通贫”的社会现象。这样,一方面是进入社会经济竞技场的各种资本门槛越来越高,一方面则是社会底层分享获得各类资本的机会越来越小,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旦你落入了社会底层,你就成为很难翻身的“咸鱼”。 底层公众的困境最根本的在于政治权利的困境 种种现象表明,今天,在这个几乎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结构之外的、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上升希望的底层社会中,已积蓄起了能量巨大的负面情感。这种负面情感已成为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已构成了我国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重大风险因素。关键还在于强化公民权利。底层公众的困境最根本的在于政治权利的困境。 正是因为劳动者的谈判权利被搁置被压制,企业才可以尽量压低工资开支,有足够的空间去“求租”。权利的缺失,使得资本与政府的合谋变成可能。普通民众的权利体系,与其收入之间,与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之间,存在着简单的映射,或复杂的函数关系。作为与在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即公民身份相联系的权利,公民权利是现代社会平衡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弥合阶层裂隙、化解群际怨恨、维护个体尊严的基本手段。 就我们面前的论题而言,第一,通过强化超越阶层分化的公民身份意识,可以提升包括底层社会成员在内的全体公民的民族国家认同,从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那种底层与中上层之间的“断裂”,当然,这种超阶层的认同,需要通过包括底层成员在内的全体公民的社会政治参与来加以培育。 第二,尽管由于门槛提升等原因,今天肯定会比以前难以出现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难以看到贫民窟中走出百万富翁、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的佳话,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其主要责任不是要造就百万富翁,而是要减少贫困,不是要保证每一个公民的幸福,而是要尽可能地使其每一个公民都免于不幸,就此而言,落实、保护和强化各项公民权利,包括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参与权利以及各项具体的社会权利(如获得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健康服务、义务教育等),可以通过保障社会底层成员享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和获得与今天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活水准,从而化解他们各种可能的负面情感,进而遏止社会上层将自身在财富、权力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社会基本生活领域中的特权,这是缓解阶层矛盾、化解群际怨恨、维持社会平衡的重要途径。 最后,就文化资本的匮乏是当今许多人堕入社会底层的重要原因而言,强化作为基本的公民社会权利之一的义务教育,也是防止那些出生于底层的子弟在未来的“马拉松”中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再次被淘汰出局的一个基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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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中国的20万美元哈佛预备班

发邮件到 xiaomi2020@gmail.com 为你的朋友订阅墙外博客:《 译者 》。We Are Together. 使用GREADER到 这里 在墙内订阅《译者》: http://is.gd/e1Mwd (用https打开)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http://zxc9.com/2z0001 原文: China’s $200,000 Harvard-Prep Program   译文:福布斯:中国的20万美元哈佛预备班 作者:Gady Epstein 发表时间:2008年8月30日 12:00 AM ET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中新网”上的“ 同来源译文” 这是你到哈佛大学读书的第一天,也是认识室友的时候。 某位室友的姓以“七世”结尾, 他家世世代代毕业于哈佛 ;某位女同学的 父亲 是西海岸大学的校长;某 还有个家伙 的姓跟这栋建筑的名字一样;某位女同学可能是一位印度贵族的孙女。 上海的霍华德• 顾 ( Howard Gu ) 和朱利叶斯•高 (Julius Gao) 希望过不多久也能加入这一群体。这两个孩子都是16岁, 父母都是企业家。他们的父母给自己的孩子每人花了 20 万美元 ,让他们参加一个为期几年的预备班。当然,很多培训项目的就在于此,但这个项目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孩子进去之后依然能够卓尔不群。 父母花的钱究竟能让他们得到什么呢?在上大学前的三、四年里,这些钱可以让他们周末上补习班、参加暑期学校以及小组旅行。 这个才成立两年的培训班,上海领导学院的 授课老师大多是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教学采取的是因材施教,但也并不完全是 儒家风格 :班级的规模很小,学生可以挑战老师的观点。 今年七月的某个炎热上午,上海黄浦江东岸一座不起眼的写字楼里, 顾 和高是仅有的两名学生,他们在一间教室里正在做着英语听力题。顾对英语听力小测验中做错的一道题不服气,他向老师李云(音)问道:“我认为这个选项不对,你可能忽略了一些问题。”教他们的李云,28岁,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她耐心地向谷解释这道题的依据。但是顾并未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不认为答案应该象你 那样得出来的。”不过,顾还是错了。 像这样一群来自特权阶级的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态度,不算令人吃惊。 顾家是亚洲最大超市设备供应商之一,它的客户包括家乐福和乐购 ,顾期盼着有一天能子承父业。高家则是中国电子行业和地产业的巨头,他打算在毕业后 去一家投资银行工作 。 对那些想让自己的子弟接手巨大商业帝国的家庭来说 ,为了让子女进入美国的顶尖大学,比起大学开支与申请准备工作的花费,20万美元都算不上什么。 在中国,为“富二代”举办的培训班渐渐流行起来。最近,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一个由政府批准的培训班。今年七月,100多名 “富二代”参加了这个培训班。他们在课堂上学习有关商业权力交接的课程。培训班还邀请解放军军人授课,让他们接受对党忠诚的教育。 这些孩子与所谓的“太子党”略有差别。“太子党” 指的是政治领导人的子女 。从北京的贵族学校毕业后,他们早早地在美国的常春藤大学或英国顶尖名校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孩子们姓王、吴、薄、也许还有胡和温。 与刘亦婷相比,顾和高的情况也不大相同。刘亦婷是成都的一名普通女孩,后来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2000年,她的父母出了一本畅销书,讲如他们何培养女儿进入中国知识分子最耳熟能详的美国大学。刘亦婷如今已29岁,她曾做过管理咨询,后在纽约一家 私募基金工作 。 中国已经越过了 只有百万里挑一的学生能进入西方精英大学的阶段,这些故事曾经是 人们一听说就会眼前一亮的奇迹 。现在,数以千计的中国特权学生正踏上的是一条平坦的人生之道。他们不仅可以参加名牌高中和周末预备班,还能在整个申请过程中享受咨询服务,包括面试和作文辅导,有些作文甚至是由别人捉刀代写。当然,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只适用于一些档次较低的学校,申请此类学校 的中国学生 人数 更少 。 在中国,新富一代的确有“阶级敌人”。领导学院——中文是“泽邸传承”教育,或可翻译为“家族荣耀传统教育“—— 他们同意让《福布斯》的记者来听课,并采访17名学生中的两名,顾和高,但要求记者不要透露学生姓名和家族企业名。 这所学院的联合创办者之一的周立伟,今年 36 岁,江苏人,毕业于中国的哈佛——北京大学。他说, 2001年-2002年去美国大学访问的时候,他意识到文科教育在美国的价值 。但在顾看来,这个学院的教育只是他在上海贵族学校的额外教育的一部分。他说,他也在“练习怎么做生意”,他在帮着他哥哥卖酒,主要是卖给同学的家长。 “我可以借此挣点儿零花钱,”顾顽皮地笑着说,“因为我买的股票跌了。”听起来他好像已经准备好入学哈佛了。 Jane Ho对此文有贡献 相关阅读: 中国农村子弟投师无门| 东西 每日电讯:中国新富 龙年 悉尼先驱晨报:热的发烫的房地产市场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译者频道—看中国”、“ 最新消息”、 “福布斯”、“译者fuge”索引。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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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处罚非法同居大学生无法可依

常言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作为教书育人的高校,制定校训校规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     但华南师范大学把同居和破坏别人婚姻都归入违反校规,违反者将受到警告、处罚甚至被开除的规定,却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也让该校一下子成为了“名校”。          华南师范大学一夜成名,虽说与教学质量挂不上钩,但与校园“管理”倒是沾得上边,而且是“花边”,因为校方干涉起了学生“花前月下”的事。     宾语的廉政空间相信华师大制定这个校规的出发点是好的,学校怕影响大学生的学习,也怕影响校园环境。但合理的出发点要通过合理的程序来保障,第一要具有可操作性,第二你不能违法违宪。     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我国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的权利。当婚姻法已经允许适龄大学生结婚的时候,“同居是否违法”自然成了伪命题,学生情侣间的性关系自然也就成了自由理性的校园性关系。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禁止婚前同居。同居分为婚前同居和婚后同居。扯了结婚证的人,同居在一起自然没有问题,既合乎法律,又合乎情理。没扯结婚证正在热恋的情侣,同居在一起似乎也没什么问题。而且从当下来看,同居率还相当之高。大学生同居是双方自愿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未婚男女之间两情相悦了,自然而然地就走在了一起;缘份尽了,分手也是两个人的事,你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同居关系,法院是不会受理的(《婚姻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既然婚前同居连法律都不过问,学生的同居率又相当之高,华南师范大学用校规来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能使高校的性行为变得地下泛滥,操作性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前几年曾有媒体报道:上海某知名高校女生宿舍楼下水道堵塞,经清理,发现堵塞物为大量避孕套,就很说明问题。     宾语的廉政空间疑惑的是,堂堂一所高等学府,不可能每个人都不懂法,这个校规也不可能是校长一个人闭门造出来的。之所以硬着头皮出台这么个规定,显然是“同居”现象太普遍了。据说,出台这么个新规是有缘由的:在广州的高校中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位从事家教的女学生,做兼职没多久,一天,请家教的女主人突然找到学校,控诉女学生与其老公发生了性关系,第三者插足已经让原本幸福的家庭面临妻离子散的局面。女主人强烈要求学校对学生进行管教。这种情况对校方来说,显然是丢面子的事,在无可奈何的同时,有人“眼前一亮”,想起了修改校规,干脆将“与异性非法同居”和“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中一方保持着为我国法律和道德所不容许的特殊关系,造成不良后果的”,一刀切地规定将会受到学校“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校察看处分”,以让学生少给学校“丢面子”。殊不知,高校的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依赖于一纸规章百事OK,不但不现实,也不利于构建和谐校园。         七夕节前,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联合中国红娘网对外发布了《2010年中国相亲现象对当代大学生婚恋观影响》的报告,对当代大学生的相亲婚恋观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功利性的社会价值观侵蚀了大学校园这块净土,社会上各种复杂的物质信息,如金钱、权贵、利益诱惑等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代的大学生婚恋观。城市里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大学生们倍感压力,超过半数以上的受访人群对“追求富二代”这种现象表示了认可,“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骑在自行车上笑”,“做得好,不如嫁得好”,“宁嫁黄世仁,不嫁80后”成了校园流行语,很多女大学生希望通过结婚转移生存压力。这些,绝非是一纸规定就能解决得了的。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请你记住:教育——首先是关怀备至地、深思熟虑地、小心翼翼地去触及年轻的心灵。”大学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任,要育好人,就要从心灵处关心学生,成为学生的导师与楷模,要在和谐的环境中引导学生通过品尝心灵靓汤来自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养成良好的观念和行为,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这是学校和全社会共同的课题 http://blog.qq.com/qzone/622006317/12819971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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